生态与全球经济

从生态后果的角度来说，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特征是全球经济的表现。“二战”以后，全球经济从两次大战之间的严重问题中复苏，从而开始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长期增长。在19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全球经济增长了6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9%，远远超过了工业时代（1820-1950年）每年1.6%的历史平均水平和近代早期、后哥伦布时代的世界（1500-1820年）每年0.3%的历史平均水平。1950-1973年间，增长达到了最高点，根据不同国籍的观察者的说法，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经济奇迹”、“辉煌的三十年”或“长期的繁荣”。出于包括上涨的油价和更高的通货膨胀在内的某些原因，世界经济在1973年后发展减缓，但并未停止。战后时代的经济发展成就了全球贸易、通信和旅行的复兴，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和技术进步。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大部分以前的殖民地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被整合或重新整合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半个世纪中，大多数亚洲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其繁荣水平和偶尔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与历史上的经济领袖（主要是西欧、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相匹敌。在1989-1991年间中欧和东欧的剧变中，苏联集团国家也开始了这一重新整合的进程，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这一时期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世界上最富裕的部分和那些仍然贫穷的地区之间，差距在不断增大。[1]

若干因素结合起来，共同支撑了战后时代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政治层面上，冷战的开始迅速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重组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被一个超级大国控制，尽管使用非常不同的方法，超级大国都拥有巨大的动力去激励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到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和全球重组已全面展开。美国的领导成为两个体系中较大那个的基础，这个体系将被证明是更具活力的一个体系，即资本主义秩序。“二战”期间，（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已经为这一体系奠定了基础。因为惧怕大萧条再次到来，盟国创设了一系列的机构，用于激励金融、贸易和政治领域的协作，并打击自给自足的解决方案。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和那些源自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者就是后来的世界银行。它们设立的宗旨在于为重建被战争蹂躏的国民经济提供资助。几年之内的谈判也达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旨在降低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限制。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因为拥有完整的经济基础且城市未受战争破坏而完好如初，美国得以从战争中崛起，这与日本、中国、苏联和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所遭受的人员损失，只是所有潜在对手所遭受的人员损失的一小部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它作为债权国而不是债务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或许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意义上，美国的工业实力是无与伦比的。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超越了英国，且从那时起，已经扩大其优势。美国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口有助于形成这种领先地位，其工业显示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也是如此。例如，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公司完善了流水线技术，而这些公司提供的相对高的工资，使得世界上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得以出现，这甚至在1941年美国参战之前就已发生。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当时美国一国的财力就占了全球财力的1/3还多，财政实力让它可以负担一项大规模的全球重建计划，稳定全球经济和遏制共产主义是其双重目标。美国庞大的财政资源意味着它可以集中数十亿美元用于援助欧洲（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的重建，以此来稳定两者并且助力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经济的快速腾飞，同时在全球建立政治和军事的同盟。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的强势稳定了全球金融体系，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是这样。[2]

1945年以后，社会主义世界的故事有些许不同。在“二战”期间，苏联是所有主要参战国里遭受损失最大的一个，人员损失超过了2000万。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俄国/苏联一直在遭受西方的入侵，所以当战争结束之时，斯大林并无心从东欧撤回红军。苏联，同西方盟国一样，由此开始塑造其势力范围。其中之一是，苏联试图在东欧打造一个经济集团，因此创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该组织成立于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试图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但它并不像西方最终建立起相对自由的贸易体制，这个组织几乎不增进经济一体化。相反，它有助于促进苏联与其东欧客户之间的双边贸易。[3]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苏联国家主导下的应急计划集中设计了大型化的发展——匆忙甚至狂热地建造庞大的冶金综合企业、水坝、矿山、新的工业城市、大型集体化农场等等——使这个国家能够迅速地将其自身从低水平的工业化转变成相对高水平的工业化，才足以在战争到来的时候击败纳粹德国。因此，假如我们用生产主义的观念狭隘地去定义成功，并且忽视国家主导的似乎有必要以如此大规模和在如此集中的时间段里进行的工业化对人类和自然界施加的破坏的话，这一发展模式可谓是一次成功。

“二战”以后，苏联继续遵循同样的模式。他们重建了战时遭到蹂躏的工业基地所在的区域，这是因为他们凭借自身能力从曾经的敌人那里（以重型机械和装备的形式，匆匆地把它们从被占领的德国搬走并运回国内）取得了赔偿。此外，他们还继续把注意力集中于提升国家的重工业产出，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更加灵活、消费者驱动型的经济体。这部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盲目迷恋重工业产出（诸如钢铁生产）；部分由于冷战，它需要大规模并持续地投资于军备。但是，部分的原因还在于苏联模式的成功和威望，它造就了工业化的、挫败了纳粹的战争机器。苏联集团的经济增长几乎与西方在黄金时代的增速一样快，尽管前者的总体基础比起后者要小得多。从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来看，东方为3.5%，而西方（包括日本在内）为3.7%。1928-1970年，苏联是一头经济猛虎，尽管还有战争、恐怖、“大清洗”和国家计划。由于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去改变他们的体系，在这几十年里，苏联的领导人继续通过自上而下、官僚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突出重工业的发展。[4]

全球各地的经济增长也有赖于一个关键的物质因素——能源。在20世纪，能源消费和经济扩张步调一致，意味着经济增长要求扩大能源输入。在全球经济繁荣期间，像“一战”以前和“二战”以后那样，全球能源消费也出现了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或经济紧缩的时期，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间那样，能源消费的增速同样也大大减缓。在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的巨大规模要求能源输入大大超出之前所有的历史时期。[5]

在能源的生产与消费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主要的能源生产国首先得益于地理财富。在19世纪，英国巨大的煤炭储量帮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产地。然而，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巨大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使它超越英国，其地位至今无可撼动。“二战”以后，苏联也赶超英国，并且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直到苏联在1991年不复存在，这一情势才有所改变。在20世纪末，中国、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加入进来，同美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起，成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

能源消耗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它与地质学几乎没有关系。一般而言，较多的财富需要有较多的能源来满足舒适的消费水平，而同时更多的能量被有效地利用，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1950年，富裕的工业化世界消耗了地球上绝大多数（93%）的商业生产的能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百分比有所下降，因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工业生产连带着财富、人口在不断增长。截至2005年，这一比例降低到60%多一点的水平。尽管如此，在整个战后时期，能源消费的绝对水平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一直都是最高的。1945年以后的大部分时期内，加拿大和美国位于每年人均能源消费列表的顶端，最近，一些波斯湾小国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能源消耗并不总是取决于化石燃料的占有量。日本即是一例，它几乎没有煤和石油的资源，但仍接近全球能源消耗列表的顶端。在另一端，世界上穷国的能源消耗比率只占世界最富裕国家的很小一部分。[6]

加拿大和日本在能源消费之间的对比指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能效。在20世纪末，日本与加拿大相比，生产价值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需的能源当中，前者大约只需要后者的1/3。欧洲经济几乎与日本经济同样高效。另一个极端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迅速工业化中的国家，它们的能源效率仅有日本的1/6~1/5，加拿大和美国的1/3~1/2。这样的数字突出体现了两个特质。首先，国民经济的能源效率倾向于遵循一种历史模式。典型经济的能源消费在进入快速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阶段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源密集度）迅速上升。当经济开始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利用能源的时候，能源密集度通常会从这个峰值开始长期的逐渐下降的阶段。这是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达到了峰值，加拿大在1910年左右达到峰值，美国在1920年左右达到峰值。然而，也不是所有的经济都以这种方式运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经济保持着稳定却相对低的能源密集度。其次，富裕世界之中的显著的能效变化显示出，以比加拿大和美国低得多的水平利用能源而变得富裕，是有可能的。为何从产业结构到区域性气候再到郊区化模式，富裕世界的国民经济存在差异，其中有很多影响因素。比较数据表明，除了能源消耗水平仅为美国和加拿大的1/4~1/3，日本的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食物可利用性）没有大幅超越。[7]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战后时期也是世界历史上人口持续增长率最高的时期。上升的人口有助于解释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更多的人通常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活动。但是除此之外，这个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候，人口增长发生在正经历着强劲的经济增长的国家里。但是在另一些时候，在另一些地方，人口增长率如此之高以致造成了问题，从而消除了任何人均经济收益。如果可以对这个关系进行任何概括的话，它应当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及其影响，包括城市化和财富积累在内，从长远看趋向于降低生育率，并由此降低人口增长率。到1945年的时候，这一进程已经在富裕世界持续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它在战后时期得以继续发展，导致了人口缓慢增长或人口根本不增长的社会的出现。尽管预期寿命更长了，这个情况依然出现。澳大利亚的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69.6岁提高到1987年的76岁。瑞典的预期寿命增加了6年，意大利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0年，日本的预期寿命几乎增加了20年。富裕世界的经济因此不得不面临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经济并发症，包括较高的社会保障金和较少的年轻工人来赡养老年人。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率也成为那些正在经历快速经济变化的比较贫穷的社会的发展轨迹的特征。最初，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对东亚经济体（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经济成功也导致了较低的人口增长率。[8]因此，人口增长虽保障了1945年以后的经济扩张，正如它在之前所做的那样，但增长快到一定程度也会危及人均收益。当它在1975年以后速度放缓的时候，代际公平问题（主要是不可持续的养老金承诺）隐约可见，至少在富裕世界是这样，这可真是不祥之兆。

[1]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1, A Mille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2006),125-126.

[2]Jü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Petersson,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94-103; J.R.McNeill,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orces in Environmental Change, Decadal Scale (1900 to 2000),” in Sustainability or Collapse? An Integrat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People on Earth, ed.Robert Costanza, Lisa J.Graumlich, and Will Stef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7),307-308; Jefry Frieden,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2006).

[3]Ivan Bere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1944-1993: Detour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1970-200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7-25,32-34;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1, table 3-5;Robert C.Allen, From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volutio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5]尽管生物量对世界上贫穷地区的数百万个家庭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但它并未被包含在这些数字当中。生物量趋向于在商业经济以外被收集和使用，因此，它大多未经报道。见Vaclav Smil, Energy in Nature and Society: General Energetics of Complex Systems(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8), chap.9（特别参见图9.1）。

[6]同上，第241-243，257-259页。

[7]Vaclav Smil, Energy at the Crossroad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Uncertainties (Cambridge,MA: MIT Press,2005),65-105.

[8]Massimo Livi-Bacci, 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 Blackwell,1992), table 4.3;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2006), table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