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158]
1872年9月2—7日
公民们 ［注：在传单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们”，而是“工人们”。——编者注］！
自从我们上一次在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以来，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在这两场战争以前就已经爆发，曾同这两场战争同时进行，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的还有第三场战争，——这就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
巴黎的国际会员们 ［注：在“国际报”、“自由报”等报纸上，这段话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当帝国要求法国通过新的全民投票来使它的存在神圣化的时候”。——编者注］公开而明确地警告过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法国国内专制和对外战争。 [159]1870年4月23日，即全民投票的前夕 [160]，他们被逮捕了，借口是他们参加了谋杀路易·波拿巴的阴谋。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城市也跟着逮捕国际会员。总委员会在1870年5月3日的声明中说 [161]：
“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会同已经传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嚣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骗局。”［注：在传单和“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我们看对了。”——编者注］
而事实上，在十二月帝国倾复以后它的后继者们公布的文件也已经证实，最近这次阴谋是由波拿巴警察当局亲手制造出来的 [162]，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耶在一个秘密通告中直接指示他的下属说：
“必须逮捕国际的领导人，否则全民投票便无法令人满意地进行。”
全民投票这出闹剧演完以后，在7月8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果然受到路易·波拿巴的法官们的审讯，但这仍然只是因为他们“罪恶地”参加了国际，而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臆造的阴谋。 [163]可见，波拿巴政府认为，要发动一场法国任何时候都没有遭到过的为害最大的战争，就必须先对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各支部进行征伐。不应该忘记，法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地摈弃了全民投票。也不应该忘记，
“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1870年7月23日“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164]）。
全民投票以后几个星期，波拿巴主义的报刊就开始在法国人民中间煽起好战狂热，巴黎的国际会员们不顾政府的迫害，于7月12日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痛斥正在发动的战争是“犯罪的疯狂行为”，而且对“自己的德国弟兄们”说：
“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他们声明说：“我们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不承认任何国界。”
[165]
这个号召在德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因此总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断言：
“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7月23日宣言）
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前，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一直被囚于狱中。而协会的其他会员每天都被当众痛骂为被普鲁士收买的叛徒。
第二帝国像它以模仿剧开始一样，以色当投降而告终，于是普法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变成了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普鲁士曾不止一次地庄严宣称，它拿起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击退外国侵略，而现在则抛开了假面具，宣布进行侵略战争。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仅要在法国反对共和国，而且也要在德国反对国际。在这里我们只能对这一斗争的经过作一个概略的叙述。
宣战以后，北德意志联邦的大部分领土（汉诺威、奥登堡、不来梅、汉堡、不伦瑞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省）马上宣布戒严，让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在那里逞凶肆虐。这种作为防御外国入侵的措施宣布的戒严，立即变成了一场反对德国的国际会员的战争。
在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的第二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考虑到邦的法律的情况下成立的国际支部——的不伦瑞克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瓜分法国，要求实现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且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166]宣言谴责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意图是一种犯罪行为，其结果会使整个德国都变成普鲁士的兵营，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一种常规。9月9日，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下令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给他们戴上镣铐，发配到600英里以外位于俄国边界的普鲁士要塞勒特岑去。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卑鄙虐待同国王的贵宾在威廉堡 [167]受到的特意款待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大肆逮捕并把工人们从德国这个邦流放到那个邦去，尽管封闭工人报刊，尽管进行军事镇压和警察百般刁难，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仍旧按照国际的精神和根据不伦瑞克宣言行动。因此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9月21日 ［注：1870年。——编者注］下令禁止社会民主党举行任何集会。这道禁令被10月5日的另一道命令废除了，在后一道命令中他狡黠地指示警探们，
“要把一切公开发表言论鼓励法国反对德国提出的和谈条件的人都报告给他本人，以便他能够使这些人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致为害”。
普鲁士国王一方面让毛奇照料国外的战争，另方面自己则竭力使国内的战争发生新的转变。根据他本人10月17日的命令，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必须把勒特岑的囚犯们交给不伦瑞克地方法院审理，而该法院则应该找到法律根据把他们囚禁起来，或者交回给残暴的将军严加看守。
自然，全德国都效法了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的先例，而俾斯麦在外交通告中却采取了一种侮辱欧洲的手法，把自己装扮成维护法国主和派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义愤填膺的卫士。正当他要求法国要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国民议会的时候，在德国本国他却因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曾在德国国会中代表国际发言反对过他而下令把他们关进监狱，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阻止他们再度当选。
[168]
他的主子征服者威廉支持了他，从凡尔赛发出了命令，延长了戒严的期限，就是说，在整个选举期间废除一切民法。国王实际上只是在同法国签订和约两个月以后才准许在德国解除戒严。他顽固地坚持在国内实行戒严，他多次亲自参与对他自己德国内的俘虏的处理，这一切证明，在无敌武器的轰隆声中和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疯狂的喝彩声中，他对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恐惧。这是物质暴力对精神力量的迫不得已的重视。
这场反对国际的战争起初只是在法国（从全民投票日起到帝国崩溃为止）进行，后来只是在德国（在共和国反对普鲁士的整个斗争期间）进行，但是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之日起以及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成为遍及一切地方的战争了。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外国发出了通告，要求把公社流亡者 ［注：在传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社流亡者”，而是“公社委员”。——编者注］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并且号召对国际——这是以法夫尔本人为当然代表的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敌人——发动一次全面的十字军征讨。 [169]奥地利和匈牙利立即响应了这个号召。6月13日，在佩斯对他们认为的工人联合会的领袖进行了强盗式的突然袭击；他们的文件被没收了，他们本人被逮捕并被控以叛国罪而交付法庭审判。 [170]这时正在佩斯的国际维也纳支部的某些代表也被解送到维也纳去作同样处置。博伊斯特再向议会要求并得到了3万英镑，
“作为政治情报工作的开支，因为国际日益危及整个欧洲，这种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从此以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便建立了对付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恐怖统治。奥地利政府甚至在垂死的时候还拚命挣扎着抓住它旧有的、扮演欧洲反动派的唐·吉诃德角色的特权不放。
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出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杜弗尔向自己那个地主议会提出了一项现在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只要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或承认它的原则，就以犯罪论处。梯也尔以证人身分向地主议会的杜弗尔法案委员会讲话时，吹嘘说这个法律是他本人睿智的产物，说什么他自己最先发现了这个可靠的法宝：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付异教徒的办法来对付国际。但是，即使这一点他也不能以独创性自诩。早在他就任社会救主的职位以前很久，统治阶级用于国际会员的这种真正的法律理论就已经由维也纳各法院制定出来了。
1870年7月26日，奥地利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卓越的代表们被认为犯了叛国罪，判处每月禁食一天的多年苦役。判决书的原文如下：
“犯人们自己供认，他们接受了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工人代表大会（1869年）的纲领，并根据这个纲领进行了活动。这个纲领包括了国际的纲领。国际的建立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从有产阶级的统治和政治上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同奥地利国家的现存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凡是接受和传播国际纲领的基本原理的人，就是进行预谋颠复奥地利政府的活动，从而犯了叛国罪。”
1871年11月27日，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作出了判决。他们被判处了期限不同的监禁。法院非常明确地把维也纳作出的判决书的根据当做先例加以援引。
在佩斯，被监禁的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经受了英国政府用以对待芬尼亚社社员 [171]的那种卑鄙虐待几乎整整一年以后，才在1872年4月22日出庭受审。在这里检察官也要求按照维也纳制定的法律理论将他们治罪。但是，他们被宣告无罪。
在莱比锡，1872年3月27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控犯有图谋叛国罪，判处了两年要塞监禁，——也是根据维也纳作出的那份判决书。所不同的只是维也纳法官们的判决在这个场合是由萨克森的陪审员们批准的。
在哥本哈根，国际中央委员会的三位委员布里克斯、皮奥和盖列夫于5月5日 ［注：1872年。——编者注］被投入监狱，因为他们不顾警察当局的禁止，坚决要举行露天集会。他们在被关进监狱以后才得知，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具有更加一般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同丹麦国家的存在不相容，因此，单是宣传这种思想就构成了违反丹麦宪法的罪行。又是维也纳制定的那一套法律理论！被告直到现在还被拘留，听候审讯。
由于对茹尔·法夫尔关于引渡公社社员的要求作了表示支持的答复而大出风头的比利时政府，赶忙通过马鲁提出了一个照抄杜弗尔法的法案。
至圣的教皇庇护九世在告瑞士天主教徒晋谒团书中发泄了他的愤怒。
他说：“你们的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应当为那个叫做自由的东西作出重大的牺牲。它给大批最下等的人提供了避难权。它在自己国内容忍一个叫做国际的教派，而这个教派是想要像对待巴黎一样来对待整个欧洲的。对于国际的这些先生——说来他们根本称不起什么先生——是应当加以提防的，因为他们是按照天主和人的死敌的利益来行事的。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应该为他们祈祷。”
先把他们绞死，然后再为他们祈祷！
受俾斯麦、博伊斯特和普鲁士特务头子施梯伯支持的奥皇和德皇于1871年9月初在萨尔茨堡会晤，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神圣同盟。
俾斯麦私人的moniteur〔通报〕“北德报”[172]声称：“只有这种欧洲同盟才是拯救国家、教会、财产、文明，一句话，拯救欧洲各国所赖以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显然，俾斯麦的真正目的是保证自己在即将爆发的对俄战争中获得同盟者，而国际不过被用来撩惹奥地利罢了，就像斗牛者用红布来撩惹公牛一样。
朗扎干脆下令禁止国际在意大利活动。萨加斯塔宣布国际在西班牙不受法律保护， [173]他大概指望以此来博得英国证券交易所的好感。自从农奴制废除以来被迫采取一些冒险措施——今天对人民的要求做些小心翼翼的让步，为的是明天能够把这些让步收回——的俄国政府，从迫害国际的普遍号召中找到了在国内重新加紧反动的借口。为了刺探我们协会的秘密，它在国外进行活动，劝说一个瑞士法官当着一个俄国密探的面搜查俄国的国际会员、我们的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日内瓦“平等报”的编辑吴亭的住宅 [174]。只是由于瑞士的国际会员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才防止了瑞士的共和国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引渡给梯也尔。
最后，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虽然没有能够在大不列颠本土按照这种精神行事，但是至少也证实了他的善良意图：它在爱尔兰肆意使用警察恐怖手段来反对我们在那里建立的支部，并且命令它的代表在国外收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情报。
但是，欧洲各国政府合力谋划的一切镇压措施，同文明世界的造谣力量发动的诽谤战争相比，都会黯然失色。强加于国际的各种无中生有的事件、对国际的“秘密”的揭露、无耻伪造的公文和私函、耸人听闻的电讯，接二连三地迅速出现；出卖灵魂的可敬的报刊所控制的一切诽谤的闸门一下子都打开了，卑鄙龌龊的洪流汹涌而出，要把可恶的敌人淹死。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时候，全世界传遍这样一个电讯：这是国际干的恶毒勾当；他们没有把荡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说成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总委员会在它过去各次年度报告中通常总是对协会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成就作一个概述。公民们 ［注：在传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们”，而是“工人们”。——编者注］，这次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个惯例的原因，你们当然会了解。况且各国代表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弥补这个缺陷，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可以谈到什么程度为止。我们只是指出，自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尤其是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以来，国际在英格兰的和爱尔兰本地的爱尔兰人中间，在荷兰、丹麦、葡萄牙都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巩固了自己在合众国的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了分支。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48年时期，工人阶级在没有国际组织时和有了国际时的区别就显得特别明显。要使工人阶级自己认识到1848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曾经需要很长的岁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
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聚会在一起，为的是加强旨在解放劳动和消灭民族纠纷的协会的战斗组织。几乎与此同时，旧世界的帝王们也在柏林聚会，为的是锻造新的锁链和策划新的战争。
[175]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8月底
1872年在不伦瑞克印成传单：“伦敦总委员会在国际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作的正式报告”，并载于1872年9月18日“人民国家报”第75号；1872年9月29日“自由报”第39号；1872年10月6日“国际报”第195号；1872年10月5日和13日“解放报”第68、69号；1872年10月5、12和19日“国际先驱报”第27、28和2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并根据德文传单校对过
[158] 在执行委员会1872年7月19日会议上，马克思受托起草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作为报告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马克思提出的报告于1872年8月底经总委员会会议批准。9月5日，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用德文宣读了这个报告；在宣读之前，马克思告诉与会者说，因为报告决定要在报刊上发表，所以他不得不只是概略地谈到国际的工作。接着，总委员会的报告由代表大会的一些书记分别用法文、英文和荷兰文宣读，并经全体代表通过，只有西班牙代表——同盟盟员们在表决时弃权。报告发表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国际的报刊上，并用德文印成传单。总委员会报告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1933年“共产国际”杂志第7—8期上。——第143页。
[159]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人协会联合总会反对全民投票的宣言”1870年巴黎版（《Manifeste antiplébiscitaire des sections parisien-nes fédérées de l'Internationale et de la chambre fédérale des sociétes ouvrières》．Paris，1870）。——第143页。
[160] 1870年4月23日，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举行全民投票的法令，目的在于巩固拿破仑第三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问题是被这样提出的：如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全民投票于1870年5月8日举行。——第143页。
[161] 指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3—484页）。——第143页。
[162] 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底至1871年在巴黎发表的两卷集“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该书第一卷中载有大臣奥利维耶下令逮捕国际会员的那些紧急文件。——第144页。
[163] 指1870年6月22日至7月8日进行的对国际巴黎组织成员的第三次审判。被传讯的有38人，其中包括瓦尔兰（他躲藏起来了）、弗兰克尔、若昂纳尔、阿夫里阿耳、沙兰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著名活动家。被告分别被判处两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罚款。——第144页。
[16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页。——第144页。
[165] 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7月12日法国报纸“觉醒报”第409号上，在呼吁书上签字的有150名国际会员。国际的许多报纸也转载了这个呼吁书。——第145页。
[166] 设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1870年9月5日发表了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宣言发表在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但是，在宣言发表以前，在9月9日，不伦瑞克委员会全体委员即遭逮捕。——第146页。
[167] 威廉堡（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掳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146页。
[168] 1870年11月26日在德意志国会讨论关于增加反法战争拨款问题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不准兼并。1870年12月17日倍倍尔被捕，随后不久李卜克内西也被捕。
虽然如此，在1871年3月的普选中，倍倍尔又被选为国会议员。——第147页。
[169]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这个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要求把公社流亡者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的紧急通告标明的日期是1871年5月26日。——第147页。
[170] 工人总联合会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该联合会的活动遍及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和匈牙利各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联合会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联合会的领导人（卡罗耳·法尔卡什、安塔耳·伊尔林格尔、维克多·居耳菲尔迪）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匈牙利支部，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直接同马克思有联系。1871年6月11日，联合会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游行示威。因此，政府解散了该联合会，而联合会的领导人和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工人运动的代表一起，都被控叛国而遭到逮捕。但是由于指控没有任何证据，并且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被告都被宣告无罪。——第148页。
[171]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总委员会挺身捍卫被捕者，公开抗议对他们的野兽般的虐待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和言论中系统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6—247、664—669页）。——第149页。
[172]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一家保守派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150页。
[173] 指意大利内务大臣朗扎1871年8月14日勒令解散国际各支部的通告。根据这个通告，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的一个大支部——那不勒斯支部被摧毁了。
1872年1月，西班牙内务大臣萨加斯塔也发布了一个勒令解散国际的组织的通告。朗扎和萨加斯塔的这两个通告似乎是意大利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对茹·法夫尔呼吁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号召的答复。——第150页。
[174] 搜查吴亭的住宅以及审查他个人的文件和国际的文件的事是在1872年1月26—28日发生的。日内瓦各支部的州委员会对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阴谋的这种表现，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在2月6日的集会上为此通过了一项专门的决议。国际总委员会也在2月20日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9—530页），这个声明发表在国际的报刊上。——第151页。
[175] 指1872年9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在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中也包括关于共同对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问题。——第152页。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