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

[307]

一

引言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的体现者，因此，它必然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敞开门户。国际的创建者和新旧大陆各个工人组织的代表，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协会的共同章程，他们没有注意到，国际纲领的广泛本身有可能让游民钻进来，并且在它内部建立不是要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和各国现存政府，而是要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就是这样的组织。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个秘密组织。代表大会委托五个人（公民库诺、吕肯、斯普林加尔、维沙尔和瓦尔特，最后一人退出了）组成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9月7日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代表大会决定：

1．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

2．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

3．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

由于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委员会没有可能把它做报告所依据的那些文件公布出来，所以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住在伦敦的委员、公民维沙尔把文件交给了记录委员会[308]，现在由记录委员会自己负责把它们转录在后面的报告中。

同盟事件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在代表大会期间工作的调查委员会只来得及审阅为做出实际结论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文件，而大部分俄文文件未能加以研究；所以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只包括了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报告现在已不能认为是很完全的了。因此，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这些文件的精神和意义，我们不得不叙述一下同盟的历史。

我们所公布的文件有好几类。其中有些已经单独发表，主要是用法文发表的，但是要想正确地理解同盟的精神，就必须把它们同其他文件加以对比，因为这样一对比，它们就会更加清楚。公开同盟的纲领就属于这类文件。其他文件是国际的文件，都是第一次刊印；其中有一部分是秘密同盟西班牙支部的文件，这个支部的存在是1871年春天被同盟的一些盟员公开揭露出来的。凡是注意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运动的人，都只能把这些文件看做是关于现在或多或少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的更加确凿的资料。这些文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是第一次公布，而在于它们是第一次被互相加以对比，因而能揭示出决定这些文件出现的整个秘密活动，特别是在于我们能把它们同以下两类文件加以对比。第一类是用俄文发表的文件，它们揭露出同盟的真实纲领和行动方法。这些文件由于用俄文写成而难以看懂，所以迄今西方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就使得作者们可以在文件中尽情地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和表达方式。我们所引用的这些文件的准确译文可以使读者正确地评价同盟的头目们的智力水平、道德水平、政治水平和政治经济学水平。

第二类文件只有一个，就是同盟的秘密规章；这是在这个报告中初次公布的唯一的一个篇幅较大的文件。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把策划阴谋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文件公诸于世对革命者来说是不是允许的？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些秘密规章直接标明属于同盟事件调查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公布的文件之列，没有一个代表投票反对这样做，甚至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那位委员也是这样。可见，代表大会坚决指示公布这些文件，而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必须贯彻执行。事实上，有必要做如下的说明：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最后，这个团体在俄国完全窃取了国际的地位，并且在国际的名义的掩饰下犯刑事罪，进行诈骗、谋杀，政府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却把责任加在我们协会身上。而对于所有这些事实，国际都应该默不作声，因为对这一切应负罪责的团体是秘密的！国际手中握有自己的死敌——这个团体——的规章；在规章中它公开宣布自己是当代的耶稣会，并且声称在实践中使用耶稣会的一切办法是它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章使这个团体对国际采取的一切敌对行动立即得到了说明；但是国际却不能够利用这些文件，因为这就意味着出卖秘密团体！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用沉默的办法来遮盖这些阴谋，从我们这方面说来不仅是一种首先就会遭到同盟的首领们嘲笑的幼稚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虽然是秘密同盟的盟员，但当这个团体刚一采取公开与国际为敌的立场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这个团体的存在及其行动方法的国际西班牙会员说来，这将是一种背叛行为。更何况这些秘密规章的内容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他们本人用俄文发表的文件中都已经有了，而且表达的形式还更为明确。这些规章只不过是证实那些俄文文件罢了。

让同盟的首领们去喊什么背叛吧。我们将使他们受到工人们的蔑视，同时也将使他们得到各国政府的垂青，因为他们由于破坏工人运动而对各国政府有不可估量的劳绩。苏黎世的“哨兵报”在答复巴枯宁时完全有根据说：

“即使你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你造成更大的危害。”

[309]

二

秘密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纯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出自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死产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后裔。当米哈伊尔·巴枯宁突然想要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角色的时候，国际已经根深蒂固。国际给他提供的，只是同一切国际会员一样的活动场所。为了在国际内崭露头角，他就必须首先进行顽强的、忘我的工作来为自己赢得声誉；但是，他认定，在和平同盟的资产者们方面他可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可以有一条更便捷的途径。

于是，1867年9月他设法当选上了和平同盟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郑重其事地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同凡尔赛的现任议员巴尔尼一起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灵魂。为了要当和平同盟的理论家，巴枯宁曾经打算在该同盟的保护下出版一本名为“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著作［注：这部各种主义的圣经只印到第三印张就由于没有续稿而停印了。[310]］。但是，不久他就看清了，和平同盟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自由派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虚夸辞藻的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相反地，国际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因此，他便开始幻想使和平同盟加入国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设法通过艾尔皮金的介绍于1868年7月被接受为日内瓦中央支部［注：国际的支部。——编者注］的成员；另方面，他又在和平同盟的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决定，向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在两个团体之间缔结攻守同盟的建议。为了使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能批准这个热情洋溢的倡议，巴枯宁起草了一个秘密通告，然后又说服委员会通过了这个通告并把它散发给和平同盟的“先生们”。[311]他在这个通告中坦率地承认，和平同盟直到现在始终是一出可怜的闹剧，只有以“各国人民的联盟、工人的联盟”去对抗压迫者的联盟，才能使自己具有意义，

“……只有当我们希望成为千百万工人的诚挚的和真正的代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个神圣同盟的天赋使命，就是赐给工人阶级一个自封的资产阶级议会，而工人阶级就会把有关自己的政治领导的事务委托给这个议会去管理。

通告最后说：“为了成为一种有用的、现实的力量，本同盟应当成为伟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现在为欧美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所如此成功地发展和传播的那些原则的纯粹的政治体现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和平同盟的建议。巴枯宁大失所望，愤怒万分。一方面，国际避开了他的监护。另方面，和平同盟主席古斯达夫·福格特博士又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

他写信给巴枯宁说：“或者你不相信我们的邀请会获得成功，那你就是败坏了我们同盟的名誉；或者你知道你在国际中的朋友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意外礼物，那你就是以不体面的办法欺骗了我们。我问你，我们怎样向我们的代表大会交代……”

巴枯宁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他让所有愿意看的人都看过。

他写道：“我没有能够预见到，国际的代表大会竟会用如此粗暴和傲慢的侮辱人的态度来回答我们；但是，这是由于某一个仇视俄国人的德国人集团〈他向别人口头解释说，指的是马克思的“集团”〉的阴谋所引起的。你问我，我们将怎么办？我将争取能荣幸地在我们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以委员会的名义来回答这种粗暴的侮辱人的态度。”

巴枯宁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改换了自己的装扮。他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要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的平等，希望以此来胜过这个同盟中目前只要求两性平等的那些太太们。可是他又失败了，于是他在一小撮少数派的陪同下离开了代表大会，前往日内瓦 ［注：在脱离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任波拿巴警探的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那不勒斯的律师甘布齐（见有关意大利的那一章）、后来任公开同盟书记的茹柯夫斯基，和一个现在属于最最反动的政党的日内瓦洋铁匠布特纳等人的名字。］。

巴枯宁所幻想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不应该局限于公开的联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规章（见“文件”第一号 ［注：见本卷第504—505页。——编者注］）中已经指明，巴枯宁在这个同盟内部就已经奠定了必须领导这个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基础。不仅各个领导机关的名称同和平同盟各机关的名称相符（常设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民族委员会），而且在秘密规章中还宣称，“多数创建同盟的盟员”都是“过去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他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为此目的，他在日内瓦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公开的）。表面看去，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开团体，它虽然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却应该有不从属于我们协会的特殊的国际组织、中央委员会、民族局和支部；在我们的年度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同盟应该公开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在这个公开同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同盟，它又处于一个更加秘密的国际兄弟同盟——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的领导之下。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的秘密章程指出，在这个同盟中有“三级：一、 国际兄弟会；二、 民族兄弟会；三、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组成神圣的红衣主教会议，他们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和各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则组成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本身要对“宪法会议”，或者说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国际兄弟组成的全体大会负责。这些同盟兄弟

“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敌人。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但是，由于这一条把“一百人”的政治行动推迟到希腊朔日 ［注：朔日是古罗马人对每月第一天的称呼。希腊日历中没有朔日这个名称。推迟到希腊朔日是指永无实现、永无成功之日。——译者注］，由于这些不妥协派又不愿意放弃同社会职务有关的那些好处，所以第八条规定：

“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

我们谈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同盟的头目们怎样急急忙忙地把这一条规定付诸实践。国际兄弟

“是兄弟……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护”。

涅恰也夫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可能范围是什么意思。

“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比埃特里和施梯伯之流只是用那些下贱的、堕落的人来当密探。而同盟为了使自己的伪兄弟能打入各个秘密团体，并叫他们刺探这些团体的秘密，竟不惜强迫那些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领导“世界革命”的人物去当密探的角色。——而且这个革命丑角是用闹剧的形式在干卑鄙下流的勾当。

“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

二、民族兄弟由国际兄弟根据同一个计划在每一个国家内组织成民族协会，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三、到处招募成员的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拥有 常设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它召开的全体成员的会议，称为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这种大会每年在国际的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举行一次，或者在非常的情况下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召开。

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和“同盟的执行委员会”；它分为 中央局和 监察委员会两部分。由三名至七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局是同盟的实际执行权力机关：

“它接受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

这个中央局异想天开地要成为亦驴亦马，成为既秘密又公开的东西；因为

“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

由此可见，早在同盟还没有产生以前，巴枯宁就事先建立了对自己的“亲爱的同盟”的这一整套秘密的和公开的领导了。而那些后来参加随便什么选举的盟员，只是在他表演的这出闹剧中跑龙套罢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毫不客气地宣布这一点；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任务是给中央局发布指示，但是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支部，因为它的决定，即使是经多数通过的决定，只是在中央局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反对这些决定的情况下，中央局才必须执行，如果提出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大会。

“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中央局为自己规定了应有尽有的宪法保证。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设想，这个自治的中央局至少也是由日内瓦中央支部自由选举产生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临时中央局是

“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的。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而各自回国去了〈只有巴枯宁例外〉”。

可见，创建同盟的盟员只不过是脱离了和平同盟的几个资产者。

因此，攫取了整个同盟的制宪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常设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任命自己的。这个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执行代表团——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自封的而不是由这个委员会任命的。这个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中央执行局也不是由支部选举产生，而是由一致“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的一小撮人强加于该支部的。

可见，“公民Ｂ”就是同盟的根本台柱。为了使他能一直担任这个首要角色，同盟的秘密章程一字不差地作了如下规定：

“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

而在这个总统制还没有建立以前，已经有了总统——永恒的 ［注：原文是《permanent》，即“永恒的”，“经常有效的”。——编者注］“公民Ｂ”。

因为同盟是一个国际团体，所以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有民族委员会，它

“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

要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有三名委员就足够了。为了保证切实保持教阶制的联系，

“民族委员会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

各个民族委员会

“应当保证这样来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这就是在同盟分子的语言中的所谓自下而上的组织建设。这些地方组织除了一个权利以外别无其他权利，这就是把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呈送民族委员会，以便提交

“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一旦这个独裁的、教阶制的秘密组织加入了国际以后，剩下的事就只是破坏国际了。为此，只要把国际的各个支部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治的支部，并且把国际的各个中央机关变成简单的信箱，变成“通讯统计局”（后来他们真的打算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永恒的“公民Ｂ”的革命功勋簿并不怎么光荣，他还不能因此就指望在秘密同盟中特别是在公开同盟中，永远保持他所包揽的经常专政。所以，必须用民主的漂亮辞句加以掩饰。于是，秘密规章规定，临时中央局（应读做：永恒的公民）在同盟的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举行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而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将任命新的常设中央局的委员。但是，

“由于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来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织，使它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的人（如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会能够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这些指示并不是波拿巴的大臣或地方长官在选举前夕发布的，而是超等的反权威主义者、毫无保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自下而上的组织的传道者、主张支部自治和各自治小组自由联合的巴亚尔——圣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永恒职位而发布的。

我们分析了旨在使“公民Ｂ”的专政得以永存的秘密组织；现在再看看他的纲领。

“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以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瞧，这就是革命的革命性！为了达到这个惊人的目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用普通革命者通常使用的手段去同现存的国家和政府作斗争，而是相反，用虚夸的、说教的言词去攻击

“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

因此，问题在于，要推翻的并不是波拿巴的、普鲁士的和俄罗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国家这个东西、哪里也不存在的国家。但是，如果说这些国际兄弟在他们同这个虚无缥缈的国家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善于避开实实在在的国家用来对付普通革命者的警察皮鞭、监狱和子弹的话，那末另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保留着只有经教皇的允许才能得到的，利用这些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国家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权利。意大利议员法奈利、萨瓦公爵亚马多的政府官员索里阿诺，还有波拿巴警探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的例子，都表明教皇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谅解精神……这就是“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公民Ｂ反对国家这一抽象观念的“阴谋”丝毫也不会惊扰警察局的原因。

因此，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颁布关于废除国家的命令，正如巴枯宁于9月28日在里昂所做的那样，尽管这样废除国家必不可免地是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因此他就声称，一切想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建立革命国家”的革命者，比一切现存政府还要危险得多，

“我们——国际兄弟——是这些革命者的天然敌人”，

因为破坏革命是国际兄弟的首要义务。

对这些关于立即废除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大话，在总委员会1872年3月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第37页 ［注：见本卷第53—54页。——编者注］上已经作了回答。“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可是，我们彻底研究一下，无政府主义的福音书将导致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假定，可以用法令来废除国家。根据第六条的规定 ［注：见本卷第510页。——编者注］，这一行动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破产，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预，停止缴纳任何捐税，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同时烧毁一切规定了财产权的文书契约以及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并把这些协作社联合起来，“组成公社”。这个公社将给因此被剥夺了财产的个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让他们自由地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

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追随者都那样愚蠢，以致看不到有必要给他们一个组织计划，以保证实际实现他的命令。这计划就是：

“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同盟的这些街垒真奇怪，在这里不是打仗，而是填发委托书〉。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

用这种方法组成为公社的起义首都，那时会向国内的其他公社宣布，它放弃管理这些公社的任何企图；它号召这些公社按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可以撤换的并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前往约定的会晤地点，以便成立起义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 力量组织起来。这个组织不局限于一个起义国家的各个公社；其他省或国家也可以参加这个组织，但是

“站在反动派方面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则将不准加入”。

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是废除国界，另一方面是宽大无边地容忍那些将会迅速恢复内战的反动省份，这两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可见，在这个由街垒－讲坛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中，首先有一个公社委员会，然后有各个执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管执行什么任务，肯定都要借助某种权力并且依靠社会强制力量；接着又有一个完整的联邦 议会，其主要任务应当是组织这种 社会强制力量。这个议会同公社委员会一样，应当把 执行权力交给一个或几个 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仅仅由于这一个事实便具有权威的性质，这种权威性质在斗争过程中要愈来愈加强。这样一来，“权威主义国家”的一切因素又会逐渐恢复；而我们就是把这个机器称为“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公社”，那也没有多大意义。名称不能改变事实；自下而上的组织在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存在，而限权代表委托书则早在中世纪就已经为人所知了。而且巴枯宁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第八条 ［注：见本卷第511页。——编者注］中）把自己的组织称为“新的革命国家”。

这个革命计划的实际价值更是不值一提，因为根据这个计划，人们不去战斗，却进行争论。

现在我们就来揭开同盟的所有这些装有两层和三层夹底的箱子中的秘密吧。为了实现这个正统的纲领，使无政府状态沿正确的道路发展，

“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

“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总之，一切都在变化。无政府状态、“放纵人民生活”、“恶欲”等等已经不够了。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 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国际的会员们正力图通过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的公开组织来建立这种统一，——而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名 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秘密组织，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在永恒的“公民Ｂ”的统率下组成的，待用的总参谋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Perinde　ac　cadaver〔你要像死尸一样〕 ［注：这是洛约拉制定的规定耶稣会下级会员对上级会员要绝对服从的耶稣会会员的原则之一。——编者注］。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

说一百名国际兄弟应当“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就是说要在同盟分子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挖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承认这一百名近卫军士兵除了从特权阶级中招募以外是不可能的。

三

同盟在瑞士

同盟同福斯泰夫一样，它“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 ［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因此，“身上的魔胆”丝毫也不妨碍国际兄弟在现存各国政权面前卑躬屈节，而同时又不断卖劲地反对抽象国家的制度；但是，这个“魔鬼”却使他们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现在我们就把他们在各个国际中的活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国际兄弟无非是一个待用的总参谋部；他们缺乏军队。他们认定，国际恰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为了能够统率这支军队，就必须使公开同盟打入国际。但是，他们担心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会使同盟丢脸，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承认了总委员会的权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数次徒劳无功地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于屡次遭到拒绝，同盟才不得不于1868年12月15日向总委员会申请入会。同盟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自己的纲领，其中公开地宣布了它的意图（“文件”第二号 ［注：见本卷第512—513页。——编者注］）。同盟一方面声明它“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又图谋在国际内部组成第二个国际性的组织。除了由历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际总委员会以外，还要有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设在日内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各地方组织以外，还要有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局就攫取了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除了国际的代表大会以外，还要举行同盟的代表大会，因为“出席每年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团”妄图“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12月22日，总委员会（在发表在它的通告“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7页 ［注：见本卷第11—14页。——编者注］上的那封信中）声明，这些奢求显然是同国际的章程相抵触的，并且坚决拒绝接受同盟入会。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解散自己的组织，把自己改组为国际的普通支部。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见“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8页 ［注：见本卷第14—15页。——编者注］）回信说，对同盟的纲领做出判断，对总委员会来说就是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如果把“各阶级的平等”改成“消灭阶级”的话，要使同盟的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将不会有什么障碍。总委员会还补充说：“如果 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 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1869年6月22日，同盟日内瓦支部通知总委员会说，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成为既成事实，说是已经建议同盟的所有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被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会，以为同盟已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所承认，所以在接到这样坚决的声明以后，总委员会便接受了同盟。这里要补充一句，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相反地，从此以后，隐蔽在公开同盟后面的秘密组织便开始拚命进行活动。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后面隐藏着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那不勒斯、巴塞罗纳、里昂和汝拉等地的国际支部后面，隐藏着同盟的秘密支部。这是个共济会组织，国际的普通会员及其领导中心甚至没有怀疑过会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而巴枯宁指望依靠这个组织能够在1869年9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秘密同盟利用它所要的各种不正派手腕，至少派了10名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臭名远扬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巴枯宁本人。同盟代表团带来了大批空白的、由于没有可靠人选而没有使用的代表资格证，虽然它曾建议把这些代表资格证让给国际的巴塞尔会员。可是，现有的同盟代表人数太少，甚至不足以迫使大会批准废除继承权——圣西门主义的旧破烂，而巴枯宁是想使废除继承权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的[312]；巴枯宁所幻想的、企图强迫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驻在地由伦敦迁往日内瓦的做法，收效就更小了。

当时在日内瓦，在几乎得到日内瓦的全体国际会员支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同盟在这场战争中的同盟者是洛克尔的“进步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前者是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后者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但是同盟分子占了编辑部的多数，他们利用一切借口来攻击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平等报”编辑部紧紧抓住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日内瓦这个主要目标，展开了反对当时的总委员会的运动，并且号召巴黎的“劳动报”支持它。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通告中声明；它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报纸进行论战。[313]同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也把同盟的人从“平等报”编辑部中赶了出去。

当时这一派人还没有穿上反权威主义的外衣。他们以为能够掌握总委员会，所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通过并且提出了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权威主义的权力”，而两年以后他们却如此疯狂地攻击起这些权力来了。下面是从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洛克尔“进步报”（1869年12月4日）上摘引的一段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314]同“人民国家报”之间的冲突的文章，没有什么能比这段文章更好地说明他们当时对总委员会的权威作用的看法了。

“我们认为，我们协会总委员会必须干预并且开始调查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对施韦泽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争端做出决定，从而结束我们由于这种奇怪状况而陷入的暧昧不明的处境。”

能不能相信，同一个吉约姆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通告中又指责同一个过去不够权威的总委员会“想把 权威主义原则带进国际中来”？

同盟的各家报纸从一出版起就不仅宣传同盟的特殊纲领（谁也不会因这一点去责难它们），而且执拗地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预谋的混乱。凡是在同盟控制着一家报纸成为一家报纸撰稿的一切地方，——在西班牙，在瑞士，在意大利，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而这个体系在同盟的俄文出版物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派系在绍德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1870年4月4日）上进行了决战。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想强迫日内瓦各支部承认日内瓦公开同盟是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把联合会委员会及其机关报迁往秘密同盟主宰一切的汝拉的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同盟支部”的两个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日内瓦的代表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搁到代表大会结束时再谈，并且立即研究更加重要的事情——讨论纲领。他们声明说，他们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责成他们宁可离开代表大会也不允许这个支部参加自己的组织，

“因为同盟的人在策划阴谋，具有权力欲；投票赞成接受同盟就是投票赞成分裂罗曼语区联合会”。

但是，同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由于它的汝拉各小支部离得很近，这使它能够获得微弱的虚假的多数，因为日内瓦和国际各大中心的代表人数极少。在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的坚持下，支部以一两票的成问题的多数被接受了。日内瓦的代表们立即打电报请示自己的支部，他们都接到指示要离开代表大会。由于绍德封的国际会员都支持日内瓦人，所以同盟分子被迫退出了属于绍德封各地方支部的代表大会会场。虽然按他们自己的机关报的说法（见1870年5月7日“团结报”），他们只代表15个支部，可是单在日内瓦一个地方就有30个支部，他们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称，为瑞士罗曼语区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舍瓦累和科尼翁 ［注：过了两个月，这个委员会的机关报（7月9日“团结报”）宣布，这两个家伙都是小偷。他们把绍德封的一个裁缝合作社偷得精光，从而实际地证实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在委员会中红极一时），并且宣布吉约姆的“团结报”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这位年轻小学教员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日内瓦的“工厂”[315]工人——这些可憎的“资产者”，同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扬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分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顺便指出，绍德封代表大会的偶然的、虚假的多数妄图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但是他们却明显地违反了该联合会的章程，而且应该指出，同盟的头目们都大力参加了这个章程的起草工作[316]。根据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代表大会的任何重要决议都应当经参加联合会的三分之二的支部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可是，单是表示反对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和绍德封支部就构成了支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两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日内瓦的国际会员不顾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反对，几乎全体一致地表示拥护自己的代表们的做法，他们的代表们在全场鼓掌声中建议同盟不要乱钻，不要妄想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可以达到和解的。后来，几个失去幻想的同盟盟员建议解散同盟，但是巴枯宁和他的娄罗们全力反对这样做。同盟不顾一切，继续坚决要求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结果罗曼语区联合会不得不通过决定，把巴枯宁和其他主要的同谋者从它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出现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绍德封。绝大多数支部都仍然忠实于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而追随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的只有15个支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15个支部中有许多都一个个地不再存在了。

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绍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在信上签字的是书记弗·罗伯尔和主席昂利·舍瓦累（见前一页的注）。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于1870年6月28日决定，保留日内瓦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议新的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317]绍德封的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大叫大嚷，忘记了是它首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1870年9月4日，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同盟认定，“在瑞士打开革命九头蛇的锁链”（吉约姆文体如此）的时刻已经来到。“团结报”发出了一个宣言，号召成立瑞士志愿部队来反对普鲁士人。这个宣言——如果相信教育家吉约姆的话——虽然“丝毫也不是匿名的”，但是终究“没有署名”。遗憾的是，当报纸和宣言被没收，同盟的全部好战热情便化为乌有了。但是我，——渴望“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热血沸腾的吉约姆高呼道，——“我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报纸的印刷所里”（1872年6月15日“汝拉简报”）。

里昂爆发了革命运动。巴枯宁急忙赶到他的中尉阿尔伯·里沙尔以及他的军士巴斯特利卡和加斯帕尔·勃朗那里去。9月28日，即他到达的那一天，人民占领了市政厅。巴枯宁便迁到市政厅去；于是，人们等待了这么多年的决定性时刻，巴枯宁有机会可以完成世界从未见过的最革命的行为的时刻来到了，——他下令 废除国家。但是，国家以两连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形式走进了门口忘记派警卫站岗的市政厅，肃清了大厅，并且使得巴枯宁不得不匆忙溜到日内瓦去。

正当好战的吉约姆“在自己的岗位上”保卫九月共和国的时候，他的忠实的阿哈特——罗班却逃出这个共和国，躲藏到伦敦去了。虽然总委员会知道，罗班是同盟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虽然布勒斯特各支部把罗班这种远不是英勇的行为告知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由于法国委员缺额，还是让他当了总委员会委员。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绍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员的职务。1871年3月14日，他建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预见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建议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做出最后决定。7月25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列为应由1871年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经解散。但是，它很快得到了几个法国流亡者的增援，于是又重新出现，以别的名称进行活动，例如：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以及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项决议的规定[318]，总委员会完全同意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拒绝承认这些支部——各种阴谋的新的策源地。

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批准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8日关于汝拉分裂分子的决议。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的信徒们便创办了有安得列·莱奥女士参加撰稿的“社会革命报”。恰好当费雷正在狱中等待被押往萨托里去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乌尔·里果和费雷是巴黎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们在此以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诚然，始终没有成功——采取血腥手段。”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到一条线上，转载它们诋毁总委员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

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319]其中的第一项决议直接谴责了绍德封的假罗曼语区委员会，并且赞同总委员会的行动。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而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则建议山区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代表会议声明，如果他们的委员会当着资产阶级公众继续在报纸上进行笔战，那末总委员会将拒绝承认这些报纸。——第二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彻底清除了巴枯宁想把关于绝对放弃政治的学说列入国际的纲领来在国际内部制造的混乱。——第三项决议，有关涅恰也夫的决议，是对巴枯宁的直接威胁。后面谈到俄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使同盟的卑鄙行径瞒过西欧的耳目对巴枯宁本人有多么大的利害关系。

同盟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宣战，并且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支持假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汝拉各支部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召开了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似乎代表9个支部的16名代表。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派出两名代表的库尔特拉里支部“停止了活动”；洛克尔中央支部“最后瓦解了”，但是，后来为了派两名代表去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它又暂时恢复了；库尔特拉里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2名代表）“组成了一个抵抗团体”，不参加国际；绍德封的宣传支部（1名代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纽沙特尔中央支部（2名代表，其中包括吉约姆）“受到很大损失，如果不是它的个别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桑维耳耶和库尔特拉里区圣伊米耶的两个社会问题研究小组（4名代表），根据报告所说，是由于解散了库尔特拉里中央支部才成立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区的几个成员便以三重名义共派了6名代表！穆蒂埃支部（1名代表）看来只是一个委员会。可见，16名代表中有14名是代表已死的或垂死的支部。但是，为了清楚地了解无政府说教在这个联合会中所造成的瓦解状况，还应当把这篇报告稍微再往下读一点。在22个支部中只有9个支部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有7个支部一次也没有回答过委员会的呼吁，而4个已经宣布死亡。这就是自认为负有动摇国际的组织基础的使命的那个联合会的状况！

不过，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一开始还是服从伦敦代表会议的，伦敦代表会议曾建议召开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各组织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但是同时，这个代表大会又显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宣布解散整个罗曼语区联合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则把汝拉人的自治权还给了他们，把他们从所有的支部中赶了出去）。后来代表大会便发表了一个大吹大擂的通告，其主要目的是对代表会议的合法性表示抗议，并且向他们要求立即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该通告指责国际背叛了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于“对权威的极大抗议”。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前，在这个最好的团体中，一切都进行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在巴塞尔，代表们昏了头，他们充满了“盲目的信任”，“违反了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而共同章程非常明确地宣布每一个支部和每几个支部实行自治。总之，国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权威主义，而汝拉联合会这个同盟的傀儡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支部自治。我们已经看到，同盟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治。

但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罪过同伦敦代表会议的罪过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因为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力图把国际由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为完全由总委员会控制的、各个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动”。

写这个通告的那些同盟分子显然忘记了，他们的秘密章程就完全是为了巩固永恒的“公民Ｂ”这位大人物所领导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而制订的，其中包括各种指示：怎样使各个支部“服从纪律”，怎样使这些支部不是简单地让这位“公民”本人“掌握”，而且是“ 完全掌握”。

如果说代表会议的罪过已经是死罪的话，那末总委员会却犯下了一切罪中之罪——亵渎圣灵之罪。在总委员会中有“几个人”，他们把自己的

“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句话，他们想用“集中制和专政”的办法来保证国际的统一。而正是在这个通告中，同盟妄图“确保自己的特殊纲领在国际内的优势”，把自己的纲领称为“对权威的极大抗议”，并且宣称，通过工人自己的努力来解放工人的事业应当“没有任何权威主义的领导，即使这种领导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经工人批准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同盟有势力的一切地方，同盟所做的，正是它无中生有地指责总委员会的那些事情，——它企图把自己那种类似理论的东西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强加于人 ［注：例如，马志尼要整个国际对教皇巴枯宁的荒谬谰言负责。总委员会认为，它不得不在意大利报纸上公开声明，它“始终反对屡次地想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通俗易懂的纲领（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纲领立刻就会使绝大多数国际会员被开除”[320]。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我们协会的报告、在西班牙国会中关于国际的辩论过程中发表的那些反动演说[321]，以及对国际的一切公开攻击，都充满了从巴枯宁阵营编造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中摘出的引文。］。——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盟当众进行的公开的活动；至于它的秘密活动，那末秘密规章的“精神和文字”已经告诉我们，“正统思想”、“自己的学说”、“集中制”和“专政”在这个“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中的统治到了何等程度。我们完全明白，同盟想阻挠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共同领导，因为巴枯宁有先见之明，在成立自己的 同盟来作为革命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就已经关心到这一点了。

总委员会不仅无意把任何正统思想强加于国际，相反地，它建议伦敦代表会议取消某些支部的宗派主义名称，而且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了 ［注：代表会议第二项决议第二条规定：“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第三条规定：“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内部通告（“所谓的分裂”第24页 ［注：见本卷第35—36页。——编者注］）中谈到各个宗派时，就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他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同盟不想让国际成为战斗的组织；通告要求国际成为未来社会的精确的原型：

“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如果汝拉联合会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把国际变成还不存在的社会的正确反映，为了使国际服从于同盟及其永恒的独裁者“公民Ｂ”的“权力和专政”这个秘密目的，而使国际失去一致行动的任何可能性的话，欧洲警察当局的愿望也就完全实现了，对欧洲警察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

同盟的先生们为了向和平同盟和激进资产阶级中他们过去的同事们证明，他们发动的战役是针对国际的，而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他们把自己的通告散发给一切激进的报纸。甘必大先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报”在一篇充满对汝拉人的鼓励和对伦敦代表会议的攻击的文章中，赶忙承认了他们的功绩。[322]“汝拉简报”对资产阶级报刊的这种支持十分高兴，在它的第3期上in　extenso〔 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表明，最诚挚和睦的关系把超革命的同盟盟员和凡尔赛的甘必大分子联合起来了。为了在资产阶级中更广泛地传播关于国际内出现分裂的愉快消息，在许多法国城市特别是蒙彼利埃的街道上，在赶集日都出售桑维耳耶通告。大家知道，在法国，在街上出售印刷品是要经警察当局许可的 ［注：土鲁斯审判案[323]：见1873年3月18日“改革报”（土鲁斯报纸）。］。

在同盟指望为自己搜罗到朋友和对总委员会不满的人的一切地方，到处大量散发这个通告。但是效果几乎等于零。同盟的西班牙盟员们反对召开通告所要求的代表大会，他们甚至敢于驳斥教皇。[324]在意大利只有特尔察吉一个人一度支持召开代表大会。在比利时没有知名的同盟盟员，但是在这里国际的整个运动混杂在关于放弃政治、自治、自由、联盟、分权制等的资产阶级的高谈阔论中，并且陷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而不能自拔，在这里通告有某些成就。虽然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赞同召开全协会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如果这样做，应该说是荒唐的，因为比利时曾经派出六位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但是，该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共同章程草案，其中总委员会干脆被取消了。当比利时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提议时，洛德兰萨尔的一位代表指出，对工人来说最好的标准是他们雇主的情绪。根据取消总委员会这一思想所引起的雇主们的那种高兴的劲头，就已经可以断言，不可能

“犯比下令取消这种东西更大的错误了”。

所以，提议遭到否决。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对通告表示了有力的抗议[325]，而在其他一切国家中，它干脆遭到了蔑视的沉默。

总委员会以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回答了桑维耳耶通告和同盟的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前面已经简述了这个通告的重要部分。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些阴谋和这些阴谋家进行了应有的惩罚。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他们对总委员会各个委员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败。在意大利，支持他们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建议在斯蒂凡诺尼的旗帜下建立一个以罗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论者总协会”，这个协会是一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组织，无神论修士和修女等等的修道院，这个组织的章程规定，在会议厅里要给每一个捐助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最后，在德国他们受到了俾斯麦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的角色，至于他们出版的警察的报纸“新社会民主党人报”[326]就更不用提了。

由于“社会革命报”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同盟便把“汝拉简报”变成了它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借口保护各自治的支部免遭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和伦敦代表会议的篡夺者行动之害，竭力破坏国际。“简报”在1872年3月20日那一期上，公开承认，

“它所理解的国际，并不是现在包含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组织。各种组织是次要的、转瞬即逝的事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国际是在现代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被剥削者团结一致的感情”。

被归结为简单的“团结一致的感情”的国际，大概会比基督教的爱还更加虚幻呢。为了说明“简报”采取了多么正派的手腕，我们把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文报纸“自由报”总编辑托卡热维奇的一封信摘引一段如下：

“‘汝拉简报’第13期上刊登了苏黎世波兰社会主义协会的纲领，本协会再过几天就将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自由报’。我们全权委托你在接到这封信三天以后向国际总委员会声明，这个纲领是假的。”

[327]

6月15日的“简报”刊有同盟盟员（巴枯宁、马隆、克拉里斯、吉约姆等）对总委员会内部通告的答复。这些答复对于总委员会对同盟及其首领们提出的指责一个也没有回答。教皇由于理屈词穷，骂这个通告是“一桶污水”，决定以此结束这场争端。

他宣称：“但是，我永远保留向公意法庭告发一切诽谤者的权利，毫无疑问，下次代表大会将不会拒绝给我成立这种法庭。只要这个法庭为我提供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我一定会向它叙述有关政治性质以及私人性质的一切事实的全部必要的细节，不怕由于不客气地公开这些事实而产生的不痛快事情和危险。”

当然，公民Ｂ像通常一样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干脆没有到海牙去。

代表大会日益临近了，而同盟知道，在代表大会开始以前要公布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代表会议把起草这个报告的工作委托给了公民吴亭。对于同盟来说，使这个报告不能在代表大会以前公布，使代表们无法得到关于这个案件的全部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公民吴亭前往苏黎世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那里刚刚住下，便成了受人谋害的牺牲品，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这次谋杀算到同盟的账上。在苏黎世，吴亭除了巴枯宁“完全掌握”的同盟的几个斯拉夫族盟员以外，没有别的仇敌。而且组织埋伏和暗杀是这个团体认可并经常使用的斗争手段之一；在西班牙和俄国，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手段的其他例证。操同一种斯拉夫语的八个人在运河边的一个荒地上窥伺着吴亭，当他走近时，他们便从后面扑上去，用大石块猛击他的头部，使他的眼受重伤，如果不是当时有四个德国大学生赶来，他们在欧打以后一定会把他弄死并扔到运河里去的。凶手看到大学生便逃散了。这次谋杀并没有妨碍公民吴亭完成自己的著作并把它寄给代表大会。

四

同盟在西班牙

1868年9月 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意大利议会议员法奈利到马德里去了。巴枯宁让他带了几封介绍信给议会议员加里多，加里多使他同资产阶级的和工人的共和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在此以后不久，即同年11月，从日内瓦给莫拉哥、科尔多瓦－伊－洛佩斯（梦想当议员的共和党人、资产阶级报纸“战斗报”[328]的编辑）以及鲁巴乌·多纳德乌（落选的巴塞罗纳候选人、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人）寄来了同盟盟员证。寄来盟员证这个消息对国际年轻的马德里支部起了破坏作用。支部主席哈尔沃退出了支部，因为他不愿意属于这样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

早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就已经是由两名同盟盟员——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代表的，其中散蒂尼昂在正式的代表名单中被列为“同盟代表”。当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在巴塞罗纳召开了代表大会（1870年7月）以后，同盟便在帕耳马、瓦伦西亚、马拉加和加迪斯建立起来了。1871年在桑维耳耶和哥多瓦分别成立了支部。1871年初，同盟的巴塞罗纳代表莫拉哥和维尼亚斯建议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弗朗西斯科·莫拉、安赫尔·莫拉、安赛尔莫·罗伦佐、博尔雷耳等人）……在马德里成立同盟支部；但是这些委员反对这样做，他们声称，同盟如果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那是危险的，而如果公开存在，那是无益的。在这一次，单是提起这个名称就已经在联合会委员会内部撒下了纷争的种子。博尔雷耳甚至预言：

“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任何信任都完了。”

但是，当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葡萄牙的时候，莫拉哥使他们相信了这个秘密团体的益处，于是根据他们的倡议在马德里成立了同盟支部。在里斯本，莫拉哥把几个葡萄牙人（国际会员）拉进了同盟。但是，他认为这些新手不够靠得住，所以他背着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由在共济会会员中招募来的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分子组成的同盟小组。这个新的、有前神甫博南萨参加的小组，企图按每十个人一个支部的形式来组织国际，它们应当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下为皮尼希伯爵的计划服务，而这个政治阴谋家也的确成功地诱使它们从事以使他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的冒险事业。由于同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策划阴谋，国际的葡萄牙会员退出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把这个团体从国际中开除出去。

在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上，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在此以前一直不敢回西班牙去的莫拉哥一得悉这个事实，便匆忙来到了马德里，他指责莫拉“想使同盟从属于国际”，说这一点违背了同盟的宗旨。为了使这个意见能得到重视，他在次年1月给梅萨看了巴枯宁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巴枯宁发挥了统治工人阶级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这个计划如下：

“同盟在外表上应该存在于国际之内，而实际上则应该稍微站在它旁边一点，以便更好地监督它和领导它。基于这种考虑，参加国际支部委员会的盟员在同盟支部中永远应该是少数。”（霍赛·梅萨1872年9月1日交给海牙代表大会的声明）

[329]

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莫拉哥指责梅萨出卖了巴枯宁的团体，因为梅萨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这个亲信团体，从而使他们在同盟支部中取得了多数，并且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对同盟的优势。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优势，秘密指令规定，只应当有一名或两名同盟盟员钻进国际的各委员会，并且要根据同盟支部的指示，在同盟支部的支持下领导它们，凡是应该由国际接受的决定，事先都要在同盟支部中研究好。从这个时候起，莫拉哥就对联合会委员会宣了战，并且也像在葡萄牙一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同盟支部，那些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仍然不知道这个支部。同盟的亲信盟员们在西班牙各地支持他，并且开始指责联合会委员会忽视自己对同盟所应尽的责任；关于这件事情，由达蒙——蒙托罗在同盟中的化名——签署的同盟瓦伦西亚支部通告（1872年1月30日）[330]可以作证。

西班牙的同盟接到了桑维耳耶通告以后，并没有站到汝拉那一边去。甚至作为创始者的巴塞罗纳支部在1871年11月14日的正式信件中也十分激烈地以道地的异教徒的口吻评论了教皇米哈伊尔，这个支部怀疑他同卡尔·马克思在进行个人竞争 ［注：阿勒里尼“以〈同盟〉巴塞罗纳小组的名义”寄给“我的亲爱的巴斯特利卡和亲爱的朋友们”的这封信的副本被散发给了同盟的所有西班牙支部。现在我们从中作一些摘引：

“本届总委员会只存在到明年的代表大会为止，它的极其有害的活动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地，公开的决裂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很大的打击，即使我们的事业总的说来能够经得起这种打击，也难于恢复元气。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们的分立主义的倾向……我们中有些人自己在想：在这一切事情中，或者与这一切事情同时，除了原则的问题以外，是否也有私人的问题，例如我们的朋友米哈伊尔同卡尔·马克思之间、老同盟的盟员和总委员会委员之间竞争的问题呢……我们痛心地在‘社会革命报’上读到了对总委员会和卡尔·马克思的攻击……如果我们知道半岛上那些影响着各地方委员会的我们的朋友的意见的话，那这个意见可能会使我们改变立场而转向共同决定的方面，那时我们将在一切方面适应这种共同决定，”云云。

老同盟是在萌芽状态就被总委员会所摧毁了的公开同盟。我们摘引的这封信是阿勒里尼亲笔写的。］。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但是，在此以后不久便可以看到，这些刚愎自用的人就幡然悔悟了。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的国际马德里联合会会议（1872年1月7日）上，由于莫拉哥领导的一个新的小组阻挠表决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反通告，使讨论陷于中断。2月24日，拉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马德里支部报告说：

“必须铲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倾向。”

目前只是在帕耳马，在马利奥尔卡岛，同盟才使国际委员们公开赞同了汝拉通告。于是教会纪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最后尝试。

面对着这种地下工作，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知道，必须立即摆脱同盟。政府的迫害使它有理由这样做。它建议成立“国际的捍卫者”秘密小组，以防国际的解散，同盟的支部应当不知不觉地溶化在这些小组之中。大量盟员的参加必不可免地要改变这些支部的性质，只要迫害一停止，这些支部就会和这些小组一起消失。但是，同盟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秘密目的后便搞垮了这个计划，然而，没有这种组织，政府一旦实行威胁，国际在西班牙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为了与此相对抗，同盟提出了下列建议：

“假如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使国际具有一种能够为政府所容许的形式，将是合适的；各地方委员会最好应当成为秘密中心，它们在同盟的影响下，会使各支部具有完全革命的方针。”（1871年10月25日同盟桑维耳耶支部通告[331]）

行动上胆小怯懦，言语上勇敢无比——同盟在西班牙是如此，在一切地方也是如此。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使同盟不得不公开反对国际，而这个决议也使联合会委员会有理由确证它同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是完全团结一致的。此外，决议也向它提出了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政党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工人阶级完全脱离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共和党，因为它的大多数选民和拥护者都是在工人中网罗的。联合会委员会建议拒绝参加一切君主制和共和制的议员选举。为了驱散由于共和党人的假社会主义的花言巧语在人民中滋长的幻想，兼任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的“解放报”编辑们给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联邦党的代表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采取实际的措施，并且建议他们就国际的纲领发表意见。[332]这意味着使共和党遭受可怕的打击！同盟却设法减轻这个打击，因为它和共和党人有密切联系。[333]它在马德里创办了“被判罪者”[334]周报，这家报纸提出同盟的三项美德： 无神论、无政府状态、集体主义作为纲领，但是同时又建议工人们不要争取缩短工作日。除了莫拉哥“兄弟”以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埃斯太瓦内斯——共和党领导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不久前的马德里总督和陆军大臣。在马拉加有皮诺——假国际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马德里有菲力浦·马丁——现任同盟的推销员，曾充当共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代理人。而为了在西班牙议会中也有自己的法奈利，同盟打算提出莫拉哥作为候选人。

同盟仅仅因为两件事就不能饶恕联合会委员会：（1）联合会委员会在汝拉问题上弃权；（2）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损害它的不可侵犯性。当委员会对共和党采取的立场破坏了同盟的全部计划以后，同盟便决定要惩办它。给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信被同盟理解为是一种宣战的行动。该党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平等报”[335]疯狂地攻击“解放报”的编辑们，指责他们投靠了萨加斯塔。“被判罪者”周报顽固地保持沉默以支持这种卑鄙的指责。同盟还为共和党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由于这一封信，它设法把“解放报”的编辑们开除出了同盟的影响占优势的国际马德里联合会。

尽管有政府的迫害，联合会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以后的6个月活动中，在瓦伦西亚把地方联合会的数目由13个增加到70个；在其他100个地方，它也筹备建立新的联合会，把8个行业的工人组成为全国规模的抵抗团体。此外，在它的支持下成立了规模巨大的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这些功绩为委员会的委员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影响，使得巴枯宁感到有必要使他们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于是他在1872年4月5日给委员会总书记莫拉去了一篇很长的父亲式的训示（见“文件”第三号 ［注：见本卷第514—515页。——编者注］）。虽然同盟至少派了12名代表出席并且尽了一切努力，但是萨拉哥沙代表大会（1872年4月4—11日）还是撤销了开除这些委员的决定，并且把被开除的两个人选入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尽管他们再三拒绝提他们为候选人。

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同时，像往常一样，同盟也举行了秘密集会。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会上提出了解散同盟的建议。为了不否决这个建议，他们狡猾地避开了它。两个月以后，在6月2日，仍然是这些公民以西班牙同盟领导人的身分并代表同盟的马德里支部给其他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在通告中他们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且做了如下的论证：

“同盟离开了在我们看来它在我国应该遵循的道路；它歪曲了使它得以产生的那个思想，同盟没有成为我们伟大协会的组成部分，没有成为推动国际的各个组织前进、帮助它们并促进它们发展的积极因素，却完全脱离了协会的其他部分，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力图使一切都服从于它的仿佛是最高的组织；从而它就造成了我们内部的不信任、纠纷和分裂……在萨拉哥沙，同盟不仅没有提出建议并帮助解决问题，相反地，只是为代表大会的重要工作制造障碍。”

在西班牙的所有同盟支部中，只有一个加迪斯支部答复了这个通告，它通知说它已经解散。可是就在第二天，同盟便再次设法把在6月2日通告上签名的那些人开除出了国际的马德里联合会。开除的借口是“解放报”6月1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求调查

“各大臣、将军、行政官吏、公职人员、市长等人……以及一切没有担任国家职务但是在各届政府的卵翼之下生活，在议会中支持政府并戴着虚假的反对派的假面具来掩护政府的违法行为的那些政治活动家的财富，是怎样得来的……没收这些人的财产应当是革命后第二天将要实行的第一个措施”[336]。

同盟认为这篇文章直接攻击了它在共和党中的朋友，于是就指责“解放报”的编辑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借口是他们要求没收这些盗窃国家资财的人的财产就是承认私有制。为了证明同盟的革命诈骗术后面所隐藏的、它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种反动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同盟分子把那些由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而被他们革除教籍的人当作私有制的维护者加以开除，为了证实同盟分子的诡诈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

再次开除这些委员这个行动是违反现行章程的，章程规定要成立公意法庭，参加这个法庭的7名陪审员中，可以由被告本人推荐两名，对于法庭的决定他也可以在支部大会上提出申诉。可是同盟不愿意在它的自治方面受到限制，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提出控告的同一个会议上就下令开除这些人。在支部的全体130个成员中，只有15个串通好了的人出席了会议。被开除者向联合会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的两名前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中，莫拉不同意当选，而罗伦佐几乎立即就提出辞职。从这个时候起，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因此，在答复被开除者的申诉时，它声明自己并不主管这件事，虽然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第七条规定它有责任把违反章程的任何地方联合会暂时开除出去，让地方联合会保留有对这个决定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的规定[337]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 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 ［注：保·拉法格。——编者注］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同盟明白这第一次反抗运动的全部意义；它知道，如果不在萌芽状态就把它掐死，那末在此以前一直如此温顺听话的西班牙国际就将从它手中溜走；于是它使出了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正派的和不正派的。它起初是进行诬蔑。被开除的人（安赫尔·莫拉、弗朗西斯科·莫拉、霍赛·梅萨、维克多·帕赫斯、伊格列西亚斯、萨恩斯、卡耳耶哈、鲍利和拉法格）的名字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刊登在报纸上，张贴在各支部的办公室里。莫拉为了履行总书记的职责而抛弃了自己的工作，一连好几个月都从他的兄弟那里得到接济，因为没有钱维持生活，但是他却被指责为似乎是靠国际供养过活。梅萨为了挣钱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刊翻译了一篇文章，他们就说他投靠了资产阶级。拉法格被指责为罪该万死，因为他利用卡冈都亚才配享受的午餐使新的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两名委员（马丁涅斯和蒙托罗）的孱弱的肉体受到了圣安东的诱惑，似乎他们的良心是藏在肚子里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出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诬蔑。由于这些办法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便转而进行恫吓。在瓦伦西亚，莫拉中了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所设下的埋伏，他们手执木棍在那里等他。地方联合会的成员们拯救了他，他们熟悉这些先生的手段，并且断言，罗伦佐是在这种使人心惊肉跳的证据的影响下提出辞职的。不久以后，在马德里又发生了类似的企图谋害伊格列西亚斯的事件。同盟分子的主教会议把“解放报”列入禁书目录，使这家报纸遭受了一切正统教徒的谴责；在加迪斯，为了使罪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一种对死的恐惧，曾经宣布，每一个卖“解放报”的人都将被当做叛徒赶出国际。同盟分子的无政府状态在宗教裁判官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同盟按照它自己的惯例，开始设法使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整个代表团都由同盟盟员组成。为此目的，联合会委员会给各支部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并且做了周密的安排，不让新马德里联合会知道这个内部通告。在这个通告中，提出派一个由国际全体会员投票选出的总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并且由全体会员按人头每人派25生丁，以抵敷各种开支。由于各地方联合会没有时间就候选人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很明显，当选的将是同盟圈定的候选人，这些人都将用国际的钱去出席代表大会，而实际上结果也正是这样。这个通告到底还是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手中，并且被转寄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知道联合会委员会受着同盟的操纵，断定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公民们！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设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理智’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注：见本卷第135—136页。——编者注］

此外，总委员会责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来调查同盟（这方面的材料总委员会打算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并且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在联合会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他们履行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不过，它在信中承认了同盟的存在。

由于我们谈过的那些阴谋诡计都不足以保证在选举中获胜，同盟便决定在自己的各家报纸上提出法尔加、阿勒里尼、索里阿诺、马尔塞劳、门德斯、莫拉哥为正式候选人。投票的结果，马尔塞劳获得3568票，莫拉哥3442票，门德斯2850票，索里阿诺2751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洛斯塔乌在卡塔卢尼亚的4个城市中获得2430票，虽然这些城市的纪律性还不够强；富斯特尔在卡塔卢尼亚的桑斯获得1053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的票数超过了250票。为了保证使法尔加和阿勒里尼当选，联合会委员会授予同盟占统治地位的巴塞罗纳城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特权，这里的代表自然就是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了。同一个正式通告确认，提出洛斯塔乌和富斯特尔从而也就否决了同盟的正式候选人的卡塔卢尼亚的4个城市交了2654雷阿耳（合663法郎50生丁）供代表团抵敷各种开支，而由于工人不习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同盟能够使自己的候选人获得通过的西班牙其他各城市，却只交付了2799雷阿耳（合699法郎75生丁）。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这一切同盟还嫌不够。它想让它的代表们都有同盟分子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请看它是怎样把各种委托书弄到手的。在7月7日的通告中，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把各地方联合会提出的全部限权代表委托书合为一个共同的委托书，并且得到了批准。这个比波拿巴全民投票[338]更坏的手法使同盟有可能为自己的代表团拼凑一个它打算强加于代表大会的委托书，而如果国际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际应该实行的投票方式不立即改变的话，同盟就禁止自己的代表参加投票。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卡斯特拉尔百般赞扬的、和平同盟在采用的投票方式。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西班牙的代表们不顾自己的委托书参加了按联合会进行的投票，这个事实就证明这是骗人的把戏。 ［注：散蒂尼昂——巴塞罗纳的医生，巴枯宁的私交，西班牙的同盟创建人之一，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很久，他就建议国际会员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因为总委员会用会费来购买武器。他企图阻挠西班牙的国际捍卫被战胜了的公社的事业；由于违反了出版法而被监禁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勇敢地同当时受迫害的国际断绝关系；因此，巴塞罗纳的全体工人都抛弃了他，但是他仍然是同盟的秘密领袖之一；这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出：1871年8月14日，即公社失败后过了三个月，同盟盟员蒙托罗在给一个同盟盟员的信中把散蒂尼昂当做可以介绍他并证明他是同盟盟员的人。

维尼亚斯——医科大学的学生，散蒂尼昂在1872年1月26日的信中把他作为“国际在巴塞罗纳的灵魂”介绍给李卜克内西，他在国际受到迫害的时期退出了国际，为的是不致损害自己家庭的声誉，虽然警察局并不准备费心把他关进监狱。

法尔加·佩利塞尔——也是同盟的头目之一，散蒂尼昂在同一封信中指责他在遭迫害时让别人在法庭上替他的文章受过而自己却溜掉了。同盟分子的兔子般的勇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英勇地捍卫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的自治。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抗议的表现，就是一溜了事。

索里阿诺——另一名头目。秘密科学的教授……，在迫害加剧的时候退出了国际。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曾经有可悲的勇气反对拉法格和其他代表提出的公开举行会议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触怒政权当局是不明智的。最近，就是说在亚马多统治下，索里阿诺担任了政府中的职务。

莫拉哥——小铺老板、小酒馆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们的劳动保持自己的职业赌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议把国际的文件抛入海中。当萨加斯塔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到同盟的港湾里躲避风暴去了。同盟没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

克利门特·博韦——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las　tres　clases　de　vapor [339]）主席，他由于对财务采取了过分自治的态度而被撤职并被撵走。

迪奥尼西奥·加尔西亚·弗赖列——1872年7月28日同盟机关报“联盟”发表了他的一封对新马德里联合会极尽攻击之能事的长信，并尊称他为“我们亲爱的同人”，他曾在圣塞瓦斯田的警察局供职，并且把国际一个支部的出纳处偷得精光。］

五

同盟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同盟的建立先于国际。教皇米哈伊尔住在这里，并且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青年中国建立了很多联系。国际在意大利的第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从一成立起便处在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同盟分子的领导之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律师甘布齐 ［注：“律师卡洛·甘布齐是卡普卢索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卡普卢索是同盟支部的模范主席。他给了卡普卢索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当支部大会决定开除卡普卢索的时候，甘布齐坚决反对在通报上公布这一事实，并且还劝说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坚持公布他的另一个可耻的私吞300法郎的事实。”（1871年7月12日卡菲埃罗的信）[340]］让自己的“模范工人”卡普卢索当上了支部主席。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同他的忠实的卡普卢索一起代表了国际的那不勒斯会员，而法奈利 ［注：法奈利早就当上了意大利议会议员。有人向甘布齐质问这件事，他说，当议员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你不受警察的侵犯，并且可以免费坐意大利一切火车。同盟禁止工人实行任何政治发动，因为要求某一个国家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就是承认国家并且对祸害的根源屈服；但是同盟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参加议会会议，享受资产阶级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却得到教皇的宽恕。法奈利在意大利议会所进行的无神论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到现在为止只有以《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为口号的权威主义者马志尼才对之备加颂扬。］——这个同盟的安东涅利、在国际之外组织起来的各工人协作社的代表——因病滞留在途中。

同至圣的父亲的亲密关系冲昏了我们的好汉卡普卢索的头脑。回到那不勒斯以后，他自命高于其他一切同盟分子之上；在支部中他以主人自居。

“巴塞尔之行使卡普卢索完全变了样……他从代表大会带回了许多与我们团体的原则截然对立的离奇思想和意图。他先是悄悄地，以后便大声地以专横的口吻谈起了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权力；他断言总委员会只信任他一个人，如果支部不听从他的话，他有权解散它，成立一个新的支部。”（1871年7月那不勒斯支部给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由同盟的律师卡尔梅洛·帕拉迪诺起草并署名。）

卡普卢索的权力显然是来自同盟中央委员会，因为国际从来没有给他这种权力。在好汉卡普卢索看来，国际不过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源泉罢了，所以他任命自己的女婿即前耶稣会教徒和卸任神甫

“为国际的教授，并且强迫不幸的工人听他关于尊重财产的冗长讲话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胡言乱语”（卡菲埃罗的信）［注：卡普卢索在那不勒斯遭到反击之后过了两年，又恬不知耻地硬要总委员会接受这个人物，他为这个人做了这样的广告：“国际主席公民！在巴塞尔工人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并且目前仍然为一切阶级思想家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大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研究社会问题这个复杂题目的人是我的女婿，即我的女儿的丈夫；他研究了上述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且依靠科学的帮助，发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从而提供了按照工人家庭和资产阶级各自的权利确立它们二者之间的完全均势的可能性。”云云（署名：斯蒂凡诺·卡普卢索）。[341]］。

在此以后，他就投靠了因国际在那不勒斯的成就而惊恐不安的资本家。他遵照这些资本家的命令诱使那不勒斯的毛皮工人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罢工。他和支部其他三个成员一起被关进监狱以后，竟私吞了支部寄给四名被囚者的300法郎生活费。由于这些光荣的功绩，他被开除出了这个一直存在到被强力驱散（1871年8月20日）时为止的支部。但是，同盟躲过了警察当局的迫害以后，却利用这一点来抢占国际的地位。卡尔梅洛·帕拉迪诺一方面寄发了我们前面摘引过的那篇正式报告，另方面又于1871年11月13日对伦敦代表会议表示抗议，使用的词句和论据同我们在标明的日期早一天的桑维耳耶通告中看到的毫无二致。

1871年11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支部[342]。除了工人，即除了主要是由库诺吸收进来的机械工人以外，在这个支部中还有完全受同盟的影响的大学生、小报记者、小职员。库诺由于是德国人，不知道同盟的秘密；但是，他有可能判定，在到洛迦诺这个同盟分子的罗马朝圣以后，这些资产阶级青年组成了秘密团体的一个支部。接着（1872年2月），库诺就被意大利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由于这种从上面来的帮助，同盟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并且逐渐控制了国际的米兰支部。

1871年10月8日，在都灵成立了工人联合会[343]；它向总委员会请求加入国际。该联合会书记卡洛·特尔察吉这样一字不差地写道：《Attendiamo　i　vostri　ordini》——我们等候你们的指示。为了证实国际在意大利从最初时期起就要经过同盟这个官僚的一级，他通知说，

“总委员会将从巴枯宁那里得到腊万纳工人协会宣布它是国际支部的信”。

12月4日，卡洛·特尔察吉通知总委员会，说工人联合会分裂了，因为该联合会的多数派是马志尼分子，而少数派则成立了名为“无产者解放社”的支部。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总委员会为自己的“无产者报”要钱。以金钱支持报刊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在伦敦有一个募捐帮助国际的报刊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打算寄出为数150法郎的补助金，就在这时“玫瑰小报”报道说，都灵支部公开站到汝拉人方面去了，并且决定派一名代表出席汝拉联合会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两个月以后，特尔察吉在雷吉斯面前吹嘘说，他是在洛迦诺亲自从巴枯宁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才通过这个决定的。鉴于对国际采取这种敌对的态度，委员会没有把钱寄去。

虽然特尔察吉是同盟在都灵的主要助手，但是教皇驻那里的真正使节是一个冒充为波兰医师的名叫雅科比的人。为了说明他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泛日耳曼主义的仇恨，这位同盟的医生指责总委员会

“在普法战争时期玩忽职守和毫无作为；总委员会对公社的灭亡应负罪责，因为它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支援巴黎的运动；总委员会的亲德意志的倾向是极其触目的，因为当时在巴黎城下的德国军队中有4万名国际会员〈！〉，而总委员会却不能或者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制止战争的继续〈！！〉”（1872年3月1日雷吉斯给总委员会的报告[344]）。

他把总委员会和支援报刊委员会混为一谈，指责总委员会拒绝把150法郎交给同盟分子特尔察吉是“遵循了受贿和贿买成性的各国政府的理论”。为了证明这个控诉是出自同盟的心灵深处，吉约姆认为他有责任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以重申。

正当特尔察吉在他的报纸上公开擂起了同盟反权威主义的战鼓的时候，他自己又偷偷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利用自己的权威拒绝接受都灵工人联合会的会费，并且按照规定手续把根本就不是国际会员的记者贝盖利开除出去。就是这个特尔察吉，“都灵警察局长的好友（amicone），在会晤时受到局长苦艾酒款待的人”（1872年4月5日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却在公开会议上泄露了总委员会派往都灵的流亡者雷吉斯到会的消息。得到这种提示后，警察局便马上跟踪雷吉斯，只是由于支部的帮助，雷吉斯才得以越过国境。

在都灵，特尔察吉是以下述方式完成自己的同盟分子的使命的。当对他提出严厉的谴责的时候，“他威胁说，如果不连选他当书记，如果支部不服从他，不承认他的权威或者对他提出责难，他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他威胁说不论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他都要去当警察局的密探（questurino），以示报复”（前面引过的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特尔察吉利用种种理由企图吓倒支部。作为财务员和书记，他在出纳处大肆进行同盟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他不顾总委员会的坚决禁止，确定自己的薪金为90法郎；他把一些没有从出纳处支出然而却下落不明的款子记在账簿的已支项目内，他本人编制的会计收支表报写明库存现金56法郎，事实上这笔钱下落不明，而他又拒绝赔偿，同时他也不肯交出用从总委员会那里领到的200张会费券所收到的会费。大会一致把他逐出（scaccio）支部（前面引过的报告）。永远尊重支部自治的同盟批准了这个关于开除特尔察吉的决定，但又立即设法把他选为佛罗伦萨支部的名誉成员，不久以后又把他选为这个支部出席里米尼代表会议的代表。

几天以后，特尔察吉在3月10日的信中向总委员会这样解释他被开除的事：他不愿做这个由坏蛋和暗探（canaglia　et　mardo-cheria）组成的支部的成员和书记，因为这个支部“是由政府的走狗和马志尼分子组成的”，因为有人企图对他提出责难，“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是由于我宣扬反对资本的战争！”（他在支部的出纳处实现了这种战争）。他想用这封信来证明，在对于除了想做总委员会的驯服的仆人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希望的好汉特尔察吉的评价上，总委员会被人奇怪地引入了迷途。难道他“没有经常声明，要做国际的会员，就必须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而不顾同盟的秘密指示吗？

“如果说我们参加了汝拉代表大会，那不是要对你们宣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过是随波逐流；我们力图进行调解并解决冲突。至于谈到对各支部实行集中制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损害它们所固有的一些自治，那末这种集中制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最高委员会将拒绝接受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你们可以相信，谁也不敢指责你们实行权威主义；我可以对这一点负全部责任……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得到卡尔·马克思的准确的传记；在我们意大利没有他的确凿无误的传记，我想首先领受这份荣誉。”

这一切阿谀逢迎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事业，为了不把地方让给我的为数众多的敌人，为了向他们证明国际是团结的，我坚决请你们，如果还不迟的话，把最高委员会决定拨给我的150法郎的补助金寄给我。”

特尔察吉相信他可以不受处分，所以大概他又施展了新的诡谲伎俩，而使自己在佛罗伦萨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甚至Ｆascio　Operaio〔工人联合会〕也被迫和他断绝关系。我们希望汝拉委员会将会更好地评价他的功绩。

同盟把特尔察吉当做自己的真正代表，把罗曼尼亚当做最合适的基地。同盟在那里建立了它的一批伪装成国际支部的支部；它们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服从共同章程，不报告它们成立的消息，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这是真正自治的支部。他们起的名称是“工人联合会”，起着联合各种工人团体的中心的作用。

“是否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保证‘工人联合会’的充分自治而使它服从伦敦总委员会或者汝拉委员会的领导，还是应该保持充分的独立，同两个委员会都保持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872年3月17日他们在博洛尼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用下列决议做了回答：

“代表大会把伦敦总委员会和汝拉委员会都只看做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大会责成它在博洛尼亚的地方代表机关同它们两者联系，并把结果通知各支部。”

“工人联合会”真疏忽极了，它竟向非亲信者泄漏了暗中存在一个同盟的秘密中心的事实。汝拉委员会被迫公开否认自己的秘密活动。至于总委员会，博洛尼亚代表机关根本没有让它知道自己的一点情况。

同盟一得悉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就把它这个“工人联合会”推上前台，它为了自己自治的权威或权威的自治，攫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称号，并且于8月5日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议。在派代表到里米尼去的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那不勒斯支部曾经加入国际，而真正积极活动的国际支部中没有一个派代表到那里去，甚至连米兰支部也没有派代表去。这个代表会议在下述决议中暴露了同盟所制定的运动计划：

“鉴于：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

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

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

总委员会在伦敦出版了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使它的不体面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该通告中，它继续从事诬蔑和欺骗，暴露了它渴求权力的全部欲望，这在下面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暴露得尤其明显：

‘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内部通告”第27页［注：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及其鼓舞者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第31页［注：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

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

根据这一切理由，

代表会议向全世界工人庄严声明，从此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同时重申在经济上同一切工人团结一致，并且建议一切不赞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1872年9月2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纽沙特尔（瑞士）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全协会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代表会议的名义：主席卡洛·卡菲埃罗书记安得列阿·科斯塔1872年8月6日于里米尼。”

想以“工人联合会”来取代总委员会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甚至同盟的普通分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敢把里米尼通过的决议拿出来让国际的西班牙会员进行表决。于是，为了纠正自己的失策，同盟也派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不放弃在圣伊米耶召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意大利只是由于特殊的天惠才成了同盟的乐土。教皇米哈伊尔在他给莫拉的信（“文件”第三号）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

“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勃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在他们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我们的天才〈原来如此！〉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注：关于这一点加里波第本人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谢你给我寄来‘社会未来报’，我将满怀兴趣地阅读它。你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谎言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则作斗争是妨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错误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巴黎根本没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西班牙和法国也吃了这一个祸害的苦头。祝‘未来报’获得成就，仍然忠于你的朱·加里波第。”］

圣父是对的。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游民。在意大利领导这一切伪国际支部的，都是那些没有委托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大学生、跑街售货员和其他商业职员，而主要的是一些声誉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小报记者。唯有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国际的报刊，即自称的国际报刊才具有“费加罗报”所独有的那种性质。只要看一下这些伪支部的书记们的笔迹，就会深信，这些笔迹总是使这些办事员或者专耍笔杆的人露出马脚。同盟这样控制了各支部的正式职位以后，每当意大利的工人们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与国际的其他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时候，它就能够迫使他们请求这些把国际看做是“升官发财之途”和“出路”的身为同盟盟员的游民来帮助。

六

同盟在法国

同盟盟员在这里为数不多，但是十分热心卖力。在里昂领导同盟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三个人都是吉约姆主编的各家报纸的积极撰稿人。同盟正是依靠了他们，才能够在1870年9月破坏里昂运动；在他们看来，这次运动只有一种意义，就是使巴枯宁有可能颁布他那值得纪念的废除国家的法令。——同盟在里昂起义失败后的活动，在下面摘引的巴斯特利卡的一段信（1870年12月13日于马赛）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我们的实际力量在工人中间是巨大的；但是自从最近遭受迫害以来，我们的支部还没有重新组织起来。我们没有下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担心在缺乏领导人的情况下人们恐怕会被腐蚀。我们在等待时机。”

巴斯特利卡被编入了补充团，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调离马赛。这个事实成了他不允许国际支部重新组织起来的充分理由，因为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亲自在场对于支部的自治是极为必要的。同盟活动的最明显的成绩，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似乎都是由它代表的那个国际在里昂和马赛的工人心目中丧失了威信。

里沙尔和勃朗的下场是众所周知的。1870年秋天，他们到了伦敦，并且企图在法国侨民中为波拿巴复辟搜罗走卒。1872年1月，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帝国和新的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1872年布鲁塞尔版[345]。

他们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的谦虚精神宣告：

“我们是组成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徒鹜虚名的议员们、脑满肠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竖立起引导我们进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们将要遭到的诽谤、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的欧洲发出出自我们意识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鸣的呼声：皇帝万岁！”

我们不去研究，由于“自己思想的自然发展”而成了帝国拥护者的这两个同盟盟员，实际上是像他们过去的朋友吉约姆在海牙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恶棍”呢，还是他们从同盟的教皇那里接受了专门的任务去参加波拿巴密探的队伍。俄国同盟的文件是与秘密章程相符合的，它揭穿了这个神秘团体的秘密的秘密，后面我们将要摘引这些文件的个别章节。文件直截了当地说，国际兄弟应该钻进一切地方，甚至可能受命到警察局去服务。而且，这两位兄弟对自己的农民的皇帝的崇拜并没有超过巴枯宁在1862年对他的农民的沙皇的崇拜。

在同盟盟员没有钻进去的那些法国城市中，国际自从公社复灭以来发展得很快。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法国书记 ［注：奥·赛拉叶。——编者注］曾经报告说，国际在三十多个省里都有自己的组织。同盟两个主要的法国通讯员——贝努瓦·马隆和茹尔·盖得（后者曾经在桑维耳耶通告上签名）知道我们的协会获得了这样迅速的发展，便企图破坏我们的协会，以利于同盟。当他们的书信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时，便派去了密使，其中包括一个姓梅契尼柯夫的俄国人；但是他们的图谋毫无结果。这些人蛮不讲理地指责总委员会妨碍工人们

“在每个国家自由地、自发地、按照自己精神的特点和地方习惯组织起来”（1872年9月22日盖得的信）[346]，——

当工人们刚刚开始自由地、自发地……但是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地组织起来的时候，正是这些人对工人们说，坐在总委员会中的那些德国人正在压迫他们，而且为了得救，除了参加他们的正统的、反权威主义的教会以外，没有其他方法。法国工人只感到受凡尔赛分子的压迫，所以就把这些信件转寄给了总委员会，问它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同盟在法国的这一活动最好地证明：它一旦失去了控制国际的希望，便开始反对国际。任何不服从它的领导的支部，都被它看做敌人，甚至是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敌人。 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同盟在其俄文宣言中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一般的运动不是毕恭毕敬地听从它的宗派主义压制，这个运动的成就对它说来就是不幸。所以正当法国工人阶级首先需要一个组织而不问其形式如何的时候，同盟却出来给梯也尔和地主议会帮忙，对国际宣战。

现在我们看一看，谁是同盟在其拥护凡尔赛分子的运动中的走狗。

在蒙彼利埃，盖得先生的代理人是某个保尔·布鲁斯，医学系的学生，他竭力在盖得从前主编“人权报”[347]的埃罗省到处进行同盟的宣传。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当法国南部的国际会员商定集资派一位共同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时候，布鲁斯就企图劝说蒙彼利埃支部不要缴纳应缴的一份，并且在代表大会没有解决各种争论的问题以前不要发表意见。法国南部委员会——蒙彼利埃支部——决定要求代表大会把布鲁斯从国际中开除出去，因为“他的行为不老实，引起了支部的分裂”。他的朋友盖得在10月从罗马寄给布鲁塞尔“自由报”的一篇通讯[348]中竟大骂这是对布鲁斯的权威主义的谋害行为，并且在通讯中指名道姓地称蒙彼利埃的卡拉斯是挑拨离间分子，而对布鲁斯却只写出姓名的缩写。警察当局利用这个情报，便派人跟踪卡拉斯，并且在此以后立即在邮局截获赛拉叶给卡拉斯的信，信中多处谈到土鲁斯的丹特雷格。12月24日，丹特雷格被捕。

同盟在纳尔榜的几个最积极的爪牙是：被揭露为密探的贡德雷斯；在纳尔榜和佩皮尼扬担任过警探职务的巴卡夫；马隆的通讯员、律师德·圣马丁。德·圣马丁先生在1866年为了在皇室和艺术事务部内谋求差事而到处奔走。1869年，当他由于违犯出版法被判罚款800法郎的时候，共和党人联合集资替他缴付罚款；但是圣马丁没有用这些钱去缴付罚款，却用来到巴黎去稍微游览了一番，结果是工人们为了避免冲突不得不再次捐款。1871年的五月事件以后不久，这个圣马丁在凡尔赛政府中谋得了一个专区区长的职位。

同盟还有一个爪牙：1871年11月卡拉斯写信给赛拉叶说，

“你可以信赖公民阿伯尔·布斯凯对社会事业的绝对忠诚，他……是贝济埃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主席。”

过了两天，即11月13日，赛拉叶接到了下面这份声明：

“我们已经证实……我们共同的朋友公民卡拉斯受了骗，误信了贝济埃选举委员会主席布斯凯先生，这个人完全不配受这种信任，因为他是贝济埃首席警官的秘书……公民卡拉斯已经承认错误，他成了这一错误的牺牲品，经他同意，我们请求公民赛拉叶把公民卡拉斯不久前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看做是无效的，此外，如果可能的话，请求他设法把布斯凯先生从国际开除出去。受贝济埃和佩泽纳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委托。”（后面是签名）

根据这个声明，赛拉叶在土鲁斯的“解放报”（1871年12月19日）上揭露了这个布斯凯先生是警察局的密探。在标明“1872年7月24日于纳尔榜”的那封信中指出，布斯凯先生

“身兼警察局大队长和日内瓦分裂分子的旅外代办的双重职务”。

因此，1872年11月10日的“汝拉简报”为他辩护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349]

七

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

大家知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这个少数派由下列代表组成：4个西班牙人、5个比利时人、2个汝拉人、2个荷兰人和1个美国人。

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

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

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同盟的人马全部到齐。除了西班牙人和汝拉人以外，到会的还有代表意大利的6名代表，其中包括科斯塔、卡菲埃罗、法奈利和巴枯宁本人。2名代表自命代表“几个法国支部”，1名代表自命代表两个美国支部。总共是15名同盟盟员。这个代表大会终于为巴枯宁提供了“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当然，会上充满了完全一致的气氛。这些人足足有一半不属于国际，但是他们授予自己最高法庭的称号，妄图对我们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行动做出最后判决。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最后，他们代表自己的各个联合会（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能够这样做）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友好、团结和互相保护公约”[350]，以反对总委员会和一切承认海牙决议的人。在下面这个直接谴责巴黎公社的决议中，他们给自己的弃权论的无政府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代表大会声明：（1）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是摧毁任何政权；（2）建立任何一种以实现摧毁政权为目的的政权，哪怕是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

最后，他们决定号召其他自治论者的联合会参加这个新 公约，并且在半年以后召开第二次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从此以后，汝拉委员会就公开地把分裂分子事务的领导工作抓到了自己手里。跟着它跑的那一部分国际，无非是重新恢复起来的、曾经是秘密同盟的掩蔽物和工具的前公开同盟罢了。

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言。联合会委员会支持了这个诋毁书，并且遵照瑞士中心的指示于1872年12月25日在哥多瓦召开了本来只是到1873年4月才应该召开的西班牙代表大会。瑞士中心也赶忙向大家显示这个委员会对它所处的从属地位：汝拉委员会越过西班牙委员会直接向西班牙一切地方联合会寄发在圣伊米耶通过的各项决议。

在101个联合会（联合会委员会所引用的正式数字）中，派代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只有36个；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代表大会。不久前刚成立的那些联合会派去了许多代表；亚尔科派去6名代表，而这个联合会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西班牙代表大会；甚至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它还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向西班牙代表团投过一票，也没有缴过一个生丁。像格腊西阿（500名会员）、巴达洛纳（500名会员）、萨瓦德耳（125名）、桑斯（1061名）这些规模巨大、活动积极的联合会却故意缺席。在48个代表的名单中，我们发现有14个知名的同盟盟员：其中有10个人代表的那些联合会并没有他们这样的成员或者大概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同盟深信它所伪造的多数，所以在那里一意孤行。在瓦伦西亚制定并在萨拉哥沙批准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被否决了，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无政府主义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事先否决了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代之以新的 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防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方法来恢复国际的尊严和独立”。

在海牙，同盟想利用西班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把当时对它最有利的表决方式强加于代表大会；而在哥多瓦它在九个月以前就已规定，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该通过什么决定。必须承认，在实行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牙代表大会把同盟及其首领们赶出了国际，就使西班牙的反同盟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由新马德里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得到了萨拉哥沙、维多利亚、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格腊西阿、列里达、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托勒多、瓦伦西亚等地的联合会和加迪斯的新联合会等的支持。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要求代表大会对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进行裁决。这不仅公然违反了共同章程，而且也违反了西班牙的地方章程，该章程第十三条规定：

“联合会委员会将贯彻执行并且发动其他人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新马德里联合会向其他各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通告，对这个行动做了回答。它在通告中声明，联合会委员会由于自己的行动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因此它要求各地方联合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委员会来代替联合会委员会，并且责成新的临时委员会严格遵守章程，而不是唯同盟之命是从。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会址设在瓦伦西亚。这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在其第一个通告（1873年2月2日）中，宣布自己是“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和批准的国际的章程的忠实卫护者”，并且对这样一些人提出坚决抗议，这些人想“在国际的队伍中推行无政府状态，在革命以前推行无政府状态，在胜利以前废除军备！资产阶级将多么高兴啊！”

[351]

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736—737页。——编者注］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总委员会在决议中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5月30日，总委员会又以下列决议 ［注：见本卷第738——739页。——编者注］对这个声明做了补充：

“鉴于：1872年12月25日和2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无效的；从1872年12月25日到1873年1月2日在哥多瓦召开的部分西班牙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赞同敌视国际的会议的各项决议；

1873年1月26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决定，否决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同时，总委员会再次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国联合会，因为窃取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加入国际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在意大利各地存在着履行自己对总委员会的义务并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的支部 ［注：见本卷第740页。——编者注］。

‘汝拉人也于4月27—28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新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瑞士10个支部和亚尔萨斯1个伪支部的19名代表；有2个瑞士支部和1个法国支部没有派代表出席。可见，汝拉联合会在瑞士共有12个支部。但是，穆蒂埃的代表声明：他出席只是为了表示赞成同国际和解，他带有一个规定他不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事实上穆蒂埃支部从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起就脱离了汝拉联合会。剩下还有11个支部。委员会的报告竭力避而不谈有关这些支部的内部情况和人数的任何材料，这一事实使我们有权利认为，这些支部不会比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以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是，报告却把汝拉人的外部力量——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所罗致的同盟者们——排成了战斗队形。用报告的原话来说，这几乎是国际的所有联合会：

“意大利”——但是我们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意大利联合会。

“西班牙”——虽然西班牙的多数国际会员都倒向了分裂分子阵营，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西班牙联合会仍然存在并且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法国——其中有已经真正组织起来的东西”，也就是由于没有派代表出席纽沙特尔代表大会而向大会表示歉意的那个“法国支部”。我们决不是打算向汝拉人透露，在法国尽管有最近的迫害，但是仍然保存着“已经真正组织起来的东西”。最近的迫害十分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组织究竟在谁那边，这些迫害也像往常那样关怀备至地放过了在法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同盟盟员。

“整个比利时”——都受同盟的愚弄，虽然它远不是赞同同盟的原则的。

“荷兰，除了一个支部以外”，——事实上 两个荷兰支部赞成的不是圣伊米耶公约，而是海牙少数派的“反分立主义的”声明。

“英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分裂分子”，即国际的绝大多数英国支部，于6月1日和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3个支部的26名代表[352]；而汝拉人的“英国”既没有支部，也没有联合会委员会，当然更不会有代表大会。

“美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国际的美国联合会存在着，并且在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着正常的活动。它有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汝拉委员会的“美国”——是一些在自由恋爱、纸币、社会职务和贿买等方面进行投机活动的资产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威斯特先生非常出色地代表了他们，以致甚至连汝拉的代表们也不敢发言支持他和投票赞成他。

“斯拉夫人”，——即“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它像往常一样，总是妄图代表整个民族。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波兰族、俄罗斯族、斯拉夫族国际会员——分裂分子的一切公开的敌人——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同盟的同盟者。如果11个汝拉支部都像这些同盟者中的大多数一样现实地存在的话，那末，它们的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闭口不谈它们的情况。

在同盟的这个战斗队中，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瑞士。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一个月以后，即6月1—2日，在俄尔顿召开了瑞士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以组织抵抗行动和罢工。[353]5个汝拉人在会上宣扬支部绝对自治的福音；他们占去了代表大会一半以上的时间。最后还是进行表决；结果在80名代表中有75名投票反对5个汝拉人，于是他们别无他法，只好离开会场。

其实，同盟自己在其秘密集会上看来并不同意它想向群众灌输的关于它的实际力量的幻想。就在那次纽沙特尔代表大会上，同盟设法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根据共同章程所赋予的权利，每年召开一次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而无需由总委员会专门召集，汝拉联合会建议国际的一切联合会于星期一，即9月1日在一个瑞士城市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为了这次代表大会不再重演“为害无穷的海牙的错误”，同盟的代表及其同盟者于8月28日召开了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根据对这个建议的讨论得出如下结论：

“我们将认为，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只能是由各联合会直接召开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所谓的纽约总委员会可能企图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

这样一来，我们所面临的便是彻底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国际会员将参加由总委员会受上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它认为合适的一个瑞士城市召集的代表大会。而同盟分子和受他们愚弄的那一批人则将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自治自行召集的代表大会。祝他们一路平安。

八

同盟在俄国

1．涅恰也夫案件

关于同盟在俄国的活动，我们是从1871年7月在彼得堡高等法庭审理的、以涅恰也夫案件著称的那个政治审判案中得知的。在俄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陪审法庭上公开审理政治案件。八十多个男女被告，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从1869年11月至1871年7月，在审前羁押期间，他们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特别囚室里，结果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人精神失常。他们离开监狱，只不过是出来听取宣判，他们分别被判处15年、12年、10年、7年和2年的西伯利亚矿井劳动、苦役和监狱监禁。而那些被公开法庭宣判无罪的人，后来也“通过行政手续”被流放了出去。

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名义的秘密团体，拉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说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的国际革命委员会密使。这个密使指使他们进行了多次诈骗活动，强迫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暗杀；这次暗杀使警察局找到了秘密团体的线索，但是，正像常见的那样，密使本人已经隐蔽起来了。在侦查搜索的过程中，警察局对情况了解得那样清楚，可见，一定有人详细告密。在整个案件中，密使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暧昧的。这个密使就是握有委托书的涅恰也夫，委托书的内容如下：

“兹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受委托为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代表之一。——№2771。”

在这个委托书上有：（1）法文的印章：“欧洲革命同盟。总委员会”；（2）日期：1869年5月12日；（3）署名： 米哈伊尔·巴枯宁。 ［注：1871年“圣彼得堡消息报”[354]第180、181、187号和以后几号。］

1861年，为了回答旨在不让贫苦青年享受高等教育的财政措施和力图使这些青年屈服于警察当局淫威之下的惩戒措施，大学生表示了坚决一致的抗议，先是集会抗议，以后就上了街，汇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圣彼得堡大学事后被封闭了一个时期，大学生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遭到流放。政府的这种做法促使青年参加各种秘密团体，结果，秘密团体的大批成员最后自然是被下狱、被驱逐、被流放西伯利亚。其他的人为了保证贫苦的大学生能够有钱继续求学，成立了互助储金会。其中最认真的人决定以后再也不让政府抓到任何把柄来查禁储金会，因为这种组织可以举行小型会议来解决事务性问题。这种事务性会议顺便也提供了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机会。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贫苦人的子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怀着满腔热忱，甚至幻想马上就实现它。这个运动在学校中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向俄国社会输送大批贫苦的、来自普通人民、有学识、对社会主义思想满怀热忱的青年。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355]。于是，涅恰也夫便利用国际的威望和这些青年的热情，企图使大学生相信，现在从事这些琐碎小事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参加了国际的秘密团体，它正燃起世界革命的火焰，并且准备立即在俄国采取行动。他骗上了几个青年人，拉他们从事刑事犯罪，这使警察当局有了口实来完全粉碎这个对于官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危险的学生运动。

1869年3月，一个俄国青年来到了日内瓦，他冒充彼得堡大学生的代表，企图取信于全体俄国流亡者。他对别人作自我介绍时，用了各种不同的化名。有些流亡者确切地知道，彼得堡并没有派任何代表来；另一些人同这位假代表谈话之后认为他是个暗探。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姓是涅恰也夫。他说，1869年1月首都各学校发生风潮时，他作为这次风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被关进了圣彼得堡要塞，后来又从那里逃了出来。有些流亡者曾经在这个要塞中渡过了漫长的囚禁生活，他们根据切身经历知道，从那里逃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晓得，涅恰也夫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收到的报纸和信件中谈到了遭通缉的大学生的名字，而其中一次也没有提及涅恰也夫，所以他们认为，涅恰也夫所谈的关于他的所谓的革命活动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但是，巴枯宁大叫大嚷地站到了涅恰也夫那一边。他到处扬言，说这个人是“在俄国存在的并且正在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大的秘密组织派来的特别使者”。于是，有人便去哀求巴枯宁不要把他们朋友的名字告诉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会陷害他们。巴枯宁答应了；审判案的材料将会表明，他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涅恰也夫曾经得到了一个机会与一位流亡者谈话。在谈话中，他被迫承认他并不代表任何秘密组织，但是他声称他有一批同志和熟人，他打算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还说，必须把那些老流亡者抓在手里，以便利用他们的威信来影响青年并且利用他们的印刷所和金钱。过了一些时候，出现了涅恰也夫和巴枯宁告大学生的“几句话”。[356]在这里，涅恰也夫复述了关于自己逃走的神话，并且号召青年们献身于革命斗争。巴枯宁在学潮中发现了“植根于人民生活最深处的反对国家的、破坏一切的精神……” ［注：必须指出，“几句话”这个传单恰好是在迫害和宣判的时候公布的，当时青年们正尽力把自己运动的规模说小，而夸大运动规模则对警察当局十分有利。］；他祝贺“自己的青年兄弟具有革命志向……这就是说，这个卑鄙的全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快要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成了他用驴蹄去踢波兰人的借口，他指责波兰人只致力于

“复兴自己的历史国家〈！！〉。——可见，他们在幻想为自己的人民制造新的奴役”，如果他们这种幻想能够实现的话，那末“他们就会成为既是我们的敌人，又是他们本国人民的压迫者。为了社会革命和全民自由，我们将向他们开战”。

可见，巴枯宁完全赞同沙皇，认为无论如何必须阻挠波兰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他们的内部事务。每次爆发波兰起义的时候，俄国官方报刊总是指责起义的波兰人，说什么他们是“本国人民的压迫者”。在第三厅 ［注：皇帝办公厅第三厅是俄国秘密政治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各家机关报和洛迦诺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动人的融洽一致啊！

巴枯宁接着说，俄国人民今天所处的状况，很像是彼得大帝的父亲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期间使得人民不能不发动起义的那种状况。那时起来领导人民的是一个强盗头子，哥萨克人斯切尼卡·拉辛，他为人民指出了走向“自由”的“道路”。人民现在要起事，只等待一位新的斯切尼卡·拉辛出来；但是这一次他

“被现在已经和人民同甘共苦的、非阶层的青年大军所代替了……这一次的斯切尼卡·拉辛，不是单枪匹马的而是集体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英雄，是他们的主宰。这种英雄就是所有这些非凡的青年，拉辛的精神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的使命，青年们应该使自己变得愚昧无知：

“所以，你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以及其他学校吧……到民间去吧”，去做“人民自我解放的产婆，去做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的人。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这就是西方优秀人物的信念……欧美的工人世界正召唤你们结成兄弟同盟。”

同盟在其秘密章程中对第三级盟员指出，“这个组织的原则……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纲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履行这一诺言的开始。除了一般的无政府主义的花言巧语和公民Ｂ永远无法掩饰的对波兰人的沙文主义仇恨以外，他在这里第一次把俄国强盗当做真正革命者的典型来加以颂扬，并且借口说现代科学无非是官方科学（能否设想有官方数学、官方物理学或官方化学呢？），说西方优秀人物的看法都是这样，从而便向青年宣扬对愚昧无知的崇拜。在传单的结尾，他暗示说，国际通过他建议这些甚至被他禁止研究无知兄弟会[357]的 科学的青年联合起来。

作为福音书的“几句话”这个文件在涅恰也夫的阴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每一个新信徒献身以前，都对他神秘地宣读这个文件。

与“几句话”这个文件（1869年）同时，也出版了一些俄文的匿名出版物：（1）“革命问题的提法”；（2）“革命原理”；（3）“‘人民裁判’协会会刊”（《Narodnaia　rasprava》）第1期，莫斯科1869年夏季出版。[358]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日内瓦刊印的；这一点从印刷铅字可以看出，它们和日内瓦出版的其他俄文书刊是用同一种印刷铅字刊印的，而且这个事实在所有俄国流亡者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第一页加上这样的印记：“在俄国印行——Gedruckt　in　Russland”，以便使俄国大学生们相信，这个秘密团体有很好的条件在俄国本土进行活动。

“革命问题的提法”一下子就使它的作者露出了马脚，这里的措词用语同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他们的“几句话”中使用的毫无二致：

“不仅要消灭国家，而且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不言而喻，我们是拥护人民的。”

巴枯宁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同化规律，把自己和青年学生同化起来了。

“政府亲自给我们指出了我们为达到自己的即人民的目的所应走的道路。它把我们赶出了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感谢它使我们站在这样光荣而坚实的立足点上。现在我们有了立足点，我们可以进行活动了。我们将做些什么呢？去指教人民吗？这是愚蠢的。人民自己比我们更清楚他们应该怎么办〈请和秘密章程对照一下，秘密章程硬说群众具有“人民的本能”，而亲信者则具有“革命思想”〉。我们不应该指教人民，而应该要人民起来暴动。”迄今“人民进行的暴动一直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是分散地进行暴动的……我们能够给予他们非常重大的帮助：我们能够给他们以他们迄今还缺少的东西，而缺少这个东西是他们一切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就是通过团结他们自己的力量使各地的运动达到一致。”

可见，同盟的学说——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自上而下的纪律——在这里已和盘地托出了。首先是通过暴乱“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但是“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就是世界同盟的俄国支部—— 人民裁判协会。

但是巴枯宁觉得光有青年还不够。他号召一切强盗都站到他的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旗帜下来。

“抢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是国家以及国家所确立的任何社会制度和公民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同整个官吏贵族的文明和官方神甫的文明进行生死斗争的战士……谁不理解抢劫，谁也就不会理解俄国人民历史中的任何东西。谁不同情抢劫，谁也就不可能同情俄国人民生活，谁对人民世世代代无比深重的苦难就不会有同情心。这种人是敌人阵营——国家拥护者阵营中的人……只有抢劫才能证明人民的生命力、热情和力量……在俄国，强盗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不说空话、不说书本上的动听词句的革命者，是在行动上不可调和的、不知疲倦的、不可驯服的革命者，是人民社会的革命者，而不是政治的，属于某个阶层的革命者……遍布全俄的，出没在森林、城市和乡村的强盗和被囚于帝国的无数牢狱中的强盗，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俄国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只是在这个世界中，很早以来就有了真正的、革命的秘密活动。谁想在俄国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谁想进行人民革命，谁就应该加入这个世界……弟兄们，让我们沿着把我们赶出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的政府现在给我们指出的道路，一齐投身到民间去，到人民运动中去，到强盗和农民的暴动中去，保持我们之间忠实而牢固的友谊，把一切零散的庄稼汉的〈农民的〉骚动团结成为统一的整体。让我们把它们变成有理性的但是无情的人民革命。”［注：为了愚弄读者，巴枯宁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各次人民起义的领袖同现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混为一谈。至于谈到现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那末只要读一下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359]，就连最富有浪漫精神的人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所抱的种种幻想也会顿然消失。而巴枯宁却打算利用这批人组成俄国革命的神圣队伍。目前在俄国还在被大规模采用的唯一的抢劫形式——当然，如果不算各统治阶层的抢劫的话——就是被资本家们商业化了的盗马活动，而“不说空话的革命者”不过是在资本家手中的简单工具和牺牲品而已。］

第二个传单“革命原理”对秘密规章中发布的力争“彻底铲除……”的命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必须破坏一切，以便达到“完全的无定形”，因为即使只保留“一种旧形式”，它也会成为其他一切旧社会形式所赖以复活的“萌芽”。传单指责不看重这种无定形的政治革命者是欺骗人民。传单指责他们建立了

“新的绞架和断头台，用它们处死了过去幸免于难的革命兄弟……如此看来，各国人民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为了进行真正的革命，需要的不是那些站在群众前头并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物，而是不知不觉地隐身于群众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这一批群众和另一批群众联系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使运动具有同一个方向，具有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性质的人物。建立秘密的、从事准备工作的组织的意义仅在于此，它之所以必需也仅在于此”。

这样一来，便向俄国公众和俄国警察当局暴露了在西方严加掩盖的、存在 国际兄弟的事实。接着，传单宣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暗杀活动，并且声称，对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的人来说，任何议论未来的行为都是

“犯罪的，因为它会妨碍纯粹的破坏，会延缓开始革命的进程。我们只信任那些不怕拷打、不怕坐牢，用事实表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的人，因此，我们否定一切不随即见诸行动的言论。不明确地提出实现革命目标的时间和地点的无目的的宣传，我们则更加不需要了。不仅如此，这种宣传还会妨碍我们，所以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将用强力迫使一切不想懂得这一点的饶舌家沉默”。

这些威胁是针对那些没有在巴枯宁的教皇宝座面前低头并被他骂为教条主义者的俄国流亡者的。

“我们要与一切不想返回祖国加入我们队伍的政治流亡者断绝联系；而在这个队伍还不明显的时候，我们要与一切不促使这个队伍在俄国生活的舞台上公开活动的人断绝联系。我们把那些已经声明自己是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的流亡者作为例外。今后我们不会再重复这些话和不再发出号召了……有耳目的人会看到和听到实干家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这种人不参加他们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正像如果藏在幕后的一切同遮盖它们的幕一起被冷静地、无情地消灭不是我们的过错一样。”

巴枯宁的面目在这里昭然若揭了。他命令流亡者冒着死亡的危险作为他的秘密团体的密探回到俄国去，——这方面他学习了俄国暗探的手法，俄国暗探曾给流亡者提供护照和金钱，要他们到俄国去完成密谋性目的，——但同时他却给自己发出了教皇许可证，允许他自己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太太平平地留在瑞士，在那里埋头写作各种宣言，来陷害那些被警察当局关在监狱中的不幸的大学生。

“除了从事消灭，我们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活动，但是我们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就是这一活动的表现形式应当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毒药、刀子、绞索等等，革命把这些一律看做是神圣的手段。可见，大有用武之地！……让一切健康的、年轻的人立即开始用火和剑根除祸害、清扫和开发俄罗斯大地的神圣事业，同那些将在全欧洲从事同样的事业的人亲密地联合起来吧。”

我们要补充一下，这张堂皇的传单上所说的那种必然的强盗是以矫揉造作的卡尔·穆尔（席勒的“强盗”中的人物）的面貌出现的，“人民裁判”第2期[360]在援引这份传单的一段时，直接称它为“ 巴枯宁的传单”。

“‘人民裁判’ ［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总是把这个名词译为《justice　populaire》［“人民司法”］，但是俄文的《rasprava》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司法，而是裁判，甚至可以说是报复、算总账。］协会会刊”第1期开宗明义就声称，俄国人的全民起义是必不可免的，它已为期不远了。

“我们，即无论如何总是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人民青年，应该为全民起义扫清道路，即消除阻碍它前进的一切障碍并且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鉴于暴动必不可免而且为期不远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把俄国一切分散的革命势力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决定以革命中心的名义印发传单，遍布俄国的各个角落的每一个我们的同志，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哪怕是我们不认识的人，随时将可以从这些传单上看到，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朝哪个方向前进。”

接着，传单上宣称：

“思想对我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能够服务于激进地、普遍地破坏一切的伟大事业。谁要是按照书本来学习革命事业，谁就只会成为革命的废物……我们对言论已失去任何信心；言论只有当它随即见诸行动时，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称之为行动的东西，远不全都是行动。例如，缩手缩脚地、过分谨慎地组织秘密团体而没有任何外在的实际表现，这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既可笑又讨厌的儿戏罢了。只有肯定是在破坏妨碍人民解放的某种东西（人、物、关系）的一系列行动，我们才称之为实际表现……我们不惜牺牲生命，不顾任何威胁、困难和危险等等，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大胆而果敢的尝试冲入人民生活中去，并且使人民相信我们、相信自己、相信他们自己的威力，从而发动、团结和推动他们去胜利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但是，“裁判”杂志的革命辞句突然变成了对在日内瓦出版的、维护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的一家俄文杂志——“人民事业”[361]的攻击。很明显，对于巴枯宁在俄国以国际的名义所进行的同盟宣传来说，强迫这家揭穿其骗局的杂志沉默是极端重要的。

“如果上述这家杂志在这条我们一定要对它表示和表明自己态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深信，真正的实干家们立即就会抛开一切理论，尤其是教条。对于虽然真挚但同我们的旗帜直接对立的各种著作，我们是能够用我们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来妨止它们流传的。”

在对自己这个危险的对手进行了这些威胁以后，“人民裁判”继续说道：

“在最近国外出版的传单中，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推荐巴枯宁的告非阶层的青年学生书……巴枯宁劝你们离开学院、大学和其他学校，到民间去，是正确的。”

可见，巴枯宁是永远不会放过自我吹嘘的机会的。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略述过去和现在的 事业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是怎样威胁在国外出版的国际俄国支部的机关刊物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怎样大肆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攻击这个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

“诚然，庄稼汉是从来不去臆想未来社会制度的形式的，然而，在消除了妨碍他们的一切以后（即在进行破坏一切的革命——这是第一件事情，因而对我们来说也是最主要的事情——以后），他们对生活的安排，比之按照自命是人民的导师而主要是人民的指挥者的那些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写出来的一切理论和计划所进行的安排，将要有见识得多、好得多。对于没有被文明眼镜损害了视力的人民的眼睛来说，这些不受欢迎的导师想在科学、艺术等的掩盖下把肥缺留给自己及其同流的意图是太明显了。即使这些意图像受现代文明熏陶出来的人的不可分割的属性那样真诚，那样天真，人民也不会因此就觉得好受些。在斯切尼卡·拉辛离开阿斯特拉罕以后由瓦西里·乌斯在那里建立的哥萨克会议中，社会平等的理想目的的实现比在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中，比在卡贝、路易·勃朗和其他博学的〈！〉社会主义者的制度下，比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协作社中，要彻底得无比。”

接着有整整一页都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谩骂。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营得的 肥缺就是俄国政府让他在西伯利亚坐牢，可是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而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巴枯宁却只是 从国外表现表现而已。而且正好在政府甚至严禁在报刊上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却对他进行攻击。

我们这些“无定形的”革命者继续写道：

“我们承担着摧毁腐朽的社会大厦的责任……我们来自人民，被现代制度啃嚼得遍体鳞伤，因此对一切非人民的东西满怀仇恨，对于我们所憎恨的、除了祸害以外不能期望给我们任何东西的那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道德义务和尊敬可言。我们只有一个否定的、始终不渝的计划——无情破坏的计划。我们直接拒绝规划未来的生活条件，因为这和我们的活动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认为任何纯粹理论上的智力工作都是毫无好处的……我们只负责破坏现存社会制度。”

这两位喜欢从国外表现表现的人暗示说，1866年那次谋杀沙皇的活动是他们的秘密团体所计划的“一系列破坏一切的行动”之一：

“1866年4月4日卡拉科左夫开创了我们的神圣事业。从此以后青年们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力量……这是榜样，这是事实！按其日益增长的意义来说，是任何宣传都不能相比的！”

随后，他们开列了一长串应由委员会立即处死的“坏蛋”名单。许多人“将被拔掉舌头”……但是，

“我们将不触动沙皇……我们将让沙皇活到人民的、庄稼汉的审判到来的日子；这个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让我们的刽子手活到人民的雷雨大作的时刻吧”……

谁也不敢怀疑这些俄文的抨击性文章、秘密规章和巴枯宁从1869年以来用法文发表的全部著作都出于同一个来源。相反地，所有这三类著作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同臭名远扬的破坏一切的组织中划分亲信程度的三个等级相适应。公民Ｂ的法文小册子是为同盟普通盟员写的，这里考虑到了他们的成见。对他们只谈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以及诸如此类于事无损的东西：这一切都不过是空话。秘密规章是给西方的国际兄弟制定的：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完全放纵人民生活……的恶欲”，但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有一种秘密的指导因素——就是这些兄弟；对他们只做一些关于从洛约拉那里剽窃来的同盟道德的很不明确的暗示；关于彻底铲除的必要性只是稍带地提到，因为这些西欧人是在庸人成见中教养出来的，对待他们须要略加小心一点。对他们的说法是，使那些还不熟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人感到过于眩目的真理，将在俄国支部纲领中彻底加以阐明。这位先知只是同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上帝的选民，同自己神圣俄罗斯的青年才敢于坦率地讲话。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动，革命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唯一的行为规范就是被颂扬备至的耶稣会的道德；革命者的楷模就是强盗。在这里，坚决禁止青年进行思考和学习科学，因为这都是能够使他们怀疑破坏一切的正统思想的世俗事务。谁要是坚持理论上的异端邪说或者妄想对普遍的无定形性的教条进行庸俗的批判，谁就有受神圣的宗教裁判的危险。在俄国青年面前，教皇无论在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用不着讲客气。他可以畅所欲言。思想的极度贫乏寓于无限夸张的无稽之谈之中，以致无法用法语把它的滑稽可笑之处全部表达出来，而不使它减色。正如一个俄罗斯人所说的，巴枯宁的语言甚至不是俄语，而是鞑靼语。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付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这是青蛙和犍牛的寓言。

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们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的确，沙皇、官吏、贵族、资产阶级可以高枕无忧。同盟并不是同现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无足轻重的配角。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他们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警告“人民事业”的编辑们说，要用“我们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迫使他们沉默；同盟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这就是破坏一切的纲领中唯一已经开始执行的部分。我们现在谈一谈他们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功绩。

从1869年4月起，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便着手为俄国革命准备基础。他们从日内瓦纷纷把信件、呼吁书和电报寄往圣彼得堡、基辅和其他城市。其实，他们知道，要把信件、呼吁书，特别是电报寄往俄国，“第三厅”（秘密警察）不可能不进行检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陷害人。在平安无事的日内瓦不冒任何风险的人物所使用的这些卑鄙手段，使得俄国有无数的人遭到逮捕。而且有人预先就警告过他们，说他们是在制造危险。我们掌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从俄国寄来的一封信的下面一段话已经告诉了巴枯宁。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转告巴枯宁，如果革命对他说来还有哪怕是一点神圣的东西，就叫他停止散发他那些荒诞的传单，由于这些传单，许多城市都发生搜查和逮捕事件，任何重要工作都陷于瘫痪。”

巴枯宁回答说，这一切都是捏造，涅恰也夫已经到美洲去了。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巴枯宁的秘密法典规定，必须“使……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利用他们”（“革命问答”第十九条）。

还有一个证据。1869年4月7日，涅恰也夫写信给托米洛娃女士（一位上校的妻子，这位上校后来由于妻子被捕忧伤而死），说“在日内瓦事情多得很”，并且催促她派一位可靠的人到那里去同他商洽。“要商谈的事情不仅牵涉到 我们的买卖，而且牵涉到全欧洲的买卖。这里事如鼎沸。正在煮一锅全欧洲都喝不完的菜汤。你赶快进行吧。”后面注明了日内瓦的地址。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的手里；它被秘密警察当局在邮局截去了，结果托米洛娃女士被逮捕，她只是在法院侦讯过程中才看到这封信（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道，载于1871年“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87号 ［注：有关涅恰也夫阴谋的一切事实，我们都是从“圣彼得堡消息报”发表的关于该案件的报道中引来的。我们将指明这些事实引自该报的第几号。］）。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巴枯宁在策划阴谋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基辅学院学生马夫里茨基收到了从日内瓦寄给他的传单。他马上把传单交给上级，上级赶忙派一位代理人即密探到日内瓦去。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与这位来自俄国南部的代表过从甚密，交给他传单，告诉他据他说是涅恰也夫在俄国认识的人的地址，并且给了他一封信，这封信只能看做是委托书和介绍信（“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87号）。

1869年9月3日（新历9月15日），涅恰也夫在莫斯科以日内瓦世界革命委员会密使身分去见他在出国以前就认识的一位青年人——乌斯宾斯基，对他出示了前面讲到过的委托书。涅恰也夫告诉他说，持有同样委托书的该欧洲委员会的密使们将到达莫斯科，至于涅恰也夫本人，他个人是受委托“在青年学生中组织秘密团体……以便在俄国发动人民起义”。经乌斯宾斯基介绍，涅恰也夫为了找寻安全的避难所到离城相当远的农学院去了，在那里同伊万诺夫——以忠于青年和人民的利益而最出名的大学生之一——建立了联系。从这个时候起，农学院便成了涅恰也夫的活动中心。起初他用的是假姓名，他说他曾游历过俄国的许多地方，人民到处都准备起义，如果不是革命者说服他们在把俄国的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广泛而强大的组织尚未建立以前应当忍耐的话，他们早就已经起义了。涅恰也夫催促伊万诺夫和其他大学生赶快加入这个受万能的委员会领导的秘密团体，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秘密团体的成员不应该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和所在地。这个委员会和这个组织就是 世界联合会、革命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的俄国分部！ ［注：应当指出，association，union，alliance（obchtchestvo，soiouz，tovarichtchestvo）这几个词在俄语中或多或少是同义词，在使用时常常没有区别。同样地，“国际的”这个词在大多数场合也可以译为“世界的”（《vsemirnyi》）。因此，在俄文报刊中“国际协会”这几个词译出来以后，用法文再译回来常常是“世界同盟”这几个词。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就是利用这种术语上的混乱现象，才得以利用我们协会的名称并戕害了大约一百名青年人。］

涅恰也夫首先在大学生中散发前面提到的传单“几句话”，以便让他们知道，从西伯利亚逃走的1848年著名革命家巴枯宁在欧洲起着巨大的作用，他是工人的总全权代表，他签署世界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书，就是这位英雄劝他们抛弃学业等等。为了给他们提出一个忠诚至死不渝的鲜明榜样，他曾向他们朗读巴枯宁的朋友、赫尔岑的“钟声”报的撰稿人奥格辽夫所写的，以“ 大学生”为题的献给“青年朋友涅恰也夫”的一首诗[362]。在这首诗中，涅恰也夫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大学生，“从童年起就不知疲倦的战士”。奥格辽夫在他的诗中歌颂涅恰也夫从少年时代起为了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而经受的苦难；他怎样培养对人民的忠诚；沙皇的报复和贵族的恐惧怎样迫使他漂泊流浪（skitanie，流落他乡）；他怎样去游历，向四面八方的全体农民发出号召：联合起来吧，勇敢地挺起身来吧，等等，等等；他怎样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结束了苦役生活；但是他一生从不虚伪，他始终忠于斗争，他怎样在停止呼吸以前仍然反复地说：要为全体人民捍卫住他们的土地和自由！——这首同盟的诗发表于1869年春天，当时涅恰也夫正在日内瓦寻欢作乐。这首诗和其他呼吁书一起，被成包成包地寄往俄国。简单地转抄这一首诗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使新信徒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涅恰也夫根据委员会的命令叫该团体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转抄这首诗并加以传播（某些被告的供词）。

各地进行的破坏一切的活动要使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成为无定形的东西，大概只有音乐得天独厚，能够摆脱这种命运。涅恰也夫代表委员会指示要用 革命的音乐支援宣传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设法为这首诗歌杰作配上曲子，以便青年们高声歌唱（“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90号）。

关于他已经死去的神秘传说并不妨碍他暗示说，涅恰也夫可能还活着，甚至并不妨碍他秘密地告诉别人，说涅恰也夫现在以工人的身分住在乌拉尔，并且在那里组织了一些工人团体（“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02号）。他主要是对那些“毫无出息”的人，即那些幻想建立工人协会的人公开了这个秘密；他想使他们佩服这个神话般的英雄。当关于虚构的他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走一事的传说以及关于他死在西伯利亚的富有诗意的传说已经使人们深信不疑的时候，当据他估计革命问答已经灌进了亲信者的头脑的时候，他终于实现了福音书上所说的复活，并且声称，涅恰也夫就是“他”这位要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证人和被告所说的曾经为彼得堡大学生所嘲笑和鄙视的那个涅恰也夫了。现在的涅恰也夫是世界革命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巴枯宁完成了使他改变面貌的奇迹。涅恰也夫符合他自己所宣传的那个组织的规章的一切要求；他“做了几件为委员会所知道和重视的事情，因而受到赏识”；在布鲁塞尔，他组织并领导了一次国际会员大罢工；比利时委员会派他为代表去和国际的日内瓦组织接头，在那里他会见了巴枯宁，但是，据他说他“不安于小成”，于是回到俄国，以便开始“革命活动”。他还断言，由16名俄国流亡者组成的参谋部全体人员都同他一道到了俄国。 ［注：俄国流亡者谁也没有回俄国去，而且在全欧洲也招募不到16名俄国政治流亡者。］

乌斯宾斯基、伊万诺夫，还有4名或6名青年，大概是莫斯科仅有的几个受这些狡猾手段愚弄的人。这些亲信者中有4个人受命招募新的拥护者并建立小组或小支部。在涅恰也夫案件的文件中有这种组织计划，这个计划同秘密同盟的计划几乎完全相同。在法庭上宣读了“共同组织原则”，主要亲信者没有一个人否定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而且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主编的“人民裁判”第2期上已经承认了下列几条的真实性：

“本组织是以对个人的信任为基础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知道他属于哪一级，就是说不知道他离中心远还是近。——无条件服从委员会的命令。——放弃自己的财产，把它交给委员会掌管。——凡是使我们的事业得到一定数量的新信徒，并用事实表明自己有力量有才能的成员，都可以看到这些指示，以后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本团体的章程。力量和才能的大小由委员会确定。”

为了欺骗莫斯科的成员，涅恰也夫对他们说，在圣彼得堡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事实上那里连一个小组、一个支部都没有。有一次，他糊涂了，当着一个亲信者的面高声喊道：“在彼得堡他们像女人一样背弃了我，像奴隶一样出卖了我。”在彼得堡他又反过来说，在莫斯科，这个组织的发展快得惊人。

由于莫斯科有人表示希望见到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邀请了一位关心学生运动的彼得堡青年军官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去看看这些小组。这位青年人同意了，在路上涅恰也夫封他为“ 国际协会日内瓦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

对他说：“如果你不是我们团体的成员，你就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这是给你的委托书，它可以证明你是国际协会会员；作为协会会员，他们会让你参加。”

委托书盖有法文印章，内称：“兹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国际协会的受托人。”据其他几位被告说，涅恰也夫向他们保证，这位陌生人“确实是日内瓦革命委员会的受托人”（“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25、226号）。

伊万诺夫的朋友多尔哥夫供认，“涅恰也夫曾谈到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人民提出抗议的时候支持他们，引导他们，以便取得好的结果，当时涅恰也夫提到国际协会，并且说，巴枯宁负责与该协会联系”（第198号）。——里普曼证明；涅恰也夫“为了使他放弃关于劳动组合的思想，就对他说，国外有一个国际工人协会；要想达到该协会所追求的目的，只要加入这个团体就够了，在莫斯科有该团体的分部”（第198号）。从后来的一些供词可以看出，涅恰也夫把国际说成是一个秘密团体，把他自己的团体冒充为国际的支部。于是，他便向亲信者们保证，他们的莫斯科支部和国际一样，将大规模地举行罢工并且建立联合会。当被告里普曼向他索取该团体的纲领时，涅恰也夫拿出一张法文传单给他念了几段，上面谈到该团体的目的；被告认为，这张传单就是国际的纲领；他还补充说：“因为报刊上对这个团体谈得很多，所以我根本没有发现涅恰也夫的建议有什么犯罪的东西。”主要被告之一库兹涅佐夫声称，涅恰也夫曾经对他们宣读国际协会的纲领（第181号）；库兹涅佐夫的兄弟供认，“他曾看见有人在他兄弟那里把一张法文传单译成俄文；他以为这张传单是某团体的纲领或章程”（第202号）。——被告克利敏说，向他宣读的是“巴枯宁加有附语的国际协会纲领，我记得，纲领用的是非常一般的措辞，甚至没有谈到达到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说的是普遍平等”（第199号）。被告加夫里舍夫解释说，“可以认为，那份法文传单包含有对曾经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代表们的意见的阐述”。最后，被告斯维亚茨基使我们彻底弄清楚了这张神秘的法文传单究竟是什么东西，搜查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张用法文写的传单，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斯维亚茨基说：“在报纸上关于 国际协会谈得很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很想纯粹从理论上来了解它的纲领。”（“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30号）这些供词证明，同盟的秘密纲领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充国际的纲领而散发出去的。主要被告乌斯宾斯基的供词证明，世界革命委员会（涅恰也夫自称是它的密使）和同盟中央局（公民Ｂ）是一回事。乌斯宾斯基声称，他收集小组的全部会议记录，“以便把关于各次会议的报告寄给日内瓦的巴枯宁”。主要被告之一普累若夫声称，涅恰也夫吩咐他到日内瓦去，把报告送给巴枯宁。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在审讯中揭露的这位巴枯宁的走狗所搞的一切骗局、蠢事、欺诈活动和暴力行为。我们只指出几件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在这个组织中一切都是秘密的。多尔哥夫叙述说：“在加入这个团体以前，他想知道这个团体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手段；涅恰也夫说，这是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以后会对他公开的”（“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98号）。当该团体的成员敢于提出问题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堵住他们的嘴，说什么根据章程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在某一件事情上做出卓著的成绩以前都无权知道任何情况（第199号）。有一名被告说：“在我们同意加入这个团体以后不久，涅恰也夫就开始用委员会的权力和力量来恫吓我们，据他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它在领导我们；他说，委员会有自己的警察机关，如果有谁背弃了自己的诺言，违犯那些 居于我们小组 之上的人的命令，委员会就要进行报复。”有一位被告承认，“当他发现了涅恰也夫的诈骗勾当以后，他曾经告诉涅恰也夫，他想洗手不干而到高加索去休养。涅恰也夫对他声称，这样不行，如果他竟敢退出这个团体，委员会可能要把他处死；当时涅恰也夫就命令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谈论秘密团体，以便罗致新信徒，并且朗读悼涅恰也夫之死的那首诗。当被告拒绝服从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开始威胁他，说：你无须争辩，你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第198号）。——如果这只是个别情况，那还可以对它表示怀疑，但是许多被告都供认了完全相同的事实，而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事先商量好的。——另一位被告供认，该小组的成员发现他们受人欺骗以后，他们都想退出，但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害怕委员会报复（第198号）。

一位证人谈到他的朋友——被告之一时说，被告弗洛林斯基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摆脱不让他工作的涅恰也夫了；证人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但是弗洛林斯基回答说，涅恰也夫会在彼得堡找到他，就像在莫斯科找到了他一样；涅恰也夫强奸了许多青年的信念，恫吓他们，弗洛林斯基显然是害怕涅恰也夫告密。利胡亭供认：“我亲耳听见有人说，涅恰也夫从国外把各种内容激烈的信件寄给他认识的人，想借此来陷害他们，使他们遭到逮捕。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之一。”（第186号）叶尼舍尔洛夫甚至说，他已开始把涅恰也夫看做是一个政府密探了。

有一次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以委员会密使的身分列席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的会议，并且表示不满意该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之一克利敏回答他说，“他们也感到不满；起初对被招募加入该团体的人说，每个支部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并不要求支部的成员一味服从；但是，后来的表现却完全不是这样，委员会使它们处于奴隶地位”（第199号）。——涅恰也夫用盖有“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公用笺”钤记的公文纸发布命令，用的是下面这一套措辞：“本委员会命令你做……”，完成某项任务，到某个地方去等等。

一个青年军官由于绝望了，决定退出这个团体。涅恰也夫表面上同意，但是要求他缴赎金。叫他必须弄到一张有科拉切夫斯基签字的6000卢布（约合2万法郎）的票据。在1866年卡拉科左夫谋杀事件以后，科拉切夫斯基同他的两个姊妹一起才服满了长期监狱监禁的刑期。在我们现在谈论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姊妹又由于政治案件的牵连再次坐牢。全家都受到警察当局极其严密的监视，科拉切夫斯基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涅恰也夫就利用了这一点；上述那位青年军官遵照他的命令，捏造了一个借口请科拉切夫斯基到他家去，开始和他交谈，并把一些传单交给他，科拉切夫斯基出于好奇心收起了传单。科拉切夫斯基还没有走到街上，就有一位军官走来命令科拉切夫斯基跟着他走，并且说，他是第三厅（秘密警察）的官员，他知道科拉切夫斯基身上藏有策动暴乱的传单。必须指出，仅仅保藏这些传单，就已足以使一个人不仅是多年的审前羁押了，如果这个人已经不幸和什么政治案件有牵连，那就得被流放去服苦役。第三厅的假密探叫科拉切夫斯基坐上一辆马车，随即便提出要他贿买，叫他立即在一张6000卢布的票据上签字。科拉切夫斯基被迫两者择一：或者接受这一建议，或者到西伯利亚去，于是只好在票据上签了字。第二天，另一个青年人？格烈斯库耳得知此事后怀疑有涅恰也夫在从中搞鬼，立即找那位第三厅的假密探，要求他说明这个骗局的真相。假密探矢口否认；票据被藏起来了，只是到后来进行搜查的时候才被发现。由于阴谋暴露和涅恰也夫逃走，他没有取得这笔钱。？格烈斯库耳早就知道涅恰也夫的底细。在日内瓦，他成了涅恰也夫策划的一次诈骗勾当的受害者；后来巴枯宁企图招募他。不久，他就被骗走了100卢布（第230号）。虽然他对涅恰也夫恨之入骨并且认为涅恰也夫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但是终不免遭到涅恰也夫的陷害。他被捕了并且死在监牢里。

我们前面谈到，伊万诺夫是涅恰也夫所招募的第一批人员之一。这是莫斯科农学院最受爱戴、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他全心全意地为改善自己同学的生活状况而操劳，组织互助储金会，办食堂，贫苦的同学可以在这里免费用膳，同时这里又可以作为讨论社会问题的方便的会场。他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教育住在农学院附近的农家子弟。同学们一致确认，他无限忠实于自己的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几个铜板，而经常吃的是冷饭。

伊万诺夫对涅恰也夫和巴枯宁的荒谬透顶的恐怖主义传单感到惊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委员会要命令他去散发“几句话”、奥格辽夫的“死亡之歌”、“人民裁判”，最后还有巴枯宁那份纯粹是贵族的传单：“告俄国贵族书” ［注：下面是引自巴枯宁的铅印传单“告俄国贵族书”中的一段：“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当中，我们曾经是从根本上动摇的皇座的支柱；1848年，在欧洲到处爆发人民的疯狂行为的风暴时期，我们用自己的英勇功勋拯救俄罗斯国家，使之免遭各种社会空想的冲击，为此我们得到了什么特权呢？……我们拯救了国家，使之免于支璃破碎，并且扑灭了有席卷整个俄国之势的波兰大火；我们不惜自己的力量，以无比的大无畏精神直到现在仍然为在俄国根除革命分子而努力，为此我们得到了什么奖赏呢？——甚至被昏庸无能的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称为祖国拯救者的、以其英勇行为名扬于世的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难道不是出身于我们之中吗？——为了这一切，我们得到了什么呢？为了这一切无可估价的功绩，我们被剥夺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这个公开的号召是早就准备好了和组织好了的绝大多数真心的俄国贵族的声明……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正确，我们大胆地向暴君、德国的公爵亚历山大二世·萨尔梯柯夫-罗曼诺夫发出挑战，要他在1870年将要在柳里克的后代和俄国独立贵族党之间爆发的那场崇高的骑士战斗中和我们决一胜负。”

“以其英勇行为名扬于世的穆拉维约夫”不是别人，就是扼杀波兰的那个刽子手。］。他已经开始忍耐不住了，便去打听：委员会在哪里，它在干什么事情，这个在一切事情上都同意涅恰也夫意见而谴责其他成员的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表示希望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见见面；他有权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涅恰也夫本人把他提拔到了相当于秘密同盟民族委员会委员级别的那一级。于是涅恰也夫便演出了前面描写过的来自日内瓦的国际密使的那出喜剧，才摆脱了窘境。

有一次，涅恰也夫命令把预定供大学生互助储金会使用的一笔钱上交给委员会。伊万诺夫表示反对，于是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其他同志劝伊万诺夫服从委员会的决定，因为他们都承认了章程，而章程规定他们必须服从。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伊万诺夫让了步，勉强地服从了这个决定。从此以后，涅恰也夫就开始想方设法甩掉这个人，大概他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处死的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吧。他开始和乌斯宾斯基从理论上商谈，如何惩治和消灭由于不服从命令可能会为害和毁掉整个规模庞大的秘密组织的那些不可靠的成员。

涅恰也夫这样处理他的秘密团体的事务，结果自然会使人对这个组织是否郑重的问题发生怀疑。各支部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以审查学院的全体学生名单，确定应该吸收的人，并且寻求弄钱的方法。这种方法之一就是以帮助“受难的大学生”即被行政上开除的学生的名义来募捐；这样募集来的钱直接落入了委员会——涅恰也夫的腰包。还要求各支部弄到各种服装，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供涅恰也夫逃走时化装之用。但是，主要的工作是抄写“死亡之歌”和前面引用过的那些传单。这个阴谋的参加者应该把他们会议上谈到的一切都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为了使他们什么也不敢隐瞒，涅恰也夫还威胁他们说委员会到处都有自己的暗探。每个人都要向小组提交关于他在会下所做的一切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些报告来起草寄给巴枯宁的总结报告。

所有这一切幼稚的、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法，使伊万诺夫怀疑到委员会本身是否存在和这个组织是否具有被那样大加宣扬的威力这些问题。他开始猜测，这一切都要归结为荒谬的对人的剥削，这一切都是一场大骗局；他坦白地对他的好朋友们说，如果事情毫无进展并且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些荒谬事情的话，那他就要和涅恰也夫决裂，自己建立一个郑重的组织。

于是，涅恰也夫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命令把自己的传单贴到大学生食堂里去。伊万诺夫知道，贴传单的结果，必然招致封闭食堂、禁止集会和赶走优秀的学生。因此，他反对这样做（事实上果真如此：大学生食堂被查封了，管理食堂的全体代表都被开除）。由于这件事情发生了一场争执，但是涅恰也夫还是照例重复他那一句老话：“这是委员会的命令！”

伊万诺夫完全陷于悲观失望。1869年11月20日，他到支部成员之一普累若夫那里去，对他说要退出这个团体。普累若夫把这话转告给乌斯宾斯基，乌斯宾斯基又赶忙把这事告诉涅恰也夫，过了几个小时，他们三个人在库兹涅佐夫那里集合，那里还住着尼古拉也夫。在那里涅恰也夫说，应该惩罚这个起来反对委员会命令的伊万诺夫，必须摆脱他，使他以后无法为害。大概是因为伊万诺夫的好朋友库兹涅佐夫没有明白涅恰也夫的意图，所以涅恰也夫点明说，必须把伊万诺夫杀死。普累若夫对着库兹涅佐夫高声说：涅恰也夫发疯了，他想杀死伊万诺夫，必须制止他那样做。涅恰也夫用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制止了他们的动摇，他说：“你们也想起来反对委员会的命令吗？如果不能用别的办法把他杀死的话，那末我和尼古拉也夫今天夜间到他房间里去把他勒死。”后来，他建议夜间把伊万诺夫骗到学院校园中的一个岩洞里去，说是要把在那里隐藏了很久的印刷机掘出来，就在那里把他弄死。

可见，甚至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涅恰也夫本人也给了伊万诺夫的忠诚以应有的评价。他深信，虽然伊万诺夫要退出这个团体，但是他一定会来帮忙掘印刷机的，他不会出卖他的，因为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那他在退出以前或者退出后立即就会做了。如果伊万诺夫想把涅恰也夫出卖给警察当局的话，那末现在就是他把这个罪犯当场抓住的机会。但是情况恰好相反：伊万诺夫感到很幸福，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说明存在这个组织的肯定的证据，说明这个组织拥有某种现实手段（哪怕是一些印刷铅字）的明显标志。他忘记了涅恰也夫对变节者的一切威胁，当时他和一位朋友正在喝茶，尼古拉也夫奉涅恰也夫之命到这位朋友那里去找他，他匆忙告别了朋友，去见召唤他的涅恰也夫。

在漆黑的夜里，伊万诺夫毫不怀疑地走到岩洞附近。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从后面向他扑去。一场可怕的殴斗展开了；只听见涅恰也夫的咆哮声和被他用双手卡住脖子的受害者的呻吟声；接着一声枪响，伊万诺夫应声倒下死去。涅恰也夫的手枪子弹击穿了他的头部。“快拿绳子、石头”，——涅恰也夫一边喊，一边搜死者的口袋，掏他的文件和钱。然后就把他扔进水池。

凶手们回到库兹涅佐夫家后，便采取措施掩盖罪迹。他们烧掉了涅恰也夫的血衣。同谋犯们都面色阴沉，精神沮丧。突然又一声枪响，子弹正好从普累若夫耳边飞过。涅恰也夫道歉说：“他想向尼古拉也夫解释手枪的构造。”证人们一致声称，这是一次新的谋杀行为。涅恰也夫想杀掉普累若夫，因为普累若夫那天早晨竟敢反对暗杀伊万诺夫。

在此以后，涅恰也夫立即匆忙地离开了莫斯科，和库兹涅佐夫一道到彼得堡去了，而让乌斯宾斯基在莫斯科进行活动。在彼得堡，他装做在继续从事他那个组织的工作，但是，库兹涅佐夫感到非常惊异，他发现，比起莫斯科来，这里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存在。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涅恰也夫：“委员会究竟在哪里？你就是委员会吗？”——涅恰也夫还是否认这一点，他肯定地向库兹涅佐夫说，委员会是存在的。涅恰也夫回到莫斯科对尼古拉也夫坦白地承认，既然乌斯宾斯基已经被捕，那末其他的人也将全部被捕，因此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他的最忠诚的信徒尼古拉也夫也只好断然问他，那个神奇的委员会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委员会只由涅恰也夫一个人组成。——“他没有肯定地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为了吸引人们从事这种事情，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在国外也有这种规矩， 巴枯宁也和其他人一样 按这种规矩办事，既然这些人都遵循这种规矩，那末很明显，他涅恰也夫也可以这样行事。”（第181号）后来，他命令尼古拉也夫和普累若夫一起到土拉去骗取一个工人（尼古拉也夫的老朋友）的护照。不久他本人也到土拉去了，在那里他请求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陪他去日内瓦，对他说来这是绝对必要的。

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在1861—1862年暴动期间声名狼籍；她甚至坐过牢，她在狱中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由于决心自首，她向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写了自白书，这份自白书牵累了许多人。在干完了这一切以后，她迁居到一个省城去住，在警察当局的监视之下过日子。因为她担心不发给她护照，所以涅恰也夫用某种方法给她弄到了一张。有人会问，为什么涅恰也夫需要有这样一个只要与之同行就会使他在国境上被捕的女旅伴呢？但是，涅恰也夫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陪同下顺利地到达了日内瓦，而且当那些被他愚弄的不幸的人被投进监狱的时候，他却和巴枯宁一道着手编辑“人民裁判”第2期。“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363]报道了涅恰也夫的阴谋，并且认为巴枯宁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巴枯宁可能对此引以为荣，因此竟忘记了他的“人民裁判”是冒充在莫斯科出版的，而把“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上用法文写的文章连篇累牍地排进“人民裁判”中去。杂志刚一印好，就责成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把它和其他传单一道带到俄国去。在国境上专门等候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第三厅密探没收了她的印刷包裹。她在被捕以后把一份只有巴枯宁可能知道的人的名单交给了那个密探。涅恰也夫案件的被告之一，也是涅恰也夫最亲近的人之一在法庭上供认，“他以前以为巴枯宁是个正派人，他不明白巴枯宁和其他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卑鄙地使这个女人遭受被逮捕的危险”。

巴枯宁借口要亲自领导他所预言的必然爆发的伟大革命，摆脱了自己到俄国去的责任，而他在欧洲却大肆活动，真像“身有魔胆”一样。洛克尔的“进步报”，即同盟在瑞士的机关报刊登了“人民裁判”上文章的长篇摘录。吉约姆在该报上大肆赞扬伟大俄国社会主义者们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并且说，他的弃权论的纲领和他们的纲领是相同的 ［注：1868年，即同盟分子设法使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理论获得承认的那一次绍德封代表大会前两年，巴枯宁在沙散的“民主”[364]报上为法国工人放弃政治而痛哭流涕，当时他写道：“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事。”］。

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吴亭曾经企图揭穿涅恰也夫的卑鄙勾当，但是吉约姆打断了他，对他说，谈论这些人就是从事密探活动。至于巴枯宁，他在“马赛曲报”上把事情描绘成似乎他“到自由报刊无法到达的各遥远国家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365]，刚刚回来；他想通过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俄国的局势有了很大的革命转变，以致他认为非亲自莅临不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同盟的悲喜剧是如何收场的。1859年赫尔岑根据俄国一位青年人的遗嘱得到了25000法郎，作为在俄国进行革命宣传的经费。[366]赫尔岑一直拒绝把这笔钱交给任何人，但是他受了巴枯宁的骗，巴枯宁使他相信了涅恰也夫是一个规模宏大、力量雄厚的秘密组织的代表，于是便从他那里得到了这笔钱。因此，涅恰也夫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得到自己那一份。结果，这两位暗杀伊万诺夫的活动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的国际兄弟却因为金钱而争吵起来了。巴枯宁拒绝把钱交给他，涅恰也夫离开了日内瓦，1870年春天他在伦敦出版了一家俄文报纸“公社”（《Obchtchina》）[367]，公开要求巴枯宁把从已故的赫尔岑那里得来的资本的余额交给他。这就是国际兄弟“永远不彼此攻击，不公开算帐”的实际例证。

“人民裁判”第2期的社论还包含一首用散文诗写成的追悼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英雄——涅恰也夫的葬歌。这一次英雄是被押送他到西伯利亚去的宪兵们勒死的。他化装成工人，在唐波夫的一个酒吧间里被捕。他这次被捕在政府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只听到一些不成句的话：“涅恰也夫，化了装的……告密……秘密团体……巴枯宁分子……革命。”皮尔姆省省长就涅恰也夫之死给彼得堡发去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被全文引用了。另一封也被全文引用的电报，是发给第三厅的，“人民裁判”知道，“宪兵头子接到这种电报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整整奸笑了一个晚上”。涅恰也夫就这样第二次死去。

社论中承认了暗杀伊万诺夫的事实。这一行动被说成是

“本团体对于任何背弃义务的成员的报复。事业的真正工作者的严酷逻辑不应该在任何导致事业成功的事实面前，尤其是在能够拯救事业和使它不致灭亡的事实面前却步”。　　18名青年的被捕对于巴枯宁说来就是“事业的成功”。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这是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辩护词。他们为一切不加入同盟的革命者安排了伊万诺夫（虽然没有直接指名）那样的命运。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两个敌对阵营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今后再不能采取中立态度了：站在中庸立场现在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是说：在两军对垒的时候站在彼此射击的两个敌对力量的中间；这就是说：无谓地牺牲，被双方的霰弹击中而倒下，无法进行任何抵抗；这就是说：不是身受第三厅的鞭笞和拷打，就是被我们的手枪子弹打死。”

接着向俄国政府表示（大概是讽刺地表示）谢意，感谢“它促使急切奔向理想目标的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和迅速前进”。正当这两位英雄感谢政府加速了“理想目标”的到来的时刻，这个所谓秘密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已经被捕了。——然后，这篇文章发出了新的号召。他们“敞开怀抱”接纳“一切正直的新生力量”，同时预先警告这些力量，它们一旦投入了这个怀抱，就应该服从这个团体的一切要求。“任何背离团体的行为，任何由于不相信著名原理的真实性和正义性而有意识地背叛团体的行为，都将导致被从活人名单中除名。”接着，我们这两位英雄又奚落那些被捕者，说什么这不过是一些软心肠的自由派，秘密团体对于它的组织的真正成员是加以保护的，是不允许别人把他们抓去的。

第三篇文章叫做“ 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这篇文章说明，如果普通人由于犯罪、由于仅仅考虑一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就受到惩罚，那是因为头目们早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实现摆脱现存的社会秩序，根据新的原理来革新生活的方法，只能是把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我们的委员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在推翻了现存基础以后，本委员会立即宣布一切都是公共财产，并且建议建立工人团体〈artels〉，同时出版由内行人编写的统计汇编，指出在哪个地区最需要哪几种劳动部门，哪些情况可能妨碍从事哪种工作。

在规定实行变革的一定日期内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每个人都应该自己选择加入某个劳动组合……其余单干的和没有加入工人小组的人，没有正当理由都无权进入公共食堂、公共寝室以及其他任何为了满足工作者兄弟的不同需要而建筑的房屋，或者储藏供已经建立的工人团体的全体成员使用的成品和物资、食品和工具的房屋；总之，谁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组合，谁就没有生存手段。对他说来，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一切交通工具都剥夺了，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或者从事劳动，或者死亡。”

每一个劳动组合都选一个评判员（《otzienchtchik》，以调节工作的进程，填写生产和消费以及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登记簿，作为中介同当地的总办事处联系。由当地所有组合推选出来的成员组成的办事处主持这些组合之间的交换，管理一切公共设施（寝室、食堂、学校、医院），并且领导一切公共事务：“一切共同的事务都由办事处负责管理，而一切需要特别的手艺和技巧的个人事务则由各组合单独处理”。接着还对教育、劳动时间、儿童抚养、免除发明家的劳动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

“在一切都彻底公开、无所隐讳和每个人都参加活动的情况下，现在人们所理解的任何功名心和任何谎言都将消失得无踪无影……那时，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个人的意愿；那时的活动家的全部骄傲、全部功名心就在于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 我们的委员会”。毫无疑问，这是道地的反权威主义。

为了使这个荒诞的实际组织计划具有一种理论基础的外观，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安了一个小注：

“有志者可以在我们发表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看到对我们的基本原理的详尽的理论阐述。”

的确，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368]上，在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军官”和两期“人民裁判”的出版广告旁边，可以看到定价一法郎的、1847年的共产党（德国）宣言的俄译本的出版广告。巴枯宁一方面利用这个“宣言”在俄国使人相信他的鞑靼人的幻想，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在西方各国的同盟宣布这个“宣言”是一部宣扬极其有害的德国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充满了异端邪说的著作（见里米尼代表会议的决议，吉约姆在海牙的发言，载于“汝拉简报”第10—11期、巴塞罗纳“联盟”周报等）。

现在，当平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委员会”预定要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位竞争者对于国家和对于把工人力量集中起来的任何做法是这样地仇恨。事实上，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各种代表机构以前，在“我们的委员会”的伪装下活动的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不可能成为公共财富的占有者，也不可能得到他们如此热心地授意别人应该具有的“多劳动少消费”的崇高而充满功名心的意愿的果实！

2．革命问答

涅恰也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369]；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从来也不敢否认他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个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370]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罢了。革命问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规约，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系统的、毫不隐讳的阐述。我们根据1871年7月8日在法庭上宣读的文本把它们in　extenso〔全文〕引在这里。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第二条　他从内心深处，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公民秩序、与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礼节、惯例和道德断绝任何联系。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无情敌人，如果他继续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破坏它。

第三条　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主义，拒绝世俗科学，而让后辈去研究它。他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他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也许还有医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为了这个目的日日夜夜地研究一门活的科学——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一切阶层中的性质、状况和全部条件。目的只有一个——最迅速、最可靠地破坏这个丑恶的（《poganyi》）制度。

第四条　他鄙视社会舆论。他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说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第五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对国家和整个等级制的文明社会是无情的；他不应该期待对自己有任何宽恕。在他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或秘密或公开的、但是不间断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应该学会经得起拷打。

第六条　他对自己是严酷的，对别人也应该严酷。一切亲属、友谊、爱情、感激等温柔脆弱的感情都应该被唯一的革命事业的冷静激情抑制下去。他只一种柔情，一种安慰，一种褒奖和满足——革命的成功。他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

第七条　真正革命者的本性不容许有任何浪漫主义，任何伤感、欢乐和嗜好；甚至也不能容许有私仇和进行个人报复。革命激情应该成为他经常的、每时每刻的内心状态，并且要与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应该受私欲驱使，而应该为共同革命利益的要求所支配。

革命者对革命同志的态度

第八条　对革命者说来，只有在行动一表明是与这个革命者自己从事同一种革命事业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和亲爱的人。这种同志在破坏一切的（《vserasrouchitelnoi》）实际革命事业中的有用程度，是确定对他的友谊、忠诚和其他义务的唯一尺度。

第九条　革命者的团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革命事业的全部力量所在。在革命认识和革命激情方面处于同等程度的革命同志，应该尽可能共同讨论并且一致决定一切重大事务。因此，在实现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每个人应该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完成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只有在为事业的成功所必需的时候，才向同志们求教并取得他们的帮助。

第十条　每个同志手下都应该有几个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即非完全亲信者。他应该把他们看做共同的革命资本中交由他支配的一部分。他应该节省地使用自己这部分资本，经常努力从中取得最大利益。他应该把自己看做用于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资本，而且只应该看做是这种资本，未经完全亲信者的整个协会同意，他本人决不能单独加以支配。

第十一条　当同志遭受不幸，要决定是否搭救他的问题时，革命者不应该考虑什么私人感情，而只应该考虑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应该估计这们同志所能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应该估计由于搭救这们同志需要损失多少革命力量，权衡一下孰轻孰重，再行决定。

革命者对社会的态度

第十二条　吸收不是言论上而是行动上表现良好的新成员加入协会，应经全体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　只有抱着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级制的、所谓文明的世界的信念，革命者才进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如果他对这个世界还有所怜惜，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者任何人。他应该同样地仇恨所有的一切。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中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爱情关系，那就更糟糕；如果他的手能被他们拦住，他就不是革命者。

第十四条　为了达到无情地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而且常常应该假装成与他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社会上。革命者应该潜入一切地方，一切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店铺、教会、贵族家庭、官僚界、军界、文艺界、第三厅〈秘密警察机关〉，甚至潜入皇宫。

第十五条　应该把这整个丑恶社会分成几类人：第一类应该立即判处死刑。本协会将以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

第十六条　在拟定这种名单和确定上述次序时，决不应该以一个人的个人恶行，甚至不应该以他在本协会或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愤为标准。这种恶行和这种公愤甚至可能有部分的好处，它们有利于激起人民的暴动。应该以处死某一个人能够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为标准。所以，首先应该消灭对革命组织特别有害的人，以及突然横死会引起政府的最大恐惧的人，使政府失去聪明而有毅力的活动家，从而动摇它的力量。

第十七条　第二类应该包括那些只是暂时〈！〉让他们活着，以便让他们用一系列兽行迫使人民必然发起暴动的人。

第十八条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身居高位的畜牲，或者虽然既没有特别智慧又没有毅力，但是由于所处地位而拥有财富、联系、威望和力量的人。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剥削他们；把他们制服，把他们弄糊涂，并且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威望、联系、财富和力量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帮助。

第十九条　第四类是国家中的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按照他们的纲领同他们一起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假装是盲目地跟着他们走，实际上则要完全支配他们，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用他们的手去扰乱国家。

第二十条　第五类是总爱在小团体内和在纸面上大发空论的教条主义者、秘密工作者和革命者。必须不断地推着他们、拉着他们前进，使他们去进行实际的、复杂困难的活动，结果多数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少数人将受到真正的革命锻炼。

第二十一条　第六类，也是重要的一类，是妇女。她们又应该分为主要的三种人：一种是内心空虚、思想愚钝、麻木不仁的人，她们可以像第三类和第四类男子一样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热情、忠诚、能干的人，但不是我们的人，因为她们还没有锻炼到具有真正的、毫无空话的、实际的革命认识的程度。她们可以像第五类男人一样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妇女是完全是我们的人，即完全亲信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纲领的人。我们应该把她们看做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是不行的。

本协会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十二条　除了人民即无知大众（tchernorabotchii　lioud）的彻底解放和幸福以外，本协会没有其他目的。但是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摧毁一切的人民革命才可能实现这种解放和达到这种幸福，所以本协会将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促进那些最终必然使人民无法容忍并迫使他们实行普遍起义的不幸和灾祸发展和蔓延。

第二十三条　本协会所理解的人民革命不是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运动，这种运动总是不敢触动财产以及所谓文明和道德的社会秩序的传统，它迄今到处都只限于为了推翻一种政治形式而代之以另一种政治形式，并且力求建立所谓的革命国家。拯救人民的革命，只能是根本消灭一切国家并且根除俄国秩序的一切国家传统和阶级的革命。

第二十四条　因此，本协会不打算自上而下地把任何组织强加于人民。毫无疑问，未来的组织一定要从人民运动和生活中产生出来。但是，这是后辈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

第二十五条　因此，我们接近人民首先就应该同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从莫斯科公国成立以来不是在言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不断对直接或间接同该公国有联系的一切，对贵族，对官吏，对神甫，对商界［注：在巴枯宁的俄文本中用的是：“商人等级”。——编者注］和小商人，人民的剥削者［注：在俄文本中用的是：“富农恶霸”。——编者注］提出抗议。我们要同慓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

第二十六条　把这个强盗界团结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摧毁一切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全部组织、秘密活动和任务。”

批评这种杰作就是掩饰它的滑稽性质。这样也就是过分地看重这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和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都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我们只想借助于一些对比来说明这本革命问答的精神实质甚至连它的措辞都是同秘密规章以及同盟的其他俄文著作相同的，如果不算其中许多艰涩夸大之处的话。

同盟秘密规章中的三级亲信者在革命问答第十条中得到了再现，第十条谈到“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非完全亲信者”。国际兄弟会章程第六条规定的国际兄弟的义务同革命问答第一条和第十三条提出的义务是相同的。章程第八条所指出的兄弟可以担任政府职务的条件，在革命问答第十四条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明”，第十四条告诉他们，如果有命令，他们可以去当警察。向兄弟提出的（章程第九条）要他们彼此商量行事的劝告，在革命问答第九条中得到了重申。国际兄弟会纲领第二、三、六各条对革命性质的表述，同革命问答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表述完全一样。在纲领第四条中提到的雅各宾派，在革命问答第二十条中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第五类人”，两个文件都规定要把他们处死。纲领第五条和第八条中论述真正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进程时所表述的思想，同革命问答第二十四条所表述的思想毫无二致。

在革命问答第三条中包含的对科学的谴责，在一切俄文著作中都得到了重申。把强盗作为模范的革命者而加以理想化，在“几句话”中只是露出了一些苗头，而在其余一切著作中就已公开承认并加以宣扬了。革命问答第二十条所说的“第五类”，在“革命问题的提法”中称为“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在那里，也同革命问答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一样，断言革命者的首要义务就是当强盗。在“革命原理”和“人民裁判”中只是开始宣扬破坏一切，革命问答第六、八和二十六各条则已把破坏一切规定为义务，而有计划有步骤的暗杀在第十三、十五、十六和十七各条也都谈到了。

3．巴枯宁致俄国军官的呼吁书

但是，巴枯宁认为，必须使别人对他参与了所谓涅恰也夫阴谋一事无法提出任何怀疑。他出版了标明“1870年1月于日内瓦”、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军官”。关于这个“定价一法郎”的呼吁书，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都登了广告，指明是巴枯宁的著作。现在我们从这个呼吁书中摘引几段。

和涅恰也夫在俄国所做的一样，这个呼吁书一开头就声明说：

“在罗曼诺夫—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和俄国人民之间，在鞑靼－德意志族的桎梏和广泛的斯拉夫族的自由之间进行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刻必将来临。我们这里春天快要到来，而战斗将在早春时节开始……革命力量已经准备好了，像目前全俄国人民这样存在着深刻、普遍的不满的条件下，这场战斗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组织领导这个必不可免的革命，因为“秘密组织就像是革命军队的司令部，而革命军队就是全体人民”。

“在‘告俄国的青年兄弟’这个呼吁书中：我曾经说过，在未来的、如此明显地日益临近的粉碎全俄罗斯帝国的事业中，领导人民群众的斯切尼卡·拉辛，将不是单枪匹马的勇士，而是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任何人，只要不是傻瓜，自然都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秘密的、现在已经存在并且进行活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纪律，它的成员都无限忠实于它并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他们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是无人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完全放弃了自我；这就使得他们有权要求这个组织的一切成员都无条件地放弃自我。他们彻底抛弃了他个人的，构成一切沽名钓誉、贪权慕势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的一切，因此，由于永远放弃了个人的财产、官方的或公众的权力和力量以及社会上的任何名誉地位，他们就必然使得自己永远默默无闻，他们把事业的荣誉、表面的豪华和喧嚣让给别人，而只把事业的实质留给自己，同样地也不是留给自己个人，而是集体。

他们像耶稣会教徒一样，每个人甚至放弃了个人的自由，不过目的不是要奴役别人，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委员会中，以及在整个组织中，考虑问题、表示愿望、从事活动的不是个人，只是集体。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这样置之度外，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愤怒的。这确实是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才开始这样做和刚刚加入组织而还没有抛弃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总是以想像中的人性的可怜特征（在我们俄国社会中，在这些特征后面显露出来的是所有的人个个都最彻底地向最龌龊、最卑鄙的现实的条件屈服）来安慰自己的人来说，这就尤其困难。对于那些想在事业中求得自己虚荣心的满足，求得讲空话的借口，喜欢使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在事业中得到反映而不是热爱事业本身的人来说，这是困难的。”

“任何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都是自由的，他们知道，既然加入了这个组织，那他就属于它而不是属于他自己了。加入组织是自由的，但是不能退出组织，因为任何成员退出都必然会使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遭到危险，而这个组织不应该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轻率行为、一意孤行或者他们的谦逊、诚实和力量的程度大小……因此，每个人加入组织时都应该知道，他把自己、把他所有的全部精力、资金、才能和生命都无须偿还地献给了组织……这在它所公布的、委员会委员以及委员会以外的组织的其他一切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纲领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确……如果他确实有这种〈革命的〉激情，那末组织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对他说来都是容易办到的。大家知道，对于激情来说根本不存在困难，激情不承认有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且障碍越是难于克服，为激情所鼓舞的人的意志、才能和力量就越显得顽强。谁有这种激情，谁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存在的余地；他甚至不是放弃这些嗜好，因为在他身上再也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本团体的严肃的成员清除了自己本身的任何猎奇心理，并且无情地追击其他一切人的猎奇心理。虽然他也认为自己值得得到任何信任，但是正因为他值得信任，即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除了他为更好地完成他所担负的事情所必需的东西以外，他不企求也不希望知道任何东西。关于事业，他只是根据命令叫他跟谁谈就跟谁谈，叫他谈什么就谈什么；总之，他无条件地、严格地遵循他从上面得到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询问，甚至也不设法打听他本人在组织中是哪一级；自然他只希望尽可能让他承担更多的事情，但是，同时他又耐心地等待把事情委托给他。

这种铁的、无条件的纪律可能会使新参加者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屈辱；但是，任何正派的成员，任何真正聪明能干的人，只要他具有我前面谈到过的那种融汇一切的人民胜利的激情，这种纪律就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和屈辱，而且相反地会使他高兴，同时会使他安心。严肃的成员会认识到，正是这种纪律才是每个成员相对的无个性的必要保证，才是全面胜利的条件，sine　quanon〔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够团结真正的组织，并且建立集体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依靠自发的人民的威力，将能够战胜和破坏国家组织的巨大力量。

别人会问：我们怎么能够信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委员会的独裁领导呢？但是，这个委员会你们是知道的：因为第一，根据这个委员会公布的纲领你们可以知道它，这个纲领非常明确而清楚并且对每一个新加入组织的人还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第二，通过你们知道和尊敬的那些人对它所抱有的无条件的信任，这个委员会已经对你们作了自我介绍，这种信任使你们只会加入这个组织，而不是别的组织。通过始终符合本组织的纲领和目的的、不倦的、坚决的和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这个委员会很快就会使得本组织的真正成员更加了解它。大家都将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因为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愈来愈确信委员会的确实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理智的毅力和它的命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愈来愈确信这种纪律的化险为夷的作用和必要性。

有人可能问我：如果委员会的成员对一切人说来都是无法探知的秘密，那末，你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有关该委员会的消息，并且确信它是有根据的呢？——我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委员会的人数、甚至它的所在地，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委员会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俄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外的革命委员会对俄国来说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情，这也许只有流亡者中那些沽名钓誉的糊涂虫和夸夸其谈的饶舌家才能想出来，他们用‘人民事业’［注：读者记得，由几位俄国青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国际的俄文报纸用的是这个名称，这些青年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委员会和巴枯宁的组织的真正价值。］这个响亮的名称来掩饰自己徒骛虚名和恶毒阴谋的懒散行为。

在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阴谋〈1825〉以后，伊舒亭和他的同志们做了成立郑重组织的第一次尝试。本组织是第一个彻底成功的、整个俄国的革命力量的组织。它利用了一切准备和试验。任何反动派都不能迫使它解散，它的寿命将比一切政府都长。只要它的全部纲领还没有成为俄国的日常生活，成为全世界的生活，它就不会停止活动。

大约一年以前，委员会认为把关于它存在的事实告诉我是有益的，于是给我寄来了它的纲领，同时还说明了俄国革命行动的总计划。我赞同了纲领和计划，确信这一事业以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都是严肃的，因此我做了我确信是在国外的任何一个正直的流亡者都应该做的事：无条件地服从了作为俄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代表和领导者的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我现在对你们讲话，也只是服从委员会本身的要求。此外我什么也不能对你们说。关于这个组织，我只补充一句话。我很了解整个组织的计划，所以我完全确信，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这个组织。即使在行将来临的斗争中人民党遭到新的失败——我们谁也不害怕这种失败，我们相信人民事业即将胜利，——即使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在那种情况下，在人民起义的最悲惨的毁灭中，在最野蛮的反动中，这个组织仍将完整无损……

这个纲领的基础是最广泛的、最人道的，这就是以社会财产和一切人都同样必须从事的共同劳动为基础的，一切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平等，当然，应该把那些宁愿饿死也不肯工作的人除外。

世界各国的无知大众的纲领目前就是这样，这个纲领完全符合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的要求和本能……我们组织的成员向下层人民［注：在巴枯宁呼吁书的俄文本中用的是：“无知大众”。——编者注］提出这个纲领的时候，感到惊佩不已的是，他们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地理解了它，并且如此热切地接受了它。就是说，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同它，谁就应当跟着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就是沙皇的宪兵、沙皇的刽子手——我们的敌人……

我对你们说过，我们的组织建立得十分巩固，现在我再补充说一句，它在人民之中已经扎下了深远的根，即使我们现在遭到了失败，我们的反动派也无法破坏它……

一些奴仆成性的报纸和杂志遵从第三厅的主使，竭力要公众相信，政府已经把阴谋一网打尽了。政府什么也没有抓着，这个委员会和组织现在和将来都完整无损，政府本身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的，因为人民大爆发已经迫近。人民大爆发已经如此迫近，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决定，他是想做我的朋友，人民的朋友呢，还是做我们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对于一切朋友，不管他属于哪一个阶层，不管他的地位如何，我们的队伍都是欢迎的。但是你们会问：怎样找到你们呢？谁抱着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去寻找这个组织，在你们周围到处存在、在你们的同志中已经有了许多成员的这个组织本身就会去寻找他。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任你选择吧。”

巴枯宁在由他署名的这本小册子中，假装成似乎他不知道被他托名来说话和被涅恰也夫托名在俄国活动的那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和成员。但是，授权涅恰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的唯一的文件是由米哈伊尔·巴枯宁签署的，得到关于各支部的工作的报告的唯一的一个人，也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因此，当米哈伊尔·巴枯宁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委员会的时候，就是宣誓服从米哈伊尔·巴枯宁本人。

我们认为，无需乎再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篇由巴枯宁署名的著作，不仅在方针上而且在措辞上都和其他匿名出版的俄文文件完全相同。我们只想指出，巴枯宁在这里怎样运用革命问答的道德。他首先向俄国军官们宣扬这种道德。他向他们宣称，他和其他亲信者以革命的耶稣会教徒的身分进行活动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也填补了既有的空白点；他说，对于委员会，他们放弃了个人自由，他们的个人自由不会比有名的耶稣会“死尸”的个人自由更多些。为了使暗杀伊万诺夫一事不致于把军官们吓跑，他企图叫他们相信把任何想退出秘密团体的人杀掉是必要的。然后，他就用这种道德来对待他的读者，最无耻地欺骗他们。巴枯宁知道，政府不仅逮捕了俄国的全部亲信者，而且逮捕了十倍以上的被涅恰也夫陷害的人，因为他们属于革命问答中规定的所谓的“第五类”人，他知道，在俄国连组织的影子也不存在了，那里不仅现在没有，而且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委员会，如果不算当时和他一起呆在日内瓦的涅恰也夫的话；此外，他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俄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拥护者，它只能成为政府采取新的迫害措施的借口；可是他仍然声称，政府根本谁也没有抓到，委员会在俄国继续存在，并且在那里开展着不倦的、坚决的、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广泛表现出真正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有理智的毅力和令人惊叹不已的灵活性（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供词成了这一切的证明），他的秘密组织，即1825年以后在俄国存在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不可损害的，这个组织在热烈欢迎它的纲领的人民的下层中扎下了根，它在军官们周围到处存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再过几个月，即在1870年春天，革命就要爆发。仅仅为了自己能够怡然自得地在自己的伪国际兄弟面前对镜观赏“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声称“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置之度外”，声称自己比“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具有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更高尚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是这样向俄国人撒谎的，就是这样吹牛的。

在1870年，这个人向俄国人宣扬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来自上面一个匿名的、不可知的委员会的命令，宣称耶稣会的纪律是胜利的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战胜国家（不是俄罗斯国家而是一般国家）的可怕的集中制，宣布了比最原始的共产主义更加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在1871年也正是这个人却以反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权威主义和集中制为借口，以在建立自治支部和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并且使国际变成所谓它应该成为的东西即未来社会的原型为借口，图谋在国际内部掀起分裂和破坏运动。如果未来社会真的按照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远远超过巴枯宁如此珍爱的耶稣教徒的圣父圣祖们的巴拉圭[371]。

九

结语

国际一方面让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意愿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它又能够把工人阶级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威力。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便集中一切力量来攻击我们全协会的执行机关——总委员会。自从巴黎公社复灭以来，这种攻击日益变本加厉。同盟分子正好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对总委员会公开宣战！他们断言，国际手中的强有力的武器——总委员会的威望——无非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武器而已。他们说，这种威望不是在反对国际的敌人的斗争中赢得的，而是在反对国际本身的斗争中赢得的。用他们的话说，总委员会的权力欲战胜了各支部和各国联合会的自治。为了拯救自治，除了使国际失去领导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实际上，同盟的活动家们知道，他们若不利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巴枯宁的一百名国际兄弟就只有永远放弃秘密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幻想。他们的粗暴的攻击得到了世界各国警察当局的报刊的赞扬。

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

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常适合那个“游民”团体的胃口的动听辞句。这些“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在国际内部进行秘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屈服于秘密的专政并把巴枯宁先生的纲领强加于它！

剥去这个纲领的破烂的奇装异服，可以把它归结如下：

1．把那些出身上等社会阶层的游民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龌龊行为，宣布为超革命的善行美德。

2．把必须腐蚀极少数细心挑选出来的工人奉为原则，迎合他们的心理，用神秘的引为亲信的办法使他们脱离群众，强迫他们参加秘密领导机关所策划的阴谋和诈骗勾当，鼓励他们放纵自己的“恶欲”——这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

3．主要的宣传方法是：瞎吹秘密团体的规模如何庞大、力量如何雄厚，预言秘密团体所准备的革命必不可免等等，以此来吸引青年；在各国政府面前陷害那些出身于各富裕阶级的最进步的人，以便以后在金钱方面剥削他们。

4．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们的 破坏一切的行为来代替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总之，他们建议把在“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各次革命”时期由工人自己清除了的流氓放出来，从而让反动分子无偿地支配这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

在同盟的理论戏法和实际图谋中，究竟笑料多还是劣迹多，这很难说。不过同盟毕竟是在国际内部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两年中使我们协会的活动遭到了困难，结果有一部分支部和联合会脱离出去了。因此，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同盟的各项决定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代表大会不能让国际这个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陷入剥削阶级败类为它设置的罗网。至于那些想剥夺总委员会的职能的人，我们不能采取别的态度，只能把他们看做是叛徒或者傻瓜，因为失去这些职能国际就将变成一个无形的、涣散的，用同盟的语言来说就是“无定形的”东西。

　　　　　　　　　委员会：欧·杜邦　　　　　　　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　　　　Ａ．勒穆修

卡尔·马克思　　　　　奥·赛拉叶

　　　　　　　　1873年7月21日于伦敦

十

补充

1．巴枯宁的逃亡

1857年，巴枯宁被解往西伯利亚，但是不是像人们根据他的叙述可能认为的那样去服苦役，而只是流放。当时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他是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亲戚和巴枯宁的亲戚。巴枯宁由于这种亲属关系和他对政府的效劳，在那里处于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优待。

当时1849年阴谋的首脑和组织者彼得拉舍夫斯基[372]也在西伯利亚。巴枯宁对他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陷害他；作为总督的亲戚，他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困难的。巴枯宁这样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成了他受上司赏识的又一个原因。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桩暧昧的事件结束了两个被流放者之间的这场斗争。对一位玩弄自由主义的高级官吏的行为的批评，在总督的周围引起了一场风波，结果导致了决斗和死亡。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同个人阴谋和诈骗伎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激怒了全体居民，他们指责高级官吏们是蓄意谋害这次决斗的牺牲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民愤非常大，政府甚至担心会发生人民暴动。巴枯宁坚决地站在包括穆拉维约夫在内的高级官吏那边。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设法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并且还在他以目击者的身分写给赫尔岑的一封长信中为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那批人辩护。赫尔岑把这封信登在“钟声”上的时候，删去了其中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切攻击，但是在转寄圣彼得堡时这封信的抄本使当地的公众知道了这封信的原文。

一般说来比其俄国的同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西伯利亚商人，想在西伯利亚创办一所大学，这样就无需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俄国很远的学校去上学，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个文化中心。这需要经过皇帝的恩准。穆拉维约夫在巴枯宁的影响和劝说之下，表示反对这个方案。巴枯宁对科学的仇恨是有久远的根源的。这个事实在西伯利亚广泛地为人们所知道。俄国人多次向巴枯宁质问这件事情，巴枯宁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只好这样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说是当时他 正准备逃走，因此力求博得自己的亲戚——总督的好感。

巴枯宁不仅自己享受和滥用了上司的优待，而且由于受到了少量的贿赂还为资本家、承包人和包税人争取这种优待。在涅恰也夫的那些牺牲者身上搜获并由政府在1869—1870年间加以公布的巴枯宁的传单中，包含有公敌名单；列入名单的人之中有名噪一时的“莫斯科新闻”[373]总编辑卡特柯夫。为了报复，卡特柯夫在自己的报纸上作了如下的揭露：说是他那里有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到达伦敦以后写出的一批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巴枯宁要卡特柯夫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借给他几千卢布。巴枯宁承认，他在西伯利亚期间每年都从一个烧酒包销者那里得到一定数量的款子，这位包销者给他这笔钱，是想让他帮忙保证自己能得到总督的照顾。这笔不清白的外快（他在逃走以后就不再领取了）使他的良心受到责备，他想把自己用了的这笔钱还给那个包销者；为了实现这种善行，他便要求自己的朋友卡特柯夫资助他。卡特柯夫拒绝了。

当巴枯宁向自己的老朋友卡特柯夫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卡特柯夫早就在第三厅的职务上声驰名赫，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来对俄国革命者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波兰革命进行告密。可见，1862年巴枯宁是向这样一个人要钱，这个人他知道是由俄国政府豢养的告密者和文化界的匪徒。巴枯宁连一次也不敢反驳这个沉重的指责。

巴枯宁用上述办法弄到了许多钱，同时又有官高势大的总督的庇护，要逃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不仅领到了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可以在西伯利亚全境通行的护照，而且还接受官方的委托，巡视直到东部国境的边陲地区。到了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口以后，他便立即不费周折地转赴日本，在这里他安然地坐上了开往美洲的船只，于1861年抵达伦敦。这位新的穆罕默德就这样实现了一次神奇的逃亡。

2．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宣言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欧洲全体自由派的响亮的掌声中宣布废除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革命派争取保持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努力虽然获得了结果，但是结果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早在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尚未公布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痛心地承认道：

“如果我知道，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会得到这样的解决，我宁愿遭到失败也不愿获得这样的胜利。我宁愿让他们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完全不考虑我们的要求。”

事实上，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无非是一种诈骗伎俩。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被从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夺走，而宣布了实行农民赎买土地的制度。沙皇这个背信弃义的法令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那一派人反对皇帝的各项改革的新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而自由派却站到赫尔岑的旗帜下面，大声高呼：“加利利人，你胜利啦！”加利利人这个词在他们嘴里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从此以后，以赫尔岑的“钟声”为主要机关报的自由派，就不断吹捧解放者沙皇，为了转移社会上对这个反人民的法令所引起的怨恨和抗议的注意力，他们竟呼吁沙皇继续进行他的解放事业，并且为解放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为实现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开始一次十字军征讨。

1861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Sovremennik》）杂志[374]上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阴谋，并且向各斯拉夫民族说明了关于俄国的真正局势和他们的虚伪朋友——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自私自利的蒙昧主义的真相。当时，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巴枯宁认为发表意见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写了以“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为题的长篇宣言的第一部分，作为附录刊载在1862年2月15日的“钟声”上。宣言的第二部分一直没有出现。

宣言一开始就做了如下的声明：

“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我的身心、意志、激情都仍然忠实于朋友们，忠实于伟大的共同事业和我自己……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以及与我们同思想共意志的年轻朋友，现在我来到你们这里，请求你们：再次接受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允许我在你们中间，和你们一道，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巴枯宁之所以向他的老朋友和年轻朋友提出这种毕恭毕敬的请求，是因为

“在异邦做一个活动家是不愉快的。我在革命的年代里对这一点深有所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我都不能扎根。因此，由于我还保持着当年对全世界进步运动的全部热烈同情，而且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我的余年，我现在应该把自己的直接活动局限在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人的范围之内。在我的爱情和信仰中，这三个单独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

1862年，即十一年以前，当时年满51岁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声明崇拜国家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爱国主义。

“直到现在，大俄罗斯民族可以说只是过着外部的国家生活。无论他们在国内的状况多么艰难，尽管他们陷于极度的破产和遭受奴役，他们仍然珍重俄国的统一、力量和伟大，并且甘愿为这些做出一切牺牲。这样就在大俄罗斯民族当中形成了国家观念和不讲空话而务实际的爱国主义。可见，在斯拉夫各部族之中只有这个民族保全下来了，只有这个民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并且使一切人都感觉到它是一种力量……别担心这个民族会丧失它的合法的感召力，以及它用三百年来为了自己国家的完整而以难以忍受的自我牺牲精神建树的功绩在自己内部培植的政治力量……我们将把我国的鞑靼人发送到亚洲去，把我国的德国人发送到德国去，我们将是自由的纯粹俄罗斯民族……”

为了使这篇以要求进行一场反对鞑靼人和德国人的十字军征讨为结尾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更有分量，巴枯宁指点读者去找尼古拉皇帝：

“甚至有人说，尼古拉皇帝本人在临死以前不久准备对奥地利宣战，他想号召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一切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发动总起义。他自己制造了一场反对自己的东方风暴，而为了躲过这场风暴，他曾想从一个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革命的皇帝。据说，致斯拉夫人的各篇呼吁书上已经由他签了字，而且其中还有一篇致波兰的呼吁书。不管他怎样仇恨波兰，他还是知道，没有波兰要发动斯拉夫人的起义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彻底战胜了自我，以致准备承认波兰的独立存在，但是……只是在维斯拉河的西岸。”

就是这个从1868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但是，因为他们不敢向居住在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直截了当地宣布，他们将要被溶化在大俄罗斯帝国之中，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绘成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们联合成伟大的自由联邦的强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文字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即将谈到的一篇宣言，将毫无疑义地确证这一点。

3．巴枯宁和沙皇

我们已经谈到，由于废除农奴制，俄国自由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在革命派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周围，团结了一个政论家的队伍、人数众多的一批军官和青年学生。自由派的代表是赫尔岑、几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相当数量的和平改革派分子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崇拜者。政府支持了自由派。1861年3月，俄国的青年大学生们表示坚决拥护解放波兰；1861年秋天，他们曾试图反对“国家改革”，结果当局采取了惩戒措施和经济措施，剥夺了贫苦的大学生（他们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宣布他们的抗议是暴乱；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有数百名青年被关进监狱，经过三个月的监禁以后便从大学里被驱逐或开除。由于担心这批青年会加剧农民的不满，国家参议院特别决定禁止原来的大学生在农村中担任任何社会职务。但是，迫害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把教授们例如巴甫洛夫驱逐出校；由被开除的大学生组织的公共补习班被封闭了；利用毫无根据的借口来采取新的迫害措施；刚刚被批准成立的“青年学生互助储金会”突然被查封；停止出版各种报纸。这一切激起了激进派的极大愤怒和忿恨，使他们不得不出版地下刊物。于是出现了这一派的宣言，题目是“年轻的俄罗斯”，还加上了引自“罗伯特·欧文”的题辞。[375]这个宣言对本国国内状况、各个党派的情况和出版界的处境作了清楚而明确的说明，它宣传共产主义，做出了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结论。宣言号召一切郑重的人在激进的旗帜周围团结起来。

这个地下印刷的宣言刚一出现，由于命定的巧合（如果警察当局没有插手其中的话）在彼得堡便发生了许多起火灾。政府和反动报刊幸灾乐祸地利用这个口实指控青年和一切激进派在纵火。各个监狱又有了人满之患，在通往流放地的各条道路上又一次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受难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圣彼得堡要塞，在那里经受了漫长的两年折磨以后，他又被押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

早在这场灾祸发生以前，赫尔岑和格罗美卡（他后来作为波兰一个省的总督曾协助镇压波兰）就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波兰恶毒地攻击激进派，并且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什么他得了勋章可能就会罢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措词极其委婉的文章中呼吁赫尔岑考虑一下“钟声”在对俄国革命派采取了公开的敌对立场以后打算扮演的新角色会有什么后果。[376]赫尔岑郑重地声明，他准备当着他称为国际民主派的那些人的面，即当着马志尼、维克多·雨果、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等人的面，举起他那优美的酒杯祝贺伟大的解放者沙皇的健康；他还补充说，不管彼得堡革命的 但以理们说些什么，我知道，和他们的愿望和哀号相反，这种祝贺一定会在冬宫（沙皇的府邸）得到良好的反应。革命的但以理们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

巴枯宁超过了赫尔岑。正当革命派被完全击溃的时候，正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坐牢的时候，当时已经51岁的巴枯宁出版了他给农民沙皇的那本有名的小册子“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集”1862年版。

“许多人还在猜测，俄国会不会发生革命，革命却逐步地开始了，它支配着一切地方、一切东西、一切聪明人的头脑。它依靠政府的手来进行甚至比依靠革命信徒的努力来进行还要顺利。它在没有使俄罗斯世界得到新生以前，在没有建立和创造出一个新的斯拉夫世界以前，不会平静，不会停息。王朝显然是在毁灭自己。它认为它想得救就要窒息而不是激发觉醒了的人民生活。这种生活如果被理解了的话，它会把沙皇王朝提高到前所未见的强大和光荣的高度……真遗憾！这样庄严而美好的角色却很少落在沙皇王朝的身上。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受人民膜拜的偶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农民沙皇［注：把农民沙皇（Zemsky　Tzar）的封号赠与亚历山大二世是巴枯宁和“钟声”的一项发明。］，他的强大并不在于本国人民惧怕他，而在于本国人民爱戴他，人民享有自由和过幸福的生活。依靠这种人民，他可能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

为此只需要有一个在宽容精神和坚持真理方面开阔而坚强的俄罗斯的心胸。整个俄罗斯的、而且整个斯拉夫族的生气勃勃的活动都要求他来驾驭，决心做他的历史威名的柱脚。”

接着，巴枯宁要求消灭彼得大帝的国家、 德意志国家，并且建立“新的俄罗斯”。把这项事业的完成寄托在亚历山大二世的身上。

“他的开头做得十分出色：他宣布给人民以自由，给经受了千年奴役的人民以自由和新生活。看来他是想建立农民的俄罗斯〈《zemskoujou　Ros-siou》〉，因为在彼得的国家中自由的人民是不可思议的。1861年2月19日，尽管关于解放农民的命令有一切失策之处和荒谬的矛盾，亚历山大二世终究是曾经统治过俄国的一位最伟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但是，“自由是违背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切本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而“德国人将永远不会理解和爱护农民的俄罗斯……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巩固彼得国家的大厦……他想出了招致灭亡的、不可能实现的主意，他正在毁灭自己和他的王朝，并且准备使俄国陷于流血的革命”。

“关于解放的命令”的一切矛盾、一切枪杀农民的事件、大学生的学潮，总之，一切恐怖手段，在巴枯宁看来，

“完全是由于沙皇缺乏俄罗斯精神和热爱人民的胸襟，由于他如痴如狂地力图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的国家……可是他，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本来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在俄国进行一次最伟大、最有益的革命。就是现在他还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现在对和平的办法感到绝望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为时已晚，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对亚历山大二世认识他能够挽救自己和俄国的唯一道路的能力感到绝望了。经过千年沉睡以后觉醒起来了的人民的运动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如果沙皇坚决而大胆地把这个运动领导起来，那他为俄罗斯造福和增光的威力就会不可限量”。

为此，他只需要给农民以土地、自由和self-government〔 自治〕。

“也不要害怕由于实行区域的self-government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就会断绝，俄罗斯大地上的统一就会遭到破坏；要知道各省的自治将只是行政方面、内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自治，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自治。没有一个国家，也许除法国以外，能够像俄国这样，在人民当中有这种意义的制度的统一、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尊严。”

当时在俄国有人要求召开国民议会 ［注：在巴枯宁的俄文本中，这里和后面用的术语是：“全民性国民代表会议”。——编者注］。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议会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议会来推翻君主政体。巴枯宁希望用这种议会来显示俄国的统一，来巩固沙皇的权力和威严。

“迄今只体现于沙皇一身的俄国的统一，现在再要求另一个代表机关：国民议会……问题并不在于会不会发生革命，而在于革命的办法究竟是和平的还是流血的。如果沙皇把人民的运动领导起来，同国民议会一起广泛而坚决地根据自由的精神来着手改造俄国的话，革命的办法就将是和平的、美满的。但是，如果沙皇想要倒退或者只是采取不彻底的措施，那末革命就将是可怕的。那时，由于爆发全民起义，革命就将具有无情杀戮的性质……亚历山大二世能够挽救俄国免于彻底破产，免于流血。”

可见，在1862年，革命对巴枯宁说来意味着俄国的彻底破产，于是他央求沙皇预防国内发生革命。对于许多俄国革命者说来，召开国民议会就是意味着推翻沙皇王朝，但是，巴枯宁却使他们的期望落空，他向他们宣布，

“国民议会将反对他们而拥护沙皇。可是，如果国民议会要和沙皇作对呢？——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是人民将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国民议会，而人民直到现在都无限信仰沙皇，期望从沙皇那里得到一切。哪里会有作对的事呢？……毫无疑问，如果沙皇现在〈在1862年2月〉召开国民议会，他就会第一次看到那些真正忠实于他的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让无政府状态［注：巴枯宁用的是：“混乱状态”。——编者注］再继续几年，民心就可能改变。我们这个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但是，现在人民拥护沙皇，反对贵族，反对官僚，反对穿着德国〈即欧洲〉衣服的一切人。对于人民说来，在这个官方俄国阵营中的一切人都是敌人，一切人都是，只有沙皇除外。谁敢叫人民反对沙皇呢？即使有人敢，难道人民会相信他吗？不是沙皇不顾贵族的意志，不顾官僚们的共同愿望，解放了农民吗？”

“俄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第一次将要直接会见自己的沙皇。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极关紧要的时刻！他们彼此将怎样感到满意呢？这次会见将关系着沙皇和俄国的整个未来。人民使者们对沙皇的信任和忠诚是无限的。如果沙皇依靠他们，对他们表示同样的信任和热爱，他就能够把自己的宝座竖立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更稳固。但是，如果人民使者们见到的不是救命恩人沙皇、人民的［注：巴枯宁用的是：“庶民的”。——编者注］沙皇，而是穿着普鲁士制服的彼得堡皇帝、心胸狭窄的德国人，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沙皇不是给人民以他们所期望的自由，而是什么也不给或者几乎什么也不给，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样，沙皇制度就要遭殃。至少彼得堡的帝位，即德国人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帝位将要完蛋。如果在决定整个俄国是生是死、是和平还是流血的问题的那个危急关头，在国民议会面前出现一个人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正义的沙皇，他热爱俄国，决心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安排人民的生活，那末他有了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谁敢起来反对他？和平、信仰，都将奇迹般地得到恢复，款项也有办法筹措，一切事情安排起来都会简单、自然，谁都不感到吃亏，谁都不感到拘束。这样的沙皇所领导的国民议会将会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任何恶毒的图谋和任何敌对的力量都无力反对沙皇和人民联合起来的威力……有没有希望组成这样的同盟呢？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没有。”

不管巴枯宁在那里说些什么，他仍然没有放弃诱导自己的沙皇的希望，为了影响沙皇，他用革命青年吓唬他，如果沙皇迟疑不决，这些革命青年就将完成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向人民的道路。

“为什么青年不拥护你，而全体青年都反对你呢？要知道这对你说来是一个很大的不幸……青年首先需要自由和真理。但是，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沙皇，为什么他们宣布反对第一个宣布给人民自由的那个人呢？……是不是他们迷恋于抽象的革命理想和‘共和国’这个响亮的字眼呢？部分地说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是非常表面的、次要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先进青年非常清楚，西方的抽象概念，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或者甚至是民主派的，都不适用于俄国的运动……俄国人民不是根据抽象原则来进行活动的……西方的理想对他们说来是格格不入的，保守派的、自由派的、甚至革命派的教条主义想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方针的一切企图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将为历史提出新的原则，建立另一种文明，就是说要建立新的信仰、新的权利、新的生活。在这个伟大、严肃、甚至严峻的人民面前，是不能轻率行事的。青年们将抛弃自荐的小学教师这个可笑的、令人讨厌的角色……我们能教些什么呢？要知道，如果把自然科学和数学撇在一边，我们的全部聪明睿智的最高成就就是对西方学说中的那些所谓确定不移的真理的否定、对西方的彻底否定。”

接着，巴枯宁大骂“年轻的俄罗斯”一文的作者们，指责他们死搬教条、想充当人民的导师和糟蹋事业；他把他们称为什么也不懂、只会从他们读过的几本西方书籍中吸取思想的毛孩子。当政府把这些青年当做纵火犯关进监狱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指责同这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自己的沙皇安心，巴枯宁声称：

“人民并不拥护这个革命派……我国青年绝大多数属于人民派，属于把人民事业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的那一派；这一派没有成见，既不拥护沙皇，也不反对沙皇，如果沙皇本人开始了伟大的事业，以后又不背叛人民，这一派就永远不会离开沙皇；现在还不晚，只要他自己去领导人民，这批青年会很高兴地跟着他走。任何西方革命的成见都阻挡不了这批青年。而德国人该回德国去了。如果沙皇认识到他今后不应该成为暴力的集中制的首脑，而应该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那末，依靠坚实的、复兴的力量，与波兰和乌克兰结成同盟，割断一切可恨的德国人的同盟，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他就会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实在说，讨伐德国人是一件斯拉夫族的很好的，而主要是必要的事业，无论如何总比为了讨好德国人而扼杀波兰人要好。积极行动起来，把斯拉夫人从土耳其和德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将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是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号召革命派在人民事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下面就是这个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纲领的几个要点：

“第一条我们〈巴枯宁及其同伙〉希望人民的——即公社的、省的［注：巴枯宁用的是：“乡的、县的”。——编者注］、区域的以及国家的self-government〔自治〕，有沙皇还是没有沙皇，反正一样，看人民希望怎么样。——第二条……我们准备并且必须帮助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反对任何暴力和反对一切外来的敌人，特别是反对德国人。——第四条我们同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一起，希望向目前在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压迫下受折磨的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伸出援助的手，只要还有一个斯拉夫人仍然处在德国人、土耳其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奴役之下，我们就必须不让利剑入鞘。”——

第六条规定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结成同盟；这恰好就是当时俄国政府所寻求的同盟。

“第七条　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这就是斯拉夫族事业的广泛的纲领，这就是人民俄罗斯事业的最高成就。就是为这个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现在我们将同谁在一起走，走到哪里去，跟着谁走呢？走到哪里去？——这我们已经谈过了。同谁在一起走呢？——这我们也谈过了：显然，不是同别人而是同人民在一起走。但是，跟着谁走呢？跟着罗曼诺夫走，跟着普加乔夫走，还是跟着彼斯节里走，如果发现了新的彼斯节里的话？［注：罗曼诺夫是沙皇的姓；普加乔夫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时期一次伟大的哥萨克人起义的领袖；彼斯节里是反对尼古拉一世的1825年阴谋的首脑，他被绞死了。］

说实话：如果罗曼诺夫能够并且想从彼得堡的皇帝变成农民的沙皇，我们最乐意跟着罗曼诺夫走。我们乐意站到他的旗帜下面，因为俄国人民还承认他，因为他的力量已经建立，可以立即用于事业，只要他对它进行人民的洗礼，它就能够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乐意跟着他走，还因为他曾经一个人进行并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和平革命，没有流一滴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的血。由于人们的愚蠢，流血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祸害、大祸害和很大的不幸，不仅对于革命的牺牲者说来是这样，而且对于干净而彻底地达到革命所追求的目的说来也是这样。在法国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例子。

可见，我们对罗曼诺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是他的敌人，但是也不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人民俄罗斯的、斯拉夫的事业的朋友。如果沙皇领导这个事业，我们就拥护他。但是，当他要反对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他的敌人。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他是想做俄国的沙皇、农民的沙皇罗曼诺夫呢还是想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彼得堡皇帝？他是想为俄国、为斯拉夫人服务呢还是想为德国人服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那时我们将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遗憾的是，沙皇认为无需乎召开国民议会，而从这个小册子可以看出，巴枯宁已经提出自己作为这个议会的议员候选人了。他的竞选宣言和对罗曼诺夫的屈膝下跪算是白费功夫了。他的幼稚的轻信态度可耻地受了欺骗，于是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

这位对自己的农民沙皇五体投地的导师做出了这些无聊的杜撰，他的学生和朋友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就有充分的权利高呼：农民皇帝拿破仑第三万岁！

十一

文件

1．同盟的秘密规章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一份规章，有一部分是巴枯宁亲手写的。他把这些规章的副本不仅分发给了亲信者，而且也分发给了他期望用自己这个辉煌的纲领的启示录去加以诱骗的许多人。想当著作家的虚荣心压倒了拐骗者阴郁隐讳的习性。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

三级：

一、 国际兄弟会。

二、 民族兄弟会。

三、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章程

1．国际兄弟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敌人。

2．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3．他们是兄弟，他们永远不互相攻击，既不公开地，也不在法庭上解决自己的争端。由双方从兄弟中推选出来的仲裁法庭，就是他们唯一的裁判机关。

4．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护。

5．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 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我们既不把义务，也不把牺牲强加于人。但是，具有这种热情的人一定会成就许多事业，甚至根本不意识到他是在做出牺牲。

6．对兄弟来说，不应当有比为革命服务和为我们的、以为革命服务为己任的秘密组织服务更重大、更神圣的事业、利益或义务。

7．兄弟永远有权拒绝完成中央委员会或他所属的民族委员会对他的委托，但是，如果连续多次拒绝，他就表明自己是敷衍塞责的人或懒惰的人，并且可能被所属的民族委员会暂时开除，而根据民族委员会的提请则可能被中央委员会暂时除名，直到宪法会议做出最后决定为止。

8．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他们任何一个人，未向所属的委员会请示都不能进行同该委员会所确定的行为规范相矛盾或者甚至相抵触的公开行动或发表这类的言论。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在一起时，他们对一切重大社会事务应当进行磋商。

9．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 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10．国际兄弟组织分为： Ａ．总委员会或宪法会议。Ｂ．中央委员会。Ｃ．民族委员会。

Ａ．总委员会

这是或者按确定的期限定期召集的，或者由中央委员会多数作为非常会议召集的，全体或者至少是三分之二国际兄弟的会议。它是我们整个组织的最高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权力机关，它可以修改我们组织的纲领、章程和组织规章。

Ｂ．中央委员会

由（ａ） 中央局和（ｂ） 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凡是不担任中央局委员的一切国际兄弟，只要离中央局相当近，可以在两天以内召集起来，——当然还有因过路而在当地的一切兄弟——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在其他方面，它们在一切相互关系中，都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见第二条至第四条）。

Ｃ．民族委员会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由当时在全国性组织中心或其附近的一切国际兄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又分为：（ａ） 民族执行局和（ｂ） 民族监察委员会。民族监察委员会应当包括当时在当地的、没有参加执行局的一切国际兄弟。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同。

11．吸收新的兄弟须由民族委员会全体当时在当地的委员（不得少于三人）做出 一致决定，并经 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多数 批准。 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自己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直接吸收新的兄弟。

12．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应当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以便监督和活跃该委员会执行局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它是自己的每一个成员在有关他们革命品质或者有关他们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的行为的当然裁判官。它的决定应当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它指导自己全体成员的活动和公开的言论。它通过自己的执行局或者由它所指派的兄弟同中央局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至少每两星期一次。

13． 民族委员会组织本国的民族兄弟的秘密 联盟。

二、民族兄弟会

14．民族兄弟在每一个国家内应当这样组织起来：使他们永远不能脱离国际兄弟共同组织的领导，特别是 总委员会和 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的纲领和章程只有经 中央委员会批准以后才能最后生效。

15．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如果认为合适的话，都有权规定两类民族兄弟：（ａ）一类是在全国内彼此了解的民族兄弟；（ｂ）一类是只是在不大的小组范围内彼此了解的兄弟。民族兄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16．在全国的一切重要地点建立 省中心，省中心由国际兄弟或第一类民族兄弟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组成，任务是尽可能深入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秘密组织和宣传它的原则，它们不限于在城市中进行活动，而且也要在乡村中和在农民中传播这些原则。

17．民族委员会应当尽快地筹到不仅是它自己的组织顺利地进行活动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整个协会的共同需要所必需的经费。因此，它们将把经费的一部分——一半？——上缴中央局。

18．民族局应当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记住只有当在那些应当实现原则、纲领和章程的人身有魔胆的时候，这些原则、纲领和章程才有价值。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组织

1．同盟 常设中央委员会由 各常设民族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 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成员组成。

这一切成员召开的全体会议就构成同盟的 秘密全体大会，秘密全体大会是同盟的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它每年最少在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一次，其参加者以同盟在各个不同国家中的组织的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也可以由 中央局或 日内瓦中央支部在任何时候召开。

2．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它由 中央局全体委员和那些硬性规定必须永远兼任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 监察委员会委员组成。 中央支部在宪法和行为规范的范围内是同盟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但是，宪法和行为规范只有 全体大会才能制定和修改。中央支部根据普通多数票决定一切实际问题（但不是宪法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只要中央局的多数委员不愿意向 全体大会申诉，这样通过的决议 中央局就 必须执行，如果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全体大会。这样召开的 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3． 中央局——执行权力机关——设委员三名至五名或者甚至七名，他们必须同时是 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央局作为组成 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接受 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 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作为公开同盟的 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同一切 民族局保持或多或少、或秘密或公开的联系，同时每月也从各个民族局得到报告。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制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 中央局作为同盟的既秘密又公开的执行权力机关，将使本团体的秘密宣传和公开宣传活跃起来，并且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同盟在一切国家中发展。它掌管根据公开章程（ｂ）条的规定由一切国家上缴供共同需要用的那一部分经费。它出版报纸和小册子，并且派自己的旅外代办到还没有同盟组织的国家中去建立组织。它在为了同盟的利益而必须实行的一切措施中，都应当服从 秘密中央支部多数的决定，中央局全体委员都参加秘密中央支部。 中央局是一个同时既公开又秘密的组织，而且它完全由 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它始终将是这个 委员会的直接代表机关。 临时中央局将作为 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 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 ［注：米·巴枯宁。——编者注］而各自回国去了。临时中央局在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召开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根据公开章程第七条规定，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在最近这次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不言而喻，这次大会将任命 新中央局委员。但是，由于 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 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去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织，使它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的人（如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会能够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4． 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局的全部活动实行监督。它由住在 中央局所在地或其附近的所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临时住在或者路过当地或附近的所有委员组成，但是组成中央局的委员除外。根据监察委员会两名委员的要求，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应当在三天以内到齐，同中央局委员一起召集 最高执行委员会中央支部大会，其权利在第二条中已经作了规定。

5． 民族委员会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一个民族有了三名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则由中央局或者必要时由中央支部建议他们成立本国的民族委员会。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可以任命本国中央委员会的新委员，但是任命必须根据该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民族委员会在任命新委员时应当立即通知中央局，中央局给新委员注册，从而授予他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一切权利。日内瓦 中央支部同样也有权根据支部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来任命新委员。

每一个 民族委员会都有在本国建立和组织同盟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民族组织的专门任务。它通过应该由它建立的、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 民族局，对民族组织实现最高领导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首脑。 各个民族委员会对相应的民族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将同 中央支部对 中央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一样。由相应的 民族局和 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 民族委员会，除了 中央局以外不承认别的领导机关，民族局无论在宣传和行政方面还是在征收和上缴会费方面，都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 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 民族委员会通过相应的民族局应当保证这样去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随着各个民族局建成了地方组织以后，民族局就应当把它们的章程和纲领提交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纲领

1．国际同盟建立的宗旨，是要在我们纲领所宣布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组织和加速世界革命。

2．根据这些原则，革命的目的只能是：（ａ）在欧洲破坏任何统治和一切权力（宗教的、君主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从而也就是破坏现存的一切国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财政机构。（ｂ）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

3．我们所了解的革命，确切地说是事物的力量现在必不可免地要提出来的革命，实质上带有国际性或者普遍性。面对着拥有谙练的组织所提供的一切威慑手段的欧洲一切特权利益和一切反动力量的带有威胁性的联合，而对着现在在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到处呈现的深刻分裂，任何民族革命，如果它不立即扩展到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本身不包含普遍性的一切因素，就是说如果它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于平等和正义去缔造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世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普遍性；因为除了在站在世袭土地占有制和资本方面的一切机构的废墟上彻底解放劳动的口号以外，现在什么也不能把伟大的、唯一真正的时代力量——工人联合、发动和调动起来。

4．由于即将爆发的革命只能是普遍的革命，所以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应当准备、组织和加速革命到来的阴谋，也应当是这样的。

5．同盟追求双重目的：（ａ）它致力于在一切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传播对政治、社会经济和一切哲学问题的正确观点。它将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并且通过建立公开团体的办法，积极进行宣传；（ｂ）它将努力把一切人：聪明的、精力充沛的、坚定的、有善良意志的、矢忠于我们思想的人，都吸引过来，以便在整个欧洲，并且尽可能也在美洲建立一个正是由于这样联合起来而变得更加有力的忠诚的革命者的无形的网。

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

1．这个组织的原则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的原则相同。这些原则在 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纲领有关妇女问题、从宗教观点看家庭、法律和国家的那一部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

中央局保留有在不久以后对这些原则提出更加详尽的理论阐述和实际阐述的权利。

2．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只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3．我们确信，个人和社会的祸害的根源与其说在单个的个人之中，不如说在事物组织和社会地位之中，所以不管是从正义感出发，还是出于利害的考虑，我们都将是人道的，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摧毁这种地位和事物本身，以便能够在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宽恕人们，我们否认社会有 意志自由和进行惩罚的虚构的权利。正义本身，按照这个词的最合乎人性、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无非是所谓否定的和过渡性的思想；它提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并不去周密地考虑它们，而只是指出一条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会组织中才可能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这是通过普遍团结所达到的每一个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类的博爱。

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是他在其中诞生、发展并继续受其影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人的全部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不平等的自然结果的愚昧无知，以及这两者的必然后果—— 奴役。

由于社会组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们所犯的罪行的唯一原因，所以惩罚罪犯是社会方面的伪善行为或者显然的荒谬论调，因为任何惩罚都是以罪行为前提的，而罪犯们永远都是无罪的。犯罪和惩罚的理论是神学的产物，即荒谬论调和宗教伪善行为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承认社会在其目前过渡状态中所具有的唯一权利，就是为了自卫而 杀死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罪犯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审判和惩治这些罪犯的权利。这种权利甚至也不是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来说的；不如说这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必不可免的自然事实，是现社会的无力和愚钝的标志和结果；社会愈少地使用这种权利，它就愈接近于它本身的真正解放。一切革命者，一切被压迫者，一切受苦受难者，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自然满怀憎恨和复仇情绪的牺牲品。他们应当记住，各种各样的国王、压迫者和剥削者同人民群众中出现的罪犯一样，也是有罪的。他们都是恶棍，但不是罪人，因为他们和普通的罪犯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起义的人民在初期要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杀死是毫不足怪的；这将是一种不幸，也许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也像暴风雨所造成的破坏一样，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个自然事实将既不是道德的，甚至也不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历史上充满了富有教益的例证。例如1793年可怕的断头台，虽然不能指责它毫无作为和拖延误事，但是它并没有把法国的贵族阶级消灭。使贵族即使没有被彻底消灭，无论如何也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惊的，并不是断头台，而是没收和拍卖贵族的土地。而且一般地可以说，政治屠杀从来没有使一个党派遭到过致命的打击，政治屠杀用来反对特权阶级尤其显得无力，因为力量的根源与其说是在人们之中，不如说是在事物的秩序即 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 私有制使特权者所处的那种地位之中。

所以，要实现激进的革命，就必须攻击地位和事物，摧毁财产和国家；这样并不需要消灭人们，使自己注定走向真正的和必不可免的反动，而反动在每一个社会中过去和将来永远都只会导致屠杀人们。

但是，要想有权以人道对人而又不损害革命，就必须对地位和事物毫不留情；就必须摧毁一切，而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 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

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成为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出于必要性，对于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因为他们想实行专政，就是说想实行国家中央集权，而国家由于必不可免的和逻辑的必要性，必定会使他们走向恢复财产，因此，我们说，他们不希望实行反对事物的激进革命，而策划反对人们的流血革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以建立高度集中的革命国家为基础的流血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导致军事专政的出现，导致新统治者的出现，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更加详尽地论证。所以，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4．我们是那些作为未来的专制者、立法者和革命保护者的革命者的天然敌人，他们在现代的君主国家、贵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就已经幻想要建立同现存国家一样集中并且比现存国家更加专制独裁的新的革命国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由某种权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秩序，并且如此害怕在他们看来是无秩序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民生活的直接的、自然的表现的东西，以致在革命还没有制造出这种光荣的和能拯救一切的无秩序以前，他们就已经幻想要结束革命并且用行动来控制某种权力，在这种权力之下，革命只有名存实亡，而这种权力事实上只能是新的反动，因为它将注定使受法令支配的人民群众重新遭受服从、停滞和死亡的厄运，即遭受新的、假革命的贵族的奴役和剥削。

5．我们心目中的革命，其意思就是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并且破坏在同一种语言中称为“社会秩序”的那种东西。

我们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且呼吁这种状态，我们坚信，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即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的充分表现中，自由、平等、正义、新秩序和反对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本身一定会诞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无疑将会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时将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则为根据，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地以任何权威为榜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6．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从第一天起就应当根本、彻底地破坏国家和一切国家机构。这种破坏的自然和必然的后果是：（ａ）国家的破产；（ｂ）授权每一个债务人自行偿付（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债务，以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预；（ｃ）停止征缴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捐税；（ｄ）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ｅ）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废除一切法律上称为权利的东西，并停止实现这些权利。这样，也就废除和烧毁一切规定了所有权和依法继承权的文书契约（买得的和赠予的）、一切诉讼案件，总而言之，废除和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方面都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所创立并加以保障的权利；（ｆ）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由它们集体使用；（ｇ）没收一切教会和国家的财产以及属于个人的贵重金属，归组成公社的一切工人协作社的联合同盟所有。公社将给这样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以补偿被没收的财产，往后只要他们愿意和有本领，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ｈ）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ｉ）发表组成了公社的起义首都的宣言，声明首都在消灭了权威主义的和执行监护任务的国家（它有权这样做，因为它像其他地方一样被国家所奴役）以后放弃自己的权利，确切地说，放弃管理和强制各个省份的任何野心，（ｋ）号召一切省份、公社和协作社抛弃一切，效法首都的榜样，首先以革命的方式 进行改组，然后再派自己的代表（同样地一律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是负责任的和可以撤换的）到规定的集合地点去，以便成立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派遣不是肩披某种绶带的正式的革命全权代表而是革命的宣传员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别是到农民中去，因为能够使农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么原则，也不是某种专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动，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将使国家的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后果。废除民族国家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任何别的国家、省份、公社、协作社，或者甚至个人，不问各国的现存国界及其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系统或民族系统，都将被吸收到革命联邦中来；而站在反动派方面的本国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则将不准加入这个联邦。因此，由于为了使起义的各国能够互相卫护而扩展革命和组织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废除国家和破坏国家为基础的革命的普遍性就将获得胜利。

7．如果政治革命不变成社会革命，如果民族革命正是由于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国家的破坏不变成普遍的革命，那现在要进行胜利的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8．因为革命在任何地方都应当由人民来进行，并且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应当经常归于组成了各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的自由联邦的人民，所以，通过革命代表团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不分旧的国界和民族差异而包括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一切国家的、新的、革命的国家的任务，将是管理各个社会机关，而不是管理各国人民。它将建立一个 新的祖国——反对一切反动势力同盟的 普遍革命同盟。

9．这个组织排除任何专制和执行监护任务的统治权力的思想。但是，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同盟，为了革命战胜反动，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 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 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10．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热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表面上常常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原因所引起。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

11．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2．公开同盟的纲领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 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结果便脱离了这个同盟，从而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 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个加入伟大 国际工人协会，但其 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 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 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些朋友们共同倡议建立这个新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组成了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中央支部的 纲领和 章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

（1） 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师，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2）同盟首先力求实现 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 废除继承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3）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得到抚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阶段上学习的同等条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4）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 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5）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 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 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6）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 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7）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程

（1）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 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2） 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 中央局。

（3）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国的 民族局。

（4）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各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 同盟的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 国际工人协会。

（5）一切地方组织遵照 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6）凡是 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 10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7）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 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3．巴枯宁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

（原信为法文）

　　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诺

亲爱的 同盟盟员和同志：我们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建议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你，而我也非常高兴做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组成为国家的特权者世界——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恶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我说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为了使你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愿，我只向你说一点就够了。我们的纲领就是你们的纲领，就是你在你们去年的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个纲领，如果你仍然忠实于这个纲领，那就是说你是我们的同道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你的同道者。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正如你仇视这个原则一样；我们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辖者蜕化变质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因此我们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我不涉及私人问题，唉，如果最近这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开成了的话，他们在会上占据的位置是太大了，我很怀疑这次代表大会是否能开成，因为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此刻一切视线都萦注于西班牙，关注着你们的代表大会的结局。大会的结果将怎样呢？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的话，那也在代表大会以后。信寄到你手里的时候是逢上革命的最高潮呢还是逢上反动的最高潮？我们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所有朋友们都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来自你们国家的信息。

你一定知道，最近在意大利，国际和 我们亲爱的同盟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民都处于完全革命的即经济上绝望的境况中，群众开始最认真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利益开始变成思想。在此以前，意大利所不足的，不是本能，而是组织和思想。现在这两者都在形成，这样一来，意大利在西班牙之后并且和西班牙一起，也许是现在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勃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 完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在他们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 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我们的天才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我给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寄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地址。不久将把其他地址给他们寄去。 同盟的西班牙 盟员同意大利盟员正在建立直接的接触，很好，这是必要的。你能收到意大利的各家社会主义报纸吗？我特别向你推荐：西西里岛吉尔真提的“平等”周报（《Eguaglianza》）；那不勒斯的“钟声报”（《Campana》）；博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报”（《Fascio　Operaio》）；米兰的“玫瑰小报”，特别是“铁锤报”（《Martello》）。不幸的是“铁锤报”被封闭了，该报的编辑全被监禁起来。

　　 在瑞士我向你推荐两名 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瑞士纽沙特尔校场街5号）和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雕刻匠（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瑞士伯尔尼汝拉山脉桑维耳耶，雕刻匠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先生收。（接着写的是巴枯宁的地址。）

　　同盟和兄弟情谊

米·巴枯宁

　　请代我向莫拉哥 兄弟转致敬意，并请他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

　　你们能收到汝拉联合会的简报吗？

　　此信读后请烧毁，因为其中提到一些人的姓名。

　　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不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而且也由于他品行不良。证实他品行不良的真实文件还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暂不公布。

完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4—7月

1873年8月以小册子在伦敦和汉堡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307]“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3年4—7月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成的。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著作中，彻底打击了巴枯宁分子妄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未能全部加以审阅）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力图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阴谋诡计和各种诈骗伎俩。这个著作总结了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这个著作是依据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大量文件写成的。其中包括拉法格、梅萨等人从西班牙寄来的材料，约·菲·贝克尔从瑞士寄来的材料，丹尼尔逊和柳巴文从俄国寄来的材料，以及吴亭受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写的长篇报告（见注2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第八章“同盟在俄国”时利用了这个报告。有一部分文件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才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盟的有几个说明它的目的和任务的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十一章里引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写的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件的目录保存下来了。根据这个目录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有吴亭寄来的许多俄文书刊的法译本；因此，巴枯宁的文件的许多引文都是根据法译文摘录下来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于1873年8月用法文印成单行本；1874年，它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为题在不伦瑞克用德文出版。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译本的审订工作。纽约“工人报”刊载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俄译本最先摘要刊印在1928年维·波朗斯基编的“米·巴枯宁的传记材料”一书第3卷中。——第365页。[308]指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7日会议上选出的记录和决议出版委员会，其成员有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欧·杜邦、列·弗兰克尔和奥·赛拉叶。后来，海牙代表大会法文书记勒穆修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实际上，海牙代表大会文件的全部出版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第370页。

[309]引的是1872年10月5日“哨兵报”第40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再谈谈巴枯宁”。文章连续刊载在10月12、19和26日该报第40、42和43号上。——第372页。

[310]米·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向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说明理由的建议” （M．Bakounine．《Fédéralisme，Socialisme　et　Antithéologisme．Proposition　motivée　au　Comité　Central　de　la　Ligue　de　la　Paix　et　de　la　Liberté》），是巴枯宁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1867—1868年间在伯尔尼以单行本出版。——第373页。

[311]指由和平和自由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古·福格特签署的该执行局1868年9月22日的机密呼吁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握有一份寄给艾尔皮金的呼吁书。——第374页。

[312]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由于废除继承权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冲突。由于米·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那个支部的坚决要求，这个问题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支部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实际上是秘密同盟的领导机关。巴枯宁把关于继承权问题的讨论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是破坏性地转移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大会不去解决欧洲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关于纲领和策略的迫切问题。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报告，阐明了总委员会对继承权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4—416页）。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因为没有一个建议得到了必要的绝对多数票的赞成。但是，巴枯宁的这个事先策划好的、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第389页。

[313]指卡·马克思所写的、经总委员会1870年1月1日会议批准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36页）。——第389页。

[314]“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从1871年至1876年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66）为名出版。——第390页。

[315]见注29。——第391页。

[316]“罗曼语区支部联合会章程，经1869年1月2、3和4日在日内瓦国际四季小组的处所内召开的罗曼语区代表大会通过”第15—16页（《Statuts　pour　la　Fédération　des　sections　romandes　adoptés　par　le　congrès　Romand，tenu　a　Genève　au　Cercle　international　des　Quatre-Saisons，les　2，3　et　4　janvier 1869》，ｐ．15—16）。

章程草案是在巴枯宁的参与下拟定的。——第392页。

[317]指马克思于1870年6月29日写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解490页）。——第392页。

[318]指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接受新的支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程序”；这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的权利。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时应该考虑到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第394页。

[319]指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两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以及卡·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所写的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454—456、470页）。——第395页。

[320]引的是恩格斯于1871年12月6日所写并在许多报纸上发表的“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1—513页）。——第398页。

[321]茹·法夫尔的通告和萨卡兹的报告，见注57。

1871年10月在西班牙议会下院发生了由于保守派资产阶级政府打算通过立法手续来解散国际在西班牙的组织而引起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发言的那些反动派的代表利用了同盟的文件和警察当局伪造的文件来诬蔑国际。虽然左派共和党人卡斯特拉尔、加里多、索里耳亚等人反对这样做，他们揭穿了对国际的诬蔑，并且指出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同宪法相抵触的，但是政府还是得到了支持。1872年1月，内务大臣萨加斯塔颁布了解散西班牙的国际的通告。——第398页。

[322]“法兰西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　fran?aise》）是一家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由莱·甘必大创办，从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3月11日，该报刊载了一篇关于国际的匿名文章，1872年3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3期转载了这篇文章。——第400页。

[323]对法国南部的国际各支部成员的土鲁斯案件是在1873年3月10—26日进行的。根据杜弗尔法（见注10）被捕的人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监禁和罚款。关于土鲁斯案件以前的各次逮捕事件，见恩格斯“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见本卷第359—362页）。——第400页。

[324]指同盟盟员阿勒里尼1871年11月14日给巴斯特利卡的信。为了让国际的所有西班牙支部都知道该信的内容，巴塞罗纳支部把它寄发给了西班牙各支部。该信的副本由恩格斯列入有关同盟事件的文件中，一起交给了海牙代表大会。——第400页。

[325]1871年12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各支部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反对桑维耳耶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的决议；1871年12月20日，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为此通过了一个专门的文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发表在1871年12月24日“平等报”第24号上；“平等报”本身也提出了抗议。——第401页。

[326]见注65和注66。——第402页。

[327]引的是托卡热维奇1872年8月2日给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信，后者把这封信交给了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苏黎世社会主义革命波兰协会纲领”是巴枯宁写的，并且于1872年7月27日发表在“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3期的附刊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下产生的波兰社会民主协会起初接受了巴枯宁的这个纲领，但是不久便在波兰社会主义者托卡热维奇的影响下摈弃了它。

　　“自由报”（《Wolnosc》）的出版没有实现。——第402页。[328]“战斗报”（《El　Combate》）是一家西班牙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联邦主义者的机关报，在马德里出版。——第404页。

[329]梅萨致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的这个声明，包含有揭露在西班牙存在着秘密同盟的事实，它由梅萨寄给了恩格斯，而恩格斯则把它转交给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第406页。

[330]指手写的国际瓦伦西亚支部给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机密通告，通告中提出，如果爆发革命就要为争取实现充分的分权制和成立“无政府公社”而斗争。——第406页。

[331]由马尔塞劳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塞维尔支部的通告，于1871年10月25日寄给国际马德里支部；通告陈述了该支部由于政府的迫害而通过的决定。——第408页。

[332]指1872年2月25日“解放报”编辑委员会“致在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邦党代表们”的公开信，该信发表在1872年3月3日“解放报”第38号上。国际马德里委员会中的无政府派的委员们要求编辑部收回这封信；但是作为“解放报”编辑同时又兼任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职务的梅萨，断然拒绝实现这个要求。1872年3月9日，他在和委员会其他委员进行协商后发出了一封类似的信，但已经用的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了。——第409页。

[333]1872年3月7日，无政府主义者的马德里委员会向共和联邦党代表会议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完全不赞成“解放报”编辑部的信（见注332），并宣称编辑部的信“是同国际的原则相抵触的”。——第409页。

[334]“被判罪者”（《El　Condenado》）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家周报，从1872年至1874年由托·莫拉哥在马德里出版。——第409页。

[335]“平等报”（《La　Igualdad》）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1868年至1870年在马德里出版；它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有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该报撰稿；1868年至1869年间一部分马德里的工人聚集在该报周围。——第409页。

[336]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是1872年6月1日在“解放报”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消息”。——第411页。

[337]指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第二节第七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第四节第四条规定，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81、482页）。——第412页。

[338]指1870年5月8日在法国举行的全民投票。——第415页。

[339] Union　de　las　tres　clases　de　uapor（三种工厂工人联合会）是卡塔卢尼亚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联合了纺织工厂的织布工人、纺纱工人和短工。该联合会是国际的集体会员。——第416页。

[340]引的是卡菲埃罗于1871年7月12—16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状况。——第417页。

[341]引的是卡普卢索1872年1月21日给奥哲尔的一封信。——第418页。

[342]国际米兰支部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由泰·库诺组成的。1871年12月，在库诺的影响下，马志尼派的工人道义互助和教育协会的一部分会员退出了该协会，成立了无产者解放工人小组，这个小组于1872年1月7日宣布自己是国际的支部。该团体通过了一个符合国际共同章程的章程。1872年1月30日，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支部成立的情况，并且声明说它的章程符合国际的原则；于是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康诺在该支部内部进行了反对参加了该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该支部在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中没有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419页。

[343]见注60。——第419页。

[344]雷吉斯关于受总委员会委托巡视意大利的报告是以给恩格斯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1872年2月的下半月，雷吉斯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天，在那两个地方了解了各支部的情况，宣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决议。雷吉斯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向各支部的成员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观点同国际的原则和任务是根本对立的。——第420页。

[345] A．Richard　et　G．Blanc．《L'Empire　et　la　France　nouvelle．Appel　du　peuple　et　de　la　jeunesse　à　la　conscience　fran-?aise》．Bruxelles， 1872．——第427页。

[346]引的是茹·盖得给蒙彼利埃国际各支部成员的信，该信是在1872年9月22日写给支部领导人之一日罗尼的。1872年11月20日，日罗尼把盖得的这封信转寄给了总委员会。——第428页。

[347]“人权报”（《Les　Droits　de　l'Homme》）是法国共和党左派的一家日报，1870年至1871年由茹·盖得在蒙彼利埃出版。——第428页。

[348]这篇通讯发表在1872年10月20日“自由报”第42号上。——第429页。

[349]见注209。——第430页。

[350]《Pacte　d'amitié　de　solidarité　et　de　défense　mutuelle》是1872年9月15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432页。

[351]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2月2日的通告发表在1873年2月8日“解放报”第85号上。——第434页。

[352]1873年6月1—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颠联合会条例、关于宣传、关于必须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红旗为不列颠联合会会旗等决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颠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一切现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437页。

[353]1873年6月1—3日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大会，是根据国际各支部的倡议召开的。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瑞士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1880年，它根据国际的原则把各种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437页。

[354]“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м　Пемербурιскuе　вебоmосmu》）是俄国的一家日报，政府的机关报；1728年至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年至1917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440页。

[355]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捕。1864年前他一直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在那里。——第440页。

[356]指巴枯宁于1869年5月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和涅恰也夫于1869年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告彼得堡大学、研究院和工学院的学生们”。——第442页。

[357]“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在兰斯成立的一个教团的绰号，该教团的成员必须献身于教育穷人子弟的事业；在该教团的学校中，学生接受的主要是宗教教育，在其他方面却只能得到非常贫乏的知识。——第443页。

[358]1869年5月印发的传单“革命问题的提法”和1869年夏天印发的传单“革命原理”都是巴枯宁写的。——第444页。

[359]Ｈ．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考察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45页。

[360]“‘人民裁判’协会会刊”第2期，1870年冬圣彼得堡版，第9页。第2期和第1期一样都是在日内瓦出版的。——第447页。

[361]“人民事业”（《Наробное　б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1870年4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448页。

[362]尼·奥格辽夫的“大学生”这首诗原先是献给奥格辽夫和赫尔岑的朋友、1866年去世的Ｃ．И．阿斯特拉柯夫的。巴枯宁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这首诗的手稿以后，写信给他说，如果把这首诗献给涅恰也夫的话，“对于事业会更有益处”。这首诗便改换上了献给涅恰也夫的字样于1869年在日内瓦印成了许多单页，并且被涅恰也夫当成一种证明他是奥格辽夫的全权代表的标志。——第454页。

[363]“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politique　et　littéraire》）是保守派报纸，1826年出版。——第466页。

[364]“民主”（《La　Démocratie》）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1868年11月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

从1868年3月开始，该报编辑沙散出版了一种丛书，在这些丛书中被该报邀请的撰稿人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巴枯宁1868年4月给沙散的信就是为这种丛书而写的。巴枯宁的信于1868年4月底发表在丛书第6辑上。——第467页。

[365]引的是巴枯宁发表在1870年3月2日“马赛曲报”第72号上的“赫尔岑”一文。——第467页。

[366]指的是俄国地主Л．Ａ．巴赫美提耶夫于1858年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巴赫美提耶夫基金）。1869年，赫尔岑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同意把这项基金分为两份，其中一份由奥格辽夫交给了涅恰也夫。1870年，赫尔岑逝世以后，涅恰也夫又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这项基金的另一半。——第467页。

[367]“公社”（《Общuна》）是由谢·涅恰也夫和弗·谢列布廉尼科夫主编的一家报纸的名称，该报的创刊号于187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1年出版的第2号由出版者们自己销毁了。——第468页。

[368]“钟声。亚·伊·赫尔岑创办的俄国解放机关报”（ 《Колокл. Орιан　русскоιо　освобобженuя，основанны?　А．И．Герном）是涅恰也夫和谢列布廉尼科夫1870年春在日内瓦出版的一家报纸的名称，该报只出版了几号。——第471页。

[369]指“革命者问答”，它是巴枯宁在1869年夏用密码写的，并且印了几本。在1869年进行搜查时，在彼·加·乌斯宾斯基那里发现了一本，这本问答的全文转载在1871年“政府通报”第162号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就是这个文本。——第471页。

[370]埃斯科巴尔派是西班牙耶稣会教徒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1589—1669）的追随者。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公开宣扬，善良的意愿可以证明受道德和法律谴责的行动无罪（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第472页。

[371]指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中叶在南美洲主要是在现在的巴拉圭的领土上出现的耶稣会教徒的神权政体国家。——第483页。

[372]指1845年在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形成的、由小贵族以及平民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青年小组；该小组成员赞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有许多成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小组的会议上曾经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讨论过建立积极的革命组织的计划。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没有来得及制定这种计划和建立真正广泛的革命组织；1849年4月，该小组的参加者被逮捕并被流放。——第487页。

[37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uе　вебмосmu》）是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1859年开始每日出版；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该报具有了反动性质。——第488页。

[374]“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uк》）是俄国的一家文学和社会政治性杂志，从1836年至1866年在彼得堡出版（从1843年起每月出版）；它由亚·谢·普希金创办，从1847年起，该杂志的编辑是？克拉索夫和帕纳也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为该杂志撰稿；在六十年代，该杂志实际上是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第490页。

[375]革命传单“年轻的俄罗斯”是俄国革命者彼·格·扎伊奇？符斯基写的，在1862年5月中印发；该传单反映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左的、革命的观点。

该传单的题词引自赫尔岑的“罗伯特·欧文”一文。——第493页。

[376]指的是赫尔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发生的冲突，这次冲突是由于赫尔岑在评价由沙皇政府一手包办的废除农奴制一事上向自由主义方面动摇而引起的。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在“同时代人”杂志上以及在致“钟声”的信件中尖锐地批判了赫尔岑的这种动摇。在六十年代，赫尔岑在与自由主义决裂以后便彻底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了。——第493页。

[37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交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有涅恰也夫受巴枯宁的委托以不存在的俄国革命组织的名义于1870年2月写给柳巴文的一封信，当时柳巴文正准备在俄国出版“资本论”第1卷。在这封信中，他们威胁柳巴文说，如果柳巴文不免除巴枯宁所承担的把“资本论”第1卷译成俄文的责任，就要制裁他。柳巴文通过丹尼尔逊于1872年8月把这封信转寄给了马克思。——第515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