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1848—1849年）
[12]
（1884年2月中—3月初）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除了同盟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同盟在本国大约有三十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 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 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13]
而关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共产党宣言”第4章）[14]。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加速了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从而还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了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胜利的。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移阵线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情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没有争得这种地位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
当我们到达科伦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党人，部分地也由共产党人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伦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他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过。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伦，而不是柏林。首先，科伦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15]领会了 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河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这个法典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 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略费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了一年徒刑[16]，而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完全是巴登人的派别。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割据情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同无产阶级利益相抵触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 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屑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一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17]——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所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也没有采取较好的态度。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懦怯决议毫无用处。[18]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辩论，而大多数场合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要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渺茫太空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的。因此，它就受到了较大的注意。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和作细小打算的态度，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刚刚制造出这些偶像供自己使用的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正好证明我们打中了目标。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希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对工人政党做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19]。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也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能够这样做，因为议会已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 布日尔论 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20]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官方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对这个最极端的政党持反对派态度。
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热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
[21]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着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很简单的：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22]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犯，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犯的必然性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末，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期比一期更猛烈和热情。 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23]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 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24]，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4、5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勒斯顿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塞隆的起义被包围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的一些人受到法庭迫害；另一些人作为非普鲁士人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伦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25]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是没有照付的，——而在9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五千份了。在科伦宣布戒严时，报纸曾一度被封；在10月中不得不一切重新从头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六千订户，而当时“科伦日报”[26]，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九千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 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 马克思到巴黎去了，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年6月13日[27]到来的结局； 威廉·沃尔弗这时已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作了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28]。
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
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12]“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弗·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第17页。
[1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引文中的重点是恩格斯加的。——第18页。
[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3页。——第18页。
[15]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即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347页）。——第20页。
[16]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略费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由于4月19日在该报第5号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1848年4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第20页。
[17]“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的称呼，该报从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第22页。
[18]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18页）。——第22页。
[19]恩格斯指的是载于“新莱茵报”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和6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4页）。——第23页。
[20]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A．Bou-geart．《Marat，l'Ami du Peuple》．T．Ⅰ-Ⅱ，Paris，1865）。
“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于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出版的报纸；该报于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I'Ami du Peuple。——第23页。
[21]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3—157页）。——第24页。
[22]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
1848年旧历2月24日（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第24页。
[2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序言（见本卷第277—289页），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中对这些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述。——第24页。
[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25页。
[25]见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所载、由编辑部署名的“致科伦工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19页）。——第25页。
[26]“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26页。
[27]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或者被迫离开法国而流亡。——第26页。
[28]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队中的一员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