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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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资产阶级中，至今还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阶级意识即政治意识的，无疑是英国资产阶级。我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又愚蠢又胆怯；它甚至不会抓住工人阶级在1848年为它争得的政治统治，并保持在自己手里；在德国，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清除本国资产阶级早就应当消灭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式专制制度的残余。法国资产阶级比起别国资产阶级来，是最自私、最贪图享乐的，它利令智昏，甚至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利益；它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它由于疯狂地追逐暴利，正干着极端可耻的贿买勾当，把实行所得税制宣布为社会主义者的叛国罪，每一次罢工它都一定是用步枪齐射来对付，其结果是，在这个实行普选权的共和国里，工人要取得胜利，除了暴力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英国资产阶级既不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贪婪到愚蠢的程度，也不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胆怯到愚蠢的程度。它在自己大凯旋时期经常向工人做让步；就连它的眼光最短浅的那一部分，即保守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也不怕给城市工人相当规模的选举权，仅仅由于工人们自己的过错，从1868年以来在议会里没有得到四十至五十个席位。但是从那时起，整个资产阶级——保守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也使扩大了的选举权适用于农业区，使各选区的规模大致相等，这样一来至少有三十个新选区交给了工人阶级支配。德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来领导和代表国家，法国资产阶级每天都在证明——在新近举行的选举[439]中又一次证明，——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一度比其他任何一国资产阶级都更多地具有的这种能力，而英国资产阶级（包括溶合于它的所谓贵族在内）则直到最近还显示出它有一定的能力来发挥——尽管是到某种程度为止——领导阶级的作用。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看来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在伦敦，同旧的市政管理——同西蒂本身的设施和管理——有关的一切，都还是纯粹中世纪的东西。伦敦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港口也属于这一类。码头主（wharfingers）、驳船主（lightermen）和船夫（watermen）组成了各种享有特权的、有的甚至还带有中世纪的外表的真正的行会。这些古老的行会特权近七十年来由于码头公司的垄断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整个巨大的伦敦港就转入少数对它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的特权的行帮手中。所有这些特权的、畸形的东西，由于无数乱糟糟的和矛盾百出的议会法令的促成和助长——甚至这个法律迷宫成了它们最好的护符，——就永久化了并且成了所谓不可侵犯的。但是，在这些行帮对商界夸耀自己中世纪特权并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收费最高的港口的同时，这些行帮的成员也就变成了真正的资产者，他们除对自己的主顾外还对自己的工人进行无耻透顶的剥削，用这种方法同时享受中世纪行会的利益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

但是，既然这种剥削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那末即使有中世纪的外表，它还是要服从这个社会的规律。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或者至少是把它们拴在自己的凯旋车上。大码头公司成了码头主、驳船主和船夫的行会的主宰，从而成了整个伦敦港的主宰。这样一来，在它们面前就展开了利润源源而来的前景。这个前景使得它们眼花缭乱。它们花了成百万的钱去办荒唐事；因为这样的公司有好几个，所以它们之间就展开了竞争战，这又花了成百万的钱，又增添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建筑物，使得公司濒临破产，直到最后即大约两年前它们才联合起来。

在这期间，伦敦的贸易已经走过了它的顶点。哈佛尔、安特卫普、汉堡以及开凿了新的海上运河的阿姆斯特丹，把原先以伦敦为中心的贸易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吸引去了。利物浦、赫尔和格拉斯哥也都占去了自己的一份。新建的码头都空着，股息减少了，有的甚至一点也得不到，股票也下跌了；那些固执的、在旧时良辰美景中养尊处优惯了的码头经理和傲慢不逊的金融巨头，都不知所措。伦敦港贸易额相对下降和绝对下降的真正原因他们不想承认。而只要这些原因带有地方性质，那末成为原因的就仅仅是这些人本身的毫无道理的傲慢以及造成这种傲慢的根源，即他们的特权地位、西蒂和伦敦港的中世纪的、早已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按理说早该送进英国博物馆同埃及木乃伊和亚述石怪陈列在一起了。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容忍过类似的狂妄行为。在利物浦，这种情况刚一露头，在萌芽状态就被消除了，而港口的整个制度都现代化了。在伦敦，商界在受害，在抱怨，但还是容忍了这一切。资产阶级（其广大成员要为这些荒唐事付出代价）在垄断组织的面前低了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低了头。它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来摆脱这种使整个伦敦生存条件随时有停顿危险的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爆发了码头工人的罢工。[440]暴动并不是受码头公司掠夺的资产阶级掀起的，而是受它们剥削的工人掀起的；穷人中最穷的人，东头无产者的最底层，向码头巨头们挑战了。这时资产阶级终于想起，码头巨头们也是它的敌人，罢工工人展开斗争不仅合乎他们本身的利益，而且间接也合乎资产阶级的利益。公众同情罢工，资产阶级人士空前慷慨地解囊相助，其奥秘也就在这里。但也是只此而已。工人投入了战斗，资产阶级为他们呐喊和鼓掌助威；工人打了胜仗，他们不仅证明高傲的码头公司巨头们是可以战胜的，而且以自己的斗争和胜利震动了整个舆论界，以致使港口的码头垄断和封建制度现在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不久的将来恐怕就要送进英国博物馆。

这个任务资产阶级早就应该完成了。但是它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现在工人担当了下来，而且立即就要完成了。换句话说，这是资产阶级自己把自己的使命推给了工人。

下面是另一番情景。现在让我们撇开中世纪的伦敦，而来谈谈郎卡郡的现代化纺纱工厂。现在，这里1888年收获的棉花已经用完，而1889年的还没有上市，所以这正是原棉投机的大好时机。有一个姓斯廷斯特兰德的荷兰富翁，同其他一些同行的商人组成了一个“瑞恩”来收购全部现有棉花并相应抬高价格。纺纱工厂主们反抗的办法只能是缩减消耗，即在新棉上市以前使各自的工厂每周停工几天或完全停工。这种试验他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了。但事情正如以前每逢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一样，总是搞不好，因为这些工厂主中有很多人负债累累，部分或者全部停工会使他们濒于毁灭。而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大部分工厂停工，从而抬高纱价；而他们自己则打算继续开工，从较高的纱价中获利。十多年来已经表明，只有一个办法能迫使棉纺织工厂全部停工，——且不论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个办法就是：降低工资，譬如说，降低6％。这样就会发生罢工，或者是工厂主们自己会关闭工厂；而这样一来，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工厂主们就无条件团结了起来，就连那些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再使自己的机器转动起来的人，也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

在既成的情况下，今天降低工资是不适宜的。但是，不这样做又怎么能使所有工厂停工呢？而由于没有普遍停工，才使纺纱工厂主们毫无办法地让投机商摆布了六个星期。因此，就采取了一个现代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步骤。

厂主通过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吁请工业中央委员会：让有组织的工人为共同利益通过组织罢工的办法迫使那些反抗的厂主们停工。厂主老爷们承认自己无能采取共同行动，请求以前他们痛恨的工会俯允对他们自己，即对厂主采取强迫手段，使他们，即厂主，迫不得已终于作为一个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一致行动。他们是为工人所迫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工人俯允了，而且只要威胁一下就行。过了二十四小时，棉花投机商们的“瑞恩”就被摧毁了。这表明：厂主能做到什么，而工人又能做到什么。

这样一来，在这里，在现代各大工业部门中最现代化的一个部门里，也像在中世纪的伦敦那样，资产阶级暴露出自己无能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不仅如此，它还对此直认不讳，由于它吁请有组织的工人强迫厂主自己维护自己的基本的阶级利益，因而它不仅自己声明自己让位，而且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自己的有能力的、负有执政使命的继承者。它自己宣布：即使每一单个的厂主还能够领导他自己的工厂，只有有组织的工人才能领导整个棉纺织工业。这换成普通话来说就是：厂主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作为领薪金的企业领导人来为有组织的工人服务。

写于1889年9月底—10月初

载于1889年10月6日“社会民主第40号报”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党人报”

[438]恩格斯的“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曾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各国社会主义者里引起很大兴趣：1889年10月11日该文转载于维也纳的“工人报”，1889年10月12日译成英文（稍有删节）载于“工人选民”，10月26日载于“柏林人民论坛”报（文字上稍有修改，并标题为：“资产阶级所做不到的和工人所做得到的”）；该文还在德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报纸上发表。1890年该文被译成俄文载于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在维也纳创刊。

“社会民主党人”是“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第439页。

[439]指1889年9月22日法国众议院的初选，当时共和派共获得216个席位，而各保皇派集团（正统派、波拿巴派及布朗热派）总共获得140个席位。——第440页。

[440]见注436。——第441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