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1月15日
星期五[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是贝尔奈斯让我等到现在,我早就给你写信了。关于你来此地一事,我曾经顺便在伯恩施太因那里查问过,而这个该死的家伙却怎么也见不到面了,因此我把这件事委托给贝尔奈斯,他在 星期一就想把给你的一封信带到城里交给我。昨天深夜,我收到的不是这封信,而是这个懒蛋前天晚上在萨塞尔随便涂写的一张便条,条子里的一些说明,根本不是需要花费五、六天去考虑的事情。但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得 亲自和伯恩施太因谈谈,因为这些说明完全不能使我满意,坦白地说,我对贝尔奈斯的话要比对任何人相信得更少一些。最近半年来,这个人一直在我耳旁嘀咕,说你可以随时带着行李前来,而当事情即将告成的时候,他却编造出一大篇护照的故事,似乎你竟需要一张护照!在国境线上是没有人查问护照的;和我一样,莫泽斯 [注:赫斯。——编者注]来这里时也没有人向他查过护照,而且,如果你住到我家里,那我倒想知道,谁会来查问。为了有时能够证明身分,最多需要一张比利时的国内护照,或是列奥波特先生的由Cabinet du roi〔国王办公厅〕签发的人所共知的公函——这就足以应付一切情况。海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意见,一旦我能够捉住伯恩施太因,我就可以向他打听清楚。
贝尔奈斯还曾经捏造过一个托尔斯泰事件 [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或者更确切些说,这是伯恩施太因欺骗了他,因为伯恩施太因是 可以任意欺骗他的。贝尔奈斯以前写给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都出自同一来源。我屡次亲眼看到,伯恩施太因摆出怎样一副绝对正确的样子向贝尔奈斯灌输他的猜测、谣言和自己的臆造,而贝尔奈斯又怎样信以为真,所以在这以后,对于他以前写来的一切“出于最可靠来源的”重要消息,我 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亲自看到,伯恩施太因怎样装作无所不知的样子来使贝尔奈斯相信(你知道, 如果贝尔奈斯一旦相信某事,他会怎样狂热地去 相信它),《国民报》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了梯也尔,在一定程度上是现金交易。这个小家伙已经用杀头来担保这件事属实。他在这方面是改变不了的,就象他的欣喜若狂、悲痛欲绝的情绪一样,在最近两个星期里,他已经有十六次处于绝望的边缘。
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谈谈。关于你到这里来一事,我还要再问一下伯恩施太因。象我所说过的那样,海涅认为你会大胆到这里来的。也许你要去法国大使馆,根据 你的普鲁士侨居证书申请一张护照吧?
你告诉我莫泽斯的事,这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到我这里来过,但没有碰上我,我写信给他,让他约定见面时间,昨天见了面。这个人大大变样了。青年人的鬈发盖满他的头,一撮漂亮的小胡子给他的尖下巴增添了某些文雅,两颊是少女般的绯红,但是从他那漂亮的双眼中流露出威严已经丧失,所以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谦虚。在巴黎这里,我已经习惯于一种十分粗豪的语调,因为只有吵闹才能办事,用这种办法可以在女人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一度震撼世界的、举世无双的赫斯的衰败的神情,几乎使我解除了武装。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门徒的英雄行为(这一点后面再说)和他自己的没有改变的内心世界又重新给了我勇气。总之,我对他如此冷淡和讥讽,使他已没有兴趣再来这里了。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于他由德国带来的淋病提了几点善意的劝告。他在他以前认识的几个德国画家那里也一败涂地,只有古斯达夫·阿道夫·克特根仍旧忠实于他。
无论如何,宁可要不来梅人 [注:屈特曼。——编者注],也不要瑞士人 [注:施累费尔。——编者注]。我不能给瑞士人写信,(1)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地址,(2)因为我不愿意向这个人[建议]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把每印张的报酬规定得比你向不来梅人建议的还要低。所以请把你对不来梅人的建议和这个人的地址一并写信[告诉我]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他对贝尔奈斯那本关于路特希尔德的写得很糟的小册子已经付了很高的报酬,但是却哄骗皮特曼说:给他排印了,而以资金被占用为借口把支付报酬一事无限期地拖了下去。
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这本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想必已经完成。不言而喻, 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也认为蒲鲁东的协作社可以归结为布雷的计划[76]。我已经把这个善良的布雷完全忘掉了。
也许你已经在《特利尔日报》上看到了新的莱比锡社会主义杂志出版的消息,名为《紫罗兰》, 无害的现代评论小报!!泽米希先生在那里象查拉斯特罗一样叫嚷∶
“在这些神圣的厅堂里,
谁也不知道复仇;
在这个神圣的围墙里,
没有任何潜伏的叛徒。
于是他挽着友谊的手,
欢乐地漫步进入美好的乐土。” [注: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第二幕查拉斯特罗咏叹调。——编者注]
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象昔日的赖歇耳那样的低音。查拉斯特罗——泽米希在这里同时给三个神献祭,他们是:(1)赫斯,(2)施蒂纳,(3)卢格。前两个人已经[洞察了]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科学的奥秘。
这个小报或者《紫罗兰》,是我阅读过的报纸中最胡说八道的报纸。这样一种静悄悄的、同时又恬不知耻的疯狂性,只有在萨克森才可能出现。
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分出了威斯特伐里亚学派、萨克森学派、柏林学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再写一下,那该多好啊[77]!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特曼是大熊座,而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团是他的八个孩子。不管怎样他应该有角,如果他没有的话。格律恩是宝瓶座等等。
顺便说说格律恩——我将要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中, 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请你立刻写信告诉我[78]。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 庸人习气颂扬为 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 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 人=德国小资产者。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你以为怎样?
你的 恩格斯
[信的背面写着 ]
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76]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关于劳动产品不经货币交换的理论。对布雷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117页)。——第88页。
[77]指的是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后来恩格斯继写此卷各篇,直到1847年4月止,保存下来的成果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41——692页)。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可以推测,这部著作没有写完。——第89页。
[78]恩格斯于1847年初写的评卡·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文章,是恩格斯的一组批判论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第二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275页)。恩格斯最初打算将此文加以改写,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作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各章的补充。——第89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3月9日
星期二[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云格。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斯 [注:赫斯。——编者注]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切实地加以批判以后,才发现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 他自己,即艾韦贝克。他说,这是他在我住在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配不上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50]把我对他们作报告的内容传达给格律恩,使格律恩不能够剽窃,可是同时他却埋头干起来,——象往常那样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上星期,我一方面由于闹着玩,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绝对需要钱用,就坐下来用假名写了一篇充满轻薄词句的致洛拉·孟戴斯的感谢词[79]。星期六我从中挑了几段念给他听,今天晚上他怀着通常的善意告诉我,这件事鼓舞了他,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并且立刻把所写的东西交给了莫伊勒主办的化名杂志 [注:《巴黎时钟》。——编者注](这个杂志确实是完全秘密地、并且仅仅是为莫伊勒夫人检查下的编辑部出版的,这种检查已经删去了海涅的诗)。他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我,据说是表明自己诚实,没有抄袭!这位贪心不足到处抄袭的作家所写的这部新杰作,当然只不过是用庄重的夸张的形式把我的游戏言词改写一下而已。此外,这个力不从心的粗劣作品虽然使我不屑一顾,但它却表明,不管是你的书 [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还是我们的手稿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问世。这些家伙们总是哀叹如此卓越的思想却这样长久地被埋没,最后愁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从自己身上把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消化了的东西全部排泄出来。所以不能放过不来梅人 [注:屈特曼。——编者注]。如果他不回答,就再给他写封信,万不得已时,最低的条件也得同意。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五至十法郎的交换价值。再过几个月,普鲁士邦议会就要开始辩论,在柏林就要展开冲突,鲍威尔和施蒂纳每印张就卖不到十个法郎了。处理这类具有现实性的作品,搞来搞去到最后都只得放弃高稿酬而照顾不了作者的自尊。
我在萨塞尔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象个孩子,因为那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了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了那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pour le roi de Prusse [注: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尔的敏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愿意理解怎么会是这样的政策,竟要宽恕那些他至今还恨得要死的人。“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篇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要在相当程度上放弃贝尔奈斯,并且不想再干预那个自命豁达而令人恶心的家庭悲剧,他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着忠贞不二和无限自我牺牲的英雄角色。这种事只好看在眼里。这件事所发出的气味,就象五千条没有晾过的鸭绒褥子再加上吃了奥地利素菜所放出的无数臭屁。就算这个家伙再有十次从那个下流圈子中脱身到巴黎来,他还是要跑回去十次的。你可以想象,这件事使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制造了多少道德方面的胡说。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家庭,正在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他再也不能引诱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而且不要很久他就不会怀念我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了。
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80]你很快就会收到。我将把它写在单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节。如果福格勒有希望付一些钱的话,请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要关于洛拉·孟戴斯的游戏文章,大约一个半印张到两印张,但不必告诉他是我写的。请你 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如不成功,我就去别列坞试探一下。大概你在《辩论日报》或《立宪主义者报》上已经看到,大市政会接受了维尔腾堡的申诉,禁止施累费尔这个无赖在黑里骚出版革命的书刊。他自己写到这里来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 不许人家再给他寄任何东西。这是又一条必须抓住不来梅人的理由,如果同不来梅人完全没有了关系,那末只剩下康斯坦茨附近别列坞的那个“书局”了。此外,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我们两人并不能从我们的著作中得到特别多的好处。
你大概已经读到了昨天《科伦日报》(星期一的)上有关马丁·杜·诺尔的丑事的那篇庸俗的文章了吧。这篇文章是贝尔奈斯写的,他常常代替伯恩施太因写通讯。
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猖獗。看来他们是竭尽一切力量利用饥荒来挑起一场暴动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他们先是散发各种印刷品,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告白,现在甚至制造了燃烧装置到处扔(不过这些装置 并没有烧起来),想让店主们感到这种恶毒的密谋真狠。而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绝妙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事件[81],逮捕了一大批人,在这些人当中,甲认识乙,乙认识丙,丙认识丁,如此等等,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关系和一些证词把整个这一大批大多数都素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帮”。对这个“帮”的审判不久就要进行,如果在这种新的办法上再加上旧日的精神同谋,那就能够十分容易地宣判任何一个人有罪。这完全象阿贝尔。因此,没有比一句话不说就宣判卡贝老爹有罪更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请你4月来这儿吧。我要到4月7日才搬家(搬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会有点钱。那时我们可以在一起极其愉快地痛饮一番。由于目前警察的举动十分可恶(除了我在信中写过的那个萨克森人以外,连我的老对手艾泽曼也被驱逐,这两个人还都留在这里没有走,请看《科伦日报》上卡·格律恩的文章),所以最好还是听从伯恩施太因的建议。你可以设法 根据你的侨居证书到法国大使馆搞一张护照;如果不行,我们就在这里想一些办法——大概能找到一个保守派议员,通过第六个人的手去拉上关系。你完全有必要离开那个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黎来,而且我也强烈地希望同你在一起痛饮一番。在这里,不是做放荡的人,就是做老学究;不是在放荡的无赖汉中间做一个放荡的人——而这样做在两手空空时全无好处——,就是做教训艾韦贝克、贝尔奈斯及其一伙的老学究。再不然,就得接受法国激进派领袖们的聪明的忠告,这些人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护而反对其他一些蠢驴,叫它们不致由于自身的虚浮的德国精神而高傲得太厉害。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并不妨碍有时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两点对我所认识的这一帮家伙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你必须到这里来。
你看见了路·勃朗的《革命史》[82]吗?这是正确的猜想和绝顶的谬论的杂乱混合物。我只在萨塞尔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有趣的看法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最不可思议的荒唐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好,不管他怎样胡说,却完全不是走在坏的道路上。但是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他已经被“一种妖术束缚住”,——即意识形态。
你知道去年出版的阿希尔·德·沃拉贝耳所著《帝国的没落,两次复辟的历史》这本书吗?作者是《国民报》的共和派,并且具有旧学派(梯叶里、米涅等人以前的)编年史的风格。他完全不了解最通常的关系——甚至卡普菲格的《一百天》这本书在这方面也要比他好得多。但是,由于书中列举了波旁王朝和同盟者的一切卑鄙行为,对事实作了准确的叙述和批评(在其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碍他这样做的范围内),这本书是有意义的。然而,一般说来,正是由于对事件的总的进程缺乏了解,所以这本书写得枯燥无味。《国民报》是很坏的历史学者,而沃拉贝耳据说是马拉斯特的朋友。
莫泽斯已完全消失了。在我不“交往”的“工人们”那里,他 答应作报告,把自己冒充为格律恩的敌人和我的知己!上帝知道,莫泽斯本人也知道,在我们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在维芬商场会见时,我曾和画家克尔纳以及克尔纳所找到的两个姑娘走开,而把他撇在那儿,目瞪口呆。从那时以后,我还在谢肉节时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冒着倾盆大雨垂头丧气地拖着他那厌世的“我”到交易所去。我们彼此根本没有打招呼。
给巴枯宁的信我一旦知道他的准确地址就一定送去,——这件事至今还没有把握。
顺便说一下:你可写信给艾韦贝克谈谈他的小册子,并且要嘲笑他一下;他卑贱地露出屁股来希望人揍他——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希望赶快回信,并且设法安排到这里来。
你的 弗·恩·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79]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找到。——第90页。
[80]指的是恩格斯于1847年3——4月写的论德国制宪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65页)。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没有印成(见本卷第95——97页)。——第92页。
[81]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是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的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思想的影响。1847年7月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进行了审判,结果被判处长期监禁。——第93页。
[82]指1846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第1卷。——第94、113、127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巴黎
1847年5月15日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已在5月初于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已没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三分之一。另外两部分一定要作一些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详谈。
附上你的讽刺画[83]的样张。我已把讽刺画送交《布鲁塞尔报》[84]。
至于格律恩或他那一伙登在《特尔利日报》上的那篇真正令人作呕的文章,现在确实已经太迟;而你如果是一开始就在那个混账报纸上写两行驳斥的话就好了。
我不能去伦敦了。[85]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关于钱的问题:
你记得,从《社会明镜》的时候起, 赫斯就欠着我和我的内弟埃德加尔 [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钱。因此,我从这里开一张他名下的 期票, 期限三十天。
贝尔奈斯从去年5月也欠我 一百五十法郎,同样也要让他承兑一张期票。
因此,我请你办以下几件事:
(1)首先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地址;
(2)把这件事分别通知他们两个人,并且告诉这些蠢驴们:
(3)如果他们认为到6月15日以前不能付清各自的欠款,那末他们总应该 承兑期票。这样一来,我将考虑让期票在巴黎得到 保证。当然,你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能告诉这些蠢驴们 这最后一着。
在钱的方面,我现在非常窘迫,所以不得不求救于这种期票,而且,也没有理由把钱白白送给这两头蠢驴。当然,如果这些蠢驴只是 表面上愿意承兑期票,那末我必须立即知道这种情况。
因为事情 十分紧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误,把一切事情办妥,并来信 告诉我。
在布鲁塞尔这里,已经找到一个贴现商人。
我不能再给你多写了。大约十二天以前,布赖埃尔给我放了 血,但不是 左手,而是 右手,由于我继续工作根本不在乎,所以伤口化脓,未能封口。当时病情如果恶化,我会失掉一只手。现在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手还软弱无力,不宜多动。
你的 马克思
[菲·日果的附笔]
亲爱的小弗里茨: 我现在正阅读你的小册子,——到现在为止,它使我得到很大满足——我十分幸运地感觉到自己 根本不是一个德国人。
愿上帝、或者理性、或者种族使我们免除市侩习气!
因此,我有幸作为
忠实于你的 菲力浦
又及:一定要给我写信,哪怕几个字。
[83]指恩格斯对1847年4月11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7页)。这幅讽刺画1847年5月6日作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特别附刊发表。——第96页。
[84]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所创办的,该报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激进民主主义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96页。
[85]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46)的影响,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1852年11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96、127、341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86]
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