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9月16日

星期三［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勒斯劳 ［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的报告使我很感兴趣。我已经把报告中能使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感兴趣的东西转告了他们。希望你们尽可能地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工作的情况介绍给我，以便我能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一些介绍。科伦人现在干些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1）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木工的头头们，已经会面好几次了。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他们的与同盟[46]有关的事情之外（这些事情由于同魏特林派裁缝的严重分歧 ［注：见本卷第36、41页。——编者注］而弄得十分混乱），这些人，确切些说，是其中的十二至二十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没有什么材料可供讨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时候，艾韦贝克就不得不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在两次谈话中，从经济关系出发，给他们讲述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所听到的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了一切政治而讨论某种“社会问题”。这样的会对于吸引外人参加很合适，因为它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大约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二百人以上。

象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人中间，已出现某种淡漠情绪，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裁缝共产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47]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傲慢的老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而一部分也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给他们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老是那么一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 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已经在会上可怕地传染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格的纯粹胡说八道中学来的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一度住在布鲁塞尔的云格。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也能作许多事情，因为他能掌握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清楚十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三个星期以来都没有能够见到他——他总不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就是工作做得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一旦他们抛掉了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他们全都热烈渴望研究经济学问题。我现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然他的头脑你们知道是十分混乱的，但是还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能做到。关于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六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云格的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使他们抛弃他的空谈，他们就不会恢复先前的劲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什么事都不能办。我已经向他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把格律恩所干的坏事都给他当面揭出来；贝尔奈斯也想参加，就是艾韦贝克也想同他算账。等到他们同格律恩了结一些私事，也就是有保证拿到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的破烂货而垫给格律恩的钱，就会这样办。可是，由于云格没有来，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又或多或少象个孩子，因此，尽管这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五分钟内就能解决，但还是没有头绪。糟糕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士瓦本人。

（2）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48]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知道了一块新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了木工中间，这时我也在座，渐渐地，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全盘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这是不折不扣的在英国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labour-bazars，或者是labour-markets [49]，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料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协作社的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他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发议论说，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废除中间商人所得的利润了。可是这位大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 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 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50]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 亏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领导着有两万个工人的协作社了（他们想马上就 大规模地干），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蒲鲁东如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出来，他就一定会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地丢尽脸皮。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51]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 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那样陈旧！

（3）现在再说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奥格斯堡《总汇报》于7月21日刊登了一篇7月16日的巴黎通讯，讲到 俄国大使馆：

“……这是个正式的大使馆；但是在它之外，或者毋宁说在它之上，却有一位名叫托尔斯泰的先生；他没有官衔，但被称为‘宫廷的亲信’。过去他在国民教育部任职，后来带着写作任务来到巴黎，在这里给教育部写过几篇报告，也提供过一些法国报界的概况，以后就不再写作，但是行动却更多了。他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进行广泛的社交，接待一切人，从事一切活动，无所不知，办事很多。我认为他才是驻巴黎的真正的俄国大使……他的说情能造成奇迹〈所有请求赦免的波兰人都去找他〉，使馆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在彼得堡他也有很高的威望”。

这个托尔斯泰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骗我们说要在俄国卖掉他的庄园的贵族托尔斯泰。[52]这个人除了他领我们去过的那个寓所外，在马秋林大街还有一座豪华的房屋，他就在那里接待外交人员。波兰人和 许多法国人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有德国的激进派还一无所知，因为他在德国激进派中间认为自己最好也扮作一个激进派。我所引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波兰人写的，贝尔奈斯认识他，这篇文章马上就转载在《海盗－恶魔》和《国民报》上了。当托尔斯泰读到这篇文章时，没有再表示什么，高声一笑，开玩笑地说他终于被揭穿了。现在他在伦敦，由于他在这里的戏已经演完，所以要到那里去碰一碰运气。可惜他不再回来了，要不我还打算同他开几个玩笑，最后在马秋林大街留下我的名片。从这一切看来，十分明显，他所推荐的安年柯夫同样是一个俄国密探。甚至巴枯宁也很可疑，他 必然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其他俄国人全都知道。我对他当然不会露出什么，但是我要设法报复一下俄国人。尽管这些密探对我们并不危险，但决不应当放过他们。要是利用废物搞些阴谋试验，他们倒是合适的对象。看来，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些用处的。

（4）赫斯老爷子。我在这里已经很满意地忘记了他的那位不断诅咒他的夫人，也就是说，把她送到那个可以听到不停的哀号和切齿声（格律恩和格泽耳）的遥远的圣安东郊区去了，可是前不久我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老爷子叫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完全显得平静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老赫斯。他肯定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经破产），说他“重新产生了工作的愿望”（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钟来宣传宣传），接着他就写了下面的一段历史性的备忘录（日期为8月19日）：

“几星期前，科伦这里几乎发生了一次流血的暴动，很多人都武装起来了〈莫泽斯想必不在其中〉。冲突没有发生，因为士兵没有出场〈科伦的酒铺庸人的巨大胜利〉”，如此等等……

接着就谈到市民集会，在会上，“我们”，也就是“党”和莫泽斯先生，即共产主义者，“ 取得了如此完全的胜利，以致我们”如何如何。

“我们首先把金融贵族……然后把小资产阶级击溃了〈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天才人物〉。最后，我们本可以〈！〉在会上通过一切〈例如让莫泽斯当市长〉；通过了一个纲领，会议责成它的候选人对纲领承担义务，这个纲领〈请听，请听！〉即使让英国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起草也不会更激烈一些〈！！！也没有人比莫泽斯理解得更荒谬〉……请不时打听一下〈原文如此！〉我的［妻子］［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双方都希望我不怕风险地监护女方，这一点我有证据〉……并请把这封信给艾韦贝克看看，让他也受到鼓舞。”

这种“鼓舞”，这种恩赐，愿上帝保佑吧。我自然完全不理睬这个笨蛋——现在他也给艾韦贝克写了信（只是为了让艾韦贝克付邮资给他的老婆转去一封信罢了），还扬言两月后就要到这里来。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想我也能告诉他点什么，让他也受到“鼓舞”。

话既然已经说开，那我最后还要报告你们一件事，就是海涅又到这里来了，前天我和艾韦贝克去拜访了他。这个可怜的人憔悴已极。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脑软化在继续发展，颜面麻痹也在发展。艾韦贝克说，他可能突然死于肺水肿或脑溢血，但也可能时好时坏地拖上三四年。自然他有些消沉和忧郁，而最显著的一点则是；他在议论时极为和善（而且认真）——只是在谈到莫伊勒时不断地说些俏皮话。他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可是他的容貌由于留起了花白胡须（他已不能再刮胡须）而更加奇特，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悲哀。眼看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真使人十分难受。

我也看见了伟大的莫伊勒。“小人儿，小人儿，你的分量这样轻！”这个人的确值得一看；我对他的态度极为粗暴，这个蠢驴对我却报以特别的热忱，并且对别人说我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他的模样就象死了六星期的卡尔·穆尔。请马上回信。

你们的　恩·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开开心：今年8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篇关于比德曼的［关于］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共产主义一书的书评[53]，内容如下。首先用很可笑的法国人叙述方式把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描述了一番，然后说，现在来谈谈马克思先生。

“马克思先生是一个鞋匠，正如德国的另一个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是一个裁缝一样。前者〈马克思〉不大看得起他曾有幸在当地研究过的法国的共产主义〈！〉，不过马克思同样也完全走不出〈从这种亚尔萨斯人的用语中你还没有看出是菲克斯先生吗？〉抽象的公式，并且避免涉及任何真正实际的问题。按他的看法〈注意这些胡说八道〉，德国人民的解放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信号。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当一切都准备好时，高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马克思说，在德国需要创立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便去实现共产主义的哲学思想。”

署名是 德·菲·（已经死了）。这是他的最后作品。这家杂志上一期也对我写的书作了同样可笑的评论。[54]九月这一期里有对尤利乌斯的评论[55]，我还没有见到。

在《博爱》编辑部中发生了唯物论者和唯灵论者的冲突。唯物论者以二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失败，退出了编辑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博爱》拿出一篇漂亮文章论述不同的文明阶段，并论述这一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请马上回信，因为我两星期后从这里［迁走］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因此来信很容易［会］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被压下或在旧寓被拒绝接收。

［信的背面写着 ］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野林”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46]指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共和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具有了国际性。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同盟的支部。申请成为正义者同盟成员时，要求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给予严惩。正义者同盟在1839到1846年间的历史充满了内部的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四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同盟的领导人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同盟实行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还可看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3——466页；第21卷第241——261页）。——第45、72页。

[47]恩格斯谈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见注40）。

卡·格律恩1846——1847年在巴黎在德国工人中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它反映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庸人习气和政治上的懦怯结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造成特别的危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第46页。

[48]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1——2卷，1846年巴黎版（P．J．Proudhon．《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T．Ⅰ-Ⅱ，Paris，1846）。1847年格律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1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Philosophie　der　Staats?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第47、76、172页。

[49]恩格斯说的劳动市场（labour-bazars或labour-markets），是指英国各城市中由工人的合作团体建立起来的劳动产品交换市场（La-bour　Exchange　Bazars）；1832年，这一运动由罗·欧文所领导，他在伦敦建立了这样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通过“劳动货币”（纸币）进行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货币以一工时为单位。这些办法，是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组织无货币交换的空想，因而很快就破产了。——第47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51]恩格斯指的是蒲鲁东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这是回答关于要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的回信。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Correspondance　de　P．J．Proudhon》．T．Ⅱ．Paris，1875，p．198——202）。——第48页。

[52]恩格斯得到的是卡·贝尔奈斯和亨·伯恩施太因的谎报，关于这一点，后来恩格斯自己在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指明了（见本卷第86页）。《总汇报》上刊登的短讯中，说的是沙皇密探雅·尼·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认识的那个自由派俄国地主格·米·托尔斯泰。——第49页。

[53]1846年8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7期刊登了德·菲克斯写的书评，评论卡·比德曼的《我们的现在和未来》（《Unsre　Gegenwart　und　Zu-kunft》）一书第1卷和第2卷。——第51页。

[54]1846年7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6期刊登了一篇匿名的对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评论。——第52页。

[55]指的是德·菲克斯对古·尤利乌斯于1846年莱比锡出版的小册子《银行事业。德国的新幽灵》（《Bankwesen．　Ein　neues　Gespenst　in　Deutschland》．Leipzig，1846）的评论。这篇书评发表在1846年9月《经济学家杂志》第58期。——第52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