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1月20日
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主要是因为我在等候你答应寄来的《前进报》。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就不再等了；还有《批判的批判》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也不再等了，这本书我也没听到更多的情况。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17]，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
至于我什么时候去，那毫无疑问，大约两年内一定去那里。我已经想妥当了，无论如何，今年秋天要去住四至六个星期。如果警察要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我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18]方面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我的恋爱可悲地结束了。别让我作无聊的解释了吧，反正已经无法挽回了，而这样的事也够我受了。我感到高兴，我至少又能重新工作了。要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都告诉你，那就要浪费掉一个晚上。
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4月1日起将在哈根的提梅和布茨那里出版《社会明镜》月刊[19]，在这个刊物上描述社会苦难和资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目前，如果那个写诗的“手工业者”[20]肯出力气给我们提供一些 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编辑这刊物并不太费劲，因为要供给每月出版四个印张的材料，写稿人是足够的。这样一来，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很多，而所能起的作用却很大。另外皮特曼将通过列斯凯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不用经过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21]，只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文章。如果把我们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有双倍的机会去起作用。你看，我们在德国的事情可够多了，要给所有这些刊物提供材料，还要写比较大的著作。不过，如果我们要想做出点什么成绩，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那也很好。我的关于英国工人的著作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过两三个星期就能脱稿，然后就用四个星期的时间写些小文章。以后就去搞英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
[22]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是既成事实。一年前，这种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现在它已成为德国佬的一种负担了。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炮预备队，统统都安排停当了。事情发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秘密的宣传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伦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铺的时候，都看到新的成就、新的拥护者。科伦的集会 ［注：见本卷第10——11页。——编者注］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共产主义小组一个个地逐渐出现，这些小组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地发展起来的。
过去跟《莱茵报》[23]一道出版的《公益周刊》，现在也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德斯特尔已经把它接收过来，想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6]，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不能发挥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而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 以前写完你的书，要象我那样做：给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 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
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二十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都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但是，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写在书名下面，这就未免显得奇怪，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我已经说过，关于勒文塔尔，关于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这本书我当然是非常渴望看到的。
昨天我收到了《前进报》，自从我离开后就再也没看到过它。贝尔奈斯写的一些幽默话，使我十分开心，这家伙很善于使人哈哈大笑，这是我通常在阅读时很少发生的。不过，这报纸确实很差劲，很无趣，使人得不到什么益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未必会长期订阅。现在这报纸情况如何？在科伦我听说它要改成月刊，是真的吗？我们这儿的工作多极了，从我们这儿只能偶尔寄去些稿子。你们那儿也必须努力。所以你每隔四到六个星期就得为它写一篇文章，而且不能让自己受自己的情绪“支配”！为什么巴枯宁什么也不写，为什么不能叫艾韦贝克去写，至少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呢？可怜的贝尔奈斯现在大概要去坐牢吧，代我向他问好，劝他别老把烦恼放在心上，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尽管这是十分讨厌的事。我们的人现在究竟在干什么？这些情况你一个字也没有写。盖里埃又来了吗？巴枯宁会用法文写作吗？在8月里每一个晚上都去伏尔泰码头的那帮人现在在干什么？你自己现在准备干什么？你在那儿的处境怎样？黄鼠狼 ［注：卢格。——编者注］还住在你的脚下吧？他不久前又在《电讯》[24]上大发议论，不言而喻，讲的是爱国主义。真可笑，他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只要能消灭爱国主义，他可以不顾一切。看来，这就是他不愿意把文章交给弗吕贝尔的主要原因。德国的报纸最近报道，黄鼠狼要回德国来了。如果属实，那我要祝贺他，但是这件事完全不可靠，否则，他就得第二次给自己搞一辆带厕所的马车，而这是办不到的。
不久前我和柏林来的一个人交谈过。“自由人”[15]的残余看来已经彻底瓦解。除鲍威尔弟兄外，施蒂纳好象也同他们断绝关系了。剩下的一小撮人，梅因、鲁滕堡之流，仍然不顾一切，象六年前那样，每天下午两点钟去施特赫利那里对报纸胡乱评论。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组织劳动”的地步，并且将这样走下去。看来，瑙威尔克先生也大胆走出了这一步，因为他在大众的集会上确实十分卖劲。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些人全都将变成《和平民主日报》[16]分子 ［注：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与此同时，这些人又“承认”我们在《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明确等等。以后，如果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我就要同小梅因通通信。即使这些家伙 本身没有趣味，但也许能从他们那里逗出趣味来。不然的话，在这里即使要偶尔寻点开心也完全没有可能了。
因为我在这里过的生活是只有最体面的庸人才能要求的生活，即恬静而舒适的、虔敬而庄重的生活，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门一步，就象一个德国人那样规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担心上帝会宽恕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在这里，在巴门正开始博得好评。但是我也感到厌烦，我想在复活节离开这里，也许到波恩去。由于我妹夫 ［注：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 ［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 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够了。复活节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不要叫我老等你的信，象你这次等我的信那样。向你的夫人（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
来信暂时还是寄到这里来，如果我已经离开这里，会有人把你的信转寄给我。
你的 弗·恩·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16]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17]指的是赫斯针对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写的小册子《晚近的哲学家》，小册子于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在这个小册子中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见注47）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第16页。
[18]指《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 für 1845》）年鉴，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但是年鉴上也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威·沃尔弗和诗人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也发表了恩格斯撰写的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情况的报道（见注7）。——第17页。
[19]《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于1844——1845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17、24、27页。
[20]1844年下半年在《前进报》上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组诗歌《生活之歌》和短文《关于手工业者的训练》。——第17页。
[21]《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9——640页）。
当时德国的一些邦的出版法规定，只有篇幅超过二十个印张的刊物才可免于先经过书报检查。按《莱茵年鉴》的篇幅来说，是免于书报检查的，但黑森大公国的警察局仍然挑剔杂志有“谋逆的”内容，没收了第一卷，并禁止继续出版。——第17、24、30页。
[22]关于恩格斯想写一部英国社会史的事，见注11。——第18页。
[23]《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8页。
[24]指《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是文学杂志，恩格斯从1839年3月到1841年期间曾为该杂志撰稿。该杂志1844年12月第203和204期上曾刊登了卢格的文章《致爱国者》（《An einen Patrioten》）。——第20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