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1月19日
于巴门
第二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贝尔奈斯的简短来信，署的日期是10月8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10月27日。大致在你给我写信的同时，我寄了封信给你，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想必你已经收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我们可把来往信件都编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已经收到第几号，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伦和波恩去了。科伦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得到了足够的钱，他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里，这样一来，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就更用不着我，因此就更需要我在这儿了。我现在还不能去，这是很明显的；否则就会同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首先必须作个解决。而且，现在我们当中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人都还需要引导，使他们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入邪道。例如，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8]，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象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应该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天大蠢事来，让这些人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荣克是靠不住的，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9]；这使德国人大大活跃起来，并促使庸人们去注意社会问题。这些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伦，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我们的人，在爱北斐特，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是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唯理论者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赞同下，章程中排斥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10]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尽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是那样顽强地坚持这种可笑的立场，以至我完全用不着出来说什么话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目前情况下所能希望得到的章程。下星期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出席，因为我明天就要到威斯特伐里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 ［注：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者注］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可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11]。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材料的整理也心中有数，同时我对这问题是完全清楚的。在这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 李斯特的小册子[12]。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3]一书，即使你还没有，大概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我，我把它带到科伦，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14]的柏林的施米特）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 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应当给他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 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费尔巴哈已经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话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 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 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现在赫斯就要到你那儿去了，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不过，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谈到“人”的问题而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非常恼火。如果人们不去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没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的思想界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15]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跳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在德国各地都听到关于社会主义进展的消息，但是唯独从柏林什么也没有听到。到整个德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创办一个《和平民主日报》[16]，——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再也搞不出别的什么来。瞧吧，不久就要在乌凯马尔克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从永恒的范畴中去设计法伦斯泰尔，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法律将成为“基督教的监视者”，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置）就成为“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打扮得象新娘子一样，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出来说，它才是一切中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结合在自己的头脑中，凡是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 它完成的，而不是那些无力的群众完成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林黑格尔派的［《和平］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民主日报》的结局。
如果《批判的批判》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印好了，就通过书商给我寄几册来，加封并盖上印章，否则，可［能］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被没收。如果你［没有收］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到我写的上一封信，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给我的信或者寄到 巴门小弗·恩·处，或者封好寄到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
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8]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阿·卢格之间的分歧，始于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由马克思和卢格编辑出版）的时期。发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卢格否定共产主义是革命的世界观，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哲学唯心主义拥护者卢格在观点上完全背道而驰。马克思同卢格的彻底决裂是在1844年3月。卢格对群众革命斗争的敌视态度，在1844年夏季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写文章痛斥了卢格的资产阶级庸人立场，这篇文章叫做《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8——489页）。——第10页。
[9]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在普鲁士一些城市中建立的，发起者是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被1844年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吓破了胆，建立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工人不去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善性质，但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推动了城市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促使德国广大的各社会阶层注意社会问题。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运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具有特别大的规模，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广泛利用了筹备建立这些协会和讨论会章的集会，来宣传和传播先进思想，抵制宗教界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也就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十分害怕协会在活动中所采取的使它不安的方向，于是便急忙在1845年春天制止了协会的活动，不批准协会的章程并禁止再举行集会。协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协会的活动还是促进了德国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野，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第10页。
[10]1844年11月在科伦，积极参加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有：《莱茵报》的前出版人和撰稿人荣克、德斯特尔、康佩斯以及知识界的激进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其他代表。在1844年11月10日科伦的集会上，建立了救助和教育总会，其宗旨是“组织劳动，保护劳动利益，反对资本权力”等等。不管资产阶级自由派怎样反对，还是通过了一个能使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民主主义章程。在此之后，激进民主派分子和自由资产者完全决裂，后者以康普豪森为首退出了总会，并竭尽一切力量促使当局禁止总会活动。
在爱北斐特，在1844年11月17日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建立了人民教育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者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坚持斗争，反对当地的宗教界把协会置于自己影响之下、使协会活动带有宗教色彩的企图。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努力利用协会的集会和协会的委员会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他们在发言中揭露牧师们的阴谋和资产阶级哲学的虚伪性（见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协会的章程没有被政府当局批准，而协会本身也在1845年春季不再存在。——第10页。
[11]恩格斯指的是他打算要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他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曾为此书搜集了材料。起初，恩格斯想在这本著作中专辟一章来写英国工人状况；但是，恩格斯在彻底弄清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之后，便决定专写一本书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在回到德国以后，也就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期间写成了这本书。从恩格斯在1845年6——8月的摘录中，以及从出版商列斯凯1845年5月14日和7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45年春季和夏季仍继续致力于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写作。到1847年底，恩格斯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这在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1号上的简讯中报道过。但是，由于许多原因，恩格斯终于没有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第11页。
[12]评李斯特的小册子，恩格斯没有写，但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观点，首先是对李斯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26页）。——第11页。
[1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这本书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施蒂纳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530页）。——第11页。
[14]指的是路德维希·布尔1844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期《柏林月刊》，该刊发表了卡·施米特（真名是麦·施蒂纳）评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章，这本小说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的情调。——第11页。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16]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想。——第14、20、83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