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有很多麻烦事，没有及早给你回信。我妻子病很重。我今天晚上给你写信，因为白天要写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可以从我许久没有写信这一点看出，给你写信，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你为我尽了这么大的力量，甚至超出了你的能力所许可的限度，可是我还经常用阴郁的信来折磨你，我自然感到很难过。
我用你上一次寄给我的钱，加上另外借的一英镑，偿清了学费，以免1月份加倍偿付。肉商和杂货商逼迫我给他们开了1月9日到期的期票，一张十英镑，另一张十二英镑。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该怎样偿付，但我不能把事情闹到法院去，因为那样的话，我家里一切都要完蛋。我现在欠房东十五英镑，到1月份将欠二十一英镑。此外，我还欠蔬菜商、面包商、报贩、牛奶商和一些坏蛋的钱（我从曼彻斯特回来[203]以后给他们付了一部分钱，已使他们安静下来），最后，还欠服装商的钱，因为冬天来了，我们不得不购置最必需的冬令衣着，又不得不赊账。
到月底，我的收入至多三十英镑，因为《新闻报》的无赖们 没有刊登我的一部分文章。我当然必须习惯于只是在“德国理智的限度内”进行活动。（然而他们在报刊上对我的文章却大肆渲染。）
我负债（包括当铺的利息等等）已达一百英镑。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任何收入而又不可能在哪一天全部还清债务的状况，不管得到什么帮助，总是一再使旧日的沉渣泛到表面上来。
今天给 德朗克写了信，因为他还欠我一点钱。但是我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没有逼他；我冒昧地对他说，如果他能给我垫点钱，你大概不会拒绝对偿还这笔钱作保。
我要是摆脱了这堆乱七八糟的事，那末靠纽约和维也纳至少能勉强生活。
我妻子有过很危险的神经发作症状，艾伦医生有几天对她很担心。他知道，或者不如说是猜测到，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说得很委婉，没有说什么不适当的话。可怜的女人还是病得很厉害。但我不怀疑，由于她的精神力量，只要情况一好转她又会复元的。
对美国的 战争，正如我最初几天就在《新闻报》上断定的那样 ［注：：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编者注］，是不会爆发的，我遗憾的只是，我当时没有钱去利用受路透和《泰昭士报》左右的交易所在这疯狂时期的愚蠢行为。
同意你对伊戚希的批评（他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我说，同加里波第进行了“ 非常有趣的会晤”等等）。第二卷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至少由于拉丁引文而更有趣一些。空想主义贯穿了全卷，而辩证方法则用得 不对。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
我的著作有进展，但很慢。[25]在当前情况下，要迅速完成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东西正在变得通俗多了，而方法则不象在第一部分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里那样明显。
祝好。
你的 卡·马·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203]马克思于1861年8月底至9月中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作客。——第198、208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德朗克立即寄来五英镑，作为对以前我资助他的补偿，昨天他亲自到这里来过，同他的一个经理见了面。
他想试着去贴现期票。我立即告诉他，主要的条件是，期票在到期以前不得流通。
科勒尔这条狗采取了另一种手法。他没有向郡法院起诉，而是把案件交给郡长法院处理，并且把追究的钱数增加到二十英镑，说我要对《福格特先生》的全部费用承担责任。这就是对我的反要求的回答。
我的律师悉尼·赫伯特认为，从手续上说必须向同一个法院提出 反诉。全部困难就在于，我同佩奇的协议没有用 书面确定下来。
我的妻子好些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跟德朗克的事情 ［注：：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是怎么发生的。我写信给他谈的不是期票，而是钱。因此，我自然必须把我所处的危急情况通知他，而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鉴于美国的事件，应该认为而且也的确认为这种危急情况是很自然的。他接到这个通知后就来找我，于是达成了那个协定。要不是你在信[125]里曾 明白说到，如果我能通过弗莱里格拉特“或其他任何人”贴现期票，你就准备承兑的话，我决不会想到要这样做的。我写这些，是为了消除我似乎过于轻率的嫌疑。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 毫无结果。他只有一个裁缝，而且到《 论坛报》的事发生时，他连这个裁缝也已经没有了，因为他的两个店员由于他的推荐拿了七十英镑的衣服，没有付款就逃之夭夭了。而且，我同弗莱里格拉特的关系也已经大大改变，甚至连我那些《 论坛报》名下的期票他也很不乐意拿去向比朔夫斯海姆贴现。但是不管 愿意与否，他现在根本 不能办了，尤其是因为他的银行行将破产的情况已为全伦敦所知道。
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还通知 德朗克，说我同他达成的协定是出于误会，因此请他把它看作无效。同时我还告诉他，如果他能够不要别人介入而贴现以 我的名义开的期票，我会感到很高兴。我不得不给他这样写，因为我看不到任何别的出路，并且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他的地址如下：利物浦奥尔德霍尔街49号；信封上应注明“ 亲启”。据德朗克自己表示（但我认为他还在新堡，根本不在利物浦），他想只通过自己的银行家办理此事。
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不让我妻子知道你的信的内容，因为它涉及了期票贴现的事。而这样的消息总要引起她的某种发作。
至于 对美国的战争， 也许帕姆 ［注：：帕麦斯顿。——编者注］能使之实现，但这是不容易的。他必须有借口，而我 不认为 林肯会提供这种借口。部分阁员——米尔纳·基卜生、格莱斯顿、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路易斯——不可能象约翰·罗素那样受愚弄。
从事情本身来说，美国人根据他们那里通用的 英国海上法，无论 在实质上还是 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违法。至于 实质性的法律问题，英国皇家法官自己也是这样断定的[216]。但是因为帕姆需要借口，他们就求助于 形式上的错误，即技术方面的问题，在法律上吹毛求疵。但是这也是不对的。根据英国海上法，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中立国船只是载运着 交战国的物资和人员，还是载运着 战时禁运品（不管是物资还是人员）。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当把船只连同物资和人员一起扣留，并带到港口审处。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对物资还不曾 转为中立国的财产（至于人员本身，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疑问，那末交战国的物资或人员可在公海上予以没收，而船只等则应放走。英国在实践中是一直遵循这些法律准则的，不管当局如何，我在《科贝特氏纪事》 ［注：：《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编者注］上查看了从1793年以来同中立国的全部争论以后，对此深信不疑。
另一方面，既然英国皇家法官只限于指出有形式上的错误，也就是承认北方佬 有权没收载运交战一方人员的任何英国船只并带到港口进行审处，那末北方佬就不难宣布（我看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这个让步感到满意，今后将遵守在没收等方面的一切 手续，并同意这次交出梅森和斯莱德耳。
当然，如果帕姆无论如何非要战争不可，他是能做到的。不过我觉得， 他的目的并非如此。如果美国人象我设想的那样行事，那末帕姆就给愚蠢的约翰牛提供了证明他是“真正英国大臣”[217]的新证据。那时他就能为所欲为。他会利用这个机会，以达到以下的目的：
（1）迫使北方佬承认关于中立国权利等的巴黎宣言[218]；
（2）试图在这个借口下去做 他在此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即向议会提议并迫使它批准废弃旧有的英国海上法，而废弃这个海上法是由克拉伦登受他（帕姆）委托、背着国王而且事先未让议会知道而采取的行动。帕姆老了，而俄国人自从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就竭力要使巴黎宣言得到承认。他们还有两件事没有办好： 英国议会的批准和美国的加入。这两者都要趁这个时机实现。所有这些战争剧，在我看来无非只是追求一种戏剧效果，它的用处是向迟钝的约翰牛表明：为了俄国而彻底废弃他自己的海上法，乃是靠“真正英国大臣”的英勇而取得的对北方佬的胜利。
发出这种战争喧嚷的其次一个原因是：转移对波兰的注意（因为甚至象布莱顿的肯宁格姆这样的家伙，都在公众大会上要求停止继续偿付荷兰—俄国的借款[219]），以及转移对丹麦的注意，俄国目前在那里正致力于把它自己提出的王位追求者格吕克斯堡排除掉。
当然，可能北方佬不让步，那末帕姆由于自己以前所做的准备和所吹嘘的大话，将不得不进行战争。但是我还是愿意以一百对一来打赌，这不会发生。
祝好。
你的 卡·马·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216]指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关于皇家法官对“特伦特号”事件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文章《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12—421、431—436页）。——第212页。
[217]“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的称呼，因为帕麦斯顿宣称，正如表示罗马公民身分的惯用语句“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第213页。
[218]指1856年4月16日巴黎会议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禁止海上私掠，保证维护中立国的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第213页。
[219]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1815年5月19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赔偿俄国把拿破仑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所花的军事费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须以赔偿的形式向霍普公司的荷兰银行家付清俄国的部分债款以及1816年1月1日以前尚未偿还的这笔债款的利息。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偿还债款。在1830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之后，尼德兰政府便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在1831年11月16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所担负的财政债务的新协定。——第214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外界索债的“通知”开始纷纷到来的时刻，我不仅给母亲和亲戚，而且给济贝耳写了信——由于不愿老是烦扰你而没有给你写。我从这个青年的来信中看出，他又给你写信了。请你别把它当一回事。
你因我而不得不给德朗克开出借据，使我很不安。他原先答应办这件事时，没有说要搞这么繁琐的形式，而且期限也要长一些。
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危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由于我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我只得写信给房东，说我 现在付不出房钱，愿意给他开期票等等。
加之还有这场官司 ［注：：见本卷第203和210页。——编者注］在作梗。鉴于争执围绕着合伙问题，我的律师认为必须把它由郡法院转到最高法院去审理，否则会判处我偿付二十英镑。我将于1月3日由郡法院传讯。疏忽的地方在于，我没有同阿·佩奇订立任何 书面协定。我的律师悉尼认为，在最高法院我赢得胜诉的可能性较大。
卑鄙的《新闻报》刊印我的文章几乎不到一半。这是些蠢驴。倒要看看他们将怎样付我的稿酬。我写这些单篇的文章，难道是拿去“碰运气”还是怎么的？
现在祝贺你新年幸福！如果新的一年仍象旧年一样，那末我看最好还是让它见鬼去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很久没有写信，并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情况的压力，我不愿拿这些事情来打扰你，折磨你。
你知道，在新年前我只能偿还一部分无论如何不能再拖的债（例如我的房东，到下月底，我就欠他整整一年的房租了）。大部分钱是用来偿还开期票借来的债。
维也纳《新闻报》并没有成为原来所指望的奶牛，从德国当前的恶劣情况来看，这是应该预料得到的。说来每篇文章我得一英镑。但是这些家伙每四篇文章只登一篇，往往 连一篇也不登，结果我得的就少得可怜，此外，由于写东西要碰运气，不知道仁慈的编辑部是否会恩准发表某一篇文章，白费时间和令人生气的事就不用说了。
对科勒尔的诉讼 ［注：：见本卷第203、210和215页。——编者注］我只得让步，主要因为案件转到最高法院，就要预付律师三十英镑，而我当然是弄不到这笔钱的。只好付给律师和他请的法律顾问五英镑。同科勒尔达成了协议，我必须付给他十八英镑，每月付两英镑；第一个两英镑已经在1月份的最后一天付给他，下一个两英镑应该在2月底付出，但是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弄钱。
最近两个月里，《 新闻报》很少登我的文章，我在那里结存的钱简直微不足道。
使情况变得更令人不愉快的是，小燕妮在医生的护理下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这孩子眼见得瘦了下去。燕妮现在已经长大，她已经意识到我们景况的全部艰难困苦，我认为，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顺便说一下。艾伦昨天给她开了服 葡萄酒的方子，如果你能寄几瓶来，我将很高兴。）例如她曾背着我们到杨格夫人那里，打听能不能在剧院里找个工作。
总而言之，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
至于乌尔卡尔特的报纸 ［注：：指《自由新闻》。——编者注］，我到现在怎么也收罗不到。请写信告诉我， 从哪一号开始，科勒特会做到需要做的一切。附上这个家伙对巴枯宁的诬告[220]，我没有见到巴枯宁。他住在赫尔岑那里。
你打听到了没有，拉萨尔的著作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是否确实给奥古斯特·菲力浦斯寄去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20]看来，马克思是指科勒特的文章《巴枯宁》（《Bakunin》），文章没有署名，载于1862年3月5日《自由新闻》第10卷第3号第31—32页。——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