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9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没有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拨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406]一次也没有反对过他。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不过，我确信，如果拉萨尔在瑞士不同那些军事冒险家和戴黄色羔羊皮手套的革命者周旋，就决不会发生这种惨剧。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总是想要到这个欧洲革命的科布伦茨去。

[407]

“巴伐利亚公使的女儿” ［注：：海伦娜·窦尼兼斯。——编者注］不是别人，就是柏林窦尼盖斯的女儿，窦尼盖斯是鲁滕堡一伙周围的那些大学蛊惑者当中的一个，他原先属于青年绅士之列，或者确切些说——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绅士——属于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兰克周围的年青人之列，兰克曾让他们出版旧德意志皇帝的丑恶的编年史[408]。手舞足蹈的矮子兰克认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是属于“精神”的事情，是严禁这些乡村年青人去做的。他们必须守住“客观事物”，而把“精神”领域让给他们的导师。我们的朋友窦尼盖斯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叛逆者，因为他至少在实际上跟兰克争夺在“精神”领域的垄断权，并且以各种方法用实例证明，他同兰克一样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

[409]

现在有趣的是看看拉萨尔所拼凑的组织 ［注：：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海尔维格，这个“劳动”的虚幻的朋友和“缪斯”的实际的朋友，并不是那种有用的人。所有在拉萨尔那里当副手的一般都是无用的废物。李卜克内西来信告诉我说，舒尔采－德里奇的柏林联合会[410]总共只有四十名会员。从我们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是联合会的重要政治人物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那里的一般情况是怎样了。如果拉萨尔的死使得象舒尔采这样的家伙有了无耻反对死者的借口，那末唯愿拉萨尔的正式信徒会在必要时出来为他辩护。我现在必须查询一下，谁继承了他的书信，并将立即提出禁令，使你我的东西一行字也不被刊印出来。问题在于热衷于写回忆录的柳德米拉 ［注：：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等败类贪婪地汇集在这些遗物的周围。在普鲁士，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手续取得这些东西。

关于美国，坦率地说，我认为目前是十分危急的。要是格兰特遭受严重失败或者薛尔曼取得重大胜利，那倒还好。恰恰是在目前，在选举时期，接连遭到一系列的小挫折则是危险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目前林肯再度当选是十拿九稳的， 仍然是一百对一。但是在这个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里，竞选时期总是充满偶然事件，这就可能完全出其不意地使“事变的理性”（伟大的乌尔卡尔特认为这种说法象“火车头的正义”一样荒谬）颠倒过来。南部似乎非常需要休战，以便避免兵力消耗完。南部不仅在它掌握的北部报纸上而且也直接在里士满的机关报刊上首先谈起了这一点，虽然现在当纽约对此也有反响的时候，《里士满观察家报》却把这点轻蔑地归之于北方佬。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先生决定把黑人士兵当作“战俘”看待——他的陆军部长 ［注：：塞登。——编者注］最近的正式命令就是这样说的。

林肯拥有大量竞选手段。（他这一方提出的和平建议当然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反对党的候选人当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的 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决不能忽视在最近八周内（问题首先将在这期间解决）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战争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个时刻顺利地度过，林肯老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干蠢事。不过，这个老头根本不善于“造就”将军。而对部长他却已经能够较好地选择。同盟的报纸抨击他们的部长们，也正象北方佬抨击华盛顿的部长们一样猛烈。如果林肯这次也能闯过去——这是非常可能的——，那只能是在远为激进的纲领的基础上和在完全改变了的形势下。所以，那时老头将运用他那律师的手腕，认为更激进的手段并不违背他的良心。

希望明天见到你。向莉希夫人 ［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问候。附上劳拉的相片。我时刻等待的燕妮的相片，可惜还没有寄来。

老伙计，祝你好。

你的　卡·马·

[406]马克思指从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并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主席时起拉萨尔进行鼓动的这一年。1864年5月，在莱比锡、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德国其他城市都隆重庆祝联合会成立周年纪念。——第422页。

[407]科布伦茨是德国与法国边界上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流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第422页。

[408]马克思指的是《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Jahrbücher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该书由兰克编辑，由他的门徒于1837—1840年在柏林出版，共三卷。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作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423页。 　　[409]指的是窦尼盖斯的书：《九五一年至九七三年在国王和皇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1839年柏林版（《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r Herrschaft König und Kaiser Ottos Ⅰ．von 951 bis 973》．Berlin，1839）。这一著作是作为由兰克编辑的那部书的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出版的（见注408）。——第423页。 　　[410]指成立于1863年1月、受进步党人影响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舒尔采－德里奇时常作关于合作社运动问题的报告（见注327）。——第423页。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1860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感谢您为我的事奔忙。[411]这封信耽搁了，是因为我为您的书同一个出版商进行商谈，他一天一天地拖延不予答复，而最后表示拒绝。

[412]

找本特利对您不合适。可以找约翰·默里试试看。在给这些人写信时，请不要忘记签上：前部长。对这种谙媚者来说这样做是会起些作用的。

　　 忠实于您的阿·威·

［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您在下一封信中能否费心把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411] 看来，马克思在1859年12月16日给瑟美列的信（此信没有找到）中，曾请瑟美列为他设法弄钱。瑟美列在1859年12月29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的奔走没有结果。——第429页。

[412]瑟美列在1859年12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想出版一本关于匈牙利的小册子，请马克思帮助他把小册子译成英文，并在英国出版。瑟美列的这本小册子于1860年在巴黎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同年在伦敦的本特利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第429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60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我本来以为——这种想法我也写信告诉过恩格斯 ［注：见本卷第8页。——编者注］——你不写信是因为我的上一封信[10]惹你生气了。

我只有几分钟的闲时间，因为今天必须为《纽约论坛报》写一篇社论。因此信将写得很简短。

1．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我立即给你寄去。我记得，你早先已从我这里得到过一本。

2．福格特竭力不让他那本 捷列林格式的[16]拙劣作品[9]——它的第一版——运到这里来。不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方才去过他那里）、金克尔、《 海尔曼》，还是 此地的任何一个书商都没有得到。帝国流氓[413]自然是 想赢得时间。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 国民报》上看到的。[414]这完全是 施梯伯式的谎言。为了以 诽谤罪对《 国民报》起诉，我已经写信给 柏林我认识的一个法学家 ［注：费舍。——编者注］。你对这种诉一讼程序有什么看法？请 立即来信谈谈。

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福格特自己承认他 间接地被波拿巴收买过，因为你的匈牙利革命者们的狡猾手段 我是知道的。我曾在伦敦一家 英文报纸上揭露过他们[415]，并给科苏特先生寄去过五份报纸。他保持沉默。纽约等地的 匈牙利流亡者通过了 反对他的决议。

你关于福格特问题的论证我不明白。[416]我一得到他那本拙劣作品， 就要写一本小册子，但是同时我要在前言中声明，我 毫不在乎你的德国公众的意见。

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依 我看来，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点也不比《国民报》和《 人民报》差。

从我在《 国民报》上看到的那些摘录中可以得出结论，福格特同谢努或者德拉奥德[27]是一路货。

3．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到第二分册出版时，仅仅完成第一册的第一篇，而全部著作共有六册。因此你不能等 全部著作完成。[417]然而等到包含有全部 精髓的下一分册出版，则 对你自己有好处。至于这个分册在柏林还没有出，那要怪环境太坏。

祝好。

　　卡·马·

[10]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11月22日他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614-616页），他在信中批评拉萨尔在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所叙述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上的策略（见注33）。——第8、430页。

[16]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1859年10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1859年6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and Engels》. Cöln，1850）。——第11、14、430、446页。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Allgemeine　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413]由于福格特做过帝国摄政，所以马克思称他是帝国流氓。关于帝国摄政政府，见注19。——第430页。

[414]关于《国民报》转载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内容，见注9和本卷第438--443、454-474页。——第430页。

[415]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福格特承认他曾从匈牙利 革命者那里得到钱。

马克思所说的一家英文报纸，是指《自由新闻》报，该报1859年9月28日第10号发表了马克思的短文《科苏特和路易一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自由新闻》发表的这篇短文，是马克思按照他在1859年9月24日《纽约论坛报》发表的《科苏特和路易一拿破仑》一文压缩写 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第 431页。

[416]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百般为福格特辩白，并且对于福格特曾为路易·波拿巴政府所收买这一事实表示怀疑。

下面是马克思对拉萨尔因李卜克内西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通讯员而攻击李卜克内西的回答（见注53）。——第431页。

[27]显然，马克思指的是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警探和奸细德拉奥德的著作《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Paris，1850）和谢努的著作《密谋家》（《Les　Conspirateurs》．Paris，1850）。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两本书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30页。——第17、431页。

[417]马克思指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计划，计划预定写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1）资本一般，（2）资本的竞争，（3）信货，（4）股份资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资本一般》这一篇的两个绪论性章节（一章关于商品，一章关于货币），而马克思打算整个第二分册是写资本一般。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写作计划的变动，见注25。

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认为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推迟到马克思的著作出版以后。当时拉萨尔计划写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一舒尔采一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第431页。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1860年1月31日于〔伦敦了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您的沉默使我断定，您因为我的上一封信而见怪了，然而我敢说，这没有充分的根据。您想必不会否认，是 您自己的上上一封信使我不再受我对您的诺言的约束。[418]另一方面，您随时都可以写信到柏林去，让出版商敦克尔先生证实，他曾要求我把他所期待的手稿[25]寄去，不要再推迟。最后，我推荐卡范讷先生的目的自然是为 您效劳，而不是为 我，而且我是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才推荐的。

同时我曾设法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在《 威塞尔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您的小册子的广告（或者确切些说，是关于它即将出版的预告）。只要我一拿到您的小册子，就乐于马上给《 纽约论坛报》写一篇评论它的长文。科苏特曾企图通过给格拉斯哥的麦克亚当再次写信来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这次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有一件事，我需要从您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而且我认为我有权向您提出这一请求。

福格特教授（日内瓦的詹姆斯·法济手中的工具，而法济也象福格特一样，同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交往密切）发表了一本关于他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小册子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这本小册子对我捏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因此我不能不 回击这种无耻的诽谤，尽管我也觉得被迫在如此讨厌的问题上耗费时间是可惜的。好啦。现在他肯定说，他的宣传费是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的，并且隐约地暗示，这笔钱 直接来自匈牙利。这是不足信的，因为科苏特自己都未能从这个来源得到任何东西。您能否较确切地把意大利战争[33]爆发前克拉普卡的经济状况告诉我？因为我不得不在我打算写的这本抨击性著作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较详细地谈谈科苏特及其一伙，如果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最近的金钱交易的新材料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有没有从三百万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一个匈牙利军团的军饷或装备费呢？（我是说，分给军官和文官的那些钱除外。）

非常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希望任何误会都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共同行动。

忠实于您的　阿·威·

［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418]瑟美列在1860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很忙，他可以不用马克思帮助，自己找一个译者译他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并见注412）。——第432页。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33]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是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βens．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

布鲁塞尔

[草稿]

1860年2月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列列韦尔： 1848年在科伦有个波兰人 ［注：：看来是指科斯策尔斯基。——编者注］带着您的一封介绍信来见我，可惜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同您保持联系。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有个福格特，是日内瓦的教授，发表了一本小册子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其中充满对我和我的政治活动的最惊人的诽谤。他一方面把我描绘成渺小的人，另一方面把最卑鄙的动机强加在我身上。他歪曲我的整个过去。因为当我住在布鲁塞尔时有幸同您保持亲密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在1848年2月22日波兰革命纪念会[419]上当众与我拥抱所给我的荣誉，——所以请您给我写封私人信，证实您对我的友谊，同时也证明我在布鲁塞尔同波兰流亡者保持过友好关系。

[420]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夫人希望您还记得她，她誊写了我给您的信，因为我的字迹潦草。

[419]指1848年2月22日民主协会为纪念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会。在这次纪念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34—541页）。民主协会是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协会的主席是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若特兰。马克思被选为代表德国人的副主席。代表波兰人的副主席是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首领之一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为国际民主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和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对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进行镇压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够领导劳动群众的反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隘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433、505页。

[420]马克思把列列韦尔的回信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7页）。——第434页。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 书面声明 ［注：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恳请予以刊登。这个声明我 同时寄给柏林的《 国民报》和《 政论家》（该报的方针我不清楚，但是据说它在那里销路很广），还寄给《 科伦日报》、《 法兰克福报》、 汉堡《 改革报》和 奥格斯堡《 总汇报》。

如果您把下述情况告诉拉萨尔，我将非常感谢。

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他回信。

关于科苏特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一拿破仑》。——编者注］我寄给了巴黎的瑟美列， 讲好一定要立即寄还给我，可是他已把它压了好几个月。现在我要用刀按在他的脖子上了—当然，这是比喻的说法。

如果拉萨尔把福格特的书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按照恩格斯的私人住址（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我将到那里去[38]）直接 邮寄给恩格斯，那他就帮了我的大忙。最后，我很希望他按照这个地址寄给我几份载有我的声明的柏林报纸。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38]1860年2月16日至3月25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中作客，他们在这里同威廉·沃尔弗商讨了在报刊上反击福格特的计划。——第24、38、435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0年2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作为你的一个党内的老同志和个人的老朋友，我认为有义务把我为柏林诉讼所要采取的步骤告诉你，这些步骤一定很快——但不是现在——就会为公众所知道。

你大概记得，或者至少从寄给你的铅印的英文通告信 ［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中知道， 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上不仅引用了霍林格尔的证词，而且还引用了排字工人 维耶的书面声明作为证据，证明我说了“明显的谎言”，证明我断定说他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是霍林格尔给他印的，而且总之是从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出来的，“那是一种虚构”。[421]现在我把这个 维耶对弯街法官的宣誓声明的 原文逐字逐句地告诉你。我得到了这项声明的经 官方签字证明无误的一个副本。另有一份已送交柏林的检察机关了。

我认为给这个文件加 一个字的注释都是多余的。

你的　卡·马·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Zur　Warnung》）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妻子）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他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酬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先生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Zur　Warnung》）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先生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或者抨击性文章）《警告》（《Zur　Warnung》），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法官　托·亨利

治安法庭

英国国徽

弯街［注：：马克思把这几个字圈在圆圈里，表示这在原件上是盖的法庭圆戳。——编者注］

请你暂且不要把这份affidavit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的抄件给 任何人看。这种证词在英国这里会引起什么样的 刑事后果，你当然是清楚的。

[421]关于传单《警告》，见注42和本卷第438—440、454—459页。

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和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上，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本卷第456—457页）。

1859年11月2日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维耶的声明也否认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456页）。——第436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2月1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星期我写信给柏林的一个朋友 ［注：：费舍。——编者注］，请他给我介绍一位律师，以便进行我必须对柏林《 国民报》提起的 诽谤诉讼。[9]今天我收到了回信，我的朋友在信中指出，您，法律顾问先生，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师。

因此我冒昧请您在这个诽谤案件中当我的律师，案件的详细情节我下面再谈。

如果我随信附上的十五塔勒 预付款不够的话，那就请 来电告知，我将立即把所需之款寄上。

附上我的委托书，希望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我恳请您 立即向法院起诉，以便不错过 时效期，并且务请用 电报通知我，您是否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同时我在伦敦这里对《 每日电讯》提起诽谤诉讼，因为该报用英文转载了《 国民报》的诽谤文章。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见背面）

我在这封信中提到的《 国民报》的文章刊登在该报第37号（1860年1月22日， 星期日）和第41号（1860年1月25日，星期三）。这两篇文章都是社论。我在以后的通信中还有机会向您阐述这两篇文章中贯穿的精神。至于我在下面 明确提出的几点，是我要提起诽谤诉讼的依据，而且我认为从法律上看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即：

（1）在第41号（ 文章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第3栏末尾写道：

“布林德在《总汇报》上两次断然声明，他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且他这样说不是为福格特辩解，他并不同意福格特，而是反对马克思—李卜克内西—比斯康普……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可见，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控我以别人的名义“ 伪造” 传单。其次：由于《 国民报》在这同一篇文章（见同一栏，往上一些）中 自己向自己的读者叙述，我给 奥格斯堡《 总汇报》寄去“ 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费格勒在证词中说，“他根据以前的手稿认得布林德的笔迹，他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亲自排了传单的第一部分，霍林格尔本人排了第二部分”[422]，所以《 国民报》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不仅荒谬地指控 我伪造传单，为了欺骗而使传单具有布林德“ 作品”的形式，而且还干脆武断地说，我 有意给 奥格斯堡《 总汇报》寄去一份 伪造的文件。为了使自己的诽谤癖达到完美的境界，该报继续写道：

“11月2日霍林格尔就此发表声明说：断言传单是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或者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这是恶意的臆造，在他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排字工人维耶可以证实这个声明。总是随机应变的马克思在11月15日的《总汇报》上回答说：‘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此外，马克思几次援引以下的说法，即早在传单出现之前布林德就向他口头转述过传单的内容，而且写过后来传单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因此，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从一开始布林德就被认为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把上面援引的那些侮辱我的话 发表出来，《国民报》在这里 故意不提我在1859年11月21日 奥格斯堡《 总汇报》附刊上刊登的一篇声明 ［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中在法学家看来，特别是在英国法学家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我附上 奥格斯堡《 总汇报》的剪报，并给您标出我的声明中《 国民报》 故意省略不提的一些地方。

按照一切法律惯例，《 国民报》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它所提出的侮辱我的指控是 真实的。但是我将寄给您 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它的指控是 虚假的。您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法律，只要 我愿意，我甚至能够现在就以“秘密勾结”反对我的罪名把布林德先生送去服苦役。

（2）在《 国民报》第37号标题为《 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第二栏里，一字不差有这样一段话：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47]或者也以制刷匠帮[50]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我将给您寄去证据，证明在这里把两个根本不同的 日内瓦团体混为一谈，这两个团体 从来没有同我有过 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过这样的联系。 ［注：：见本卷第467—469页。——编者注］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段话，我要用这段话来作为诽谤诉讼的 第二点依据，现将这段话照抄如下：

“硫磺帮〈据称它在我的领导之下〉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让《 国民报》对它指控我的这种极端卑鄙行为提出证据， 不要它向法院交出 几百封信，甚至不要交出 一封信，而只要它交出能证明这种卑鄙敲诈行为的哪怕 仅有的一行字——关于这 仅有的一行字，如果不能证明是出自 我本人之手，至少也要证明是出自曾经同我有过某种联系的 某人之手。该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地方写道：

“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阴谋〈即反对上面所说的那些诈钱的恐吓信〉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我被描绘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 国民报》当然不难在 被塞满了的“反动报刊的 各栏”中指出哪怕 仅有的一行字是我或者我的朋友写的，并且包含着对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 告密”。

完全正确，——而且这是 唯一的事实，——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讽刺诗 ［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反对金克尔先生的 革命公债[201]和他在 合众国的革命旅行；起初他把这首诗刊登在我的朋友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杂志 ［注：：《革命》。——编者注］上，后来刊登在《 晨报》 ［注：：《知识界晨报》。——编者注］上。这当然不是“ 告密”。其实是所谓民主主义流亡者（德国的）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谣言塞满了德国报刊。在我认为需要予以答复的 唯一的一次，我给一家报纸寄去一篇反驳文章，它却 不予刊登。

[423]

我在被迫流亡后只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这就是《 新奥得报》。该报大约从1855年1月初到7月发表过我的通讯，在这些通讯中我一次也没有，而且 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

至于说到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它们完全与我无关，这些通讯同样 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顺便说一下，这些通讯（我是指它们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关于这点我将较详细地告诉您。 ［注：：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我 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的同盟，对我说来自然是个趣闻。

（3）在上面援引的《 国民报》第41号上《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中，它指控“无产者的党”——称我是这个党的领袖，因而也就是指控 我——于1852年在瑞士搞过“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并且指控它于1859年也玩弄过类似的“伎俩”，因此德意志各邦“在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似乎不得不向瑞士“联邦委员会” ［注：：瑞士政府的名称。——编者注］提出质问。

以后我将较详细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我同这一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从1850年9月起我完全停止任何宣传鼓动，并且早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1—1852年）我就 解散了我所在的共产主义团体[44]， 从那时起我没有加入任何 秘密的或者 公开的团体。《 国民报》在这一点上也是 蓄意诽谤，这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它从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材料中 一定已经知道， 我本人通过科伦律师揭露了那个似乎于1852年在瑞士作为 警探活动过的家伙，施梯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家伙从1850年起就同我处于敌对的关系。必要时我将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家伙（ 舍尔瓦尔，他的真名是克列美尔） 从来没有，甚至 在1850年以前也没有同我有过联系。

（4）提起诽谤诉讼的最后一点，应该根据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第二栏中的这样一句话：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句话同两篇社论的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这两篇社论把我描绘成是与秘密警察、反动分子以及以揭发革命活动来威胁和敲诈勒索的 硫磺帮同流合污的人，——那就是暗指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让《 国民报》为这种诽谤提出证据。我将把我为《人民报》弄钱的事实告诉您，如有必要，也把察贝尔先生所怀疑的我的经济情况整个告诉您；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国民报》上的卑鄙的诽谤是完全与事实 相反的。

请您在回信中同时指出，有哪几点您还需要我作补充说明。

又及：为了使这封信不致延误寄发时间， 委托书将迟一些（明天）寄给您，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天晚上就另函寄出。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Allgemeine　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44]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他们两人的观点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初和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制定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到了那里。恩格斯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这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在1850年9月15日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曾经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第25、442页。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50]关于“硫磺帮”，见注47。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还把“硫磺帮”叫做“制刷匠帮”（见本卷第467—469页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16—426页）。

席利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7—469页）。——第32、440页。

[201]大概是指金克尔募集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钱。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实现革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197、441、501页。

[422]马克思把费格勒的证词同《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页）一起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以帮助该报对付福格特对它进行的控诉。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控诉，见注16。费格勒的证词全文，见本卷第455—456页。——第439页。

[423]看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1年1月27日签发给《威塞尔报》的一篇对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卢格的文章登在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卢格的文章内容是对《新莱茵报》的攻击，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攻击。——第441页。

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13日的信我已收到，但是很抱歉，今天才能把手稿随信寄上[424]。我想，手稿不会超过三印张。

您由于有原则性怀疑而提出的保留条件我不完全理解，也许您向来是不看到手稿就不愿作出决定的。我不能设想，您愿意为您那里出版的一切作品——从马克思的到雅科布·费奈迭的，从拉萨尔的到帕累斯克的——承担道义上的、逻辑上的和美学上的责任，或者您愿意使自己的出版社符合《人民报》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无法评论，因为在曼彻斯特得不到《人民报》。但是，如果您的原则性怀疑同拉萨尔关于意大利的小册子[33]有关（这本小册子的确不符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末我当然会对您的这种想法作应有的考虑。但是我也知道，拉萨尔也许会第一个反对考虑这些想法。因此我要写信给拉萨尔，因为我深信，如果认为他能够阻碍一篇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见解有分歧的作品出版，哪怕是有一点点阻碍也好，他也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

然而，如果在您看来小册子的篇幅或者其中的原则是您的出版社所不能接受的，那末我请您 在收到小册子 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把它转寄给柏林利宁街173号雕塑家伯·阿芬格尔先生。

给波克罕的信我已转去。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3]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是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βens．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424]指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3—680页）寄给柏林出版商敦克尔。但是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敦克尔同恩格斯有分歧，正如他在1860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如果作者不在扉页上署名，他就不同意出版这部著作。而恩格斯不愿意正式提自己的名字，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不是军人，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这本小册子于1860年4月在柏林的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443页。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寄来福格特的拙劣作品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下面再详细谈它。

敦克尔也许已经告诉您，我向他提供了一篇类似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 ［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他愿意承印，但提出关于“原则性怀疑”的保留条件。对某一作品中的原则承担责任的是出版者而不是作者，这对我来说虽然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我仍然作了努力（尽管白费力气）去弄清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要知道，敦克尔是不希望他的出版社成为《人民报》的一个简单的附属品的，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过《人民报》。最后，我想起敦克尔可能探听到，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同您持有不同的见解，由于过分尊重您的小册子 ［注：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他才提出这种保留条件。我深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我只要提醒您注意此事，您就会让敦克尔 对此放心的。我知道，您对问题是抱客观态度的，如果有人猜测，您仅仅由于某一作品在这个间题上与您的观点不一致，就会哪怕是稍微表示不希望出版该书，那末您会觉得这是对您的侮辱。说实在的，我考虑了很久才下决心提醒您注意此事，因为我担心您可能单是由于我认为别人可能有这种猜测而生我的气。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就无法解释敦克尔的怀疑。

要对付福格特是毫不费力的。这种被重新搬出来的陈词谰调，我们早在八年前就揭穿了[425]（关于这一点，藏在偏僻角落里的日内瓦的庸夫俗子是一无所知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清算它，让它只剩下从福格特身上散发出来的他那种特有的臭气。不过，布林德的声明、比斯康普的声明[426]、特别是鲁普斯的声明[46]已经使这个家伙声誉扫地，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真的无事可做了。此外还要加上沙伊伯勒关于传单《警告》的来源的声明[62]。这项声明将把整个奥格斯堡的诉讼[16]勾销，并且最后会迫使福格特在伦敦起诉，如果他要提出相反的证据的话。因此，我们自然必须重新翻阅我们所存的全部文献，从那里面可以找出这整个民主主义集团的历史，根据这个历史我们就能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完蛋。对这个无知的福格特，我们还要给他个厉害看看，尽管他有泰霍夫的信（况且这封信是他偷来的）37，又有他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内瓦的流言蜚语，他又认为，我们其余的人都象他一样的无知、一样的卑鄙和一样的胆怯。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恩格斯

[425]指由于1852年发生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传布的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流言蜚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这些流言蜚语，并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活动的真正性质。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第445页。

[426]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刊登的比斯康普1860年2月9日的声明，揭露了1860年2月6日《每日电讯》发表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的诽谤性质，该文转述了《国民报》的两篇有福格特的捏造内容的社论(见注9)。比斯康普主要是证明福格特对他本人所做的论断不符合事实。

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声明，标题是《反对卡尔•福格特》(《Gegen Karl Vogt》)，布林德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布林德所做的一系列论断。此外，布林德在声明中暗示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集团有联系。—一第445页。

[46]威廉·沃尔弗的声明驳斥了福格特和《国民报》关于沃尔弗似乎起草了告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并把它交给了警察当局的诽谤性捏造，这个声明注明的日子是1860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7页）。——第26、445页。

[62]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登载了布林德的朋友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断言，传单《警告》（见注42）的作者是他本人。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证明，传单的真正作者是布林德，而沙伊伯勒是个冒名顶替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3—525页）。——第43、445页。

[16]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1859年10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1859年6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Cöln，1850）。——第11、14、430、446页。

[37]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　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54、446、453、554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最尊敬的法律顾问先生： 我没有在我的第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之后立即把委托书寄给您，因为我在那封信中曾另外请您打电报给我。我等了几天，后来认为最好是等到您从柏林寄出的回信可以到达伦敦的那一天（即昨天，2月20日）。

由于没有收到信，另一方面，您的电报没有拒绝我提出的当我的律师的请求，因此我认为您已经接受了我的委托，为了不致再耽误时间，现在用这封挂号信给您寄去：

（1）委托书。

（2）七个附件，其中原件用英文写的都 附有译文。

这七个附件是：

（1）奥·费格勒的affidavit。 ［注：：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

（2）约·弗·维耶的affidavit。 ［注：：见本卷第36—37和436—437页。——编者注］

（3）我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 ［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4）和（5） 奥格斯堡《 总汇报》就这一事件给我的两封信。

（6）1860年2月15日 伦敦报纸《 每日电讯》第五版第五栏中的一段：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标题是《 反对福格特的传单》。

（7）1859年9月8日卡·布林德给李卜克内西的信。

[427]

明天也许您的信已经寄到我这里，那时我就可以给您寄去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您一眼就可以看出，《 国民报》第41号上对我进行的无耻指控（把我描绘成是那些以别人的名义发表文件的匿名作者），可以在法庭上无可辩驳地 揭穿是卑鄙的诽谤。

关于几份affidavits（向法官作的声明，用以代替宣过誓的证词）我只提出下面一点：

您从作为 附件二的affidavit中可以看到，《upon　oath》（宣过誓的）这几个字被法官勾掉了。法官向我们解释说，在他们面前作的声明可以被认为是宣过誓的声明，他还说，作 假声明等于犯刑事罪，要 受流放的惩处，但是根据英国的法律，只有被告在场时宣誓才算是真正的誓词。

其余的一切我明天再写。

谨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停留 多久，因此今后一切来信请寄我的住处：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我在 委托书上留下空白地方，以便填写《国民报》的编辑们的姓名。

[427]《总汇报》编辑奥尔格斯在1859年10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把排字工人费格勒揭发福格特的证词寄给他，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6页和第741—742页；并见本卷第463页）。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

布林德在1859年9月8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力图证明他同传单《警告》的写作无关，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页）。——第447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现在我再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就福格特事件给你写信。你对我的前两封信 ［注：：见本卷第435—437页。——编者注］甚至不回信说一声收到了，而你对任何一个庸人倒是会回信的。我不能相信，你竟会认为我要从你那里弄到一封信，好用来发表。你知道，我这里至少有二百封你的来信，其中有足够的材料能用来——在必要时——确定你同我以及同党的关系。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你作为一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忙人，看来对于我在伦敦和柏林提起的诉讼[428]的意义理解错了。这些诉讼对于党 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柏林诉讼的意义之所以更加重大，还由于将同时审理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为注意中心的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29]。

看来，你对我有下述不满的地方：

（1）我滥用了你的名字（象你对孚赫所说的那样）。

（2）我在你的营业所好象跟你“闹了一场”。

关于第一点。我除了在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声明过布林德对我讲的话大体上也告诉过你以外， ［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我本人 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名字。 这是事实。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指出传单 ［注：：马克思指的是传单《警告》。——编者注］的 真正来源是何等重要，而且我也有 权利引证听到过布林德的话的证人。

至于 李卜克内西写给 奥格斯堡《 总汇报》编辑部的那封提到你和我的名字的信（关于布林德）[429]，那末，他在必要时会 宣誓证明， 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这样做； 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也同样 事先并不知道他把传单《警告》寄给 奥格斯堡《 总汇报》。当奥格斯堡《总汇报》由于福格特向它追究责任而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他还怀疑我是否会利用机会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而当我立即向他声明我将尽全力帮助他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惊奇。

在 寄给你的信[430] 中，我为他进行了辩护，我反对你给他的信，只是因为：从你这位享有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人物来说，对一个居住阁楼的不知名的党员过去那样亲密无间，现在却这样尖刻地攻击，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够宽宏大量的。

至于我的信语调气愤，那是由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

首先，使我深受刺激的是，看来你相信布林德甚于相信我。

其次，你给我的有关《 晨报》（关于席勒纪念活动的文章）的信，是用极其气愤的口吻写的，从这封信看来，你认为我竟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我不仅把侮辱你的地方偷偷地塞进布林德的文章里，甚至过后又当你的面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布林德玩的鬼蜮伎俩。[431]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应遭到这种对我说来是那样可耻的怀疑。

再其次，你把我给你的私人信件给布林德看了。

最后，我有权期待，尤其是在《 凉亭》上的 文章 ［注：：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发表以后，你会给你在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加上哪怕一点说明，以消除这样的印象，即这一声明意味着同我个人决裂，意味着公开脱离党。你的第二篇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一起发表，[432]你的名字充当了他的谎言和歪曲的护身符，这种情况也不能使我感到高兴。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你 保证：李卜克内西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 一切声明， 在报纸上出现 以前，我是 完全不知道的。

[433]

关于第二点。正好在我到你的营业所去的那一天，从柏林寄到我家里两号《 国民报》（在 第一号上载有后来在《 电讯》 ［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上发表的卑鄙的摘录和评述）。当时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激动，我的可怜的妻子的情况实在可怕。同时，我收到了一封德国的来信，信中告诉我，除了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以外，在福格特的卑劣的书中还有你的一封信[434]。据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你同福格特的亲密关系，而且可以看清楚，你的名字是福格特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并使他的卑劣行为受到公众重视的唯一起作用的名字。你不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并反躬自问一下，你在这种时刻能够不失掉自制力吗？

我再说一遍：这封信所谈的并不是 私人利益。在伦敦诉讼中，我能够不经你的允许而使你被传到法庭做证人。对于柏林诉讼来说，我手头有你的信件，必要时我可以用上它们。况且，在这一案件中我决不是孤立的。福格特的无耻攻击，给我在一切国家——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提供了意外的同盟者，甚至包括完全是其他派别的人在内。

但是，为了我们双方，为了案件本身，当然采取一致行动是比较好的。

另一方面，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 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注：：原话是：“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当然，我完全理解，在你目前的处境中，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对你来说都一定是很不愉快的。

但是，从你自己方面来说，你将不能不同意，完全把你撇在这一案件之外是 不可能的。

首先，因为福格特借用你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而且还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玷污整个党是得到你的赞同的，而这个党却以你是它的成员而感到自豪。

况且，你是从1849年底到1851年春住在科伦、而从那以后一直住在伦敦的前科伦中央委员会 ［注：：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 唯一的委员。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 ［注：：马克思套用圣西门的用语“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在圣西门的许多著作中都可看到这个用语。——编者注］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

怀着最诚挚的友谊。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28]指马克思对柏林报纸《国民报》和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的诉讼，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诽谤性的捏造（见注9和47，以及本卷第437—443页和第454—474页）。——第449页。

[429]李卜克内西在1859年9月12日给《总汇报》的私人信中说：“如果福格特把自己的诉讼转到伦敦法院——道义上将迫使他这样做——，那末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将同我一样作为证人出面”。——第449页。

[430]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11月23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616—619页）。——第449页。

[431]1859年11月11日的《晨报》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匿名文章，文章报道了在伦敦的席勒纪念活动，其中谈到弗莱里格拉特的颂诗，说这首诗“在中等水平以上”。弗莱里格拉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暗示，布林德文章中的这段话似乎是受马克思的怂恿加进去的。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1859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8—493页）。——第450页。

[432]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1月5日向奥格斯堡《总汇报》作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15日该报第319号附刊上）中声称，他从来没有当过《人民报》的撰稿人，他的名字在福格特的控告者当中出现并非他的意愿。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上的声明中重述了几乎与此相同的话。这第二个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一起（见注421）。——第450页。

[433]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9月12日李卜克内西给《总汇报》的私人信（见注429）和他11月15日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23日《总汇报》第327号附刊上。李卜克内西在这个声明中答复弗莱里格拉特时指出，他从来没有把弗莱里格拉特称作告发福格特的人（并见马克思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94—495页和第619页）。——第450页。

[434]看来，马克思在这时还没有得到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而是有人不确切地告诉马克思的。小册子里并没有弗莱里格拉特给福格特的信。——第450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现在我必须进行两起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 ［注：：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另一方面，我还得纯粹为谋生而工作，所以我只能给你写几行。

你在福格特的小说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中发现了“许多真理”，这一点在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感到非常惊奇；同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向我提出的那些胆怯的劝告。

唯一 不是完全臆造的事实是泰霍夫的信[37]。但是这封信，或者确切些说，这封信的内容，我早在七年以前就在纽约出版的一本题名为《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抨击性小册子中作了相当彻底的驳斥，以致使得所有爱叫嚷的人——那时他们还纠合在一起——都张口结舌， 不敢提出一个字来反驳。

我希望从你那里知道的，而且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查明 谁是《每日电讯》报驻柏林的通讯员，以及这个畜生住在柏林什么地方（街名和门牌号）。看来，这是一个姓迈耶尔的犹太人。凭你在柏林的地位，要打听出这一点，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请尽快把打听到的告诉我。附上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你的　卡·马·

又及。至于说我的 不信任（你迫使我用大政治家布林德的语言说话——见奥格斯堡《总汇报》）[435]，那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抱怨。例如，我随这封信寄给你一封来自巴尔的摩（美国）的便函。这封便函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得到的。[436]在同盟的文件中有对你的正式指控（其中有杜塞尔多夫一个工人代表团的证词 ［注：：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这些文件不由我掌握，我不能支配。

[37]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 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38、435、554页。

[435]马克思讽刺地暗指布林德的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见注426），开头一句话是：“福格特在他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中谈到我的‘恐俄症’和我的‘不信任’。”——第453页。

[436]指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维斯的便函，看来这封便函是写给克路斯的，其中特别对拉萨尔作了评论，说他是一个对于任何党派都危险的和贪图名利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甚至能出卖自己的朋友。——第453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我感到奇怪，直到昨天我还没有从柏林得到关于您收到我2月13日寄上的挂号信 ［注：：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的通知。

昨天我从这里——曼彻斯特——寄给您第二封挂号信，内附委托书和七个附件 ［注：：见本卷第446—448页。——编者注］。今天我要引用上述编号的附件，对重要的几点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这几点是对柏林《国民报》提起诽谤诉讼时所必须特别注意的。同时附上1852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437]和一本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Ⅰ．（α） 匿名传单《 警告》。

在柏林报纸《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3栏这样写道：

“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总之，这一栏的整个意思是，把我描绘成是 伪造上述传单的 人，同时卑鄙地指控我，说我把这个传单弄得好象是 布林德伪造的。

在谈昨天寄上的附件中的证据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告诉您这件事情的经过。

奥格斯堡《 总汇报》在同福格特进行诉讼的时候，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了我以下的信：

　　“1859年10月1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所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博士”［注：：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致《 总汇报》的这封信中所附的文件该报也发表了，文件写道：

“当着卡尔·马克思博士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面，特此声明如下：《人民报》第7号转载的那个题为《警告》的没有注明印刷地点的匿名传单，（1）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和印刷的，原稿一部分由我本人排版，另一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2）原稿是卡尔·布林德的笔迹，我是根据卡尔·布林德为《海尔曼》报写的稿件和卡尔·布林德写的一些匿名传单认出他的笔迹的，这些传单的印刷地点表面上说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它们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霍林格尔那里排版和印刷的；（3）菲德利奥·霍林格尔亲自对我说过卡尔·布林德是那张反对福格特教授的传单《警告》的作者。

　　排字工人　奥古斯特·费格勒

（本签字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博士证实）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

[438]

（见 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文件第30、31页。） 对此，《 总汇报》第313号和《 科伦日报》上出现了下面这封卡尔·布林德的信和信中所附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

　　“1859年11月3日于伦敦圣约翰伍德区汤斯赫德路23号

为了驳斥关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我公布下面的文件。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替卡尔·福格特辩解，他的品德自从我们在半年前知道以后，我和共和派里的朋友就无条件地予以谴责。我能够证明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的报道是真实的，这里确实由福格特提供过酬金，目的在于激励这里的德国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对祖国的报刊起作用。

　　卡尔·布林德”。

（a）“兹声明：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纯系恶意捏造。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说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约·弗·维耶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参照 福格特的书。文件，第37、38页[439]） 我在《总汇报》第325号上对此作了答复 ［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从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剪下的有关材料，我已经附在从伦敦寄给您的第一封信中。 ［注：：见本卷第438—442页。——编者注］

卡尔·布林德在12月11日《总汇报》的附刊上从自己方面发表了新的反对意见。编辑部在附刊上声明说：

“卡尔·布林德先生说的基本内容如下：‘我再一次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耶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断定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样一种纯系诽谤的说法，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别的说法则包含有最粗暴的歪曲。我再重复一遍，我作此声明只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马克思—比斯康普—李卜克内西的攻击，而不是替我早就反对的福格特辩解。’”

关于这个声明，《 总汇报》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

“因为在本报上继续对这些情况进行解释和争论，广大读者早已不感兴趣，因此我们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

[440]

（参照 福格特的书。文件第41、42页）

文件的公布暂时到此为止。当我一看到《 国民报》上的文章摘录了福格特小册子中的话并且对此加以评论时，我就首先公布了致伦敦报纸《 自由新闻》编辑的英文通告信 ［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附件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迫使卡·布林德以侮辱罪对我起诉，从而使我有可能，第一，向伦敦法院提出关于传单《警告》的印刷和作者的证据，第二，迫使这个传单的真正作者向英国法院提出他所拥有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

这个通告信（附件三）——它刚一印出我就立即给卡尔·布林德寄去了——的最近的结果，是卡·布林德在2月13日《 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发表的 声明。在这个标题为《 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中，布林德重申他不是那个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他为我的通告信所迫，不得不提出一些论据来证明福格特是在伦敦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代理人。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公布通告信（附件三）——的 直接结果就是这样。

同时，我得到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affidavits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些affidavits证明： 第一，我的论断，即传单《警告》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亲笔写的，是符合 实情的。 第二，布林德在《 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报道的、后来他又在12月11日《 总汇报》附刊上提到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是 假的。 第三，布林德和霍林格尔（见排字工人维耶的affidavit，附件二）为了弄到反对我的假证词，使我在大众心目中成为撒谎者和诽谤者，他们进行了conspiracy（秘密勾结）。根据英国法律，这种秘密勾结是 应受刑事惩办的行为。只是由于考虑到布林德的家庭，我才没有对霍林格尔和布林德提出刑事追究。

两个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affidavits（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抄本，我寄给了某些常同布林德见面的流亡者，他们已经把这两个抄本给他看过。这样做的 直接结果是 沙伊伯勒医生在1860年2月15日《 每日电讯》 上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称自己是传单《警告》的 作者，并且自己承担传单中斥责福格特的责任（见附件六）。因此，如果福格特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就必须重新起诉，而且是在伦敦。沙伊伯勒关于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决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拿去印的，也是布林德亲笔写的，他所提供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都是假的，最后，霍林格尔和布林德企图通过这些假证词使自己摆脱出来并败坏我的名誉。

没有必要进一步向您说明，费格勒和维耶的affidavits（附件一和附件二）和沙伊伯勒医生2月15日在《 每日电讯》上的声明（附件六）给予您确凿的证据，证明我在这封信的Ⅰ．（a） 项中援引的《 国民报》的诽谤性责难是 骗人的。

（b） 我和《总汇报》的关系。

1859年10月16日《 总汇报》编辑部给我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上面Ⅰ．（a） 项中援引的我在1859年10月19日对这两封信的答复，就是我 同《总汇报》的全部通信。因此我们的通信仅仅限于我给《 总汇报》提供了一个书面文件，这个书面文件是为了说明《 总汇报》由于转载而被福格特控告的那个传单的 来源。

1859年5月9日，卡·布林德在戴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公开的群众大会上，把对福格特的一切指责都告诉了我，后来他在传单《警告》中重述了这些指责， 传单是在下一个月即在6月才出版的。他要我相信，他手中有这些指责的证据。我并不认为他告诉我的事情有特别的意义。福格特的一本名为《欧洲现状研究》的小册子，其次，福格特同“日内瓦的暴君”法济的联系以及法济同路易·波拿巴的联系，早已使我确信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他是居心不良还是出于好意，是取报酬的还是不取报酬的，这对我完全一样。在布林德告诉我那件事情以后的两三天，同我从来没有私人联系也没有政治联系的比斯康普先生到我家里来了，是李卜克内西把他带来的。比斯康普请求我和我的朋友给予他所创办的《人民报》以物质上和写作上的帮助。起初我没有接受他的请求，理由是一方面缺少时间，另一方面我应当更好地了解《人民报》，然后再推荐我的朋友为它撰稿，而当时它只出了第一号。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迄今为止原则上 完全避免参与伦敦的德文报纸。在这次会见的时候，我当着比斯康普的面把布林德在乌尔卡尔特的群众大会上告诉我的事情向李卜克内西重述了一遍。同时我还提到，南德意志人由于妄自尊大而喜欢夸张。后来，比斯康普先生在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上写了一篇由他个人负责并由他亲自作了补充的文章，标题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441]。在 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的诉讼》的《文件》一章中第17、18、19页上援引了这篇文章。后来，大约在 6月中旬，那时我不在伦敦，而在曼彻斯特，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从霍林格尔那里得到了传单《警告》的校样，他立即发现这上面转述了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情，而且他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知，是布林德把传单的原稿交给霍林格尔付印的。李卜克内西把这份校样寄给了《 总汇报》，该报转载了它，因而招致了福格特对它提起的诽谤诉讼。李卜克内西有权这样做（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伦敦），何况他已知道指控福格特的布林德本人曾被福格特邀请去参加拟议中的宣传活动。这个人答应给德国报刊上一切有利于波拿巴计划的文章付 奖金（见福格特的书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中与此有关的自供，给勒宁博士的信，《文件》第36页），因此必须利用象《 总汇报》这样销路广的报纸来对他进行“警告”。

一当福格特由于 奥格斯堡《 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而对它提起诽谤诉讼，《 总汇报》编辑部就立即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坚决请求他提供证据。李卜克内西就来找我。我告诉他去找布林德，并且根据他的要求，我亲自陪他到布林德那里去了一趟，关于这一点您从布林德的信（附件七）中可以看到。我们正碰上布林德不在家，他在圣莱昂纳兹的疗养地。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两封信。几个星期都不见回信，直到布林德估计奥格斯堡诉讼将近结束时他才回信。（这估计错了，因为在这期间《 总汇报》使诉讼延期了。）最后，在9月8日的信（附件七）中，布林德极端无耻地回答李卜克内西说，正如他“以前已经说过的”，他“与这事 毫无关系”，至于“那些私下的谈话”，他打算“ 以后有机会时作口头说明”。李卜克内西带着这封信来找我。

我明白，现在需要采取强制办法使布林德开口说话。我想起了我在5月27日的伦敦《 自由新闻》报上读过一篇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442]，文章基本上转述了传单《警告》的内容和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文章的风格和内容使我毫不怀疑它的作者是布林德。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 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科勒特先生那里去了一趟。他犹豫了一会之后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布林德。此后不久，我收到排字工人费格勒的书面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于是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较详细的信给布林德，告诉他，现在我们手上有他与传单《警告》有关的证据，同时引证了《 自由新闻》上的那篇文章，再一次要求他提供他所掌握的材料。卡·布林德未作答复，而且不论 在奥格斯堡法庭审理 以前还是在法庭审理期间，他一分钟也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布林德决意抱不承认态度和外交上不予理睬的态度。 因此我对李卜克内西说，如果《 总汇报》向我要 书面的东西，我就准备把我掌握的费格勒的声明转寄给它。我在收到《 总汇报》10月16日的两封信后，确实这样做了，在10月19日的回信中附去了那份声明。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如下：

第一，我认为，既然李卜克内西最先从我这里听到布林德关于福格特的议论，那我就有责任使李卜克内西得到证据，证明他并没有捕风捉影地散布对第三者的指责。

第二，我认为，《 总汇报》完全有权转载传单《警告》，因为该报知道，传单出自那个被福格特先生本人竭力吸引来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的人。虽然《 总汇报》属于同我敌对的一派，并且总是采取同我本人敌对的态度，甚至不止一次地发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谎言，虽然我意外地处在奥格斯堡法院的 权限范围之外，因而《 总汇报》不可能 强迫把我传到法庭去做证人，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第三，在6月2日 俾尔的《 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参照福格特的书中的《文件》第31页），福格特发表了一篇诽谤我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23—24页。——编者注］，显然他认为我是比斯康普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报》上的那篇反对他的文章的作者。他在对《 总汇报》的控诉中，同样也是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这样的设想出发的。显然，布林德决心要永远维持这种非常符合福格特心意的“误会”。

第四，这一点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使福格特和他的原告们当面对证，而且是在必定能使事情了结，双方又都没有可能使用任何诡辩手段的地方对证。为此，重要的是要把传单《警告》的真正作者和出版者从暗处硬拉出来。我的想法是对的，这可以从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附件六）和上面援引的2月13日《 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布林德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

我同《 总汇报》的通信只限于奥尔格斯博士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我在上面（在Ⅰ．（a）项中）援引的我在10月19日写的回信。而福格特先生（和《 国民报》）认为凭这点就足以把我叫作《 总汇报》的撰稿人，而在德国公众面前把他自己描绘成“反动分子”和极左分子的阴谋活动的无辜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从1855年起就是《 总汇报》的通讯员，正如福格特先生本人早先是该报的通讯员一样。在必要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将 宣誓证明以下事实，即我 从来没有利用他给《 总汇报》塞去过哪怕一行字。他同《总汇报》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同我毫不相干。一般说来，他的通讯 仅仅限于英国政治方面，而他在《 总汇报》上所捍卫的那些观点是他过去和现在在激进的美国德文报刊上所捍卫的观点。在他的通讯中没有一行字不反映 他的观点，因此，也没有一行字不是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加以捍卫的。在英国 对外政策方面，李卜克内西所持的观点接近于布赫尔在柏林《 国民报》上所持的那种反帕麦斯顿的观点。在英国 对内政策方面，他始终捍卫英国最进步的政党的观点。他 一次也没有在《 总汇报》上写过一行关于伦敦流亡者的流言蜚语。关于我同《 总汇报》的虚构的联系，就这么多。

Ⅱ．在《 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2栏正数第45行和以下几行，一字不差这样写道：

“去年5月，上面所提到的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了《人民报》……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同《 国民报》第41号上的整篇文章和第37号上的社论——这里把我描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同我在Ⅲ项中援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看，以上援引的那段话有这样的含意，即我是用 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对此，必须作以下的说明：

福格特本人在《 国民报》所说的他那本小册子开头的《文件》部分第41页上， 援引了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上刊登的编辑部声明中的一段话：

“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本报读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决定支持《人民报》。”

[443]

由此可见，在6月中旬以前我还没有给《人民报》以 任何支持，而且在此以前它的 财政状况完全与我无关。我还可以顺便地说一下：比斯康普当时在伦敦靠教书过活，他经常 无代价地为《人民报》编辑。所有其他撰稿人，从该报创刊到停刊也都 无代价地寄来自己的稿件。因此唯一必须开支的费用是印刷费和递送费。但是这些费用往往大大超过卖报所得的钱。在我为该报撰稿之前，赤字是用从住在伦敦的德国人那里公开募集的钱来抵补的。后来我弄到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镑（一百三十三到一百六十六塔勒），这些钱完完全全是由博尔夏特博士——开业医生，龚佩尔特博士——也是医生，黑克舍尔博士——也是医生，威廉·沃尔弗——教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商业家（所有这些人都住在曼彻斯特）和我本人所捐献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完全不同意我、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的政治观点。然而，他们都认为起来反对在流亡者当中进行的波拿巴派阴谋活动是非常适时的（而这也正是《人民报》的主要任务）。

结果《 人民报》欠了大约八英镑（五十三塔勒）的债，这笔债由比斯康普负责偿还。他为这笔钱开的借据在霍林格尔那里。

这就是《 人民报》的全部 财政情况。

至于比斯康普先生，他本人现在 在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作了这样的声明：

“我和马克思先生的全部政治联系仅限于他为我所创办的……周报《人民报》提供了几篇文章。”

至于我本人的收入来源，我只想说，我从1851年起就是《纽约论坛报》——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的固定撰稿人，我不仅为该报写通讯，而且还写社论。这家报纸拥有二十万个订户，能适当地付给稿酬。此外，几年以来我还是《 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德纳先生所出版的《 美国百科全书》 ［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的撰稿人。我想，在法庭审理之前我还来得及收到德纳先生从纽约寄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信。[444]如果这封信不及时寄到，那举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就够了，他是伦敦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瑞士银行总行的分行经理，多年以来他热情地帮我把美国的期票兑为现款。

福格特以及站在他一边的《 国民报》，由于我同一家 不付稿酬的报纸有关系而无耻地对我产生怀疑，可是正是这个福格特却在《 国民报》所提到的他那本书的第226页上公然声称，他“今后 仍将从凡是他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以用于自己的目的，这就显得他们更加无耻了。

Ⅲ．在《 国民报》第37号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中（第1版第2栏，正数第22行及以下几行）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是可据以提出诽谤诉讼的 分量最重的一点：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几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无产者’〈我被描写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 国民报》毫无保留地采用了福格特先生的这段卑鄙的话，并且向它的九千个订户进行了传播。关于这段话，我要作如下说明：

第一：正如我在给您的第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的，《 国民报》有责任从“ 几百封”恐吓信中举出哪怕是 仅有的一封信或者 仅有的一行字，它的作者是我或是某个真正同我有关系的人。

第二：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过的话：从1849年7月起，我 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在布勒斯劳 ［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出版的《 新奥得报》（1854年），那时候它的编辑是埃尔斯纳博士和施泰因博士。我从来不认为需要哪怕用一个字谈到流亡者，不仅该报本身表明了这一点，埃尔斯纳先生和施泰因先生无疑也会乐于证实这一点。

让《 国民报》从“塞满了”我或我的朋友的“告密”的“反动报刊” 各栏中哪怕仅仅举出 一栏来。但是，伦敦的相当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在这好多年当中经常用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塞满形形色色的德国报纸，这倒是 确实可靠的并能够找到证据的。而我 从来没有利用我同《 纽约论坛报》、同宪章派的各家报纸以及同《 自由新闻》的关系来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那末，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赫尔弗很长时间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在巴黎的主要代理人。而且他还和同时充当普鲁士警探和《 科伦日报》通讯员的贝克曼有过联系。另一方面，同样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恩格兰德尔很长时间是卢格集团在巴黎的通讯员。可见，伦敦的“民主派流亡者”完全建立了“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对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是不怀疑的。

最后，福格特和追随他的《 国民报》谈到：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次要的，但是为了说明和揭露福格特和《 国民报》的诽谤意图，我还是要作以下说明：

所谓的 硫磺帮是年青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团体，他们在1849年至1850年住在日内瓦，并且把“欧罗巴”咖啡店作为他们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团体既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也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真正的“ 寻欢作乐者的团体”，他们竭力用狂妄的举动来抑制被驱逐的初期的痛苦。这个团体的成员有： 爱德华·罗森勃鲁姆——医学系学生， 麦克斯·康海姆——商业职员， 科尔恩——化学技工和药剂师， 贝克尔——工程师以及 路·西·波克罕——大学生和炮手。除了1848年在科伦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445]上同贝克尔先生有一面之交以外，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1850年年中，除科尔恩外，这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驱逐出日内瓦，而各奔东西了。

以上所说的关于这个 我早先一无所知的团体的情况，是承蒙波克罕先生的好意我才得到的，他现在是西蒂区（马克街44号）的一家大商行的主管人。 大约两星期以前，在我向波克罕先生提出书面请求要他告诉我这些材料[446]以后，我才认识波克罕先生本人。

这就是关于硫磺帮的全部情况。

至于 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一个名叫 阿布特的人（他现在是夫赖堡的主教 ［注：：马利耶。——编者注］的秘书）给 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取的一个骂人的绰号。事情是，阿布特在一次流亡者全体会议上被宣布为 无耻之徒，出席会议的既有前法兰克福的议员，也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流亡者）。为了报复，他写了一篇抨击性文章，在文章中他给工人教育协会起了个 制刷匠帮的绰号，因为协会的主席当时是一个名叫藻伦 海美尔〔Sauernheimer〕的 制刷匠〔Bürstenmacher〕。[447]这个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不论同我还是同我所属的伦敦共产主义协会 ［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都 未曾有过联系。1851年夏，这个日内瓦协会的两个成员——律师席利（现住在巴黎）和彼·伊曼特（丹第一所中学的教员）——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他们前往伦敦，在那里参加了当时由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的工人协会[1]，但是几个月以后他们退出了该协会。他们同我的关系是同乡和有私交的老朋友。我从普鲁士被驱逐出来（1849年）以后，只跟在日内瓦的一个人保持过联系，这就是德朗克博士，现在他是利物浦的商人。

所以说， 硫磺帮和 制刷匠帮的名称，正如这两个名称所表示的两个不同的团体一样，都 只是同日内瓦有关系。这两个团体 从来没有同我有过 任何联系。在 伦敦，人们从伦敦的日报《 每日电讯》摘要转载的《 国民报》社论中初次知道这两个团体。

因此，我同“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联系是福格特蓄意编造的谎言，而《 国民报》也加以散布。

Ⅳ．《 国民报》第41号第1版上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1栏正数第49行写道：

“起初福格特只谈到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家报纸就是这样把我同“ 无产者的党”混为一谈，因此，它关于这个党的 一切言论也就都涉及到 我本人。此外，在这同一篇社论第2栏正数第18行和以下几行还写道：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这个密谋若不及时揭穿，会给瑞士当局带来极大的不愉快。”

往下，在同一栏，正数第33行写道：

“‘无产者的党’对瑞士怀有特别的仇恨……”

《 国民报》应当从1852年10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正如福格特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这一点一样），我 从来没有同那个据说1852年在瑞士搞这种阴谋的舍尔瓦尔有过联系（关于这一点，卡尔·沙佩尔先生准备作全部说明，他住在伦敦培德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 在科伦案件 之前，舍尔瓦尔同他保持过关系）。这家报纸应当知道，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期间我通过律师揭露了舍尔瓦尔是施梯伯的同谋者；根据施梯伯本人 被迫提供的证词，舍尔瓦尔在1851年，也就是他在施梯伯领导下在巴黎炮制德法密谋[448]的时候，属于一个 敌视我的协会。《 国民报》专为福格特的书写了两篇社论，因此它从这本书中知道， 在科伦案件结束 以后我还在瑞士出版的小册子《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揭发过舍尔瓦尔是个奸细。在科伦案件期间舍尔瓦尔据说是从巴黎监狱逃跑了，而实际上他是作为奸细来到了伦敦，当时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工人协会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但是由于科伦的律师（就是施奈德尔第二）按我的指示在审讯时向施梯伯质问了舍尔瓦尔的情况，结果使他被该协会开除了。

由此可见，要我对由一个明明仇恨我的、被我揭露和控告过的人所完成的所谓的瑞士功绩负责，是福格特和追随他的《 国民报》对我进行的一种 最无耻的、完全 有意识的诽谤。福格特说到同舍尔瓦尔有过来往的“在日内瓦的 马克思的走狗”。但是即使现在，也同1852年一样，我 同住在瑞士的任何人都没有保持联系。

我把我以前写信告诉过您的情况 ［注：：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再重复一下：1850年9月15日，我和我的朋友们跟当时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叫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中在维利希领导下的那一部分分裂了，因为他们玩弄“民主派流亡者”的革命和密谋的把戏（不过这种把戏是极其幼稚和安全的）。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并且除了同科伦通信以外，没有同大陆上的任何部分进行过 任何通信。正如科伦案件所证实的，这种通信不包含任何犯法的东西。从1851年春天协会的个别成员在科伦被捕的时候起，我们（即协会的 伦敦部分）就立即断绝了 同大陆的全部的和任何的往来。我只同一个我本人并不认识的、被捕者的朋友（ 贝尔姆巴赫先生，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继续通信 商谈辩护办法的问题。我在伦敦的朋友每周集会一次，设法使施梯伯无耻采用的每天翻新的警察伎俩不能得逞。在11月中（1852年），科伦案件结束 以后，经我的朋友们的同意，我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 解散，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参加 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是共产主义协会成员，而且从1848年秋天到1851年春天在科伦，从1851年春天到现在在伦敦，他可以证明以上所说的全是实情。此外，附上的1852年11月19日的信 ［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全文见本卷第482—483页。——编者注］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封信是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他的旧文件里找到的，信上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

附上的福格特和《 国民报》所援引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是我在波士顿（美国）印的，在此以前，在巴塞尔由沙贝利茨出版了第一版，印数二千册，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您从这本小册子里以及以后从在柏林挑起的施梯伯—艾希霍夫案件[29]中可以看出，1852年11月中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共产主义协会的活动中没有可据以控诉的 任何犯罪构成。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我和我的伦敦朋友们所能采取的办法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很有成效地粉碎了警察设下的种种阴谋罗网，以至于最后——正如曾当过施梯伯的密探，现在被监禁在汉堡的那个叫 希尔施的人在1853年4月22日《纽约刑法报》上发表的自供[449]中所表明的——为了保证给被监禁的人 判罪，希尔施不得不冒充豪普特到科伦去，扮演豪普特的角色向法庭提供假宣誓证词。但是，据希尔施说，冯·辛凯尔迪先生在执行这一计划的前夜写信说：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不言而喻，附上的小册子仅仅对于弄清我同施梯伯一辛凯尔迪和当时的普鲁士警察制度进行的斗争来说有法律价值。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团体早已成为历史了。

Ⅴ．最后，为了让您弄明白以诽谤罪对《 国民报》提出控诉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要简短地谈一下《 国民报》的社论在伦敦所引起的那些后果。

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伦敦的一家日报）上用两栏半篇幅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

这篇注明写于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是在 柏林写的文章，经过最粗率的对照就可以看出，它的一部分是《 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的社论的简单重述，一部分是这两篇社论的逐字逐句的译文，我认为《 国民报》的这两篇社论是有罪的。与此有关的那一号《 每日电讯》，我将于日内寄给您。在《 电讯》的这篇文章中，正如在《 国民报》上一样，第一，把我和我的朋友说成是“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第二，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在第Ⅳ部分引用的《 国民报》关于硫磺帮、进行敲诈的恐吓信的那段话，还有关于我同舍尔瓦尔在瑞士伪造假钞票的关系等等的话。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立刻就写信给《 每日电讯》的编辑 ［注：：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编者注］，威吓要对他提起诽谤诉讼（action　for　libel），要求他向我 公开道歉。他回答说，已把我的信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了，将等待后者的答复。这个答复刊登在1860年 2月13日的《 每日电讯》上，逐字逐句的译文（过几天您将收到原文）如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月8日。现在我只简短地回答马克思博士就我寄给您的一篇通讯而提出的指责。他简直是找错了对象。如果这位博学的先生指责的是福格特博士本人，或者是引用过福格特博士的书的成百个德国编辑中的一个，那末他的这一行为是合乎事态所要求的。但是，马克思博士对于在他自己的祖国向他提出的无数指责不予反驳，而宁肯向一家英国报纸发泄他的怒火，只因这家报纸刊登了在几乎所有多少知名的德国城市都刊印了和转载了的论述。看来这位博学的先生忘记了这一情况：既然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追究在他的祖国制造和散布谣言毁坏他声誉的人的责任，他就没有丝毫权利对一家英国报纸刊载几篇使他不愉快的报道而提起诉讼。最后，我表示有充分准备承认上述报道中的论述是错误的，只要马克思博士能使人们相信这些论述是错误的话。如果他有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证据，那末要得到如此合乎他愿望的结果，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至少有五十个德国城市供他选择，他能够在这些城市提起诉讼，并且能够使编辑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他不想采取这样的途径，那末一个英国通讯员完全没有责任去驳斥那些论述，因为这不是他独创的，他只是由于相信可尊敬的来源有毋庸争辩的威望才加以重复了。”

顺便要指出《 每日电讯》报的柏林通讯员（好象是一个叫迈耶尔的犹太人 ［注：：《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本卷第536页）。——编者注］）竭力用来掩饰他抄袭《 国民报》的行为的那种夸张说法。最初他说成百个德国编辑，后来说数千个（也就是，德国有多少知名的城市，也就有多少编辑），而最后说，我至少应当对五十个编辑起诉。他所说的 可尊敬的来源也就是 他的唯一来源——柏林的《 国民报》。

还要顺便提一下，在2月6日我给《每日 电讯》编辑的信中，也就是在他亲自写信告诉我他已转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的那封信中，我曾通知《电讯》的编辑，并且通过他也就转告他的通讯员，说我即将 以诽谤罪对柏林《国民报》起诉。

依我看来，这里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情况是，《 每日电讯》以它的通讯员为掩护， 在我对德国报纸中的一家起诉之前，它将拒绝向我作任何道歉。该报提到《 国民报》的“可尊敬的”威望，因为唯独《 国民报》刊登了《每日电讯》上发表的 这方面的论述。

《 电讯》的文章在伦敦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这您是了解的。我认为这种轰动应归咎于《 国民报》。单是为了我的家庭，我也应当以诽谤罪对《电讯》起诉（action　for　libel），这方面的预付费用——在案件结束以前——至少需要二百英镑。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福格特能堕落到如何 极端卑鄙的地步：他散布恶毒的谰言，说我同《新普鲁士报》的所谓联系，是由于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我希望 立即得到（如果您给我的信还没有寄出）您收到以下信件的通知：

（1）2月13日由伦敦寄出的信，附有十五塔勒的预付款。

（2）2月21日由曼彻斯特奇出的信，附有委托书和七个 附件。

（3）2月24日由曼彻斯特寄出的这一封信，附有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我在1852年11月19日写给弗·恩格斯的一封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的信。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37]马克思指他在1852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告诉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页）。——第454页。

[438]关于这个文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5—517页）。——第456页。

[439]这些文件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也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第457页。

[440]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8—519页）。——第457页。

[441]指比斯康普的《帝国摄政》（《Der　Reichsregent》）一文。文章中有一段的开头一句话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9页）。——第460页。

[442]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页）。——第461页。

[443]见《〈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3页）。——第464页。

[444]后来马克思收到了德纳在1860年2月11日的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65、515页。

[445]指1848年8月13日至14日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第468页。

[446]1860年2月12日波克罕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所谓的“硫磺帮”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6—409页）。——第468页。

[447]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关于“制刷匠帮”一词的来源写道：“阿布特截取了藻伦海美尔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17页）。——第468页。

[448]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449]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该文发表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1、8、15和22日各号上。马克思在《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对该文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第472页。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请向沙佩尔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到他那里去一趟。他会告诉你，我给他的信中写了什么。

根据我昨天收到的我的柏林律师 ［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的信来判断，这个案件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寄给他的材料中同时也叙述了跟你有关的必要的情况。请详细研究一下福格特书中整个有关你的那一部分，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加以利用。但是要准确地把握住事实。

此外，1860年2月6日工人教育协会为保护我而通过的、并由协会主席 ［注：：弥勒。——编者注］签名的那个反对福格特的决议[52]必须 立即得到法官的证实（即签字）。因此必要时跟维贝尔 ［注：：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编者注］谈一下。

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52]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60年2月6日为纪念协会成立而举行的宴会。马克思出席了宴会，他受到特别邀请，是为了对他发展共产主义原理的功绩表示尊敬。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福格特的诽谤。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0—681页）。——第33、475页。

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

伦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沙佩尔：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信，请他向你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以便你本人能够确信，在柏林对《 国民报》的诉讼（对《电讯》 ［注：：《每日电讯》。——编者注］的诉讼是次要的），对于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声誉以及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是多么重要。我昨天收到了我的柏林律师 ［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 国民报》的察贝尔先生势必要为他对福格特的热心而去尝尝铁窗的风味。我的律师认为重要的是，你尽快地向伦敦的法官（弯街的这个法官是个合适的人，他已经认识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可以陪你去一趟）提出如下的affidavit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或者与此类似的affidavit：

“兹声明，在某年……舍尔瓦尔（别名克列美尔……）经我本人介绍参加一个叫作《Der　Bund》（同盟）［注：：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德国互助团体（顺便说一下，这个团体早已不存在了）的伦敦支部；这个舍尔瓦尔于1848年某月某日路过科伦时同我进行过简短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甚至没有向卡尔·马克思博士提过。他当时根本不认识舍尔瓦尔这个人；1851—1852年，舍尔瓦尔住在巴黎时，属于一个叫作‘同盟’的德国互助团体的巴黎支部，并和它通过信，当时领导‘同盟’的是我和现在住在合众国的辛辛那提的维利希先生。1852年秋，舍尔瓦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以后，参加了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协会’的公开的德国工人团体，他早先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那时领导这个团体的是我和上面所说的维利希先生。由于在科伦审问贝克尔博士［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和其他人时公开揭露了舍尔瓦尔，以及由于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这个舍尔瓦尔被公开开除出所说的德国工人俱乐部，此后不久他就从伦敦溜走了。”

[450]

恩格斯向你衷心问好；顺便提一下，他本人今春某个时候将来伦敦一趟。请你不要耽误时间。

你的　卡·马·

在affidavit里说“互助团体”，因为这类东西在英国法官听起来是完全无害的；况且对于“互助团体”随便怎样理解都行。

[450]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可以看出，这个affidavit是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3页）。——第477页。

马克思致穆赞比尼

伦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注：：马克思在日期下面写了这样的字句：“装入给我妻子的信中；注有上述日期的寄给穆赞比尼的信如下：”。——编者注］

亲爱的穆赞比尼：

孚赫先生大概已经告诉您，正好现在我在进行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是在柏林对《国民报》起诉，另一起是在伦敦对《每日电讯》起诉。两起都同波拿巴代理人福格特那本攻击我的小册子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有关。

因此，对我来说极端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关于以下问题的确切材料：关于克拉普卡将军同瑞士银行总行以及同奥斯曼银行的关系；关于这两个银行的相互关系；关于奥斯曼银行同穆苏卢斯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同俄国的关系。如果您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给我寄到我现在在曼彻斯特的住址，我将非常感谢您。

请代我问候穆赞比尼夫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0年2月29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来信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至于你信中正式谈到的事情本身，那是出于严重的误会。因此我要作如下的说明：

1． 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

[29]

我给了尤赫一份“材料”（同时我还向他声明，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和艾希霍夫都不能得到我的支持： 第一，由于他们在《 海尔曼》上谈论科伦案件的那种方式； 第二，因为我确信，艾希霍夫不过是前任警务顾问敦克尔手中的工具，后者企图对施梯伯进行报复，完全象以前维多克在巴黎对日斯凯进行报复一样；但是，仅仅为了替我死去的朋友丹尼尔斯医生报仇，我也要尽一切可能来协助打垮和惩罚施梯伯）。这份“材料”的内容如下：

我给了尤赫一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请注意，这是我先在瑞士，后来又在波士顿出版的著作，并且被福格特当作众所周知的书籍引用过，所以绝对不是“秘密材料”。

我向尤赫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

最后，我向他指出，列伐尔特（艾希霍夫的辩护人）应当要求被拘禁在汉堡的希尔施出庭作证。这一点做到了。希尔施现在已经宣誓供认，“记录本”是 普鲁士伪造的，其他一切 从法律上看都是违法的。

这样，在这一案件中根据我的“材料”所要作的“揭露”，会给过去的“同盟”盟员连 犯罪的迹象都 洗刷掉，并且还会 “揭露”普鲁士的警察制度，这种制度由于“科伦案件”和科伦陪审员的可耻怯懦而确立下来之后，现在在普鲁士已经发展成为连资产者本身和奥尔斯瓦特内阁都终于感到难以忍受的一种统治力量了。事情就是这样。

此外，我非常 惊异你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在某些方面能替警察效劳。请你回想一下你所知道的科伦来信（1849—1850年），这些信 直接责备我不该使同盟的宣传活动停顿下来（我当时这样做，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绝不是出于个人考虑）。

2． 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 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 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 秘密的或 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 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在我的著作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出版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我曾向某些先进工人，其中也包括 以前的同盟盟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但这种讲演与不公开的团体毫无共同之处，它与这种团体的关系，比方说，甚至比格尔斯滕堡先生在席勒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还要更少。

你会记得，我曾经从设有许多支部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协会[451]的领导者（其中有住在纽约交易所广场44号通用银行的经理阿尔勃莱希特·康普）那里接到了一封经你手转交的信，这封信实质上是请求我改组旧的同盟。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写了回信，当时我说，从1852年起我和 任何组织都再也 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此后，伦敦谢尔策尔先生的《新时代》曾不止一次地激烈攻击我的这种“无所作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攻击什么人是显而易见的。

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他也常去拜访你），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 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 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勒维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揭露。

[452]

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 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 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 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453]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柏林我需要证明两件事情（有关这个旧的并且已经过了时的同盟的历史）：

第一件是从1852年起就不存在以我为成员的这类团体；

另一件是福格特先生是一个 最无耻的诽谤者，因为他对存在到1852年11月的共产主义者协会进行的诽谤超过了捷列林格。

就后者而言， 你当然是一个见证人，而且 你给卢格的信（1851年夏天写的）还可以证明： 在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里，你把这类攻击也看作是对你个人的攻击。

发表在《 晨报》、《 旁观者》、《 观察家》、《 先驱》、《 人民报》上的那个声明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你也签了名。 科伦案件的卷宗里有这个声明的一个副本。

此外，当我在我的《揭露》（波士顿版第47页）中重新提到这一点[454]的时候，你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你的名字还作为收款人出现在我们印发的为被判罪者募捐的呼吁书中。

[455]

其实，也无需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但是，让我的柏林律师 ［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手里有 我给恩格斯的下面 这封信，是 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 司法文件，因为它是 不装信封寄出的，而且上面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的邮戳。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注：：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我后来没有出石印通讯，而是在沙贝利茨那里出版了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等等，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以下几行无关紧要。）

　　你的　卡·马·”

[456]

在这样的文件里我当然不能删掉 任何一个名字。这是我用你的名字来 证实一个事实即 同盟解散的事实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你的名字偶然出现在 我于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损害你声誉的地方。 有一封你在1851年写的信，我打算收在案件结束 以后出版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信中绝对 没有在法律上可能危害于你的东西。但是，由于这还要拖延好多星期，这件事情我以后再和你面谈。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

“党的会议、决议和行动” 在1852年以后已属于 幻想世界，这不用我证实你也会知道，而且根据你给我的许多信件来判断，看来你是知道的。

我和大洋彼岸几个 意气相投的同志在1852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即继续到1853年年底的 唯一的活动，就是对 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正如1851年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在《论坛报》上所说的那种“轻蔑嘲笑的做法”[457]。你抨击 金克尔的诗 ［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以及你在这一期间同我的通信都证明你和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这与当前的案件毫无关系。

捷列林格、 班迪亚、弗略里等人 从来没有加入过“同盟”。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拚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 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 事实（不是福格特或捷列林格这样的人所提出的 在法庭上可以驳倒的无耻诬蔑）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龌龊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垢纳污的自然场所。例如罗·卡登爵士（见议会关于贿选的兰皮书）[458]；又如 克拉普卡先生，关于他的为人我已得到最确凿的材料，克拉普卡一点也不比“ 班迪亚”好，也许比他还更坏。尽管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留下了英雄业迹，尽管我公开地揭露了他 ［注：：卡·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可是 直到现在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仍然在君士坦丁堡庇护着他，只是因为他深知他们的底细。从个人方面来说，班迪亚比克拉普卡要体面一些。他养了一个姘妇，而克拉普卡却 长年靠姘妇生活，等等。愿贝塔的纯洁能抵当捷列林格的卑污，甚至赖夫的放荡也能与保拉的贞节相当，不过保拉无论如何不是党员，而且也没有冒充党员。

有支付能力的（这也象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必须作一些极为含糊的保留）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

3． 福格特—布林德的特殊事件。

在费格勒和维耶提出affidavits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大家知道，提出假的affi-davits是要受到流放惩罚的）以后，在由于有了这些证词布林德不得不在 奥格斯堡《 总汇报》作了声明，沙伊伯勒医生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在2月15日《 每日电讯》上）以后[459]，事件就 昭然若揭了，因而你就这个问题提供证词 现在已完全成为多余的了。在布林德的事件中，我感到麻烦的只是材料太多。

我就这一事件去找过厄内斯特·琼斯，由于他对布莱特、吉耳平等人的愚蠢态度，我已有两年没有同他见面了，现在他已 公开放弃这种态度。[460]我去找 他，首先是因为他象其他许多人（其中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一样，2月6日的《 电讯》一 出版，就主动地向我表示他对福格特的卑劣行径感到极大的愤慨[461]，因为福格特竟无耻地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目的（并且在1849—1852年在这方面进行了活动）是 以告密相威胁，向住在德国的被败坏了名誉的人勒索金钱；福格特还根据我和冯·威斯特华伦的“姻亲关系”得出了我同《新普鲁士报》有“联系”的结论，等等（由于我的妻子的缘故，我对琼斯的这种表示感到很高兴，因为不能要求夫人们对政治上不愉快的事情无动于衷，同时也因为她们通常正是根据患难来衡量友谊的真假程度的）； 其次是因为我 不愿意为了 在法律上对布林德 极不愉快的事件去找 真正的英国律师——不是为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出于同样的考虑，我没有把 英文通告信 ［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寄给《 晨报》，而且除了《 电讯》以外，也没有寄给任何一家 英国报纸。

琼斯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可以——我将亲自陪你出庭——根据维耶的，affidavit争取立即下令以 秘密勾结的罪名逮捕布林德。可是，你要注意，这是 刑事追究，一开了头，你就无法再把它撤回。”

当时我问琼斯（他能向你证实这一切；他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他能否对布林德提出警告，从而迫使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福格特的一切，迫使他承认他在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所提出的 证词是假的。

琼斯回答说：

“秘密勾结的案子，因为属于刑事犯罪性质， 律师想要促使撤回诉讼或者和平了结的任何 企图，都要担负刑事责任。”

琼斯在《 电讯》的案件中将作为我的律师出庭。

听了琼斯的话以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方面， 为了我的家庭，我应该迫使《 电讯》辟谣，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采取在 法律上会损害布林德 家庭的任何步骤。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把两个affidavits的抄本连同一封信寄给布林德的朋友路易·勃朗，在这封信中我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我将被迫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追究，我将感到很遗憾，但不是为了完全罪有应得的布林德先生本人，而是为了他的家庭。”

我的这个步骤引出了沙伊伯勒（可怜的人！）的一篇声明，正象我的铅印通告信（一印出来，我就马上寄给了布林德）引起了 同一天在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发表他反对福格特的声明一样。布林德尽管具有巴登人的小聪明，但是他忘记了他是在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在事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或者他的党的荣誉时，是 毫不留情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对《 每日电讯》已经提起诉讼，但是我的律师将把它拖到对《 国民报》的诉讼 结束以后。如果沙伊伯勒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福格特的一切坦率地告诉我（沙伊伯勒当然是布林德手中的驯服工具），那末在2月15日的《 电讯》上发表他的声明以后，我就根本用不着把这些affidavits转交给伦敦法院了。而在柏林，这对布林德不可能有任何 司法上的后果，要避免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沙伊伯勒是不是“传单” ［注：：传单《警告》。——编者注］的真正的（文字上的）作者，这并不能改变根据affidavits所确定的下列事实：布林德在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 ［注：：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是假的，它们是通过 秘密勾结弄到的，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亲笔写的，并且是他交给霍林格尔印刷的。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都使人厌恶，但是并不比1851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外交、军事、文学和信贷方面的全部发展在内，更使人厌恶。

“不管这一切” ［注：：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对我们来说，“ 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 让庸人踩在脚下”这一口号更好一些。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 ［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你的忠实的朋友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才接到妻子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最好你在星期六（ 后天）（不是星期五，因为我还要算上星期二寄出的那篇文章）在《 论坛报》账上付给我十六英镑。我的“全权代表” ［注：：看来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将同平常一样前来拜访。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51]指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该组织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480页。

[452]马克思指的是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者古斯达夫·勒维于1853年12月下半月第一次来伦敦。勒维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来见马克思的。勒维在拜访马克思时，曾试图说服马克思，要他相信在德国必须举行起义，并且莱茵省的工厂工人对此已有准备。但是马克思向勒维证明，起义以及勒维所建议的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都还不是时候。

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统治着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革命的高潮，经济情况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德国举行成功的起义。——第481页。

[453]四季社（Société　des　Saisons）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第481页。

[454]马克思指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该著作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出版（3月间几乎全部被警察没收），后来，同年在波士顿出版。此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4—505页。——第482页。

[455]指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克路斯，让他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1853年1月呼吁书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2—646页）。——第482页。

[456]该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198页。——第483页。

[457]魏德迈在1852年2月6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德纳打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从魏德迈1852年3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判断，该文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显然是指这篇文章。——第483页。

[458]《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1854．Evidence，Appendix　and　Index》．London，1860）。并见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6—591页）。

关于蓝皮书，见注71。——第484页。

[459]关于费格勒的声明，见注56。维耶的声明，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布林德的声明《反对卡尔·福格特》，见注426。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第485页。

[460]指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对资产阶级激进派采取的妥协立场。1857年4月琼斯建议召开代表会议，让布莱特、吉耳平等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一道出席。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条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的这种背离革命立场的做法，引起了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于1860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第485页。

[461]琼斯1860年2月11日给马克思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被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页）。——第485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 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 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 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 国民报》的文章。《 电讯》是伦敦一家 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 小报。在伦敦的 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 最大。它专门受到 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 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 ［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462]。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 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而产生的某种 惶惑不安——既然三人成会 ［注：：拉丁谚语，原文是tres　faciunt　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 ［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 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 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 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47]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 你的一封信[463]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 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 ［注：：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 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464]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诚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 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 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 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 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至于说编造 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465]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 ［注：：克路斯。——编者注］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 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 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 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 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 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 正式”指控这个词 ［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只是把它同维斯的“ 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 谁 ［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 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 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 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 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 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 不知道） 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 反对你的话或 有关你的事。

[466]

我没有同贝克尔 ［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发生过联系”。同盟 ［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 早已成为 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 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 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会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 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 两件事情（你若能举出 其他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 似是而非的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 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 ［注：：艾韦贝克。——编者注］。另一个是 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 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 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 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 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 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 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 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 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 论坛报》（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

[467]

（b）在《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有些人，特别是 沙佩尔、 奥·迪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 维利希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 沙佩尔本人（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 发疯了，准备不惜采取 任何措施来 反对我，而且实际上也对我和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 卑鄙的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 不信任，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 ［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 公正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 ［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　卡·马·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 国民报》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 ［注：：贺雷西《颂歌》第一册第二十二首颂歌。——编者注］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 电讯》 ［注：：《每日电讯》。——编者注］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468]。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462]马克思是回答拉萨尔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这封信的附言中对马克思说：“你在你信的末尾，以庄严的姿态把从巴尔的摩收到的便函转给了我，来表明我至少没有根据埋怨你的不信任。”这是指马克思在1860年2月23日的信中转给拉萨尔的维斯的便函（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453页和注436）。——第489页。

[463]马克思指的是他1859年10月2日和11月6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97—599页和第603—608页）。——第490页。

[464]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5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1853年11月写成的，1854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37。——第490、501页。

[465]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搜集他的材料（编写他的记过簿），说维斯的便函是由于他们探询情况才写的。——第491页。

[466]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在致马克思的附言里，问马克思，1856年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是不是通过勒维把对他拉萨尔的指责转告马克思的（见注54和本卷第34页），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和乌伦多夫等人是不是与提出这种指责有关系。——第491页。

[4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22页和第8卷第107—108页。——第492页。

[468]马克思大概指伦敦《每日电讯》报上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丈夫姓施塔尔）写的。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9页。——第493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2月22日的信我已收到，首先对您接受我的委托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我完全同意您办理这一案件的种种设想。如果我根据正式理由提起诉讼得不到法律上的结果，那末至少提起诉讼对于舆论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对下述附件 ［注：：见本卷第498页。——编者注］的注释，并且为了结束我的情况介绍，我以为可以作以下的说明，同时要预先指出，因为我2月13日给您的那封信没有留底，所以诉讼的几个要点的编号按我2月24日的最后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

对于第Ⅳ点关于舍尔瓦尔。

您从转寄给您的《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可以看到， 卡尔·沙佩尔先生曾是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与我敌对的那部分人的两个领导人之一，我曾谴责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秘密团体的宗旨作了错误的理解；根据我的信念，这个团体应该从事某些观点的传播，但是不应从事任何阴谋活动。因此，我不仅通过科伦法庭上的律师 ［注：：施奈德尔第二。——编者注］之口，而且还在上面提到的我那本后来在瑞士和美国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谴责沙佩尔先生及其一伙为施梯伯及其密探们的警察阴谋制造了 借口，从而使我在科伦的朋友们受到司法追究。

尽管在法律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沙佩尔先生的自尊心来说该是多么痛苦，但我仍然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在1848—1849年是《 新莱茵报》的校对员），所以才在从这里寄出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向伦敦的法官提出一份关于这一点的affidavit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注：：见本卷第476—477页。——编者注］他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 见附件α。 译文： 附件f，1）。

沙佩尔先生和我一样，已经多年不从事 任何宣传鼓动。

沙佩尔的affidavit消除了我同坏蛋舍尔瓦尔的关系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疑点；不过，如果《 国民报》 哪怕是粗略地看看 最有影响的普鲁士各报所转载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和11月）的 公开报道，它对于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怀疑。这家报纸在对我提出侮辱性的指控之前应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因为 它自己在社论中曾多次提到这一案件，那就更应该做到这一点了。沙佩尔的affidavit 证明，舍尔瓦尔同我 从来没有联系，而仅仅同我当时的反对者有联系。关于舍尔瓦尔，我还可以从一封旧信中摘录下面几段话加以补充，这封信是 我写给曼彻斯特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52年10月28日），他还保存着。

“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

第一，判决以后，他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

第二，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

第三，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第二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

[469]

从信中摘录的以上这段话的内容，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可以证实，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请他到柏林去做证人的话。在以上援引的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德·雷缪扎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曾是路易－菲力浦手下的大臣，至少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最杰出的议员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的所谓空论派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对于第Ⅱ点。（ 关于《人民报》的资金）。

我寄给您的 附件ｂ（ 译文：附件f，2），是关于我提供《 人民报》使用的那笔钱的 来源问题的我的代替宣誓证词的个人声明。

[470]

因为办理我对伦敦《 每日电讯》提起的诽谤诉讼的律师住在曼彻斯特，所以我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这样一来我只好向曼彻斯特的Justice　of　the　Peace（治安法官）作affidavit。因此，根据 英国的法律，在证词上没有印章。

对于第Ⅰ点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第Ⅲ点我要作如下说明：

说到我同“秘密警察”的“联系”问题，我可以要求让我的内兄，即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来 做证人。但是我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妹妹，希望 尽可能地避免 家庭丑闻。这一点我 完全交给您斟酌处理。

附件ｃ（ 译文：附件f，3）是合法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格·弥勒的一份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这是从我一到达伦敦时起（1849年9月或8月）直到我后来在各家德文报纸（其中包括当时存在的《 德意志伦敦报》）上 公开声明退出该协会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编者注］时（1850年9月中）为止，我在伦敦参加的 唯一的工人团体（上面提到的那个根据我的建议于1852年11月解散的 秘密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除外）。总之，这是 我居住伦敦期间有某些联系的 唯一的德国 工人团体。这个协会在它的成立纪念日那天（1860年2月6日）（恰好在 这一天，伦敦的《 每日电讯》报转载了《 国民报》的文章），一致通过了一个为保卫我而反对福格特的决议，尽管我已经有 十年不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了。

正如您在附件中看到的，该协会的主席在伦敦把这个决议写成能够 在法庭上作为正式文件提出的形式。

对于第Ⅴ点。我在这里（ 附件ｄ）附上《 每日电讯》对《 国民报》一篇文章的转述，以及在我提出抗议后收到的《 每日电讯》通讯员（柏林的）的答复（附件ｅ），答复的译文见我2月24日的信 ［注：：见本卷第473页。——编者注］。

我认为，在诉讼进程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 完全没有必要提到我的朋友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 唯一的例外是我在1852年11月19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这封信我已在2月24日的信中转寄给您了 ［注：：见本卷第454、471和482—483页。——编者注］。我认为这封信对于从法律上判明事实是 非常重要的。

除了下面的补充说明，我随信附上以下的附件：

附件（a）沙佩尔的affidavit；（b）我本人的affidavit；（c）格·弥勒的affidavit；（d）2月6日《 每日电讯》第5版第1栏中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e）2月13日《 每日电讯》第2版第6栏中一篇标题为《 德国》（本报通讯员采访），2月8日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f）三份affidavits的译文；（g）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12月纽约版；（h）临时政府成员 弗洛孔的信，1848年3月1日于巴黎；（i） 列列韦尔的信，1860年2月10日于布鲁塞尔；（k）：（1）律·若特兰的信，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2）他的另一封信，1848年2月25日于布鲁塞尔；（1）一本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m）厄内斯特·琼斯的信，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n） 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1860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471]（o）戴维·乌尔卡尔特的信，1854年12月9日于格拉斯哥；（p）附件m、n和o的译文。

我还应当给您提供的唯一的文件，就是《 纽约论坛报》编辑的一封信[472]，信中谈我从1851年年中到目前为止同这家居于 美国英文报刊首位的报纸的关系。这封信最近能收到。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补充说明

不言而喻，在对《 国民报》的诉讼中，我只涉及《 国民报》自己在其社论中作为引文或者作为引文的评论引用的福格特诽谤文章中的那几点；而且我只提对《 国民报》说来应受 刑事惩办的那几点。其余的一切我留待我对福格特的书面答复时用，书面答复要在审判案结束后才能出版。

因此这些补充说明只求达到以下的目的：

（1）我对《 国民报》上那些对于诉讼本身 毫无意义的地方补充一些说明，以备在需要时 反驳对方的律师。

（2）由于我本人是律师的儿子（我父亲是特利尔的已故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他曾长期担任那里的律师公会会长，而且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我知道对于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律师来说，对自己的委托人的为人有个十分清楚的概念是多么重要。此外，您将看到，关于第2点所引用的 某些东西可能在审讯期间有用。

对第1点。

在《 国民报》上，在我2月24日信中第Ⅲ点中援引的那段话 ［注：：见本卷第466页。——编者注］之后，还有下面一段话（《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65行及下面几行）：

“顺便说说，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的一封长信，信中……”

但是，首先，与 只读过《 国民报》而没有读过福格特本人的诽谤文章的读者所容易设想的不一样，这封信没有一字一行谈到《 国民报》 就在这段话前面同福格特一起并跟着福格特所断言的东西，也就是根本没有谈到什么“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以便以告密相威胁来诈骗他们的钱”，什么“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等等的话。

泰霍夫所说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有一次同我、恩格斯和施拉姆（现在已去世，当时—— 1850年——是恩格斯和我在汉堡出版的杂志 ［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的主要出版人）一起喝酒，当时 他为了要我们敬佩他，把自己装扮成瑞士一个秘密团体[473]的非常严肃而重要的 全权代表，我们跟他 开玩笑，他却很 认真。这是指他的信的 理论部分，他在这里描述他同我们的谈话（ 这样的谈话从来也没有过），极尽歪曲之能事，达到可笑的地步。谁都不能要求我这个已经有十五年以上用德文、法文和英文书面发表过自己观点的人去认真讨论一个前中尉对我的理论所作的叙述，而这个人在一生中只同我一起度过几个小时，而且是在酒馆里度过的。从下面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泰霍夫先生当时的 表里不一和 心术不正：起初他在从瑞士写给我和恩格斯的信中痛骂维利希（见 附件ｇ：《高尚意识的骑士》第3—4页[474]），而后来他在他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无保留地重复维利希所散布的对我的谣言和诽谤（维利希当时表现出最愚蠢的自命不凡，他满以为他自己非常重要，而他想象中的对手则在想方设法陷害他）。其实，泰霍夫——假如他有一点点理智——当然应当懂得，他在伦敦总共只呆了几天，而且只和我们 当时的反对者交往，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说话。

以上我谈的仅仅是所谓泰霍夫的信的理论部分（在福格特著作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的第142页和下面几页转载了这封信，我当然不知道它是否被歪曲了）。

现在我来谈谈 该信中似乎 使我罪过加重的那部分，泰霍夫在这一部分谈到我的亡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的决斗。如果《 国民报》转载了这封信，我就会附上施拉姆的信，他在信中——已经是 在决斗 之后很久——责备我受维利希的影响， 因为我曾劝他 不要决斗，尽管我的劝告没有生效。

这里只指出 附件ｇ第5—9页[475]就够了。（当这本小册子在1853年12月在纽约出版的时候，他们两人，不论维利希还是康·施拉姆，都已经在美国。）

谈到这本小册子（附件ｇ），那就必须多少谈一谈它的产生经过。

1852年12月，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几个星期以后，我把我的关于这一案件的《揭露》的手稿寄给了巴塞尔的出版商沙贝利茨。沙贝利茨拖延了几个月才印，后来他在运送小册子的时候干得很愚蠢，使全部运往德国的出版物在巴登边境上被没收了。因此我又把手稿寄到北美 合众国，在波士顿刊印，起初是在1853年3月的几号《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与在美国发表《揭露》同时， 维利希先生和 金克尔一起来到了美国。他们两人是为了募集 革命公债[201]到那里去的，因为按照 金克尔当时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 阐述的观点，只要有搞革命所“必需的钱”，“搞革命就象建铁路一样容易”。[476]我坚决反对了这种愚蠢的做法。在美国发表了《揭露》以后，维利希至少等了四个月，而 后才仅仅在《纽约刑法报》上刊登了 一篇答复。

[464]

这篇答复所包含的那些蠢话和诽谤同泰霍夫的信一样（1850年泰霍夫写给瑞士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维利希当时在伦敦私下对他说的和1853年维利希在纽约 发表的东西）。我当时由于在《 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而在美国的英文报刊上已经获得了公认的社会地位，因此我更应当给予答复。不过我决定，问题虽然要从本质上分析，但要采取诙谐的形式，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泰霍夫，维利希也一样，是可以 答复我的，但是他们宁愿沉默，而且在迄今为止的七年时间内也没有打破他们的沉默。

《 国民报》（它想方设法报复我1848—1849年在《 新莱茵报》上对它的批评[477]）竟把老早就被公开 驳倒了的流言蜚语当作 确实的真理奉献给读者，它的无耻和荒诞已到了何等地步！

附带提一下，我在伦敦一拿到福格特的书，就把书连同我的一封信一起 寄给了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先生，大约过四个月以后可以向公众公布他的答复。

此外，下述关于公布泰霍夫的信的情况对福格特来说是 很能说明问题的。

住在巴黎的律师席利在一封注明“1860年2月6日于巴黎”的信中，给我这样写道：

“这封信〈泰霍夫的信〉经过几个人的手终于到了我手里，在我这里一直保存到我被驱逐出瑞士（1851年夏），那时它才通过拉尼克尔（曾与维利希有联系的一个工人）落到福格特的手里。问题在于我不能够去整理自己的文件，因为我是在日内瓦街上突然被捕的，既没有任何关于驱逐的预先通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警告，我在那里被拘留起来，立即就经过各种拘留所押送到巴塞尔，又从巴塞尔押送到别的地方。我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整理的，其中就有拉尼克尔。他就是这样弄到了这封信。后来我从伦敦写信向拉尼克尔索取这封信，但是没有拿到手。他作为维利希的特别代理人（维利希从前同他一起住在伯桑松），在他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计划或指令……现在拉尼克尔是一个很出色的装订厂的厂主，而且这个厂是为日内瓦政府（其首脑是福格特的庇护人法济）服务的。拉尼克尔既是维利希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福格特的耳目。”

福格特先生就是通过这种 体面的途径获得泰霍夫这封信的。

如果您一定要提到这点，那我请您不要提 席利的名字，因为福格特作为波拿巴的代理人，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驱逐出法国。

关于这一点我还应当作以下补充，维利希刚一（1853年）发表后来泰霍夫的信中复述的那些胡言乱语，我在英国还没有得知关于此事的任何消息以前，就在那同一家《 纽约刑法报》上登出了约瑟夫·魏德迈（从前他是普鲁士炮兵中尉，后来是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的编辑之一，而现在担任艾奥华州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的一篇致命的答复，在伦敦分裂的时候和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还有阿·雅科比医生，他本人是科伦的被告之一，但是已被宣告无罪，现在是纽约的开业医生。

[478]

关于《 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31行和以下几行的一段话：

“在流亡者中间他们〈即我和我的同伴〉继续进行《莱茵报》的工作，该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并且经常攻击所有的议员……”

我要说明一下：

完全正确，《 新莱茵报》从来没有象《 国民报》那样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而只是以牺牲大量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说《 新莱茵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特别是出自《 国民报》之口，这是一种可笑的指责，对这种指责最好是由该报的内容本身来反驳。至于我在革命时的态度 如何，可以看 附件ｌ：《 两个政治审判案……》。

还有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新莱茵报》总是以讽刺的口吻谈到福格特先生和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中的其他空谈家，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何况福格特（正如他在小册子中自己承认的那样）早在1846年就是 取得瑞士国籍的公民，也就是说是 外国公民，他在德国无事可做。说《 新莱茵报》“ 攻击所有的议员”，这是 不真实的。该报曾同许多极左派的议员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福格特本人及其一伙差不多直到该报关闭之前是多么想要博得它的欢心，哪怕从这么一点也可以看出，即他们在成立 三月同盟之后，向德国全国各地散发了一个 通告，硬向他们的公众推荐订阅某些报纸，“ 好的”报纸标上一个星花，“最好的”标上两个星花。他们赏给了《 新莱茵报》“两个星花”。我一拿到这张通告，立即就在《新莱茵报》（好象是在1849年3月份的一号上）的一篇简短的社论中，对那些在个人品质和政治才略都很少受我尊重的人们所强加的这种保护表示了抗议。

[479]

对于第2点。1842年（当时我二十四岁），我是旧《 莱茵报》的 主编，该报最初受到 一般的书报检查，后来受到 双重的检查，最后终于被普鲁士政府 强行封闭（1843年春）。 康普豪森先生是我当时的同事之一，他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上了普鲁士首相。旧《 莱茵报》无疑地破坏了普鲁士书报检查的效能。（我 秘密地对你说，当然不供发表： 在《莱茵报》封闭以后，普鲁士政府通过我父亲的朋友秘密监察顾问埃塞尔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埃塞尔和我都在克罗茨纳赫疗养地，我在那里同我的妻子结婚。 在他通知我这些建议之后，我就离开普鲁士到巴黎去了。）

在巴黎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亨利希·海涅、阿尔诺德·卢格（后来我同海尔维格和卢格决裂了）一起出版了《 德法年鉴》。1844年底，根据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要求，我被（基佐先生）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480]我在巴黎期间 在法国激进派中间所处的地位，从 附件ｈ，即从1848年3月1日弗洛孔的一封信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弗洛孔在这封信中代表临时政府要求我回法国，并且通知我，基佐关于驱逐我的命令已被撤销。（ 秘密：1844年夏，在《 德法年鉴》的出版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破产以后，我在巴黎收到克拉森医生代表康普豪森和《 莱茵报》其他股东写来的一封信（内附一千塔勒）。在这封信中我的功绩被估计得太高，单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里 没有附它。）

从1845年初到1848年3月初，我住在布鲁塞尔，此后我又被驱逐，于是我遵照弗洛孔的信回到了法国。在布鲁塞尔我除了为各家激进的巴黎报纸和布鲁塞尔报纸不取稿酬写稿以外，还同恩格斯合写了《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哲学著作，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吕滕出版社出版）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编者注］、《 哲学的贫困》（经济著作，1847年由福格勒在布鲁塞尔出版，并由弗兰克在巴黎出版）、《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两卷关于现代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没有出版，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481]）以及许多传单[482]。在我留居布鲁塞尔的整个时期内，我在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义务地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我把这些讲演汇集成一本小册子，由于二月革命而未能刊印。[483]我在布鲁塞尔的激进派（各种不同色彩的）中间所处的地位，从我作为德国人的代表当选为公开的 国际协会[419]的委员会委员这件事可以看出。 列列韦尔（现在是八十岁的老人，1830—1831年波兰革命的老战士和博学的历史学家）作为波兰人的代表当选， 安贝尔（后来任巴黎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作为法国人的代表当选，布鲁塞尔的律师，前 制宪议会议员[484]和比利时激进派的领袖 若特兰，作为比利时人的代表当选，他同时又当选为主席。您从若特兰（他现在已经是老人了）给我的两封信（ 附件k，1和k，2）和列列韦尔的一封信（ 附件i）中可以看出，在我留居布鲁塞尔期间我同这些人是什么关系。若特兰的一封信（附件k，2）是在1848年2月22日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我同他发生分歧之后写的，在这以后，我送交给他一份关于我退出 国际协会的声明。[485]他给我的第二封信，是当我在科伦创办《 新莱茵报》的时候写的。

1848年3月到5月底，我第二次住在巴黎。[486]（ 秘密：弗洛孔曾表示愿意提供我和恩格斯一笔钱作创办《 新莱茵报》之用。我们谢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我们作为 德国人不愿意从即使是 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

1848年5月到1849年5月底，我在科伦出版了《 新莱茵报》。

您从 附件ｌ可以看出，我曾当选为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的三个领导人之一。[487]（ 秘密：当我到达科伦的时候，康普豪森的一个朋友曾建议我到柏林他那里去。我没有理睬这种暗中的拉拢。）

1849年6月到1849年8月，我在巴黎。在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我被驱逐。

从1849年底[488] 直到今年1860年，我住在伦敦。在这段时间里，我出版了：《新莱茵报评论》 ［注：：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1850年在汉堡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伦敦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等等。我从1851年起直到现在是《 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当我是 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时（从1849年底到1850年9月），我作过不取报酬的讲演。

您 从附件o（它 带有机密性）中可以看出，我是怎样同 戴维·乌尔卡尔特发生联系的。从那时候起我就为他的《 自由新闻》撰稿，一直到现在。我同他意见一致的是在 对外政策的问题上（ 反对俄国和波拿巴主义），而不是在 对内政策上，在对内政策方面我同（与他敌对的） 宪章派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有六年的时间为宪章派的报刊（特别是为《人民报》）写稿而不取稿酬（ 见附件m）。

1853年我在《 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那篇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曾不止一次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小册子的形式再版，印数一万五千到二万册。

附件n是只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个乌尔卡尔特俱乐部的秘书的信，它是1856年按照设菲尔德俱乐部的委托寄给我的，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同乌尔卡尔特派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在 对内政策问题上观点有分歧。

附件m 中的信是伦敦的律师（barrister　at　law） 厄内斯特·琼斯写的，他是宪章派的公认的首领，也是公认的诗人。

附件o、n、m的译文在 附件p中。

至于某些德国人士在伦敦散布的关于我的流言蜚语，那末在附件ｇ《高尚意识的骑士》第14页所援引的我的朋友施特芬（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的教官，现住在波士顿）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

[489]

尽管十年来不断受到攻击，关于我的经历，我 从来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烦扰德国读者。但是对我的律师，在象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至于 意大利战争[33]，我应当说明的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我的朋友 弗·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本小册子是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 在把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往柏林 之前，先把它寄给了我。

我们1848年在《 新莱茵报》上比所有德国报纸都 更坚决地主张自由独立的意大利，现在我们也这样主张；我们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希望波拿巴（同俄国秘密勾结）利用意大利的自由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作为破坏 德国的 借口。

[33]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是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βens．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201]大概是指金克尔募集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钱。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实现革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197、441、501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464]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5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1853年11月写成的，1854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37。——第490、501页。

[4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496页。

[470]这项声明（affidavit）是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向曼彻斯特的法官提出的。——第496页。

[471]这里所提到的许多文件发表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弗洛孔给马克思的信（第746页）；列列韦尔给马克思的信（第747页）；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第746—747页）；厄内斯特·琼斯给马克思的信（第748页）；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第739页）。

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Köln，1849），是《新莱茵报》发行科出版的，内有1849年2月7日对《新莱茵报》审判的记录和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的记录。

1849年2月7日审判时，马克思、恩格斯和报纸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似乎侮辱了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1849年2月8日举行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这个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498页。

[472]《纽约每日论坛报》责任编辑德纳1860年3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98页。

[473]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1849年5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重要作用的有弗里兹、格莱纳、济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沃尔弗。1850年7月—8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500页。

[4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4—546页。——第500页。

[475]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8—558页）。——第501页。

[476]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7页）。——第501页。

[477]显然是指《新莱茵报》的以下几篇文章：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御前演说》，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4—246、375—381、518—530页）。——第502页。

[478]关于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见注464。

魏德迈当时是在威斯康星州工作（参看本卷第518、520页）。——第503页。

[479]指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该文发表于1849年3月11日《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4—396页）。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摘引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93—494页）。

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它的宗旨。同盟是由象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504页。

[480]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阿尔宁与法国大臣基佐于1844年12月就驱逐马克思以及革命民主派报纸《前进报》的其他许多撰稿人（因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法国政府于1845年1月发布了驱逐令。马克思于1845年2月3日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505页。

[48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10页。——第505页。

[482]大概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些通告。其中只有一篇保存下来，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505页。

[483]马克思在他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所作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见注382），1849年才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在《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发表。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的预备提纲，手稿的标题为《工资》，而且封面上注有：“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页）。——第505页。

[484]指比利时1830年革命时期选出的比利时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比利时的独立，并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贵族性质的宪法。若特兰曾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506页。

[485]1848年2月22日，在民主协会为纪念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庆祝会上，马克思和若特兰之间发生了分歧，结果马克思声明退出协会。但是在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写信请求马克思收回声明以后，马克思仍担任民主协会副主席的职务。——第506页。

[486]1848年4月6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去德国，以便直接参加革命。——第506页。

[487]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成员。——第506页。

[488]马克思在1849年8月26日左右从巴黎到达伦敦。——第506页。

[48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567页。——第508页。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敦

[副本]

1860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因为我离开了这里几天，所以没有能立即答复您的来信。

至于印刷费账单，我在2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信中曾冒昧地请您把它寄来，您忘记寄了。请您把它寄给马克思夫人。

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由于我对布林德采取的措施，他 不得不作这项声明）[490]，只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1．布林德是不是传单的“ 文字上的”作者——这个问题我不管。从 法律上来看，他 是作者。

沙伊伯勒的声明（照他的话说，三个月来“情况”不允许他在《 电讯》 ［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上作这项声明，但是 我把在弯街治安法庭所作的两份affidavits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的抄件一寄给 路易·勃朗，就 马上迫使他作出了这项声明）提出 不利于福格特的充分证明。但是它丝毫没有提出 有利于布林德的证明。它丝毫没有证明他是无罪的。手稿是他 写的（如果不是他 起草的话）；是他让霍林格尔印刷所 印刷的；是他 付了霍林格尔的印刷费，在《奥格斯堡报》 ［注：：《总汇报》。——编者注］上发表了 两个假声明；他和霍林格尔 秘密勾结反对我，为此目的迫使（您知道这完全成功）排字工人维耶给他们提供 假证词。但还不止于此。象您从他9月间寄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知道的，布林德竟敢厚着脸皮硬说，他与这件事 毫无关系。最后，他和沙伊伯勒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出于 迫不得已，因为他有可能以“秘密勾结”罪受到刑事追究。

2．沙伊伯勒医生看来已让布林德把他当作替罪羊。据我所知，他是听任布林德摆布的工具。

3．我所追求的主要政治目的，由于沙伊伯勒的声明已经达到。这个声明使奥格斯堡的案件[491]化为乌有，宣告无效，成为一个虚构的案件，因为案件中既没有证人，又没有原告和（真正的）被告，实质上连 法庭也没有，因为英明的福格特 并没有向按照巴伐利亚的法律 应该审理这一案件的 那个巴伐利亚司法机关起诉。至于福格特本人，那只要举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他本人居住的 日内瓦，一家瑞士报纸（《 新瑞士报》 1859年11月12日的那一号上）声明说，它愤怒地拒绝了福格特想用 法国的钱收买它的企图。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建议福格特对它起诉，正象我在《 奥格斯堡报》和 汉堡《 改革报》上由我署名发表的声明中建议他对伦敦的《 人民报》起诉一样[492]。虽然福格特是日内瓦的 联邦院议员，因而也是有公职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些呼声并没有响应，而是借助奥格斯堡的滑稽剧——确切些说是 闹剧——来预先取得愚蠢的德国自由派的支持。

请您 把这封信当作机密的信件，因为在柏林和伦敦为我办理诽谤诉讼的律师们认为， 在法院审理结束 以前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打破沉默是有益的。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490]这里说的印刷费账单，马克思显然是指《自由新闻》出版社为印刷他的传单《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的账单。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以及本卷第458—459页。——第509页。

[491]指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16）。——第509页。

[492]大概是指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一文件。这项声明没有在《改革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关于《新瑞士报》上发表的布拉斯反对福格特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91—592页。——第510页。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副本]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的书 ［注：：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我还没有收到。否则我已在《 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对它的 评论了。

我给您寄去了一篇针对科苏特的文章[493]， 条件是您 一定要把它退还给我。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 任何意义，但是我为了某种目的需要用它。

我在柏林和伦敦对那些无耻摘载福格特诽谤作品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的报纸 ［注：：指《国民报》和《每日电讯》。——编者注］以诽谤罪提出了两起诉讼。十年来我总是在最肆无忌惮的诽谤面前保持沉默，但是我以为 现在已经到了公开反驳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我是在他家给您写这封信的）也许对您有用（他是商业家）。请您寄一份您的酒的 价目表给他（地址：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但是您可 不要利用施托夫雷根那类人来当您的代理人。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

［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过几天我就返回伦敦。

[493]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本卷第434页和注415）。——第511页。

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

布鲁塞尔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先生： 承蒙您从布鲁塞尔惠寄给我一封信，而我至今没有回信告诉您信已收到，请您原谅。我非常感谢您这封信，虽然我不想 以任何方式利用它。如果我认为需要公布与我过去的生活有关的某种正式文件，那末为了说明 布鲁塞尔的插曲——在涉及我同比利时激进派的关系方面——最好是使用我现在在我的文件中找出的您的两封信（1848年2月25日和5月19日写的）。

[494]

由于您属于共和主义者的美国学派（我只在某些 政治问题上同意这派的观点），也许您会对这一情况感到兴趣，即我将近九年来一直是最有影响的美国英文报纸《 纽约论坛报》的主要通讯员之一。我曾利用这种关系在斯皮特霍恩先生路过伦敦时给了他几封去 合众国的介绍信。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在《 论坛报》上发表有关贵国问题的东西，那您可以指望我为您效劳。

不久前对我的无耻攻击（对此我提出 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都来自波拿巴的营垒。路易·波拿巴先生通过他的私人秘书莫卡尔先生，曾公开对《 纽约时报》表示感谢，因为它为了抵销我从1852年起在《 纽约论坛报》上对小帝国[495]的批判，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它的这个“一切”是具有十分卑劣的性质的）。

很荣幸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

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只逗留几天。我的地址是：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如果您能用德文阅读的话，我将很高兴把我正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寄给您一本。

[494]关于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布鲁塞尔的插曲，见注485。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6—747页）。——第512页。

[495]马克思以讽刺口吻称拿破仑第三时期的法国为小帝国，以与拿破仑第一时期的法国相对照。——第512页。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15日［注：：原稿为：2月15日。——编者注］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为我的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费心同敦克尔交涉。我本来是会同意署自己的名字的，然而小册子那时候已为别的出版者 ［注：：贝伦兹。——编者注］所接受（当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一著作也许已经出版），而且我认为，在尉官们正式（也就是在扉页上）看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并非军人以前，有必要为作者在军事著作方面树立一定的地位。您来信说，您无疑还会使我们改变看法，因此，说出 自己的名字，就会使我们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对意大利事件所持的见解而败坏自己的名声，那对我们是不利的。从主观上来说，这个理由当然是不容置辩的；但是我们也能使您相信，我们同样认定我们会使您改变看法，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见解是根据对外交材料的周密研究得出的，这些材料在伦敦差不多很齐全，至少在某些问题方面是这样，而在柏林，公众无疑就 看不到（大部分在柏林根本没有）。

马克思前天收到您的信，他将给您回信。现附上《高尚意识的骑士》 ［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马克思以前忘记寄了。

附带说一下。几天前我们收到了诺特荣克的信。这个可怜的人在被释放以后，“由于多年不在”（！！！）而被剥夺了他在缪尔海姆的公民权，并被禁止在距科伦五德里之内活动。他在布勒斯劳 ［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当了摄影师，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那里取得了居住权。现在他必须缴纳迁入税、立户税以及其他只有在普鲁士的词典里才能查到名称的税。您明白，在长期的监禁之后，加之这一监禁又使他回不得故乡（在任何别的国家可能有这类事情吗？），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而在那里还采用这种奇妙法律的情况下，他若应付不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无法生存。可不可以在你们那里为他想点办法呢？1848年以前，这类事情在莱茵省里会是骇人听闻的，甚至那些支持把这种可耻的法律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资产者也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人。由于被囚在普鲁士监狱里而多年不在就使他回不得故乡——试把这种事情说给某个英国人听听吧！他的地址是：回廊巷7号，澡堂，摄影师彼·诺特荣克。凭您在布勒斯劳的联系，您不难为他想点办法。此外，我们这位从前的裁缝看来在监狱大学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信写得非常文明。

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普鲁士新军事组织的短文，并且已经答应给敦克尔。

　　您的　弗·恩格斯

我差点忘记说了：马克思已经写信给红色沃尔弗。[496]但是我们多年来丝毫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顺便说说，福格特又同卖身投靠的坏蛋克拉普卡一起在普隆－普隆那里吃了饭。

这封信本来已经封好了，由于里面没有放《骑士》，我又把它拆开来，告诉您一下，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在曼彻斯特这里仅有的那本《骑士》，准是谁把它拿走了。在伦敦马克思那里还有几本，他已写信要马上给我们寄来，等书寄来后我们立即给您寄去一本。

请您帮忙立即给我邮寄（不贴邮票）几号正在讨论军队体制问题的《人民报》和《国民报》，以及一两本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请把这些都作一个印刷品邮件寄来。不然，要过很久很久才能拿到这些东西，而报纸则根本收不到。

[496]拉萨尔在1860年3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同斐迪南·沃尔弗联系，建议他把《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译成法文（见注499）。

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给斐迪南·沃尔弗的那封信，没有找到。——第514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3月2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现附上 最后两个文件，可以作为对先前寄上的材料的补充。 第一个文件是《 纽约论坛报》主编给我的信[444]。我附了德译文。

第二个文件对证明下面这件事非常重要：可鄙的舍尔瓦尔，也就是纽金特，也就是克列美尔，甚至在日内瓦的时候同我也没有联系，相反，他是由于我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的小册子而被驱逐出那里的。这封信是巴黎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写的（贝克尔由于1830—1831年事件被迫流亡国外；在1848—1849年，他起先是巴登起义者的领导人，后来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上校；现在是巴黎的商人；他可说是德国流亡界的老将），受信人是同他有商业联系的伦敦商人莱茵兰德尔。我认识莱茵兰德尔先生，承他把这封信[497]转交给了我。

除了我的这封信以外，我曾寄给您：

（1）2月21日——一份委托书连同附件。

（2）2月24日——一封信连同附件。

（3）3月3日——两个邮件连同附件。 ［注：：列举的信见本卷第446—448、454—475和494—508页。——编者注］

希望您立即写信给我，第一，证实一下我寄给您的几封信已经收到，第二，告诉我关于诉讼进展的情况。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444]后来马克思收到了德纳在1860年2月11日的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65、515页。

[497]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0年3月20日给莱茵兰德尔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3—447页）。——第516页。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4月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我还没有收到您的小册子 ［注：：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恩格斯先生是我 最好的朋友，因而他会尽力为您效劳的……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我不认识施托夫雷根，但是在曼彻斯特各种商人[告诉过我]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他]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不识时务，惹人厌烦等等。不过他在郎卡郡的某些下层社会里也许能够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把您的酒卖出去。

如果您 回信告诉我佩尔采尔将军的地址，我将非常感谢。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说明。[498]您同佩尔采尔的关系怎样？

一切顺利。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498]马克思想从佩尔采尔将军那里得到说明，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意大利战役时脱离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匈牙利军官们。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45页）。——第517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原址）

亲爱的拉萨尔： 自收到你最后的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了，恩格斯经普鲁士政府许可，在普鲁士逗留了两个星期。而我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也只能很简短地给你写一点。

1．我的柏林律师 ［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要我一定 不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尽管我给他寄过许多材料并且一再提醒他，他已经有六个星期毫无音信，如果他再这样沉默下去，那就要你去向他施加压力了，因为到4月22日就满时效期。

2．福格特到过巴黎普隆－普隆那里。我的一些熟人看到过他，还同他谈了话。尽管如此，他却厚颜无耻地在德国报纸上声明（自己或通过别人）， 说他没有到过巴黎。

3．洪堡的书[499]我 没有收到。

4．《高尚意识的骑士》今天寄给你 ［注：：见本卷第513、515页。——编者注］。

5．根据已把自己的 中心从纽约迁到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的美国 工人同盟[500]（合法团体，合众国各地都有它的分会）的建议，我的老朋友 约·魏德迈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魏德迈将在芝加哥一家用工人股金创办的日报 ［注：：指《人民呼声》。——编者注］担任编辑。芝加哥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那里德国人的影响占优势。魏德迈请求我为该报征求一些通讯员，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巴黎以及在瑞士都征求过了。[501]我建议你担负德国的通讯工作（尽可能每周 两次）。报酬是谈不上的；这是党的工作，但是 很重要。魏德迈是我们的 优秀分子之一。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表示同意的话，那就马上干起来，稿子寄到： 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6．翻阅《新莱茵报》（为了福格特的事需要翻阅一下），发现我们曾在一篇简短的社论中支持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反对《福斯报》，这使我很高兴。

7．你能否寄给我一篇关于《国民报》的崇高的察贝尔反动时期以来的活动情况的简要介绍？这篇介绍可能作为由你签名的信件发表在我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这样，你就会同那些在这本小册子中介绍别人情况的 十分受人尊敬的流亡者并列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些人匿名，另一些人用自己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 不属于我们的党派。

你的　卡·马·

[499]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1860年莱比锡版（《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Leipzig，1860），此书是在拉萨尔协助下由德国自由派作家万哈根·冯·恩赛的侄女柳德米拉·阿辛格出版的。拉萨尔在1860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上就把这本书寄给他。——第518页。

[500]美国工人同盟是美国工人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1853年3月21日于纽约创立。魏德迈为美国工人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德国的工人流亡者在美国工人同盟中占居大多数。同盟认为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建立工会、提高工资，以及争取缩短工作日、进行工人的独立的政治活动。1855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但是1857年同盟在纽约又以工人总同盟的名称恢复活动。芝加哥工人协会是同盟的一个分会，是德国工人流亡者于1857年成立的。1860年，美国工人组织的领导转到芝加哥工人协会，工人总同盟便不复存在。——第518页。

[501]指魏德迈1860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他为芝加哥工人协会创办的报纸《人民呼声》物色在欧洲的通讯员，该报的编辑工作由魏德迈担任。——第518页。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

日内瓦

[草稿]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

公民： 几天以前，在济贝耳从瑞士回来的途中，我在这里弗莱里格拉特家见到了他，他对我说，我在2月26日从曼彻斯特寄往“《新瑞士报》编辑部”交您收阅的那封信落到了布拉斯手中。原来我听人说，您是《新瑞士报》的编辑，而这家报纸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写了那封信，因为我从革命的编年史中知道您的光辉的名字；至于布拉斯先生，我是不会写信给他的。

我是想从您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福格特的活动的说明。现在我不断收到属于革命政党各个派别的各国流亡者寄来的有关福格特以及其他波拿巴代理人的活动的材料。但是我要持批判态度，要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由于您深知瑞士的情况，因此您所提供的材料对我将是极其宝贵的。

至于济贝耳给我的您那本小册子《在幕后》，它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为很有必要出版它的第二部分。我也许能为 第二部分给您 在这里找到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出版人。至于第一部分，我想我能推销三百本，每本一法郎，一部分在伦敦各团体中直接出售，一部分则通过书商。但是，为此必须 先收到这些书。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把书寄来，书店的地址是：“伦敦，佩奇……”。

最后，我还想对您提出一个建议。我的朋友约·魏德迈（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前编辑之一），根据 合众国的工人同盟（它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的建议，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以便在芝加哥担任《人民呼声》——由工人和体育团体创办的一家日报——的编辑工作。他请求我在欧洲物色通讯员，我在这里、在巴黎以及在柏林都进行了。我冒昧建议您担负 瑞士的通讯工作，开始每周 一次。每次稿酬为两美元（十法郎）。稿酬暂时很低，对于这种报纸，而且尚在初创时期，这是可以意料的；随着报纸的巩固，稿酬是会提高的。直到目前为止，在伊利诺斯州只有 一家日报——《州报》 ［注：：《伊利诺斯州报》。——编者注］，而芝加哥一天天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在那里德国居民很多。对 准时付给报酬我可以担保。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在 这星期立即开始，并费神将此事通知我。通信地址是： 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回过头来谈福格特。您大概从我在德国各家报纸上的一项声明（2月初） ［注：：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中已经知道，我打算等我因柏林《 国民报》摘录转载福格特的书而对该报提起的诽谤诉讼结束后，就对他的诽谤著作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作出回答。

在第180—181页上（见有关的地方），福格特谈到他在洛桑工人庆祝会上所挫败的“密谋”。您能不能就这些自吹自擂的话给我提供一个说明？书里的话逐字抄录如下[502]：

这里问题在哪里？

最后，我还要冒昧提一下，如果您对福格特活动的说明用信件的形式寄给我，我将把它作为用您的名字写的单独的一部分收入我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由于柏林的诉讼 ［注：：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5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只能晚一些出版）。这样您就会列入其他流亡者的十分光荣的圈子里。自然，出版人付给我的按页计算的稿酬中您所应得的那部分，我会转寄给您的。我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了解流亡者的生活条件——我自己除了很短的几段时间，已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十七年，——而且侵吞从出版人那里得到的别人的稿酬，那是不对的。由于柏林的诉讼以及福格特的主要打击等等是针对我的，我的小册子将有很好的销路，并且一定能在德国找到很好的出版人。试问，为了事业的利益，是不是最好把进攻的力量集中起来呢？当然，您完全可以自己酌情处理这个问题，我深信您不会把我的直率了解成坏的意思。

祝好，握手。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

您如果写信给我，请寄以下地址：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先生。

[502]马克思这封信的草稿中没有引用从福格特的小册子中摘出的引文。草稿中省去的引文，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4页）。洛美尔1860年4月13日回信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6页。——第521页。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黎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贝克尔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信、对您向济贝耳口头说的情况以及对 转寄信件，表示衷心的谢意。福格特先生的攻击，撇开其他一切不谈，单凭它使我同我们革命和流亡中的老将接近这一点来说，就应当看成是一件值得我庆幸的事。不过我不象庸人那样对您一生所表现的坚毅精神表示惊讶。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举例来说罢，如老勒瓦瑟尔、科贝特、罗伯特·欧文、列列韦尔、梅利奈将军——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

我写这封信的最直接的原因——除了想亲自向您表示感谢以外——是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委托我在欧洲为《人民呼声》物色通讯员。这是 美国工人同盟目前在芝加哥创办的报纸；同盟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这是一家日报，它将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因为芝加哥越来越变成西北部的一个大都会。现给您寄上计划的引言部分。

条件是这样的：您每周要写 一次通讯——每次稿酬两美元。这样一季度约为五英镑或一百二十五法郎。稿酬很少，但是工人报纸不能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朋友魏德迈的人格可以担保按时付酬，这是美国其他德文报刊通常做不到的。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从 下星期开始，但是请预先告诉我一下。

装有非常重要的信件的那个邮包，在济贝耳到达伦敦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我将把信件编好，随时准备供您使用。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一个起来反叛维利希的纵队写的，它是对这个唐·吉诃德的绝妙的描绘。

[503]

您非常了解法济，如果您能寄给我一篇关于他 自政变以来所作所为的 简短介绍，并对这个人的品性刻画一下，那就太好了——这对我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十分重要。我认为福格特不过是法济的仆从，我只在巴黎见过法济一次（1843年），但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是《国民报》的前撰稿人（那里连最好的撰稿人也是 坏的）。

洛美尔的那篇玩意儿 ［注：：格·洛美尔《在幕后》。——编者注］很有趣，其中有关于1847—1848年的一些有益的揭露。不过，他在谈到革命年代事变的起因时把一切都归结为琐碎小事的做法，我不能同意。但是也许正是他的见解狭隘，才使得他能够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他个人所接触过的领域。

您的关于莱布尼茨的两首小诗和《一切不值一提》，我非常喜欢；您要是把它们附在给魏德迈的第一次通讯中（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的话），那就很好。他的地址是：

合众国伊州（伊州即伊利诺斯州）芝加哥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祝好，握手。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503]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7—469页）。——第523页。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0年4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你以为哥·欧门 最近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1．他是想分批付清母亲的股份，然后独力经营。

2． 我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继续留在他那里当四年职员！

这个人以为我们会这样轻易地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产业交出来给他，而我又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在他面前忍受这种屈辱。

谈判是在完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我马上就拒绝了他提出的对我的建议，之后他答应我过四年以后我 有可能当他的合伙人，但是我要求在讨论这个建议以前由他作出保证。我还对他说，我们共同的意见是：如果一定要分手，我们将坚持按实物分，并召开债权人会议。这使他非常吃惊，谈判也没有进展。他以为我们在巴门迫切需要钱用（这一点我对他作了相应的解释），就企图来利用这种情况。总之，他对这次谈话十分失望，现在会对我们提出别的建议。详情以后面告。

有了这件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以指靠查理 ［注：：查理·勒兹根。——编者注］；他已经认为，我们两人将能够迫使哥特弗利德 ［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去做我们想叫他做的一切，也许甚至迫使他离开企业。

　　你的　弗·恩格斯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4月1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次给您寄去最后一批文件，并请您通知我您是否收到我的信和附件，以及请您稍微谈谈案件进展情况 ［注：：见本卷第515—516页。——编者注］，从那时到前天已经两个星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据您2月22日的来信说，起诉的时效期到 4月22日截止。此外，您在那封信中还说，我不久就能得到您的消息。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

圣埃尔耶

1860年4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要出版一本论述波拿巴派活动的著作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因此不揣冒昧向您，最杰出的欧洲自由的前卫战士之一写这封信。您在上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您已识破骗局，因此已及时退出舞台——这是您比科苏特这个丑角及其谄媚者高明的重要证明。可惜我把这篇声明丢失了。我为此请巴黎的瑟美列帮忙 ［注：：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他要我给您写信。如果您能费神把这篇声明的副本连同对意大利的匈牙利人所受欺诈的说明寄给我，您就为这件好事出了力。

我1859年夏天在《 纽约论坛报》和 伦敦《 自由新闻》发表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中，曾把您称为在匈牙利流亡军人中唯一不受法俄外交的收买和欺骗，也不为科苏特的魔术所迷惑的人，我也会很乐意在我准备出版的新书中给您以应有的荣誉。

我不揣冒昧提起您注意，我早在1848—1849年任《 新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是德国支持革命匈牙利的最坚决战士。我现在也完全和那时一样， 把匈牙利的独立和自主看成德国摆脱被奴役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同样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把一些 民族贬为掩盖俄国佬和十二月帮阴谋活动的外衣的努力。

致崇高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1860年4月19日)

曼彻斯特

[草稿]

1860年4月19日于曼彻斯特

尊敬的先生： 我在午休时间把成本核算簿带回家去，您感到不满，为此我毫不犹豫地向您表示歉意。因为与我们办事处有关系的别的一些人过去也把簿子带回家里去过，所以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会使您感到不快。如果说我有意用不体面的方式从这当中为自己谋得什么好处，那您也知道，这本簿子中的各项成本核算都早已过时，哪一项都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价格。因此，我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图，我希望，您目前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情绪，绝不是由于看到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停止公司业务或对它作任何其他调整的协议的缘故。如果谈判能够本着友好互让的精神来进行，那对各方面来说都要好些。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4月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我十一天以前给您寄过一封信 ［注：：显然是4月13日的那封信，见本卷第525页。——编者注］，在信中指出，对于我从这里和曼彻斯特寄出的许多封信（附有文件、委托书等），我已经两个月既没有收到您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证实这些信件已经寄到的消息，尽管您2月22日的信曾使我有理由期待很快就会得到复信；而且，从那封信看，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即明天）就要截止了。因此我才请求您作些说明。

但是连这封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只能得出 这样的结论：要么我的信——虽然除最后一封以外，全都是用挂号寄的——您都没有收到；要么您至少有一封信被截去了。

如果这封信也遭到前几封信同样的命运，我将去质问这里的邮政总局和普鲁士大使馆，必要时我将在 伦敦报纸《泰晤士报》上公开表示抗议。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

伦敦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莱茵兰德尔： 请费心让施泰歇尔先生确切地（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您，舍尔瓦尔第一次是 在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的，他在那里呆了 多久，他失踪的事又是 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为此我将非常感激您。

请您抽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你寄来洪堡的书 ［注：：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一书。——编者注］和费希特的著作。后者我还没有读过[504]，而你却很机智地把它用上了。收到你的来信后，我请恩格斯把你的信和法律顾问维贝尔发自柏林的信寄给了我。读了后面这封信，我看出那里 只是说，我在报上公开报道时不要提他的名字 ［注：：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因此在这方面是我误会了。

今天我接到维贝尔的信。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情况。 起初他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本月18日，他收到了如下的答复：

“原件由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4月18日于柏林……利佩”

对这个决定维贝尔向检察长 ［注：：施瓦尔克。——编者注］提起控诉。与此同时，为了使时效期延长并使自己留有采取别的途径的可能，他以侮辱的罪名向民事法官提起控诉。

我为自己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当然在巴黎和瑞士进行了调查。我甚至派了自己的使者 ［注：：济贝耳。——编者注］去日内瓦。现在我手里有证明福格特是法国代理人的 证据。目前他感到在日内瓦的立足点再也不牢靠了，他在考虑怎样在别的州取得公民权。

附带说一下。我的一个熟人 ［注：：孚赫。——编者注］（柏林人）断定说，《每日电讯》的通讯员[505]是一个叫迈尔或迈耶尔的人 ［注：：见本卷第473—474和536页。——编者注］，他与阿伯拉罕公司（或“阿伯拉罕父子公司”）有关系，住在柏林维多利亚街。你能否叫你的女士们打听一下这件事？

你的信我晚些时候再回。

这封信也许在柏林已碰不上你了。

你的　卡·马·

[504]拉萨尔在1860年4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把他的还没有发表的文章《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的清样寄给了马克思，该文是为瓦勒斯罗德出版的《民主研究》而写的（见注70）。拉萨尔这篇文章是专论费希特的著作《一八○七年和一八一三年的政治片断》（《Politische　Fragmente　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的。费希特这一著作载于《约·哥·费希特文集》1846年柏林版第7卷第507—613页（J．G．Fichte．Sämmtliche　Werke．Bd．7，Berlin，1846，S．507—613）。马克思所说的没有读过的著作，是指费希特的这些片断。——第530页。

[505]指通讯员阿贝尔，他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见注47和9）。——第530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谨寄上十五塔勒预付费，同时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又及。经我委托在巴黎、瑞士，特别是在日内瓦进行调查以后，现在我掌握有证明卡尔·福格特教授是法国一名普通代理人的 证据（以后， 在诉讼 结束之后，我将在小册子中公布出来）。此外，我认为尼斯和萨瓦的兼并甚至会使瞎子也能看清“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和威胁德国的危险，看清那些 预先警告过这一点的人们是正确的。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巴门

1860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 电报] 星期六来信部分同意——星期五晚携限定全权委托书抵达——星期四晨动身——希面晤布兰克。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林

[副本]

1860年5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给我来信和为我奔走。最近几天我将把小孚赫关于迈尔 ［注：：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的一封信给您寄去。

至于筹办的报纸，我不反对参加。[506]不过事先我需要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企业，了解一下报纸的倾向等等。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而这大概一定是英国通讯的主题），我认为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当然，最主要的是了解该报在普鲁士将采取什么立场。如果它不是持极端片面的党派立场，那末在德国正处于危急关头的现在，我以为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人士是能够在彼此不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共同反对外部敌人的。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同时（5月8日）寄给了：恩格斯、波克罕、埃卡留斯、佩奇和魏德迈。

[506]1860年5月初，政论家费舍建议马克思为《德意志报》撰稿，这家报纸将有费舍参加，预定在柏林出版。关于马克思同费舍的关系，见本卷第546—549页。——第532页。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0年]5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附上柏林寄来的关于驳回刑事诉讼的决定。民事诉讼也不会有什么结果。[9]请写一点关于案件的情况给《 中莱茵报》。你把信的内容告诉龚佩尔特和鲁普斯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以后，就请把信寄还给我。

关于抨击性著作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我还根本没有同任何一个书商谈妥，暂时还拿不定主意，我是否值得向莱比锡或者汉堡接洽？

恩格斯昨晚离开这里，他十分健康。

[82]

《斯芬克斯》[507]我还没有从你那里收到；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连布斯特拉巴[309]都不认为是斯芬克斯，更不认为卡尔·格律恩先生是奥狄浦斯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要给《中莱茵报》寄一篇标明发自“柏林”的短文，来谈我的诉讼过程，那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捎带谈一下5月11日柏林第一审级对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的最后审讯。事情是这样的：艾希霍夫以“诽谤”施梯伯的罪名被判处了一年半徒刑。这一诽谤的要点是揭露（在伦敦报纸《海尔曼》上）施梯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中发假誓、盗窃等等。[29]以下几点足以说明普鲁士法院的行径：

1．艾希霍夫的揭露是以（如果不算我的抨击性著作，它自然不应该被提到）科伦审讯 期间刊载在《科伦日报》上的报道[508]为根据的，而且无论施梯伯还是别的什么人都 从来没有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表示过异议。法院却宣布这些报道 不能作为证据。每当情况有利于施梯伯的时候，法院就宣布刊载在《福斯报》上的报道[509]（可能是施梯伯本人写的）是 真实的，而这只是 因为施梯伯先生认为它们是真实的。然而每当情况 不利于施梯伯的告密人的时候，这同一个法院则宣布当时法院秘书在记录中所作的可怜摘要是唯一 真实的根据。

2．施梯伯在策划1852年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主要同谋者和助手警务顾问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每次都被免除了反讯问，因为法院不愿使这些先生处于这样的抉择（法庭庭长 ［注：：哥贝尔。——编者注］公开谈过此事）：“要么发假誓，要么证明自己有罪”。另一方面，他们的供词则被用来作为 说明施梯伯 无罪的证据。

3．施梯伯和格莱夫在1851年迫使普鲁士警探罗伊特钻进奥斯渥特 ［注：：迪茨。——编者注］屋里偷去了文件，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曾利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虽然它们实际上同案件毫无关系[510]）。这次 盗窃就是艾希霍夫揭露施梯伯的几件事情之一。但是现在请注意！王室国家检察官德朗克曼提出了以下新得出奇的盗窃理论，他声称：

“这些文件是否盗窃来的，这个问题可以暂且撇开不谈；从对被告判罪的观点来看，这没有意义。即使文件确实是偷来的，那末对于用这种办法弄到文件的警务官员，从法律观点来说也不能指控为偷窃，至多只能说行为不道德。法律上的盗窃，需具备恶意欺骗性质，但这不适用于被迫让人去进行这种偷窃的警务官员，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国家利益。”

因此，一个警务官员若是在伦敦闯进一所房子进行“偷窃”，那从法律观点来说丝毫没有犯罪，“至多”是行为不道德。这看来象是普鲁士国家对英国人的一种恩赐：习惯法暂停生效。

4．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提供了宣誓证词，说记录本[511]是他和弗略里在格莱夫监视下伪造的。为什么没有把希尔施弄到柏林去，为什么在审讯期间没有把他作为证人进行讯问？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Allgemeine　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82]5月下旬，恩格斯在去巴门探望重病的母亲之后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第59、533、550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507]指卡·格律恩的匿名小册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Louis　Napoleon　Bonaparte，die　Sphinx　auf　dem　französischen　Kaiserthron）。——第534页。

[508]1852年10—11月的《科伦日报》刊载了关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Assisen-Procedur　gegen　D．Herm．Becker　und　Genossen．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第534页。

[509]1852年10—11月的《福斯报》刊载了关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β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第534页。

[510]罗伊特在奥·迪茨那里偷走的文件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文件。1850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奥·迪茨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7—471页），这些文件与当时其成员正在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任何关系。——第535页。

[511]指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伪造的所谓“真正的记录本”，该记录本作为控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材料被提交到1852年审判共产党人的科伦法庭。——第535页。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林

[副本]

1860年6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三个星期来肝病折磨着我；这整个期间我完全不能写东西和工作，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复元。结果我这里积压了很多工作，最近几个星期我的全部精力要用在这上边，因此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立即开始为新报纸写稿 ［注：：见本卷第532—533页。——编者注］。您能不能给我寄一两号报纸看看？并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新企业的主要领导人？黑、红、黄——这是现在可以向国外颇有成效地使用的颜色。

[512]

我向您推荐日内瓦咖啡馆大院路北方路85号格奥尔格·洛美尔先生为报纸驻日内瓦的通讯员。

日内瓦现在是波拿巴阴谋的集中地，而洛美尔消息非常灵通。我深信，他会在要求很不高的条件下同意写通讯。

关于阿贝尔：衷心感谢您的这一发现。[513]这个阿贝尔是谁？您如能把比较详细的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而且最好是快点告诉我。

我大概告诉过您，检察长已经批准检察官的决定，拒绝我的关于诽谤的控诉，说这个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现在就要提起民事诉讼。

想必您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伦敦电讯社的所有者、犹太骗子路透已被介绍给女王 ［注：：维多利亚。——编者注］。原因很简单：路透（他自己写东西几乎是文理不通的）的得力助手就是维也纳的流亡者 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这个恩格兰德尔以前在巴黎是受当时的警务大臣庇护的石印通报的撰稿人；同时他又是法国的间谍。东方战争[514]爆发时，恩格兰德尔被驱逐出巴黎，因为发现他是 俄国特务。于是他来到了伦敦，最后到了早先就与之有联系的路透那里任职。既然路透通过他的电讯社控制着全部欧洲报刊，而俄国大使馆又通过恩格兰德尔控制着电讯社，所以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帕姆 ［注：：帕麦斯顿。——编者注］把路透介绍给了女王。据我所知，同这件事有联系的是俄国加入奥普电讯同盟。我已把这些事实告诉了科勒特。也许您从您那方面也能加以利用。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恩格斯的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除了唯一的一本以外，不论恩格斯还是我都还没有收到。看来出版者先生也没有在报上刊登关于小册子的通常出版广告。

[512]费舍在1860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对马克思1860年5月8日给费舍的信（见本卷第532—533页）的回信）中，回答马克思询问的报纸的倾向性时指出，该报的口号之一是“黑、红、黄”（见注351）。——第536页。

[513]费舍在1860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每日电讯》的驻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注47）。——第536页。

[514]马克思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第537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6月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患肝病大约已有三星期了，这病使我不能做任何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这种状况使我无心写信。

在答复你的信以前，我先说一点事。《 每日电讯》驻柏林的通讯员叫阿贝尔。你能否为我弄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材料？

检察长施瓦尔克在第二审级也驳回了对《 国民报》的刑事诉讼，理由是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不久将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来谈你的信。

我不到柏林去。[515]我当时不在科伦，关于施梯伯在那里的宣誓证词，我只是从《科伦日报》的报道中知道的。我在《揭露》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提出的批判是以这些报道为根据，因此我不适宜作这一案件的证人。如果想就某一点询问我，那我愿意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提出证词（显然这是对其他流亡者常用的做法）。

当艾希霍夫案件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海尔曼》报的出版人尤赫为这个案件找过我。[516]我给了他一本《揭露》，劝他邀请科伦的施奈德尔第二作 证人，并提醒他注意：有必要讯问一下关在汉堡监狱里的希尔施。看来这次讯问安排得很不好。本来应该把希尔施弄到柏林来，要他 亲自提供证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实的反讯问，才能当众揭露这一切可耻的阴谋，因为希尔施知道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弗略里的全部秘密。

另外一个必要的证人，就是现在呆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毫无疑问，普鲁士本来可以要求引渡他，因为他是由于伪造票据而逃出亚琛的。但是政府将拒绝这样做。另外，他是法国的狗间谍，因而他还受波拿巴的保护。

其余值得讯问的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其中只有一个人还在这里，这就是维斯巴登的一个叫德·拉斯佩的人，他在英国警察局当翻译。我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同他]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会见，我要弄清楚，他是 同意[去]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柏林，还是 同意在普鲁士大使馆提供证词。1853年，[他]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曾试图在《 泰晤士报》上揭露施梯伯。文章由于本生的干涉而没有登出来……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现在]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我指出几点，你也许能够用上。《揭露》是我在科伦案件一结束就写成的。但是我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心，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我还要预先指出，把施梯伯的主要同谋者戈德海姆和格莱夫传来作被告证人，无疑是艾希霍夫提出的一个绝妙的想法。总之，现在情况是，只有政府决定对科伦案件进行调查，施梯伯之流才能受到法院审讯。但是政府不会这样做。

据说施梯伯（见我的《揭露》第10页）[517]在科伦 宣誓作证说，由于柏林警察总局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寄到伦敦他手里，他才“注意到”保存在伦敦奥斯渥特·迪茨那里的“密谋的档案”。这个宣过誓的假证词是很容易推翻的，只要查阅科伦案件的文件（其中一定也有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行了。

当时情况是这样。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是维利希—沙佩尔同盟[518]驻巴黎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分同奥斯渥特·迪茨通信。同时舍尔瓦尔又是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哈茨费尔特伯爵的密探。他不仅向哈茨费尔特报告他那个同盟伦敦执行委员会秘书迪茨的情况，而且还常给迪茨写 信，以便以后可以把这些信件作为物证。施梯伯和格莱夫（正如 格莱夫本人当着弗略里的面向希尔施所说的）从哈茨费尔特那里取得情报。他们通过罗伊特知道了迪茨的住所，然后，弗略里由施梯伯指派同罗伊特一起偷了迪茨的东西。这件事希尔施也知道。

顺便提一下，还必须注意希尔施先生所熟知的下面这个情况。弗略里将罗伊特偷到的信件复制了精确的副本，并把它们读给希尔施听了。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施泰翰从汉诺威写的，施泰翰在信中说寄给流亡者三十塔勒。施梯伯（同他的汉诺威的朋友维尔穆特一起）把这改成“ 给首领们五百三十塔勒”。据我所知，施泰翰在艾登堡，他大概能就这一点提供代替誓言的证词。施梯伯往下发誓说（根据《 科伦日报》的报道，见《揭露》第11页）[519]，迪茨的档案是从伦敦寄到柏林他那里的，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其实，施梯伯是1851年7月20日自己把这个“档案”从伦敦带到巴黎的。前面提到的拉斯佩如果愿意，恰恰可以宣誓证实这一点。

格莱夫先生在柏林宣誓作证说，他不认识希尔施，或者只是泛泛之交。而实际上，希尔施在阿尔伯茨当时的私人住宅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阿尔伯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 普鲁士驻伦敦 大使馆秘书），正是通过格莱夫认识弗略里的。这已经是在格莱夫从希尔施那里收到关于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的报告以后。从那时起，格莱夫—弗略里—希尔施（由格莱夫领导）就在一起活动，一起编造了假记录本。

1853年4月，戈德海姆和施梯伯又来到伦敦，目的是炮制科苏特火药密谋和柏林密谋（拉登多夫的）[520]之间的联系。希尔施当时（即科伦案件结束后过了许多个月）经常陪着他们在伦敦走来走去，并同他们一起行动。

为了说明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警察局向法庭承认，弗略里是它的密探——我要说一下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弗略里姓克劳泽；他是那个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年以前因谋杀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及其侍女而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的皮鞋匠克劳泽的儿子。科伦案件后过了一个时候，这个弗略里－克劳泽因伪造案在伦敦被判处两年或三年苦役。现在他刑满出狱，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

法国密谋（德法密谋）[448]是在施梯伯领导下由舍尔瓦尔伙同格莱夫、弗略里、贝克曼、佐美尔和法国间谍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雷）暗中编造的。在舍尔瓦尔的坚持下，格莱夫（他同施梯伯一样发誓说，他不认识法国—普鲁士的间谍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去了一趟北德意志，主要是为了在汉堡打听一个叫提茨的裁缝的住处，去取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委托写给他的信件。在汉堡，他到提茨未婚妻的住所去，“作为提茨的一个朋友”要求取得某些危险文件以便保管。但是这个图谋没有得逞。

格莱夫通过德拉奥德－杜普雷还同莫帕就释放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的事通过信。舍尔瓦尔一到伦敦，格莱夫就规定给他每周一英镑十先令的固定工资。正是这个格莱夫派他到泽稷去，以便在那里策划一次大的政治密谋。后来格莱夫同舍尔瓦尔的联系中断了。希尔施先生如果愿意，是可以宣誓证实这几点的。这几点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格莱夫这一次又发了假誓，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涉及到舍尔瓦尔同施梯伯的关系，也涉及到施梯伯在科伦所作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真实性”。正当施梯伯在科伦 发誓作证说，他不知道舍尔瓦尔的住处等等的时候（见《揭露》第27页）[521]，在舍尔瓦尔和受施梯伯指派进行活动的格莱夫之间实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当然，这一切按 法律手续只能由希尔施（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也许会说）和舍尔瓦尔（这个人很难说）的供词来证明。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当然会保持沉默，德拉奥德、贝克曼、莫帕等人也是一样。

希尔施和弗略里（他为了这个目的在伦敦弗利特街费特巷斯坦伯里印刷所租了一台石印机）受格莱夫指派炮制了《致农业无产阶级》、《致人民的儿女》等传单，格莱夫把这些传单作为马克思派的传单寄给了普鲁士政府。

汉堡的证人豪普特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突然“失踪”以后，辛凯尔迪通过信使责成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物色一个能顶替豪普特角色的人物，他要能向陪审法庭“宣誓证实”豪普特的告密。警察总局答应为此付给一千塔勒的报酬。辛凯尔迪写道，政治警察局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这个案件的结局。希尔施同弗略里（后来他说这是出自“高尚的”动机）谈妥以后，表示自己愿意干。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突然弗略里从普鲁士大使馆带着停止执行的命令回来了。辛凯尔迪新写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普鲁士在巴黎的间谍贝克曼本来也得到去科伦的命令，以便证实施梯伯关于德法密谋的证词，也由于同样原因收到了取消以前命令的新命令。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此事希尔施先生非常了解而且也很能说明施梯伯和戈德海姆的为人。

弗略里得知，我打算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威·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的真实签名按法律手续在伦敦立案。他知道，有个叫贝克尔的流亡者跟维利希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他就以贝克尔的名义写了如下一封信：

“致崇高的柏林王国警察总局

　　即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

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

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

施梯伯在科伦向陪审法庭说，他得到这个记录本已经有两星期（在他把它交出以前），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曾考虑很久。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作为信使而来的格莱夫带给他的。而戈德海姆先生则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写道：

“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是写给柏林警察总局的。如果它真是出自贝克尔之手，那就应当寄往柏林。但是这封信寄给了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而这封信的 信封寄给了柏林警察总局。信封内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此用途将作 详尽说明。”因此，施梯伯是知道伪造这封信的目的的。弗略里也曾专门就这一点写信给戈德海姆。

可见，关于这个伪造物，在弗略里、戈德海姆、施梯伯和普鲁士警察总局之间是存在一种默契的。

（施梯伯没有利用这封信，因为他还在这以前就被迫放弃了记录本，因为施奈德尔第二不依靠我寄给的立了案的签名，已经在科伦弄到了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签名，此外，他根据我很早以前写的一封信知道，记录是希尔施伪造的。施梯伯打听到，施奈德尔和跟随他的其他律师，在法庭办公室里核对了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的签名。于是在下一次开庭时他忽然说出了他想出来的Ｈ·李卜克内西（见《揭露》第38—40页[522]）。）

施梯伯知道记录本是伪造的。否则他对真正签名的立案根本用不着害怕。

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施梯伯把他派到那里是为了就地同弗略里和格莱夫商谈如何挽救记录本。戈德海姆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回去，并告诉弗略里说，施梯伯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决定在万不得已时让他弗略里的名誉受损害。

于是弗略里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把手稿带给了希尔施，要希尔施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一篇声明，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市长提供伪证，说他希尔施就是李卜克内西，要市长证明这篇声明是真的。当弗略里把上述手稿交给希尔施去临摹的时候，他对希尔施说，手稿的笔迹是写记录本的那个人的，是戈德海姆从科伦把它（手稿）带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科伦拿出来的记录本并不是希尔施和弗略里所写的那一本；施梯伯亲自让人复制了一本。这一本与弗略里和希尔施炮制的那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非本质的地方以外，主要是弗略里所寄的记录没有签名，而施梯伯拿出来的记录 有签名。）

希尔施尽量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了声明。（他离开伦敦时， 手稿还在他那里。）声明的内容如下：下面签名人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他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和真实的。希尔施在去见市长的路上说，他不准备在市长面前宣誓。弗略里回答说他自己来宣誓。在这以前弗略里到 普鲁士领事馆（在那里他当然是非常出名的），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作为李卜克内西的签名）是真的。然后他同希尔施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市长要求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过了一天——但已经太晚了——弗略里在律师那里证明签名是真的。）

希尔施在他向弯街治安法官贾丁作的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中谈了这整个丑事。他的证词提交给了上诉法院院长哥贝尔，与此同时它的两份副本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律师埃塞尔。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希尔施本人从汉堡弄到柏林来，让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提供证词，并同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对质。但是要把现在还是头号“文明人”和“解放者”的舍尔瓦尔弄来，在现存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自己去提供证词，自然我就根本不能说我是怎样发现这个或那个事实的——不然就会说出各种各样不应该说的东西来。况且这样的证词也不能成为证据。

如果政府能秉公办理，那案件非常简单，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办理这个案件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来谈费舍 ［注：：见本卷第59—61、532—533和536—537页。——编者注］。

从1853年，即从我的第一本反对帕麦斯顿的抨击性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问世时起，我就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和他的拥护者（我不说他的党，因为在他的 专门领域即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认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先知者的那一派以外， 所有英国党派——从托利党到宪章派——都有他的拥护者）建立了某种契约关系。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地有时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有时不取报酬地为他们的《 自由新闻》提供文章（例如，我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以及论文《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 ［注：：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等），并把我个人掌握的关于俄国密探如班迪亚等人的材料交给他们使用。费舍可说是乌尔卡尔特派在柏林的公认的 正式代理人，但是关于他在那里的活动，我只是凭传闻知道他出版《公文集》 ［注：：《新公文集》。——编者注］而已。这就是我怎样同费舍发生关系的情况（我只是偶然在伦敦一家报馆的办事处里碰见过他，并利用这个机会要他向你转达了问候）。他在柏林为我和恩格斯代办过各种事情。在对内政策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同他交换过一句话，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我同乌尔卡尔特自从下面这件事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有一次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他也是如此坦率地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革命者要么是彼得堡内阁的密探，要么是受彼得堡内阁愚弄的人。

在我们和费舍来往的信件中，他总是十分审慎，只限于谈论我们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观点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你大概读过乌尔卡尔特的著作，因此在这里来分析这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多余的（即便不谈这点，这封长信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就已经使我非常疲劳了）。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 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 客观上革命的运动。

他的德国拥护者，如布赫尔、费舍等人（后者的小册子《俄国佬》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读也知道它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甚至学去了他那种具有独特的混乱批判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怪癖，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 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 官方人物。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 都是诚实的人，因此在没有 证明情况相反以前，也应当认为费舍是这样的人。

至于费舍和哥达公爵 ［注：：恩斯特第二。——编者注］的关系，我根据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是一种 雇佣关系。因为这个公爵属于乌尔卡尔特用来反对帕麦斯顿和任何内阁篡权的英国王朝（洪堡预感到这种内阁篡权时问道：“为什么从来不向内阁阁员开枪呢？”），所以对乌尔卡尔特来说，最方便的就是在德国用他的名义反对俄国和帕麦斯顿。因此费舍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英译本就题为《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而帕麦斯顿对它那么重视，竟亲自用一篇专门的（匿名）抨击性文章[523]来予以答复，从而使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要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是用不幸的科堡家族来做 他亲俄的替罪羊的，而这本小册子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阴险的诡计。

完全可能，费舍反帕麦斯顿的言论在柏林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它们对英国却很重要（因而反过来对德国也很重要），因为乌尔卡尔特派巧妙地利用这场论战，把它夸大，把它描绘成 德国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而在英国的论战中加以利用。

我们同乌尔卡尔特派一起对俄国、帕麦斯顿和波拿巴进行的这场战争，参加的有 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欧洲所有首都的 所有党派和阶层的人，费舍也是其中之一。相反，我同布赫尔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因为那 没有好处。假如他住在柏林而不是住在伦敦，那是另一回事。

一当我们在德国进入 革命的时代，我们当然就会停止搞外交，即无论哪一方面都丝毫不掩掩盖盖，甚至不口是心非的外交。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些英国的联系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在德国现在根本不存在 革命的政党，而反动的最丑恶的形式，我认为是譬如在《国民报》上所表现出来的普鲁士王国的宫廷民主，这在《人民报》上也有某种程度的表现（对坏蛋芬克、摄政王 ［注：：威廉。——编者注］等人的赞扬）。

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这派不熟悉情况的成员从熟悉情况的成员那里得到启发；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伦敦唐宁街[524]进行殊死的战斗。让他们去设想这个斗争会使“盎格鲁撒克逊的”秩序建立起来罢。我们革命者必须在他们还有用时利用他们。这并不妨碍我们，当他们在对内政策上反对我们而成为一种障碍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乌尔卡尔特派对于我用自己的名字同时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当它还存在时）写文章，从来没有过意见。厄内斯特·琼斯曾笑话乌尔卡尔特的胡言乱语，在自己的报纸上嘲笑他，但是就在这同一家报纸上，他曾公开承认乌尔卡尔特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作用。

最后，乌尔卡尔特的浪漫主义，尽管对法国革命和一切“公共事物”怀有狂热的仇恨，但却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它的坚决主张是个人自由，只是意思极其含糊。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给“个人”披上各式各样古老的服装。

祝好。

你的　卡·马·

[448]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515]马克思在这里是回答拉萨尔要他去柏林为审讯艾希霍夫时作证人的建议（见注29）。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告诉拉萨尔的关于警察局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施展阴谋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4中也利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第538页。

[516]关于马克思同尤赫的会见，并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和20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506—507页）。——第538页。

[5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页。——第539页。

[518]马克思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维利希—沙佩尔同盟，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并见注44）。——第540页。

[5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9—470页。——第540页。

[520]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一控告称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1853年，由于投向警察局并为之效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原盟员亨策的告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被捕。1854年根据这种伪造的密谋罪，他们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三年至五年）。关于对警察局这种挑衅行为的揭露，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8—449、451、734页）。——第541页。

[5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6页。——第542页。

[5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499页。——第544页。

[523]帕麦斯顿对费舍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答复，大概在英国报刊上是以“伊斯马伊耳”的笔名发表的。——第548页。

[524]唐宁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国外交部和首相官邸的所在地。——第549页。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我长时间没有写信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我从曼彻斯特回来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后来病了。我至今还在受医生的照料，几乎不能写东西。

至于您同恩格斯先生的事，那是由于他不得不再次突然去德国而耽搁的。他在返回曼彻斯特途经伦敦时[82]对我说，他要马上付清那笔不大的账。他很遗憾未能对您更多地帮忙，而且决没有想要您负担往回运酒的费用 ［注：：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您的书 ［注：：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我读了感到很愉快，而且很受教益。我基本上同意您对恢复匈牙利的条件的看法，但是不同意您替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后者在1848—1849年象出卖意大利那样出卖了匈牙利。在这以前，他对波兰也这样干过；后来他又同样地对待切尔克西亚。他从1829年起就是与彼得堡内阁保持密切联系的 俄国代理人，现在依然如此。他是无法割断这种联系的。当然，俄国希望毁灭奥地利帝国，但是它决不希望让这个帝国的组成部分各自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匈牙利的真正恢复，比起动荡的、不稳固的和胆怯的奥地利来，对俄国的东方政策会是个更大的障碍。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国家的利益起见，我但愿您不要收入给帕麦斯顿的《备忘录》[525]，不要谈论俄国的真正利益，甚至不要暗示瓜分土耳其。而现在，您所疏远的英国政治家，正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尊重您，都更少受科苏特派诽谤者影响的人。（科苏特不久前曾通过他的一些代理人声称，您在阴谋反对他，因为他至少在原则上是个共和派，而您却属于“立宪的和贵族的党派”，而且他竟能把他的这个观点强加给了某些周报。）

请原谅，我冒昧地向您坦率指出了我不能同意您的几点。希望我对您的著作和您的活动感到兴趣这一点，将足以为我表白。您什么时候再来伦敦？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佩尔采尔给我回信了 ［注：：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信中 承认我对他说的那些有点滑稽的恭维话是 公正的，但同时又非常客气地拒绝提供我所希望的解释。看来，他写信时心情相当忧郁、伤感和沮丧。

还可以告诉您一件奇闻，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 ［注：：巴布斯特。——编者注］去年冬天就我发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作了讲演[526]。

[82]5月下旬，恩格斯在去巴门探望重病的母亲之后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第59、533、550页。

[525]指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1859年6月11日给帕麦斯顿的一份《备忘录》。瑟美列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帕麦斯顿的活动大为赞扬，呼吁他协助匈牙利取得独立。备忘录作为单独的一章收入瑟美列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一书中（见注412）。——第550页。

[526]这件事是流亡巴黎的俄国新闻工作者萨宗诺夫在1860年5月10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的（萨宗诺夫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20—421页）。——第551页。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黎

1860年6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您能否费神把附上的这封信转寄给 洛美尔？我通过您寄信，是因为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洛美尔本人的地址，而这个地址看来是靠不住的。洛美尔至少在他最近的几封信中没有提到我寄给他的一些信，我问他，他通知我已寄出的那个邮包怎么还没有寄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也没有回答。

请代我向席利致衷心的问候。请您快点把拉尼克尔寄给他的信[527]寄给我。

我能重新工作，才只有几天，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正在复元。

7月初将在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报》的出版人，通过第三者 ［注：：费舍。——编者注］向我建议为他们撰稿。我还没有作最后答复。我想先比较确切地了解一下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和它的倾向。但是，从目前报上发表的广告来看，我以为它将持“民族联盟”[18]的立场，据柏林的一位朋友 ［注：：大概是费舍。——编者注］来信说，最好是从外部对它的倾向给予有力的影响。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直接从柏林或通过伦敦接到相应的建议，您是否会同席利一起为这家报纸——看来它是有 经费的——写通讯？请您 立即答复我，因为我当然只有先保证在巴黎得到同意，才能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

阿布的抨击性小册子 ［注：：艾·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编者注］有这样一个功绩，就是哥达派[528]的用语在这里正式被承认完全是属于波拿巴的。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萨宗诺夫。

祝好。

　　您的　卡·马·

给洛美尔的信请尽快转寄。

[18]帝国流氓是马克思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1849年6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12、66、93、254、382、552、614页。

[527]拉尼克尔给席利的信的片断，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6页）。——第552页。

[528]指哥达党。这个党是1849年6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552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8月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很抱歉，我今天才收到您的信[529]，因为我有好几天不在伦敦。现附上三十二帝国塔勒，并深深感谢您为我操心，请您 向最高法院提交控诉书。我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还是不愿放过争取自己权利的任何一个机会。我认为上诉法院的理由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请您 立即把您在1860年6月21日提交的控诉书原件寄给我，如果控诉书暂时还必须留在案卷里，那就请您委托您的秘书把控诉的几点大体上抄一份（并列出论证各点的附件）寄给我。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529]指法律顾问维贝尔给马克思的信，信中维贝尔通知说，上诉法院于1860年7月11日驳回了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见注9）。上诉法院关于驳回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01—702页）。——第553页。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既然必要，那我不管好坏一定写一篇文章 ［注：：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编者注］。今天济贝耳派了一个巴门的年青人来纠缠我，弄得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希望明天能坐下来写这篇东西。此外，不可原谅的是，摩尔甚至对我提出的关于济贝耳的问题都不答复；我已经拖了十天没有给济贝耳回信；他至少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应当向济贝耳说些什么。找出版人的问题至今还什么事也没有做 ［注：：指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找出版人。——编者注］，这也是荒谬的；其次，谈判谁知道会拖延多久，再加上德国印刷方面司空见惯的拖拉作风——我们将这样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爬进1861年；这不能怪任何人，而只能怪摩尔先生自己和他的过分认真，因为他自己既没有对出版人的问题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使济贝耳有可能去做这件事。而同时整个欧洲会乱叫乱闹起来，公众也会完全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硫磺帮[47]实际上究竟是谁，传单《警告》[42]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泰霍夫的信[37]中哪些是谎言，哪些不是。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

用三个印张立即答复福格特，无论如何会比那时以来所做的一切意义大得多。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 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 根本找不到出版人。

现在谈一件滑稽的事，但这是很秘密的，不能让它从格拉弗顿坊9号的墙缝里透出去。请想象一下，这个可笑的济贝耳来到巴门，跟一个庸俗女郎一见倾心，在那里同她订了婚，打算不久就结婚并定居巴门。这么个笨蛋。他在我面前不好意思，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他在极严格的保密等等情况下告诉了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发生变故，会有一场开心的喜事。

衷心问候摩尔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37]指福格特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 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性《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终第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54、446、453、554页。

[42]指马克思力图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是那个揭露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马克思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福格特在自己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并诽谤马克思把布林德当作自己的党的替罪羊。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怯懦行为，他们不敢同波拿巴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在布林德和排印传单《警告》的印刷厂主霍林格尔的压力下，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维耶于1859年11月写了个声明，说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总汇报》拒绝刊登这项声明，它发表在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中（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但是，1860年2月8日维耶向治安法庭作了供词，证明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和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54—459页）。——第24、30、554、561页。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530]这封信是对燕妮·马克思1860年8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673页）。——第554页。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8月2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大约两星期以前，我曾请您将上诉法院驳回的您的控诉书中 控诉的几点抄一份寄给我 ［注：：见本卷第553页。——编者注］。我必须重申这个请求，因为没有这个抄件，上诉法院的决定中有几点我无法理解。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8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接到您非常友好地寄给我的短信，不胜惊喜。

我自己没有写信是不难说明的。自接到您的最后一封信后，我长时期患严重的、折磨人的肝病，这病几乎使我无法握笔。后来有一个熟人告诉我您在伦敦，因而我就不能肯定寄往巴黎的信您是否能收到。

正如您正确地指出的，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但是据我看来，在欧洲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大的危险是盘踞在华沙的 合法反革命与盘踞在土伊勒里宫的 非法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是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形势，并且尽可能更好地利用它。即使加里波第（他的真实意图我从寄给我的私人信件中得知）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旗帜，我也仍然希望来年春天有机会使各民族的事业同法国反革命勾当永远一刀两断。

我有一件事向您请求。最近科苏特竭力想挽回他在美国失去的影响。我打算揭破他的伎俩，因此您如能将这个假英雄的最近的行径 尽快地并尽量详尽地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曾经在（或者现在还在）巴黎；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到过都灵；为了什么事？也许您还可以补充一些1859年战争时期他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现时的滑稽可笑的趣闻。

鉴于即将来临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确立德国自由派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友善关系而排除任何怀疑——我不久将有机会向德国说明自己的意见（不是口头，而是在报刊上）；另一方面则要使双方都不承认科苏特这个所谓匈牙利民族的代表。

在伦敦这里，我仍旧住在而且以后还打算住在老地方，即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如果您再来伦敦，我希望您不要再忘记我的地址。此外，我的妻子对于未能亲自认识您感到十分遗憾，她早已从您的著作中了解到您的卓越才能。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1860年8月2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我是贵报的一个订户，而贵报又于去年就我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柏林敦克尔出版）发表短文予以好评，使我很受鼓舞，所以我不揣冒昧向贵报投寄一篇文章 ［注：：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又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也许贵报读者会对此感到兴趣。如果除此以外我再寄上某些问题的报道、通讯等等而对贵报有用的话，我将很乐意这样做。顺便提一下，我也许不久就能给贵报投寄几篇有关惠特沃思火炮等方面的有趣报道。贵报自然非常清楚英国在军事上的进步对德国也具有的意义。因为在德国以外，归根到底只有英国是我们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天然的和必要的同盟者。

如果贵报要求撰稿人提供服役经历，那对我的经历当然不会感到满意；我在普鲁士近卫军的炮兵旅当过一年志愿兵，只做到炮手为止，后来和武装起义者一起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进军。但是脱离现役以后，我总是不断研究军事问题。

我的文章如蒙贵报刊载，请立即按印刷品邮寄给我一份清样。我将把这篇文章的译文立即作为《军事总汇报》文章的摘录登载在英国报纸上，而这只会对贵报有利。不然请把手稿退还。因为通过书店来的《军事总汇报》，要在报纸出版后一个月才能到达，如贵报不把文章寄给我，那就要过很久，它在这里就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了。

请贵报尽快就我在4月份出版的最新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刊登一篇公正的评论。

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很高兴终于又得到你的信息，美中不足的是你不能告诉我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更令人愉快的消息。我自己一直患肝病；这不象痛风病那样疼痛（而且至少在英国人看来，也不是那么雅致），但对于脑力劳动也许妨碍更大。

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之所以延迟出版，除了因为我必须做些更急迫的工作以外，是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1．我本来想等到对《 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打算。

诉讼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检察官，接着是检察长都驳回了控告，理由是案件不代表足以引起官方干涉的“公众利益”。于是就提起了民事诉讼。 市法院作出了驳回控诉的“决定”，因为侮辱性的几段话只是“引证”的（注意，这是不真实的）。 上诉法院宣布市法院的理由是 不正确的，但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由是污蔑性的几段话没有牵涉到而且不可能牵涉到 我（法院通过“不正确的引证”来证明这一点），《 国民报》没有侮辱我的意图等等。“决定”的笔调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些家伙的惊惶失措。现在案件已转到 最高法院。这样，我对普鲁士司法的认识就更丰富了；现在我知道，私人一般能否使案件得到 公开审理，要取决于法官的决定。要知道所有这些决定无非是些企图阻止我在法庭上当众控诉《 国民报》的“预防措施”。看来，法律顾问维贝尔丝毫不了解我同普鲁士政府的友好关系，因此他在他的信中对这些“无法解释的”决定表示惊讶。

你知道，我对《 国民报》提起诉讼是在收到 福格特的书 ［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以前。结果我是做对了，因为《 国民报》以值得称许的机警收集了福格特书中 一切，确实是 一切要受到刑事追究的 诽谤指控（我这里所说的是符合刑法典规定的那种诽谤，对这些先生们的一般谩骂我不愿意按法律手续去追究），而有的地方甚至比书里说的更尖刻。但是对每一点我都能够不是要求对手来 证明他的指控的真实性，而是自己 证明这种指控的虚假性。唯一例外的一点是关于往德国寄了几百封恐吓信去进行敲诈。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报》当然必须从它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弄到一封这样的恐吓信。因此，各级法院都明白，如果弄到公开审理的地步，那末《 国民报》就要被判罪，而这——尤其是我在法庭上的胜利——就会“与 公众利益相矛盾”。“ 最高法院”一定会想出一种新的花招。无论如何，普鲁士人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材料，他们很快就会在伦敦报刊上看到它的令人愉快的后果。

2． 出版人——这是目前阻碍全部事情的一个困难。小册子在普鲁士显然无法出版，因为其中一些涉及施梯伯等人的地方会使出版人遭到控诉。我同汉堡等地进行的交涉至今毫无结果。这些先生不是干脆拒绝，就是对小册子的笔调和内容提出条件，当然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要是奥·迈斯纳不是在这以前出版了除你和格律恩以外也有福格特及其一大帮人——班贝尔格尔、西蒙 ［注：：路德维希·西蒙。——编者注］等等参加的《民主研究》，那他是会承担这件事的。

最好是在这里刊印小册子并通过这里的一个德国书商在大陆上推销（福格特在日内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象福格特那样拥有使我能在这里刊印十二到十五印张的小册子的波拿巴津贴。

情况就是这样。你明白，我在反对福格特时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慈悲，这是不合乎德国出版者对待这位教授先生的心意的。我对他就象对骗子和小丑一样蔑视，也就是给他以应有的蔑视。

我也收到来自瑞士和美国的许多询问小册子出版问题的信件。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我已经有几个月避免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了，因为我不愿意同他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另一方面，在这种关键时刻胆小怕事（由于怕损害同他的老板詹姆斯·法济在业务上的关系）使我很反感。（我认为特别不合适的是，我已用 司法文件向他 证明，布林德不怕罪过加重，从排字工人维耶那里骗取了关于传单《警告》的 假证词[42]来放在《 总汇报》上发表，在这以后，他仍继续同布林德保持密切来往。）虽然表面上 我们同过去一样是“朋友”，但是我们家庭之间的来往已经完全中断了。你是知道的，我妻子是个性很强的人。

希望很快能得到关于你自己的好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42]指马克思力图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是那个揭露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马克思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福格特在自己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并诽谤马克思把布林德当作自己的党的替罪羊。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怯懦行为，他们不敢同波拿巴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在布林德和排印传单《警告》的印刷厂主霍林格尔的压力下，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维耶于1859年11月写了个声明，说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总汇报》拒绝刊登这项声明，它发表在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中（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但是，1860年2月8日维耶向治安法庭作了供词，证明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和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54—459页）。——第24、30、554、561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信写得很简短，希望你还能收到。

1．我已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前天），请他答复你的问题[531]。没有得到回答。当然罗！答复这样的问题 是会违背他的职责的。

2．关于福格特的书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经过种种尝试，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 在伦敦付印。不过，书是有意写得 不可能被没收的，因此即使它不能在柏林付印，也还是能够象其他任何书籍一样，通过莱比锡在德国推销。可以把书直接从这里转寄到瑞士、比利时、美国去。一部分钱由恩格斯付，一部分钱由我付。但这事花费很大，因为一印张在这里要花四英镑半。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去筹一部分钱。我指望能成功，已经让人在下星期就开印。如果钱筹不到，那我们只不过损失到那时为止所印成的那几印张的费用。

3．加里波第以前完全象马志尼一样同意我对 波拿巴的使命的看法。我有过加里波第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但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有意义了。加里波第一旦使意大利人的斗争不依赖于波拿巴（而 这也正是他的目标，他在给我的一个英国熟人（格林）的 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这样说） ［注：：见本卷第77页。——编者注］， 革命政党内部所有的争论问题就会消除。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纲领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你拟好一个草稿，那恩格斯、沃尔弗和我会同你就可能进行的修改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 正是由我们（在英国这里）从民族立场出发采取行动，这在我看来——姑且不说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

4．至于我们对俄国的态度，我以为你是弄错了。我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独立形成的，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力气，对俄国外交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的。诚然，在德国，人们仇视俄国，而我们早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就已宣布对俄国人的战争是德国的革命使命。但是仇视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5．你对我的书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称赞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出自权威的评论者之口。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25]。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

我的书在俄国引起了轰动，有一位教授 ［注：：巴布斯特。——编者注］在莫斯科就这本书作了讲演。我还从俄国人和懂德语的法国人那里收到许多封关于这本书的友好信件。

6． 关于亨·毕尔格尔斯[532]。这很象温柔的亨利希。诚然，他名义上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但是他除了一篇文章以外，从来没有在该报写过什么东西，而这篇文章还被我删掉了一半，改写了另一半。毕尔格尔斯气得要死（这是在该报初创的时候），要求普遍表决。我例外地同意了，但同时声明，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普遍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家都反对他。从此他就不再写东西。此外，监狱似乎使他变得很温和了。在这方面被囚的狼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值得称赞。他是与毕尔格尔斯完全相反的人。

但是比毕尔格尔斯更使我恼怒的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有才能而又精力充沛的成员哥丁根的律师米凯尔归附了卞尼格先。

7．在柏林出版了艾希霍夫博士的《警察剪影》。写得不好，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使人对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警察局”和“法院”看得一清二楚。书立即被没收。有一本顺利地寄到了这里。

8．至于说到 普鲁士的诉讼程序，我应当承认我是完全无知的。我从来没有设想能得到实际的满足，但是我以为诉讼程序至少应当让我能达到 公开审理。这就是我所曾希望的一切。

难道按照（旧的）莱茵省的诉讼程序，私人控告侮辱或诽谤也要得到司法当局即政府的事先批准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531]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打听关于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是该行伦敦分行的职员。——第562页。

[532]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毕尔格尔斯在科堡民族联盟的会议上所作的公开演说中号召实现普鲁士的领导权。——第563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刚给你发出一封信，就收到这封信，现在寄上。

你的　卡·马·

[533]这封信是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9月15日给他的信的第一页上端写的附言。马克思曾根据拉萨尔的请求向弗莱里格拉特打听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是对这一问题的答复（见本卷第562页和注531），马克思把它转寄给了拉萨尔。——第565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立即转寄给他了。

当然，我给你写信，说你应当想办法“去筹”一些钱，我用的是含糊的说法。决不要去找同我 个人没有友好关系的人。如能快些收到这笔钱总是好的。不过，我认为这钱不会白费，因为生产费用无论如何是能够收回来的。

恩格斯在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猎兵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编者注］，后来又被译载在曼彻斯特的《志愿兵杂志》上。全部伦敦报刊都在转载和讨论这篇文章。

就我直接从加里波第的营垒中收到的信件来看，情况令人忧虑。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并且他掌握着维克多－艾曼努尔。加里波第将很难抵抗住波拿巴和皮蒙特军队，况且意大利的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匪帮都是同卡富尔站在一起。加里波第自己的军队素质变坏了一些，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分散到那不勒斯的败类和皮蒙特的士兵当中去。

这一次我没有回你的信，只写了这么几行，请你原谅。除了看校样 ［注：：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校样。——编者注］的（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日常的事务以外，我还受到一种犒赏——整个左边头部讨厌的神经痛。

祝好。

你的　卡·马·

最高法院还没有作出决定。一旦这事失败，我得不到公开审理，我就要在这里出版一个一印张的小册子：《 普鲁士的司法》[534]。

[534]这个题目的小册子马克思没有写。——第566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只给你写几行，请原谅。我现在除了日常事务以外，正忙于看校样。

如果你把能够寄给我的钱在11月初寄来，我将 非常感激，因为我已向印刷厂主开出一张11月初到期的期票（其实，对伦敦的印刷厂主通常是 按周付款）。

今天我收到最高法院的最后驳回的决定，内容如下：

“您今年8月23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7月11日就《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确定客观上是否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实际上是对事实的裁决，只有当上诉法官的决定在这点上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对他的决定向王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费用……”

你的健康怎样？我的身体还是很不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非常感激地告诉你，十二英镑我已收到，是星期六寄到的。你提到的那两个人 ［注：：阿辛格和敦克尔。——编者注］，你还是 不要去找。

瑟美列的声明使我吃惊，不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任何事情总是会使我吃惊的。瑟美列的行为决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由于患有“治国才略”的毛病！

印书的事 ［注：：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一结束，我就能腾出手来，那时，将详细地写一封信给你。

你的　卡·马·

在合众国，这一次取胜的，应当指望，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论坛报》是它的机关报）。

今天我给我的律师 维贝尔写了信，要他把同我的诉讼有关的文件转交给你。请你暂时代为 保存。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敦

[1860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由于我的妻子患很重的病（ 神经热），我没能在星期日同您会面，也没能在那以后的某一天去拜访您。波克罕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星期日见到了您。

《 奥格斯堡报》 ［注：《总汇报》。——编者注］上提到您的那篇文章，是住在我附近的一个朋友比斯康普博士写的。

我的妻子和我向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11月18日的《 星期日邮报》杂志刊登了一封注明“ 1860年11月14日于维也纳”的信，这封信完全是按您的公开声明的精神写的。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敦

1860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友好的信和科苏特—科布顿的备忘录[535]，这在我的上一封信中忘记提到了。

我妻子的病情还没有好转。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 第二个“ 我”，是我过去给您的那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现住在：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 星期日邮报》我有时从一个巴黎朋友那里得到。这个加内斯科是不是瓦拉几亚人？无论如何，从他的名字看，他原籍不是法国。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535]马克思把瑟美列寄给他的英国议会议员桑福德和科苏特在1854年5月30日谈话的纪要称作科苏特—科布顿备忘录。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瑟美列是从他收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的信中知道的。涉及匈牙利与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谈话的摘录，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2—753页）。——第569页。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60年1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恳请您把附上的声明 ［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尽快地在《 人民报》上刊登出来，并寄给我一份报纸。

下星期您大概可以收到一本我的 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我将给我的朋友拉萨尔寄去三本——一本给他，一本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本给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

您能否费神把这件事通知拉萨尔。同时告诉他，我的妻子患很危险的神经热已有一个星期，照医生的嘱咐我不得不使我的三个孩子离开了家。拉萨尔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写信给他；如果他自己写信的话，我将非常感激。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济贝耳： 祝你和你的夫人新年愉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你，我的藏书以及你的来信都已寄到。

请你从你预定的六本《福格特先生》中，寄一本给《 科伦通报》，寄一本给《 北德报》（汉诺威），由你自己斟酌寄三本给文学杂志。而主要的是你自己要读一本并给我提出意见。

至于《 科伦通报》，那你可以利用这家小报来反对《 科伦日报》。

书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的销路很好，因此佩奇“打算”出第二版。为此极重要的是，你要尽可能把在德国出现的有关这本书的 一切情况都弄到，使我对这一切都能了解。（我在这里只看《总汇报》、《新普鲁士报》和《人民报》。）

在《 自由射手》上已经发出爱·梅因的凄惨的“绝望的号叫” ［注：：爱·梅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编者注］。别人也会跟着叫的！

希望下次你能抽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一封信给我。

最近我的处境很困难。我的妻子五周来病得很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三个孩子都带出家去。

至于席利，我们要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我刚刚发觉，写给你的信——今天收到的信的复信——我寄错了地址，写成： 爱北斐特，留局待领，小卡·济贝耳。现在来纠正它。再一次向你衷心问好。

恩格斯刚才告诉我，高傲的博尔夏特医生很不满意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提到曼彻斯特的“三个德国医生”曾给《人民报》提供经费[536]。真是一个可怜而又傲慢的傻瓜。

祝好。

你的　卡·马·

[5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0页以及本卷第464页。——第572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1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向你表示最良好的、但是迟到的新年祝贺。

我的妻子正在恢复健康。她这一生病，连我自己也生了重病，目前正患肝炎。这也是出人意外的新年快事。这病一直是慢性的，而现在是急性发作了。

这就是我没有写信的原因，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对你的痛苦在内心里都是极为同情的。但愿你能在下一封信中告诉我们关于你自己的较好的消息。你要是能给我寄来 比较详细的病历，那我可以去请教一位医生，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医术 天才 ［注：：马克思指的是龚佩尔特。——编者注］。不过他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曼彻斯特。

王国普鲁士的大赦[146]——它实际上把所有流亡者都排除在它的恩典之外——使我感到很可笑。不过，刚刚加入民族联盟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凭着对“恩典法令”的相应解释，是能返回祖国的。至于布赫尔、弗莱里格拉特、波克罕、施潘道的戚美尔曼和其他许多人，则早已成了“归化了的英国人”。

曾担任《新普鲁士报》驻伦敦记者，后来是《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537]）编辑之一的孚赫，其实是一个跟任何人都 合得来的人，因为他不仅不掩饰，反而公开显示他那柏林式的随风倒的特色，凡是知道他的人，一般谁也不在政治上严肃看待他，而这个孚赫以为他现在可以扮演普鲁士的科布顿的角色了。请便吧！至少他在离开伦敦时的计划是这样。

我的一个朋友约·菲·贝克尔现在在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那里。他来信说，南意大利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是由马志尼的拥护者组织的，加里波第不太聪明，在他的朋友们的营垒里是一片慌乱。此外，加里波第同意马志尼这样的看法：卡富尔对维克多－艾曼努尔始终怀有不良意图，他不如说是波拿巴的直接工具；在加埃塔进行干涉[156]，后来委派拉法里纳去西西里岛，委派法里尼去那不勒斯等等，都无非是周密安排的几着棋，以便迫使维克多－艾曼努尔向法国再作领土让步，并在南意大利向缪拉特让步。这点他是做得到的，不久就会看出来。

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现在就已开始战栗了。

我很少读德国的东西，但是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本阿·巴斯提安的书《人在历史中……》。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

达尔文的著作 ［注：：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最近我较多地看到德国报纸。都是些讨厌的东西。而且是自命不凡的平庸东西，真是令人作呕。

你能否寄给我艾希霍夫的《警察剪影》第二卷？这里弄不到。

现在我还读完了瓦勒斯罗德的《死人的检阅》。那里有很美的故事！但叙述得很不生动，不过这要归咎于该书出版的时代。

衷心祝愿你恢复健康，并代我的妻子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刚刚到过巴黎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告诉我的朋友席利说，情况“不好”。同时他对“克拉普卡”反映很不好。但是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我也不十分清楚。

[146]1861年1月12日，在普鲁士由于威廉一世即位颁布了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恩格斯就这个题目所写的一篇文章没有刊登出来。——第144、573页。

[156]由于1860年在意大利南部展开了推翻那不勒斯王国波旁王朝的统治和统一国家的斗争，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反对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60年9月，拿破仑第三派遣军舰到加埃塔要塞，那里躲藏着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见注81）。法国军舰阻碍了对加埃塔建立海上封锁，但是拿破仑第三于1861年1月在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回法国分舰队。——第157、574页。

[537]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第574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信写得很仓促，甚至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西蒂区写的。最近就会给你一封答复 你的全部问题的详尽的信。首先感谢你寄来的东西。其中一份我已转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第二份将寄给恩格斯，第三份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份很能说明当代历史特点的出色文件[152]。

请费神把附上的便函[538] 立即送给艾希霍夫先生。

在目前你的健康状况下，出于对朋友的责任，我不能强迫你从事新的写作。否则我认为，写一本你所构思的那种针对察贝尔的抨击性小册子，倒是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

妻子向你和伯爵夫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衷心问好。她的健康正在迅速恢复。至于我，我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不服任何药物了（昨天喝完了最后一瓶药）。

请代我问候伯爵夫人。下一次给你写信时，我也要给她写上几行。

　　完全属于你们的　卡·马克思

[152]马克思大概是指拉萨尔寄给他的那份备忘录，这是拉萨尔由于在1856年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案而写的，并于1861年初以《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非法侵占财产的控诉书》为题呈交普鲁士众议院。控诉书还附有一件致内阁的便函，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第149、576页。

[538]马克思在给艾希霍夫的便函中大概是说他有意把1860年出版的艾希霍夫的抨击性小册子《柏林警察剪影》译成英文，并全文或摘要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同时可能加上他对该小册子的评论。艾希霍夫在1861年2月16日的信中同意小册子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打算没能实现。——第576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1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已同恩格斯谈好，那三十英镑你 随时都能收到，而你垫付的费用，在得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能还给你。因此不必去找裁缝了，请你告诉恩格斯，他应当 在什么时候寄钱。 ［注：：见本卷第152和154页。——编者注］

我必须亲自去荷兰一趟，否则我无法度过目前的危机。请费神向你熟识的某个商人打听一下，在荷兰关于 护照的情况怎样？是否一定要有护照？《论坛报》的“卑劣做法” ［注：：见本卷第148和152页。——编者注］，再加上其他倒霉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更加恼火，是因为这使我不能遵照医生的嘱咐为恢复我妻子的健康而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尽管我不属于“德国的受难者”之列，而且总是对这类人抱敌对态度，然而我认为我已饱尝了流亡的苦楚。

除了拉萨尔的建议以外，德国其他两个地方也建议我写政论。但是我以为——你大概也同意我的意见——风暴还没有临近到现在就接受这种建议的程度。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要是把发表在《评论》 ［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上的恩格斯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同阿尔诺德向你撒的谎对比一下，那你就能看出，卢格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骗子。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门

1861年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七份签了字的契约寄还，第八份留在我这里。[539]应当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很难决定走这一步。 肯定能留给我们的父亲的企业就只有这一家，要我自己放弃它，心里很难过，况且，我认为这样随便地放弃，并没有足够的根据或理由。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我也有一份权利，我的弟弟们 ［注：：海尔曼·恩格斯，艾米尔·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无权要求我无缘无故为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我的权利。我的要求是绝对合理的，而且我又是非常及时地提了出来，以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被考虑进去。当艾·布兰克在这里的时候，他承认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什么也没有通知我，只是当其余的人把一切都已商量好了，才要求我同意放弃自己的意见，作为说明的一些理由（在艾米尔 ［注：：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的信中），也许带有非常务实的性质，但是这种理由 我是无论如何决不会提出来对付自己的弟弟们的。留给 我的唯一慰藉只是艾米尔的 保证，即他艾米尔 确信哥特弗利德·欧门决不会破坏他同我订的契约。但是他的这种信念被我们的律师否定了，律师曾不止一次地对艾米尔说过，契约 本身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合法的保障。弟弟们得到的是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而我得到的却是艾米尔的“信念”。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以为，无论是我在你那里时[64]的表现或是我的信件，都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丝毫没有阻碍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图，相反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因此我也不多说什么，就签署了这个文件。我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来烦扰你，惊动你。我不会为此生弟弟们的气，只要他们以后不是逼得我非提不可，我甚至不愿意再对他们提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我也不打算夸耀我认为我所作的牺牲。不过我应当坦率地告诉你，我在这件事上主要考虑的是什么；自然，我根本没有设想你能使事情解决得对我更有好处一些。相反，我知道在每次谈判的时候，你也总是想到了我，并且为我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

问题解决了，事情就算结束了。你任何时候也不会再听到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自然，要是艾米尔到这里来，我一定象往常那样尽我兄弟之谊。尽管我同他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在这里的时候对我的利益是很关心的。

睡衣已经收到，来得正好，因为天又冷了。但是红色的镶条有些不合这里的风尚。我还有一只会捕鼠的小狗，它现在成了我家里的伙伴。

希望你感冒已经痊愈，并且希望，摆脱与遗产有关的一切忧虑会对你产生良好的作用。而济克 ［注：：指济克河岸上的一块地段。——编者注］应当尽可能买下来！

衷心问候海尔曼、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64]恩格斯由于父亲去世，从1860年3月23日至4月6日在巴门。——第44、578页。

[539]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以后，兄弟们向恩格斯提出，要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放弃对他父亲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的权利。提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之一是，恩格斯从1849年起居住在国外。对恩格斯的补偿则为：拨出一万英镑来巩固他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使恩格斯能够在以后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但是英国法律使公司合伙人的权利在本人死亡以后很难转让给他的继承人，因而兄弟们的建议损害了恩格斯的继承权。恩格斯在1864年才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关于这点，见注395）。——第577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575—576页。——编者注］以后，没有如愿接着再写第二封，因为在这时发生了 危机——货币危机。德纳自纽约来信说，他们（《 论坛报》）辞退了他们 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留下了我一个，但是：（1）《百科全书》 ［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暂时停止出版，（2）我撰稿暂停六个星期，最后，（3）此后我每星期少写一篇。

由于这些情况以及妻子治病的花费，我必须到荷兰我表舅菲力浦斯那里去一趟，以便整顿一下我的财务。因为我需要路费，所以在你名下开了一张为期六周的二十英镑（大约三十四塔勒）的期票。我将 在到期以前从荷兰寄给你这笔钱， 或者我自己把它带往柏林，因为我也可能去那里。我要是能越过（如果我是卡尔·海因岑——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540]——我就会说迈过）荷兰国境而进入德国国土的话，那我当然会作为 旅行者来的。

你的　卡·马克思

[540]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是德国一首同名歌曲中的人物，这首歌是对十六世纪的所谓粗俗文学的民间讽刺性的摹拟作。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把海因岑的政论文章比作这种文学作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第580页。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门

1861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本来要立即答复你的亲切的来信，但是由于艾米尔 ［注：：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一来，日常事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回信就完全写不成了。昨天早晨他已经走了，想必今晚就可以到达恩格耳斯基尔亨。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由于事务上的问题生弟弟们的气；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被迫自行放弃父亲的企业，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而且，我认为是属于我的那种 权利，在与此毫无关系的种种借口下被轻易地剥夺，而要求我同意又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注：：见本卷第577—579页。——编者注］，这也不能不使我深感不快。我不想说事情现在就不那么好；也许甚至比我的意见得到考虑的情况下还要好些。但是这一点恰好谁也没有设法向我说明，而且你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我签署文书，对我未免太过分了。不过，现在这事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相信我对无论哪一个弟弟都不会有丝毫的抱怨。我们以后还经常需要互相照顾，况且，你也知道，我根本不是那种一味抱怨人家不识好歹的人。我相信艾米尔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愉快，更不用说对他有什么恼怒，而且他也不可能感觉到，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容忍了这一切，而且只希望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给所有四个人都带来很好的收入。因此，亲爱的妈妈，不要烦恼。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完完全全结束了，甚至我签署协议时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已经彻底消除和淡忘了。我想过，这件事对 我来说只是有些不愉快而已，而你在谈判期间所经受的不愉快，必定比我多得多，深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大笔一挥就把这一切作个了结。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我大体生活得不坏。艾米尔在这里过得很好，他会告诉你，我们同哥特弗利德 ［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的事几乎已经结束，因而连这个问题也终于解决了。好啦，再见吧，祝你健康，多加保重，并请代我衷心问候海尔曼以及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3月7日于荷兰扎耳特博默耳（来信请寄给莱·菲力浦斯）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先已经写信跟你说过，我打算从这里到柏林去，以便亲自同你谈谈我们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可以共同进行的事情，尤其是想同你见见面。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非常确切的情况。我除了在1849年被驱逐出境[541]时发给我的那个法国旧护照以外，没有别的护照。我很讨厌去找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也不愿意改入英国籍（象弗莱里格拉特、布赫尔、戚美尔曼等人所做的那样），拿着英国护照旅行。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1845年，普鲁士政府在比利时迫害我的时候[542]，我通过我的姐夫 ［注：：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编者注］从普鲁士领到了侨居证书。1849年，大家都知道，我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借口是我不再是普鲁士臣民。但是根据法律，凡侨居国外十年的才不再是普鲁士“臣民”。我从未加入过外国籍。其次，根据1848年预备议会的决议，即德国各邦政府在选举法兰克福议会时所遵循的决议[543]，一切侨民，甚至象福格特等已经入了外国籍的人，都能要求恢复德国公民权，并能在各地当选议员。我根据这一点在1848年曾要求恢复我的普鲁士公民权。当时的普鲁士内阁拒绝了我这个要求，但是他们也只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才敢把我当作外国人来对待。

实际上这个问题目前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在于我能不能顺利到达柏林。只要能越过国界，在柏林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但是在外省风险就大些。

你知道，我想在这里依靠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过去他经常从我该继承的遗产份额中支给我大笔的钱）把我的混乱的财务整顿一下。这个人很吝啬，但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因此，你在给我的信里请提一下我最近那本驳斥福格特的著作的成就（lucus　a　non　lucendo ［注：：直译是：“森林来源于不亮”。在拉丁文中，《lucus》（“森林”）一词的词根是《luc》（“发亮”）。这个成语说明自相矛盾或不可信的事物。——译者注］），以及共同出版报纸的计划等，总之，你要把信写得我能够“可以信赖地”拿给表舅看。同时不要忘了告诉我某些政治方面的情况。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衷心问候你和伯爵夫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你的　卡·马克思

（扎耳特博默耳在尼姆韦根 ［注：：荷兰称作：奈梅根。——编者注］附近。我想你不知道这个地名。的确，它是因为最近的水灾才闻名的。）

所有的德国报刊正象对我以前的一些著作那样，也以沉默的阴谋来对付我最近的这部著作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过誉，虽然它很影响书的销路。希望你的健康已见好转。

[541]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黎的行动失败以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受到镇压。1849年7月19日法国当局通知马克思，要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个有害健康的沼泽地。因此，马克思决定侨居英国，住在伦敦。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离开了巴黎。——第582页。

[542]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基佐政府驱逐出法国以后迁往布鲁塞尔。但是普鲁士政府于1845年12月要求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作为普鲁士臣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由于这些迫害，马克思被迫申请退出普鲁士国籍。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以及《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1—454页；第15卷第672—679页）。——第582页。

[543]1848年的预备议会是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社会人士的会议。会议组织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它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

法兰克福议会是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1849年夏议会停止了活动。——第582页。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3月24日于柏林贝尔维街13号（来信请寄：斐·拉萨尔博士）

亲爱的表妹： 对你亲切的来信，不胜感激，它的唯一不足之处是太简短了，自然你是照英国规矩行事，把最好的东西放进了最小的容器。

我于上星期日（3月17日 ［注：：原文为：“3月18日”。——编者注］）上午七时到达柏林。我这次旅行，除了在奥伯豪森这个极其无聊的小地方耽搁六个半小时以外，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拉萨尔住在柏林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的一所华丽的住宅里，他为了招待我准备得很周到，给了我最友好的接待。最初几个小时我们在闲谈中度过，休息了一会，吃了点茶点，使我消除了旅途的疲劳，随后拉萨尔立即领我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住宅去，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位伯爵夫人每天下午四点在他那里用午餐，晚上同他在一起消磨。我发现她的头发还是象从前那样“金黄”，眼睛还是那样蔚蓝，至于脸的其余部分，我看到深深印在那里的字样：二十加二十等于五十七。满脸全是“造物者留下的”皱纹，两腮和下颏所显露的丰满，象煤矿床一样，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等等。至于她的眉毛，一下子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不但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以致人工远远超过了天赋。后来，我作了全面的观察，发现她是非常擅长化装术的，她善于从她的化装盒里找出她的血液不再具有的色泽。总之，她使我想起了某些希腊雕像，胸部还很优美，但是头部却因岁月的变迁而受到残酷的“剥蚀”。不过，说句公道话，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是女学究，很有天赋，而且很活泼，对革命运动有强烈的兴趣，而又具有贵族式的 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事卖弄 聪明的女人的忸怩作态。

星期一，我的朋友拉萨尔替我写了给普鲁士警察局长的关于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544]。星期二，拉萨尔，这个非常勇敢的人，亲自把申请书送给了冯·策德利茨先生（警察总监、容克党徒和国王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的代理人），他时而威胁，时而奉承——策德利茨把这次越过下属机构直接向他申请，看作是对他本人的尊重——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政府报纸《普鲁士报》报道了我回到“祖国”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接到关于恢复我国籍的正式答复。

星期二晚上，拉萨尔和伯爵夫人领我去柏林剧院，那里在上演一个柏林喜剧 ［注：：古·弗莱塔格《新闻界人士》。——编者注］，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星期三晚上，他们一定要我去歌剧院看芭蕾舞演出。我们有自己的包厢，它紧挨着——说来可怕——国王的“包厢”。这种芭蕾舞是柏林所特有的。它不象在巴黎或在伦敦那样是 幕间剧或歌剧的结尾，而是演了整整一个晚上，分为好几幕，等等。演员不讲一句话，一切通过面部表情来表现，真是枯燥得要命。但是布景很出色，例如，你看到从利伏诺到那不勒斯的海上旅行；海洋、群山、海岸、城市等等，一切都仿造得象照相一样真实。

星期四，拉萨尔设午宴欢迎我回国，邀请了男女宾客。在知名人士中有冯·普富尔老将军、“战事画家”布莱布特罗伊、宫廷顾问费尔斯特（有名的普鲁士历史编纂学家，以前曾被称为“宫廷蛊惑者”，因为他是已故国王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的挚友）等等。宫廷顾问费尔斯特为欢迎鄙人致了祝酒词。让我坐在伯爵夫人和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之间，后者是万哈根·冯·恩赛的外甥女，又是万哈根和洪堡通讯集 ［注：：《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编者注］的出版者。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今天我勉为其难地去拜访这个小怪物，我对她非常审慎和冷淡，并且通过我的朋友拉萨尔向她示意：吸引力对我总是向 离心方向起作用，当我非常赞赏一个人的时候，我往往是竭力躲开他。

这里的事态对执政当局很不妙。普鲁士的财政出现赤字，而一切旧的政党正处于解体的过程。在最近几个月众议院要重新选举，很可能在众议院的改选过程中，国家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的朋友拉萨尔认为，那时候可能是在普鲁士首都这里出版报纸的适当时机，但是我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决定。由于必须等待当局对我的申请书的正式答复，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可能比原来设想的要长一些。

亲爱的姑娘，你瞧，我在不多几天里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总是想再去博默耳。

向你、你的父亲和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始终是你的忠诚的崇拜者　卡尔·马克思

[5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页。——第585页。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1年3月28日于柏林

来信请寄：贝尔维街13号斐·拉萨尔博士（给我的信另套信封装入）

亲爱的济贝耳： 我旅行的秘密大概使你有些莫名其妙，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美国的危机，我参加撰稿的《美国百科全书》 ［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完全停止出版了。我给《 论坛报》撰稿（我的主要收入来源）要停止到4月底，而在4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撰稿数量要减少一半（《论坛报》暂时辞退了 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 只有我作为例外）。此外，还添上两件倒霉的事：《福格特先生》加上诉讼[9]以及其他费用花了我几乎一百英镑，再就是我妻子非常不幸，得了天花（尽管种过两次牛痘）；在她持续两个月的患病期间，由于孩子们不能住在家里，我必须维持两个家的开销。

因此，必须另找收入来源。党内的同志们还在这以前就向我建议，从秋天起在这里办一家报纸。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详情下次写信再谈。

然而我在柏林（我不准备在此久留）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如果你能借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塔勒，那就太感谢了。

在我去英国之前， 无论如何想同你见见面，顺便谈谈报纸的计划（为此已经筹到两万塔勒）。因此，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给我来信，告诉我最好在爱北斐特哪一家旅馆住一昼夜。

你的　卡·马克思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Allgemeine　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1年4月2日[于柏林]

亲爱的济贝耳： 今天收到一封阿姆斯特丹的来信，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我的主要经济困难（关系到好几百英镑）将得到解决。我的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基本上已经同意。这样我就消除了 主要的忧虑。至于我写信给你说的 次要的一点，那就要靠你了。

我在这里无聊得象条哈巴狗。人家象对待 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 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这是很可怕的。我之所以在这里耽搁（希望 不超过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愿在我迫使普鲁士政府承认恢复我的国籍以前就离开。（ 乍看起来，政府没有对我进行任何阻挠，但是却竭力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去爱北斐特将只停留一天。请 立即写信告诉我，从爱北斐特乘车去亚琛要走 多久，因为在亚琛我有约会。

我的《政治经济学》第二部分[25]决定不给敦克尔出版，而给布罗克豪斯出版（布罗克豪斯还不知道，但是有可靠的办法使他同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4月13日于爱北斐特

南尼达小姐

我亲爱的表妹：

我从柏林寄出的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584—586页。——编者注］，料想你已经收到，尽管你是那样残忍，连一句话都不赏给自己的崇拜者。请问我的忍心的小妖精，你怎样能证明这种行为是对的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受到一大群庸人的包围，数不清的迂腐的美女和讨厌的女学究想方设法要把我变成一头驴子？你知道，古代的瑟西把乌利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而这些现代的瑟西们实在文明，竟想把人变成驴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你就没有责任来搭救我吗？你小心我报复，我会同Waradje ［注：：这个废弃不用的荷兰字《waaràtje》（“真是如此”），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小说《映画镜》中一个人物的用语。这里大概是指牧师罗德黑岑。——编者注］一起搞阴谋来破坏你那宁静的心境。

“到亲爱的祖国去” ［注：：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是句很好的名言，但是我可以完全信赖地告诉你，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 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545]、“教育”和“最聪明的人”。

在柏林，凡是有点血气，因而可能感到沮丧的人，当然都非常渴望有人同他们共患难。如果把完全笼罩着这个城市的 苦闷，分给更多的人来承担，那末每一个人就有希望分担得少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这个拉萨尔的埃吉丽亚，费尽心机要延长我在愚蠢的军阀制度的首都逗留的时间。昨天她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之间有这么一段轻佻的谈话：

她：“只要一有可能，您就离开柏林，您是这样来答谢我们对您的友情吗？”

我：“完全相反。我把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得超过了预定的期限，正是由于您的殷勤使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撒哈拉。”

她：“那我要更加殷勤些。”

我：“那我就别无他法，只好逃跑了。不然我就再也不能回到伦敦，而天职在召唤我回去。”

她：“这是对一个女人的极好的恭维：她的殷勤竟至于把您赶跑！”

我：“您不是柏林。如果您想向我证明您的殷勤是真挚的，那就跟我一起逃跑吧。”

她：“但是我怕您在头一个站就要把我扔下了。”

我：“我不能完全担保不在最近一站‘离别姑娘’ ［注：：套用古爱尔兰歌曲的叠句：“同我离别了的姑娘”（《The　girl　I　left　behind　me》）。——编者注］。您知道，提修斯同希腊的美人 ［注：：阿莉阿德尼。——编者注］逃跑后，在一个什么地方把她扔下了，这时巴考士神立即从奥林帕斯山降下，把被抛弃的美人抱在怀里，带到了一个永远欢乐的住处。因此，我不怀疑，有一个神已经在柏林外面的头一个火车站等候着您，如果我使您失去这样一次约会，那我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人了。”

好了，逗趣得够了。说实在的，我一想到很快又能看到你和在博默耳的全家人，就感到非常幸福。代我向你的“情敌” ［注：：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问好，请告诉她，最深厚的感情是最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她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我的沉默，理解我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的尊敬的沉默。

我的小迷人精，再见了，不要完全忘了你的漫游的骑士。

卡尔·马克思

[545]柏林位于沙土壤很多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央。——第590页。

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曼彻斯特

[草稿]

[1861年5月3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546]

谨作为附件一寄上前些时候转交给我的图书管理员来信的抄本。我曾冒昧地就该信的措辞向施特塞尔先生提出某些意见，但不出所料，他回答我说，这封信不过是照理事会文学部规定的格式写的。

因此，我现在不得不向理事会提出有关的意见，但首先应当强调指出，这些意见丝毫不涉及信的内容本身。对信的内容，即要求严格遵守规定的图书借阅期限，逾期要“罚款”，总之要求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当然每个人都会同意。这里说的只是这个文件所用的语气。这种语气同有教养的人们之间通信时通常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而我，应当承认，不习惯于收受此类信件。施特塞尔先生也承认，对这种说得轻点是粗暴的方式感到惊奇的，我不是头一个。

的确，当我读完这篇作品的时候，感到好象突然回到了祖国。我觉得好象手里拿着的不是席勒协会图书管理员的信，而是德国某个警官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纠正某种过错，否则严加惩处的绝对命令。向我送达这一要求的职员身上那套通常看来是那么无害的制服，这次也使得我的错觉更加逼真了。

因此，我决定再重读一遍1859年11月12日仿佛是作为正在成立的席勒协会的纲领而发表的宣言。同上述图书管理员的信对照起来看，这个纲领就显得很别致。其中写道，席勒协会应当致力于：

“使年青的德国人……立即感到自己在这里象在家里一样……感到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受到‘较好的关怀和爱护’……而主要的是使他在回到祖国时不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

毫无疑问，这种公文中的官腔完全是用来使收件人立即感到自己是在 家乡的土地上，而且不得不相信，他将象在自己的祖国，即在亲爱的宗法式的警察国家、这个保护和收养幼儿的巨大机构里那样好地受到“ 关怀和爱护”，如果不是“较好”的话。只要这种公文盛行一天，当然就不用担心席勒协会的某个会员 会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如果协会的某个会员例外地在祖国没有机会领略过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和当局的官腔，那末，席勒协会在这方面显然能使他大受教益。看来必须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包含在纲领里的如下诺言，即席勒协会将促使

“在已经比较成熟的年龄返回祖国的人们，除了德国语言和德国教育之外，同时还保持作为德国人和德国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的能力，甚至使这种品质得到更大的发展”。

当然，很多会员未必料到过，“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为培养这种精神，席勒协会应当成为统一的中心），除了别的以外，还包含有官僚主义精神，这种官僚主义精神可惜在祖国还几乎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力，但是整个德国正在同它进行斗争，而且恰恰现在正在对它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种直接命令的语气，这种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命令的绝对要求，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如果在这同时威胁你的不是两星期饱尝铁窗风味的拘留，而是半克朗的可怕罚款，那末它们又是很可笑的。

席勒协会会员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这种语气在他们听起来决不可能“象在祖国一样”。请问，这些会员收到这种命令的时候，他们对“德意志精神”会怎么看呢？

由于偶然的巧合，目前我是这里另外一个协会[547]的文学部的成员，这个部没有图书管理员，因此我本人就不得不经常给协会会员寄类似的通知。附录二[548]是通常写这种通知的式样。我决不妄想使这种格式成为范例，但是它也许能使您们相信，不必损害有教养的人们的互相尊重，也可以取得同样结果。

我再重复一遍，办事严格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协会会员也有权要求对他们态度温和。文学部的铁拳应该落到每个有过错的人头上，但是希望它戴上丝绒手套。所以我请求理事会关心一下，使文学部给协会会员的正式通信不要采取德国行政机构给下属下命令的格式，而要采取有教养的人之间通信的格式。

[546]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592、620页。

[547]看来是指联合文人、学者的俱乐部“雅典神殿”，这样的俱乐部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有。——第594页。

[548]恩格斯信中所说的附录二没有找到。——第594页。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5月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表舅： 首先，应对你再次向我表示极亲切的感情和在你家里给予我殷勤招待，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为了避免阿谀的嫌疑，我只顺便提一下，同你这样有阅历的人交往给我带来了多么异乎寻常的乐趣，你一方面是那么人道、公允和独特地看待世事，另一方面又完全保持了青年人的热情和火气。

我离开博默耳以后的旅行完全照原计划进行。我在鹿特丹的码头上遇见了雅克 ［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同他闲谈了几小时，随后，就在当天，急忙赶到阿姆斯特丹，第二天在那里很快就办完了事情。奥古斯特 ［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和他的一家（这一次因从鹿特丹来了他的内侄女，他家里的人增多了）都很愉快和健康。奥古斯特还特别委托我回到鹿特丹以后稍稍激励一下雅克先生，他多少有点“厌世”，他之所以有这种毛病，不过是因为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且在政治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使他自己满意的坚定的观点。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晚上九点半到达鹿特丹，而且必须在第二天（星期日）早上七点再搭乘开往伦敦的轮船。在我和雅克一起度过的短时间里，当然不可能答复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也不可能简略地分析他所提到的要点。因此雅克决定先同他的雇主们交换意见以后，再继续在伦敦进行讨论。我于星期一到达世界首都，看到全家都很健康愉快。雅克于上星期三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于昨天早晨又离开我们了，尽管我们想留他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们约定互相进行政治性的通信。

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育大大落后于畜牧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应当宣布你是 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独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个都有特别的才智，而且个个都同样受到广泛的教育。

在伦敦这里，对美国的事变进程表现出极大的惊慌。不仅分离州，而且某些中部州或边界州都采取了暴力行动（人们还担心，所有八个边界州，即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北卡罗莱纳、田纳西、阿肯色、马里兰和德拉韦，都会投向脱离派方面），这些暴力行动使 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毫无疑问，在斗争初期，南部会占优势，那里无产的白人冒险分子阶级成为作战的民军取之不尽的源泉。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对北部来说，很大的困难是如何把军队调到南部去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季节，即使毫无阻碍，每天行军十五英里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应当攻击的最近地点查理斯顿距华盛顿544英里，距费拉得尔菲亚681英里，距纽约771英里，距波士顿994英里，而后三个城市是对付南部的主要作战基地。蒙哥马利（脱离派国会194的开会地点）距离这些地方相应地为910英里、1050英里、1130英里和1350英里。因此，我觉得陆上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北军进攻的部队利用铁路，那就只会使铁路遭到破坏。）这样，就只有走海路和进行海战了，但是这很容易引起同外国列强的纠纷。今晚英国政府将在下院发表声明，在这样的形势下它打算采取什么立场。

美国的事件自然使我个人遭到很大损失，因为大西洋彼岸的报纸读者现在 除了他们本国的事情 以外，对什么都不闻不问。不过我收到了维也纳《 新闻报》提出的很有利的建议 ［注：：见本卷第161页。——编者注］，一等某些还可疑的地方向我解释清楚，我就要接受。我得从伦敦给它写稿。我妻子特别反对迁居柏林，还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到哈茨费尔特的圈子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圈子接触。拉萨尔今天寄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他还没有收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关于我的恢复国籍问题的任何新的通知。据拉萨尔给我的信说，警察局和公众之间的冲突当前在柏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和我全家向你和你全家热情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5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撒路： 经过种种不幸 ［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卷。——编者注］。我在旅行期间没有写信（在伦敦这里，在最初一个星期，我必须对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 ［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扮演安斐特里昂的角色），这要怪伯爵夫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她答应过我，在扎耳特博默耳我将得到她的相片和她的信。既然两者都落空，那我就坚决行使报复权，我也不写了。何况我在博默耳根本没有空闲时间。一方面我要同我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办理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向我表妹 ［注：：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献殷勤。先生，你明白，这样一来就顾不上写信了。在特利尔逗留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母亲销毁了一些旧借据。此外，老太婆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引起了我的兴趣。

现在谈谈钱的问题。暂且寄给你二十英镑；十英镑以后再还。情况是这样：我表舅给了我一百五十英镑现款，用来偿付5月初到期的期票。他答应过几星期以后再给我往伦敦寄一张新的期票。因此附上的二十英镑，以及少量用于家庭开支的钱，还有为了偿付德国一些零星债务所必需的钱，我是暂时向我的表兄弟借的。但是，如果我下欠的十英镑你马上需要的话，那就赶快告诉我。

我未能象最初打算的那样去曼彻斯特，因为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决定紧跟着我来伦敦。借口是，他对同我进行政治讨论很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他是想同他的许多表姊妹认识一下。前天我写信给恩格斯谈了办报的计划 ［注：：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大概过几天就会收到他的回信。由于美国的事件，很可能，即使办报的事毫无结果，我还是要迁居柏林半年，或更久一些。当然，这只有在我争取到恢复国籍时才行。我不能否认，伦敦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虽然我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顺便说说。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 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 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分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下流报刊都企图封锁这整个案件。我已同深知案件始末的西蒙·贝尔纳约定在本星期六会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可能同厄内斯特·琼斯一起，举行公众集会，抗议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我同贝尔纳交换意见并弄清案件的详细情况之后，将立即通知伯爵夫人。但是我请求你不论通过什么途径立即在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一则关于这个阴谋的简讯。你知道，德国报纸是互相转载材料的。

现在从悲剧转到悲喜剧：你有没有在报上看到日内瓦工人在大白天打了法济的耳光？

科苏特在诉讼期间在这里表现得极可鄙。起初，他在他的affidavits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的效力。——编者注］等中大话连篇，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得低声下气和卑躬屈节，怯懦和畏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动机的任何 革命性，这样一来，他就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使原先对这种传奇剧演员抱有好感的公众不再对他表示同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议会就麦克唐纳案件[186]进行的辩论？帕麦斯顿针对普鲁士的挑衅性演说，实质上只是为了消除（施莱尼茨提出的）英普同盟的主张。这里追求的是什么目的，甚至向你暗示都是多余的，因为你知道这事的经过。

托比·梅因在汉堡《自由射手》上一篇发自柏林的通讯[549]中写了关于我在柏林逗留的非常奇怪的消息。首先，说什么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向我提供了两万塔勒用来创办一家报纸。其次，似乎我曾妄想利用《福格特先生》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大失所望。最后，说我在绝望中把这件事情放弃了，“因为无论哪一个著作家”都不愿“同我打交道”。干得多巧妙，托比！

关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 ［注：：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它的倾向是完全值得赞扬的。至于其他方面，则好的地方不新，新的地方不好。然而罗雪尔是教授式学识渊博的真正代表。如傅立叶所说的是假科学。

不要忘了同布罗克豪斯 ［注：：见本卷第589页。——编者注］商谈一下。将有十到二十印张——我决不能预先估计好篇幅。

而现在，亲爱的，我应当在最后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那么亲切友好地接待我和留我住宿，并且忍受了我的礼貌欠周的行为。你是知道的，我满脑袋是操心事，此外我又有肝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猴子是不笑的，因此，我们就显得是至善至美的佛陀了。

附上两张小相片，一张给伯爵夫人，请代我向她致最良好的祝愿，另一张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5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已给在德国的一个朋友 ［注：：济贝耳。——编者注］写了信，希望他 最迟过一个星期就把下欠的十英镑（六十七塔勒）寄给你。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不愉快，但问题是，我的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正象这种老头常有的那样，虽然一般是实践自己的诺言的，但总还是给我制造一些麻烦。

我给美国写的通讯 ［注：：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编者注］，由于那里的情况暂时完全停止刊登了，一直要停到欧洲问题在大洋彼岸重新引起兴趣时为止。

在巴黎，由于美国的危机，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在里昂也一样。

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恩格斯来这里作客三天[179]。他目前还不准备迁居。如果他那么做，他就必须放弃职位，违反合同，损失一大笔钱。他说只有到决定性时刻才会那么做，不然，也许过三个月以后会落入普鲁士司法机关之手，对谁都没有好处。他认为，办报还不是时候。他非常感谢你的军事地图集。

在你转寄给伯爵夫人的那封信[550]里，我已把波拿巴如何无耻地对待布朗基的情况以及这整个案件的情况比较详细、 比较确切地告诉了她。 ［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她大概告诉你了。请代我向她衷心问好。希望她恢复健康。

很想听到你同普鲁士政府谈判的详细情况。感谢你为我热心奔走。

为了排遣我因各方面不安定的情况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我正在阅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 ［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者注］。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

祝好。

你的　卡·马·

[179]恩格斯是1861年5月20日左右到伦敦的，在马克思那里住到5月23日。马克思把他去德国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恩格斯。——第171、601页。

[550]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信没有找到。从哈茨费尔特1861年6月14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请她协助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关于布朗基在监禁中所处的艰苦条件以及关于为出版介绍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而提供资金援助的消息。马克思还曾设想再组织一批关于布朗基案件的文章。在德国女作家阿辛格的帮助下，关于布朗基的材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报纸上发表了。——第601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6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请你将附上的信转交伯爵夫人。

你的书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收到了，它是前几天寄到的，谢谢（相应的那几本我已立即转寄给曼彻斯特）。我从末尾，从皮拉斯基人的历史读起，然后再转到开头谈继承权的地方，现已读到第215页。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只有在全书读完以后才能对它评论，提出某种意见等等。这里只顺便提一下：在 印度收养子女是[继承的]主要方式。 英国的法经历了跟法国的法恰恰相反的道路。绝对的遗嘱自由（根据这种自由，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佬有义务给自己的家属哪怕遗留下一文钱）是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确立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英国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此，绝对的遗嘱自由以及一般遗嘱——如果撇开它的地道的罗马起源等等不谈——看来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具有不依赖于神话等等的独立的根源。

很遗憾，我接到德国的来信说，十英镑到 月底才能转寄给你。 那时以前，我要指望你的外交才能。你知道，听说我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在给我的即将到期的期票付款之后，对其余约定的款项又要拖延几个月支付，我是多么惊奇而又不愉快。然而对此不禁又感到可笑——这真是地道荷兰式的做法。

即使我不能恢复国籍，也还很难说我不会以“外国人”的身分凭 我的护照携带家眷来柏林过冬。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7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妹： 希望你对我长久不写信不致发生误解。起初，我弄不准该往哪里寄信——往亚琛还是往博默耳。接着开始大忙，而最近两三个星期又患了极其讨厌的眼炎，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写东西和看书的时间。因此，亲爱的姑娘，如果我承认有罪的话，那也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我相信你作为仁慈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会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如果你认为在这整个期间哪怕有一天我没有想起我亲爱的小朋友的话，那你就大大委屈我了。

我在柏林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你记得，当我在普鲁士首都逗留的时候，霍亨索伦当局似乎作了让步，甚至还给我发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护照。但是我刚一转身，拉萨尔就很吃惊地接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一封信，说由于我“ 政治上不可靠”，不能给我“恢复国籍”。同时普鲁士政府宣布， 所有离开普鲁士十年以上的政治流亡者都已丧失公民权，成了外国人，因而同其他所有外国人一样，只有得到国王恩准才能恢复国籍。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了他们的所谓大赦不过是欺骗、伪装和圈套。这是我在柏林逗留期间就竭力迫使他们做的，而这甚至连普鲁士报刊和普鲁士众议院也不能默然容忍。因此，这件事引起了报上的激烈争论和众议院对内阁的质问。这一次，内阁用一些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声明敷衍过去了，但是整个事件大大地促使德国人民对那个被柏林人轻蔑地称作“美男子威廉”的人所宣布的“新纪元”[551]感到失望。拉萨尔以他惯常的顽强精神竭力想制服当局。最初他跑到策德利茨那里， 大闹一场，男爵完全慌了手脚，把秘书叫来帮忙。几个星期以后，策德利茨由于柏林群众举行反对他的示威而被撤职，于是拉萨尔去拜访了策德利茨的继任者枢密官文特尔，但是这个“继任者”声称，他的“前任”的决定使他受到约束。最后，拉萨尔抓住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后者为了摆脱我的代表的强烈抗议，答应把全部问题交给柏林市政府解决，然而这个诺言他未必会实践。至于我，那我至少已经取得了迫使柏林政府摘下自由主义假面具的成果。至于我返回柏林的问题，如果我认为在1862年5月以前需要去那里的话，他们不能阻挠，因为护照已经发给我了。要是我推迟返回，那末也许普鲁士的情况将变得我不需要他们批准了。

一个政府竟会由于害怕个别人而这样吵吵嚷嚷，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真是可笑。他们必定是可怕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同时，我有幸得到法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在巴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已经着手出版我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译本，这时德·培尔西尼先生下令禁止他继续出版这个译本。同时所有的巴黎书商都接到了禁止出售德文版《福格特先生》的一般警告。我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一篇巴黎通讯中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注：：见本卷第171页。——编者注］。

我接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封十六页的信。我亲爱的姑娘，学这个榜样吧。她（当然由拉萨尔陪同）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浴场去了。他们将从那里去瑞士，在瑞士住一个月以后去意大利。她感到很 烦闷，她认为她很可怜，因为她除了娱乐之外，无所事事。的确，对一个活跃的、精力充沛的、虚荣心又相当重的女人，在卖弄风情的岁月已成过去之后，这种处境是很不妙的。

顺便说一下，我从曼彻斯特给奥古斯特 ［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寄去了两卷拉萨尔的新的法学著作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我想知道邮件是否已经寄到。我没有得到雅克 ［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的任何消息。

亲爱的姑娘，我想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今年不会有机会到博默耳去看望你们，因为医生认为夏季的海水浴是她能用以消除她去年秋季患的那场可怕疾病 ［注：：见本卷第111—117页。——编者注］的余毒的最好办法。另一方面，希望你不要忘却你来伦敦的诺言，我们全家将很愉快地接待你。至于我，不必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事了。

我亲爱的小迷人精，希望你不要过于严厉，而要象一个好基督教徒那样，不对我的沉默太久进行报复， 很快就给我来信。

请代我问候你父亲、我的朋友“小耶特” ［注：：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医生 ［注：：阿·范·安罗伊。——编者注］、弗里茨表兄弟及全家人。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　卡尔·马克思

谋刺普鲁士陛下——也就是美男子威廉——的消息使我十分惊讶。[552]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一头没有头脑的蠢驴呢？

[551]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是普鲁士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政。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制度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由此产生的六十年代初的宪制冲突（见注167）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上台，结束了这个“新纪元”。——第604页。

[552]1861年7月14日，大学生奥斯卡尔·贝克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逗留巴登－巴登期间对他谋刺，没有得到成功。——第606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注：：手稿为：“1862年”。——编者注］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应该原谅我很久没有写信，因为有各种“减轻罪过的情节”。第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把我的财务料理好（尽管在这方面得到了各种许诺），特别使我遗憾的是，下欠的十英镑还没有能偿还你。

第二，我患极其讨厌的眼炎已经几个星期了（前几天才好转），这严重妨碍了我 书写或阅读任何东西。

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恢复国籍而奔忙。我们至少做到了使普鲁士政府声誉扫地，并且使它的所谓大赦 ［注：：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失去意义。我认为，奥·贝克尔的可笑的谋刺行为（从报上看不出他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将大大促使“新纪元”以恐怖告终。

你的著作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的第二卷我已读完（当我要开始读第一卷的时候，眼病妨碍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我是从第二卷读起的，因为我对这一主题比较熟悉，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后通览全书。

对我上次信 ［注：：见本卷第602—603页。——编者注］中匆匆所作的评论，你有些误解，这显然要怪我表达得不好。首先，我理解的“ 遗嘱自由”不是立遗嘱本身的自由，而是立遗嘱时对家属丝毫不加考虑的自由。这样的遗嘱在英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法学中借用来的。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把根据血统关系的继承当作准则，而是把根据遗嘱的继承当作准则，这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即早在中世纪初期，如果家长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末他的妻子和孩子 只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那份遗产，而根据情况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交与教会。教士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要是他立遗嘱，那末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会把一定数量的遗产留给教会。总之，就这方面来说，在中世纪遗嘱无疑具有宗教的意义，立遗嘱不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而是为了死人。但是我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1688年革命以后曾取消了在那以前在家属继承权（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所有制）方面 法律加在遗嘱人身上的限制。毫无疑义，这是适合于自由竞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的本质的；同样毫无疑义，多少经过修改的罗马法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里的人关于自己的 法的观念是同罗马法中的 人的观念相一致的（这里，我完全不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 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

你证明罗马遗嘱的袭用最初是（至于照法学家的科学理解，那末现在也还是）建立在曲解上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遗嘱——不管现代法学家据以构想遗嘱的罗马法被曲解成什么样子——是 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 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 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 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 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

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英国人在没有罗马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他们的遗嘱（即使它是直接起源于罗马的遗嘱和适应于罗马的形式，但终究 不是罗马遗嘱），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要是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又会怎样呢？譬如说： 遗赠（而现代所谓的遗嘱无非是使主要的继承人实质上成为 全面的遗赠受领人）[553]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 不能自动产生出来，而同罗马无关吗？或者说，不是产生出遗赠，而是产生出一种仅仅由死者对财产作出的书面的处置就不可能吗？

说希腊的遗嘱是从罗马输入的，我看这点还 没有得到证实，虽然十之八九是这样。

你大概知道，对布朗基的判决（这是所有判决中最可耻的判决之一）在第二审级批准了。[188]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布鲁塞尔朋友 ［注：：瓦托。——编者注］给我来信。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我在著作完成时，对布罗克豪斯还要考虑一下 ［注：：见本卷第589、600页。——编者注］。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把我的手稿拿出去碰过运气。

[188]1859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1861年3月在巴黎再次被捕，罪名是组织秘密团体。布朗基在判决前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在那里遭到监狱当局的残酷对待。尽管没有罪证，布朗基于1861年夏天被判四年徒刑，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服刑。1864年布朗基患病，因而转到奈克尔医院，在那里被软禁在单人病房里。1865年他逃跑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那里。一直到1869年大赦以后，布朗基才回到法国。

信里是指瓦托（德农维耳）准备为布朗基案件出版的小册子。该小册子载有揭露波拿巴的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材料。瓦托请求马克思帮助他编辑和印刷这本小册子。1861年11月，马克思把在德国侨民工人当中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募集来的钱转寄给了瓦托（见本卷第611页）。——第178、609页。

[553]罗马法中的所谓遗赠，是指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做出的把遗产中的某种权利或利益给予某人的决定。

遗赠受领人指承受遗赠的人。遗嘱的继承人与遗赠受领人的区别，在于继承人是全面的遗赠受领人，因为他不仅继承死者的财产和权利，而且继承其义务。——第609页。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妹： 你应当原谅我今天只给你写这几行。因为我要为自己保留几天以后给你写封“真正的信”的乐趣。现在我只是想通过你的盛情协助了解一下，奥古斯特 ［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是否终于收到了 拉萨尔的著作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拉萨尔 为这事又写信来烦扰我——要知道，他自然把“他的著作”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要求我 立即复信，所以我不得不又来找你。如果你尽快地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顺便提一下。书应当是从曼彻斯特，而不是从伦敦寄给奥古斯特的，不过我得到保证， 它已经从曼彻斯特 寄往阿姆斯特丹了。当然，如果书“遗失”了，我丝毫也不会介意，因为奥古斯特自然不会因为没有“这部著作”而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出于礼貌我应当进行这个调查。

在给我写信时，你当然会友好地同时告诉我，你现在在干什么以及其他的情况，因为你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情况我是多么感兴趣。

向你的父亲和全家热情问好。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　卡·马·

马克思致路易·瓦托

布鲁塞尔

1861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之所以对您最近几封信答复得这样迟，是因为每天等您认识的那位夫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的消息。终于有人通知我说，她在几个月以前去意大利了，但是很快就会回到柏林。

如果给拉 ［注：：看来是指拉康布尔。——编者注］的第一封信没有寄到，那我想是因为地址弄错了。那里把 经过南安普顿写成 经过直布罗陀。我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在第二封信上就改正了。我不只是贴了邮票，而且寄了挂号信。现附上英国邮局的收据。

我寄给您的五十法郎是由德国工人的俱乐部 ［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募集的。在下次信里我将给您寄上第二批捐款。您收到后，请通知我一下，并把您的小册子 ［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寄几本来，作为交换。

如果您给我写封信来（这封信我可以寄往柏林），并且在信中指出为…… ［注：：看来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所必需的资金，那会有好处。我将把它转寄给有关的人。

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 ［注：：指布朗基。——编者注］的命运。

祝好。

　　卡·马·

[554]这封信看来是对法国政论家瓦托（德农维耳）博士1861年7月28日和9月27日给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从瓦托的这两封信中，以及从他6月8日和7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通讯中主要的话题是关于1861年3月以组织秘密团体的罪名被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朗基的命运问题（见注188）。在马克思给瓦托博士的信中，找到了第二封。马克思5月18日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可以从瓦托1861年6月8日的回信中看出。瓦托在信中说，布朗基对于德国无产者对他的同情深为感动。瓦托在这同一封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关于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第611页。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敦

[1862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贝尔： 我刚收到乌尔卡尔特邀请参加下星期一举行的群众大会[555]的入场券。

附上的三张入场券中，一张是指定给你的。你也可以凭券带你的朋友去。余下的两张请转交工人协会 ［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凭券入场可以不拘人数）。

同时，——因为我手头没有协会的地址，——如果你通知那里一声，我由于要参加群众大会不能在星期一去讲演[556]，那你就帮了我的大忙。

祝好。

你的　卡·马·

[555]指的是乌尔卡尔特派由于英法有对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威胁而于1862年1月27日在伦敦组织的群众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大会。——第613页。

[556]约·瓦·维贝尔在1861年1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和他所出版的鼓吹劳资利害一致的《雇主报》（《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的立场。看来，马克思曾想就这个题目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讲演。——第613页。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2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唯一原因是我无力帮助您。由于美国内战，我有整整一年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后来（几个月以前）这个“企业”又开张了，但是规模已经“缩小”很多。[557]至于熟人，他们当中哪怕稍微有点钱的人也不多。例如，关于您的情况，我早已写信给济贝耳[125]，但是我从波克罕那里听说，他根本不和人通信。在曼彻斯特，所有能动用的钱不幸都已经被几个“到合众国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冒险家”花光了。

关于推销您的著作[558]一事，我将尽 最大的努力，但是成功的希望很少。那些参加各种协会（ 根本没有基金的工人教育协会除外）的无耻之徒，全都是 立宪派，甚至倾向于普鲁士民族联盟[18]。这些家伙宁肯拿出钱来阻止出版您那样的著作。您当然知道，这些德国人，不论是年青的还是年老的，都是绝顶聪明的、稳重的和讲究实际的人，象我和您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至今还没有治好革命幻想病的幼稚的傻瓜。

国内的无耻之徒同国外这里的一样坏。我在柏林等地的时候 ［注：：见本卷第160—170页。——编者注］就确信，要想 通过文字来影响这群无赖是完全徒劳的。这些家伙把他们的可怜的报刊当作一种长生不老的妙药，他们那副扬扬自得的蠢相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此外，还有那种精神上的委靡不振。 大捧是唤醒德国米歇尔的唯一手段，他们自从丧失了自己的哲学幻想并致力于赚钱和建立“小德意志”[87]及“实际的立宪主义”以来，现在简直成了庸俗无能的小丑。德国实在只不过是……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收容未老先衰的孩子的幼儿园 ［注：：套用海涅的诗《安心》中的一句诗。——编者注］。

《海尔曼》是普鲁士王国前检察官海茵茨曼的财产，它宣扬“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小德意志”的某些东西和有节制的自由。那位和您同姓的在该报写文章的莱比锡人贝克尔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并不很有影响，譬如说即使要他帮助我们推销书，也还没有能力。恩格斯好几个月不在家了，前几天才回到曼彻斯特。他和沃尔弗（布勒斯劳人）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而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人虽很多，但除了上面所说的人和另外三四个人外，也是象其他地方那样的庸人。

至于《 福格特》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德国，各种报刊对这本抨击性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但如果它即使在瑞士能发生一点影响，那我当然只会 感到高兴。法文译本——事先我不知道——在巴黎已经译出，并开始印刷，但是由于皇帝的敕令 ［注：：见本卷第171和605页。——编者注］，自然也就 消失了。因此，实际上 并没有法文版。

请您相信，亲爱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斗争中对您这样的人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时，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您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您的旺盛的精力和您的活动使我惊叹不已。古人——好象是埃斯基涅斯——说过：要帮助贫寒的朋友，必须谋取人间的财富！这句话闪烁着多么深刻的人类智慧啊！

就推销书的事我与各方人士接洽的结果，将于最近告诉您。

再见。我妻子要我代向您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　卡·马·

[18]帝国流氓是马克思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1849年6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12、66、93、254、382、552、614页。

[87]小德意志派主张建立小德意志，即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6、149、264、300、615页。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557]指的是马克思在中断了六个月以后，于1861年9月短时期又恢复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见注7）。——第614页。

[558]指的是约·菲·贝克尔当时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书。该书于1862年出版，标题是《怎样与何时？关于当代的问题和任务的严肃见解》（《Wie und wann? Ein ernstes Wort über die Fragen und Aufgaben der Zeit》）。——第614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老伙计，你大概很生我的气吧，但是你又对，又非常不对。我一天天拖延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天天期望把我的财务理出一个头绪，至少可以将我欠你的十英镑还给你，而且可以 心安理得地给你写信。然而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我同《 论坛报》本来又有了来往，只是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后来它终于 辞退了所有的外国撰稿人。这一来我就完全悬在空中了。我不想向你诉苦而惹你讨厌，但是我毕竟还 没有发疯，这倒也是怪事。我提这些糟糕的事情，只是为了不至于在我的其他不幸之外，再加上你的误解。

你上次来信中所说的关于约·菲·贝克尔的情况，是完全不真实的。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只是靠道听途说。他从1830年起就是德国最高尚的革命家之一，除了说他有一股不顾客观情况的热情以外，对他是无可指摘的。至于他和意大利人的关系， 我这里保存着奥尔西尼的挚友 ［注：：看来是指西蒙·贝尔纳。——编者注］的文件，不管意大利人甚至加里波第本人怎么说，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容置疑的。至于他同图尔的关系——对于这个人，我早 在1859年 以前就在这里《自由新闻》上揭露过[559]，——情况如下：在巴登战役[560]期间，贝克尔提升图尔为中尉，因此他们就有了一种同志的关系。假如贝克尔愿意利用这种关系，并且接受图尔在巴黎 当着我此地一个朋友 ［注：：席利。——编者注］的 面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他就不至于在六十岁时还过着他现在实际上所过的痛苦生活。贝克尔得到的极其少量的资助，其来源我是完全确切知道的。帮助他的人都是我们 最亲近的人。他同一部分意大利人确实已经断绝往来，因为他的强烈的条顿人的感情使他不同意某些对他 优待的计划。对贝克尔这样的人如此卑鄙地进行诽谤，真是令人愤慨。

至于 我的书[25]，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此外，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德国读者当前正做着远为重要的事情。

至于你的著作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当然现在我已全部读完，而且有几章还读了两遍，——我注意到，你似乎没有读过 维科的《新科学》。你在那里当然找不到与你的直接目的有关的东西，不过这本书还是有意思的，因为与法学市侩对罗马法的精神所作的理解相反，它对此作了哲学的理解。原著你未必能够利用，因为该书甚至不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而是用非常费解的 那不勒斯方言写的。我介绍给你一个法文译本：《 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译》。 巴黎，夏邦提埃出版社1844年版。为了引起你的兴趣，我在这里只引如下的一些话：

“古代罗马法是一首庄严的长诗，而古代法学是严肃的诗歌，其中隐藏着法律的形而上学的最早而初具规模的萌芽……古代法学是极富于诗意的，因为它把已完成的看作是未完成的，把未完成的看作是已完成的，它把活人看作是死人，而把死人看作是成为遗产的活人。拉丁人称英雄为heri，由此产生了hereditas ［注：：遗产。——编者注］这个词……继承人……在遗产方面代表死去的家长。”

在维科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荷马》 ［注：：弗·奥·沃尔弗《荷马绪论》。——编者注］）、尼布尔（《罗马帝王史》 ［注：：巴·格·尼布尔《罗马史》。——编者注］）、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本人的法学著作，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弄到。

在当前我所处的情况下（我处于这种情况几乎已有一年了），只是现在我才有可能很快就来评论你的著作。而我却非常希望—— 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妻子——你在我尚未寄给你等价物之前，把关于政治经济学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第一部分的意见送给布罗克豪斯刊登。

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行径， 没有比它在这次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伟大斗争中的行径更可耻的了。相反的，最受内战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却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英勇和高尚过。人们要是象我那样知道在这里和曼彻斯特用来煽动工人去示威的种种手段[561]，那就会对此更加感到惊讶。他们还掌握着的唯一的大型机关报——卖身投靠的坏蛋雷诺的《新闻报》 ［注：：《雷诺新闻》。——编者注］——被南方佬收买了，他们当中最有威信的指导人也同样被收买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

万哈根的著作 ［注：：万哈根·冯·恩赛《日记》。该书由柳德米拉·阿辛格整理出版。——编者注］我很感兴趣，而且我懂得，它的出版是多么 及时。关于此事，我恳请你向柳德米拉转致 我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给万哈根较高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个平凡、无聊、浅薄的人。他对大使馆参赞克勒的憎恶，是因为他看到了与他类似的人而惊恐。

谋杀国王的西蒙·贝尔纳的来信附上，阅后请退还给我。你看干这种事有用吗？我看没有用。

请代我向伯爵夫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衷心问好。我不久将专门写封信给她。希望不写信这样的小事不致引起她的误解，并且请她相信我对她永远怀着好感并且衷心钦佩。

你的　卡·马·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559]看来，马克思指的是他的《切尔克西亚的叛徒》一文，该文揭露了秘密警探班迪亚。图尔同班迪亚关系很密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79—180页；第14卷第628—629页）。——第617页。

[560]指的是1849年6—7月在巴登领土上发生的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对普鲁士军队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担任人民自卫团指挥的贝克尔曾掩护起义军主力撤退。巴登战役是德国西部和南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关于贝克尔参加这一战役，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1卷第365—371页）。——第617页。

[561]指的是英国统治阶级试图挑起有工人阶级参加的群众性的发动，以便制造舆论站在南部蓄奴州方面对美国进行干涉。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英国的舆论》和《伦敦的工人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63—469、480—483页）。——第619页。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2年6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你真行，虽然我对你寄来的各种信件和邮包采取不答复的做法，但你还是把你小女孩出生的消息告诉了我。为此，我向你致最衷心的祝贺。希望她给你带来不少欢乐。你夫人身体好吗？

这里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渐渐觉得，这种平静的资产者生活会使人道德堕落，失去一切干劲，变得十分懒散——这几天我甚至又看起小说来了。

不客气地说，所谓的席勒协会[546]（也叫耶路撒冷俱乐部）已经变成纯粹犹太人的机构，那里从一点半一直吵到三点钟，简直会把人弄得发狂。这个高贵的机构我几乎不再去了。犹太人往往是这样，起初他们因有了席勒俱乐部而感谢上帝，但是一旦进去了，就说什么他们觉得还不够完美，于是想要建造一座大房子，一座真正的摩西庙宇，一切都应该搬进去。这自然是一条破产的捷径。而你却还得 为此写篇开场白，并且担任导演！这就是所谓德意志民族机构！等着瞧吧，过上两年你就会接到通告：“ 鉴于寿终正寝的席勒协会的破产”云云。

“鉴于”你的几次来信，我想简短地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关于马克思，如果我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的话，他当然不会求助于你。而情况正是这样，当时我毫无办法。关于红色贝克尔（他的小册子 ［注：：海·贝克尔《我作为议员候选人》。——编者注］我非常感兴趣，一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放弃了他过去的“怪异的”主张，一则是由于普鲁士政府竭尽全力使这个家伙变为当地的名人并借此使他成为议员）， 实质上我们同这个人没有关系。他从来就不真正属于 我们这一派，他一向只不过是个 民主主义者，而他之所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中受牵连，那只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当作宣传手段。在审判期间，他完全脱离其他的被告，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从那时起，他很明显地成了普鲁士皇家民主主义者，主张君主制度等等。[562]所以，在 政治方面我们同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在我们同他的拥护者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以前，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目前的普鲁士议院来说，他总是个非常好的人。

好象我在巴门同你谈过一支短小的丹麦民歌[563]，它是我在一本《英雄诗歌集》中看到的，现在专门为你译成德文诗。随信附上。可惜我没有能充分表达原文那种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的调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活泼的一支民歌。可是，你只好满足于这个译文了（其实，几乎是逐字逐句译出的）。我想，这篇小东西还没有人译成德文。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546]席勒协会　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0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9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592、620页。

[562]海尔曼·贝克尔根据科伦法庭判决被监禁，于1857年被释出狱后，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的拥护者出现。在1861年的选举（见注215）中，他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第621页。

[563]指古代丹麦反封建的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第621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布赫尔确实给我 寄来了三本《尤利安·施米特》 ［注：：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但是你所提到的其他著作 ［注：：斐·拉萨尔《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论宪法的实质》。——编者注］连一本也没有寄来。况且“施米特先生啊，施米特先生”（我已把指定给恩格斯和沃尔弗的两本转寄给他们了）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我处于绝不愉快的心情之中。此外，我虽然没有读过施米特的什么著作，而只是翻阅过很少的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是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也是那么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化身，心里对他很反感。你暗示你的抨击只是间接地针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庸人，这很对。这次可以说是：打驴子，吓麻袋 ［注：：古谚是：“打麻袋，赶驴子”，这里是把意思反过来用。——编者注］。既然我们暂时还不能打麻袋本身，那末把他的有教养的驴子当中最好叫嚣和最厚颜无耻的那几头的脑袋砍掉，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当然，是用笔去砍，虽然可怜的梅因在《自由射手》上 ［注：：爱·梅因《柏林来信》。——编者注］认为这种“玩弄断头台的笔墨游戏”既野蛮又幼稚。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士瓦本宝鉴》和希腊的“七贤”——差一点说成《七个士瓦本人》了。[564]顺便说说——谈到尤利安·施米特，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565]（不过使用这个名字好象是暗指背教者，至少有些嘲笑另一个尤利安 ［注：：指罗马皇帝背教者尤利安。——编者注］的味道，而这是不公正的）我再随便说几句，——以前我曾对σoφós ［注：：智者。——编者注］作为希腊哲学的富有特色的面具（在这里面具是从正面意思来说的）很感兴趣。最初是作为先驱者，作为神话中的英雄的七个士瓦本人或七贤；后来在中间的是苏格拉底；最后是作为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及怀疑论派的理想的σoφós。后来使我感到开心的是，把这种σoφós同他的摹拟品（在某些方面），即十八世纪的法国“智者”之间作比较。然后是σoφιστηs ［注：：诡辩学派。——编者注］作为σoφós的必要的变种。对于现代，特色是在人民的意识中，只有诡辩论者保存了σoφós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性格和知识的希腊式的结合。

为了尤利安——不是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而是背教者尤利安——不久以前我同恩格斯发生了争吵，争论刚一开始我就看出就实质来说恩格斯是对的。但是我对基督教怀有十分特殊的厌恶心情，所以我有点偏袒背教者，并且不愿把他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或其他什么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等量齐观，甚至不愿意作相应的修正。不知你是否也有诸如此类的感受？

你就洛贝尔图斯和罗雪尔提出的警告，使我想起还应该从他们的著作中作些摘录，并对摘录下来的东西加点评语。关于洛贝尔图斯，我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 ［注：：见本卷第599—600页。——编者注］对他所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他的书 ［注：：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中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只是他想创立一种新的租的理论的企图，可以说是近乎幼稚的，可笑的。在洛贝尔图斯看来，在农业中是并不计算原料的，因为洛贝尔图斯断言，德国农民自己并不把种子、饲料等等列入开支，并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 计算得不正确。按照这种理论，在农场主已经正确计算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就 根本不应该有地租存在。由此应该得出的并不是洛贝尔图斯所得出的那种结论——租佃者所以缴租是因为他们的利润率高于工业中的利润率，——而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缴租是由于计算得不对而使他满足于较低的利润率。不过单是这个例子就使我意识到，不太发达的德国经济关系必然要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就其目前的表述方式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对它提出的一切异议，要么由于不理解，要么充其量不过是表明，特定的现象 乍看起来是同李嘉图的理论不相符的。但是后一种情况决不能推翻这种或那种理论。为反对李嘉图而提出的正面理论却更要错误一千倍。虽然洛贝尔图斯先生正面去解决也是那样幼稚，但是其中包含有正确的倾向，不过要评述这种倾向，这封信就太冗长了。

至于罗雪尔，我要过几个星期才能研究这本书 ［注：：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并对它简单地作些评语。我只得把这个好汉保留在 附注里。这样的学究是不配放在 正文里的。罗雪尔无疑掌握有大量的——往往是完全无用的——文献知识，虽然就在这一方面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哥丁根的门徒，对文献宝藏并不了如指掌，而只知道所谓“正式”文献，是个可敬的人物……但是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博览数学群书但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 ［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但愿他不要使用任何虚伪的狡猾手段，而是率直地说：这里有矛盾；一些人是这样说的，另一些人是那样说的，而我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看看诸位自己能不能弄清楚！要是采取这种态度，学生们一方面就会得到一些资料，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独立进行研究。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同这个学究的本性相矛盾的。他的根本性的特点是他对 问题本身并不理解，所以他的折衷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从各处搬用现成的 答案，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正派的，他总是重视对他有好处的那些人的成见和利益！跟这样的精灵鬼比较，甚至最坏的流氓也是可敬的人。

再说一说托比。如果你认为可以利用一下托比·梅因，那就利用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和蠢货搞在一起，如果不采取许多预防措施，那会大大损害自己的声誉。

我们人数确实很少，但是我们的力量也正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在这里看到你。我自己就不用说了，这对我一家也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自从我的那些英国的、德国的和法国的熟人 迁出伦敦以后，全家几乎完全没有见过什么“人”。 马里奥我没有见到。“朋友”布林德显然警告过他，叫他不要到“这样可怕的人”那里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564]《士瓦本宝鉴》——十三世纪在士瓦本编制的一部封建习惯法汇编的名称，它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德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施米特在其著作中把这本汇编错误地看作士瓦本诗歌作品。

所谓古希腊的“七贤”，都生活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施米特毫无根据地把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以及更晚一些时期以统一的始源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其他古希腊哲学家，都算了进去。

“七个士瓦本人”是德国民间滑稽故事。——第622页。

[565]马克思和拉萨尔一起，就施米特的书博得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特别是博得普鲁士众议院议长格拉博夫的信徒“格拉博夫分子”的好评一事，对他进行讽刺。——第623页。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伦敦

1862年7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就该写信给您，感谢您不止一次地惠寄给我东西。我多次想这样做，但最近一年半来，我忙于可爱的商务，以致各方面的私人书信来往受到严重妨碍。得悉您在伦敦以后，我早在上星期六就很想去那里，但实在无法分身。现在我准备在星期五晚上到那里去，但能否实现这个计划，还说不定。只要稍有可能，我就这样办，并在星期五中午打电报给马克思。要是不能成行，您能否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早晨到这里来住几天，看一看这个棉纱窝？那时我们还可以参观一下利物浦，那个地方是值得一去的，尤其是因为您是搞政治经济学的。我的住所里有一个房间可供您使用。您乘火车只需五个半小时。

总之，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星期六我不能脱身，那就请您迅速作出决定，于星期六早上九点钟从伦敦出发，两点四十五分您就可以到达这里。其余一切，等到了这里或那里时再面谈。

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为了使危机哪怕是延缓几个星期， 恩格斯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四百塔勒的期票，为期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 ［注：：见本卷第278页。——编者注］他 在到期以前给你寄去 兑付的钱。然后期票再延期到1月1日，那时候恩格斯就会寄给你三百塔勒，其余一百塔勒，照你所答应的，就由你自己承担。

现在需要的只是，由你承兑恩格斯开出的期票。这总共是六十英镑，所以还救不了我。但是至少可以暂免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且这段时间也许还可以找到出路。

我真是如坐针毡，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工作受到妨碍。

现在有了重新给美国佬的报纸 ［注：：《晚邮报》（见本卷第265和277页）。——编者注］撰稿的一点希望。

你在哪里？

在干什么？

你的老头子 ［注：：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海伊曼·拉萨尔。——编者注］近来怎么样？

我和全家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维尔德浴场

1862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短信寄到柏林去了。今天才知道你在维尔德浴场。因此，我把这封你大概接不到的短信的意思用几句话重述一下。

为了延缓我缺钱的灾难， 恩格斯8月12日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六十英镑（四百塔勒）的期票。期限是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这张期票波克罕在这里给我贴现。 恩格斯在到期以前把兑付的钱寄给你。（然后他把这张期票延期到1863年1月1日，那时候再把该付的四十五英镑寄给你，你则如你所提出的付出十五英镑。）现在重要的只是要由 你承兑。波克罕已立即把期票寄往柏林，大概在本星期末或下星期初就可以寄回来。那时，马上会把期票寄给你承兑。要是你能给伦敦托钵僧寺大街27号西·路·波克罕打这样一个电报：“同意承兑弗·恩格斯先生六十英镑的期票”，那我将非常高兴。这是为了使波克罕能够顺当地贴现期票。拖延的危险，其严重性对我来说不是信中所能表达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

威廉·什瓦尔茨

伦敦

1862年8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本人是维也纳 《新闻报》驻伦敦通讯员，特请惠寄一张采访证，以便参观博览会。

一个月以前，《新闻报》编辑部已约请我撰写几篇关于博览会的 一般报道，但因其他事务缠身，只有现在才能着手做这件事。

[566]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566]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会为答复这封信而于1862年8月27日给了马克思一张长期出入证，使他可以以《新闻报》通讯员身分自由采访博览会。——第629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苏黎世

[1862年]8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认为你虽然在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和意大利旅行，但还是会在苏黎世逗留几天，或者无论如何也可以在那里得到 留局待领的信件。为了更可靠起见，我还通知了吕斯托夫先生，说我往苏黎世给你写了留局待领的信。

[125]

不管我的“处境”怎样，如果在你名下开出的期票不是已经在柏林“迈耶尔兄弟银号”手里，那我一定会把这桩事整个取消。诚然，这同我们已经说好了的有些矛盾，因为波克罕起初答应我在你返回柏林以前不把期票拿出去。不过我不觉得整个这件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在这第一张期票上写你的名字，只不过是一种 手续，根本没有想到同你“个人生存”会有什么关系，或者会导致日常生活上的某种不幸。我认为恩格斯对四百塔勒这个“数目”担保，这本身“无论如何”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付款期限”，我知道在钱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票据事情上，恩格斯的特点是 绝对的“准确和认真”。否则我就不会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了。

但是要在波克罕心目中保全我和恩格斯的面子，现在就不能取消这件事，所以后天我就把恩格斯的书面保证 ［注：：见本卷第631页。——编者注］寄给你。信从曼彻斯特打个来回要花三天时间。 你一收到这个保证书，最好就给“ 迈耶尔兄弟银号”（这是柏林一家商号的名称，恩格斯的汇票就存放在那里）写封信，说你 一回来就承兑期票。

再说一遍：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我很抱歉，这是太造次了，其原因是你我双方都忽视了许多先决条件。

　　仍然是你的　卡·马·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按您的愿望，我确认（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您名下开出的四百塔勒期票到期（1862年11月13日）之前八天，我保证把兑付的钱汇到柏林；如果您能够通知我，应向哪个银行家支付这笔款子，那我在11月5日以前就以您的名义把这笔款子汇到那里。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

曼彻斯特

1862年10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普斯： 你大概已经收到《巴门日报》及其全部刊误。[567]这里附上的《爱北斐特日报》的摘录，是济贝耳刚刚给我寄来的，并且还提到：《巴门日报》刊载的文章的确已在《下莱茵人民报》及《马尔克区人民报》（该报在哈根出版）上转载。

恩格斯回来没有？

[268]

祝好。

你的　卡·马·

`[268]1862年9月12—29日，恩格斯为了休息在德国作了一次旅行。在摩塞尔河、莱茵河沿岸及绍林吉亚旅行后，他曾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家作客。——第284、632页。

[567]指的是布勒斯劳行政当局于1862年9月在德国报刊上公布对威廉·沃尔弗申请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所给予的答复，这个申请，沃尔弗是在1862年1月4日和6月4日根据1861年1月12日的大赦令（见注146）提出的。布勒斯劳当局在给沃尔弗的答复中通知说，1861年的大赦并不免除1845年控告他违反出版法和1848年控告他“图谋危害普鲁士国家安全”所应受的审讯。为了揭露普鲁士大赦的蛊惑性，马克思把这些材料寄给了济贝耳，在济贝耳的帮助下，《巴门日报》及其他德国报纸发表了这些材料。——第631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11月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弗莱里格拉特今天寄给你六十英镑作为兑付期票的钱。我在这次办理期票的同时向你提到的期票 延期这一点，只不过是说，波克罕从我这里收到一张你名下的期票，数目是一百塔勒，即十五英镑，期限是 两个月，从开出之日算起（期票签发的日期是11月6日，所以应该在1863年1月9日左右付款）。

从你偶尔给我寄来的几行字中间，我看出你还在生气；就连信的格式本身也说明这一点。

全部问题在于，你在这件事情上又对又不对。你要我把你从巴登的来信抄一份寄给你。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你能够证实，你的信本身能否成为我那封寄往苏黎世的信 ［注：：见本卷第629—630页。——编者注］的 原因吗？但即使把你的全部分析能力都考虑进去，你能用 你的眼睛发现 我的眼睛所读到的东西吗？特别是你能从信中看出我的眼睛读信时我所处的情况吗？要向我证明我不对，你必须首先使这两个读信的人变得一样，其次还必须使他们所处的条件变得一样，但是你在这样做时，你还是处在拉萨尔地位的拉萨尔，而不是处在马克思地位的马克思。因此，这只能导致新的分歧。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能力是多么无能为力。你把我 没有设想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我所设想的东西，无论如何当然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如果照 字面来解释那封信，你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信的字里行间所包含的 意思，无论如何我比你清楚。你甚至猜想不到我为什么这样气忿。原因在于，从你的信中我意识到（在比较冷静地重读了这封信以后，我相信这是 不正确的），似乎你 怀疑我是否真的征得了恩格斯的同意。我承认，我在我的信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承认——撇开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谈，单就事情的实质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推测。然而我在给你写信的时候却觉得就是那样。其次，我承认，我在那封信中没有把我的真正怨气吐露出来，也许甚至连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而这恰恰成了误会的根源。但是对任何激情的诡辩也正是这样。

总之，你对我的信的解释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我也不对，因为我写了这封信，从而提供了引起误解的理由。

我们应不应该为这件事而完全决裂呢？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

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 ［注：：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

在那以后，我曾经到大陆——荷兰、特利尔等地——去安排自己的事情。[271]但是一无所获。

我本想把罗雪尔的书 ［注：：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寄给你，但后来发觉，邮费就得花十先令，就是说即使不同书本身的价值相当，也同它的价格相当。但我希望很快就有寄书的机会。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表兄弟 ［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写信给我说，在他恳求下，一位最博学的法学家将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学杂志上对你的书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作详细的评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将近一个半月以来，我完全没有可能写作自己的书 ［注：：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就是现在工作起来也还是时断时续。但这种情况总算很快就要结束了。

[271]指马克思为筹措钱款的事于1862年8月28日至9月7日前往扎耳特博默耳和特利尔。——第286、634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2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随信“附还”那五英镑，非常感谢。迟了五天，请原谅。由于我姐夫罗·施马尔豪森突然意外地死去，我在特利尔的亲人心情十分沉重，从而给我的钱晚了。

我在棉花贵族统治和亲奴隶制狂暴行为的中心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逗留了几天。[288]在这些城市的广大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可以看到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理性的最大错乱。

日内我要到你的营业所去一会儿，因为有一件著作方面的事情需要和你谈谈。

《一个信徒的话》[568]，我最近就答复。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288]马克思大概是从1862年12月5日至13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还去利物浦看望艾希霍夫。——第301、635页。

[568]指的是库格曼1862年11月21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要求把马克思写作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告诉他。弗莱里格拉特于12月3日在把这封信转寄给马克思时称之为《一个信徒的话》。——第635页。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2年12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不久以前，弗莱里格拉特转来了他收到的您的一封信。我本应早些回信，但由于家里一连串不幸事情，我在一段时间无法执笔。

我很高兴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和您的朋友对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抱有十分强烈的兴趣。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570]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 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拖延很久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1860年福格特的丑事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必须对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琐事进行大量调查，打官司等等。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 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撰稿，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我甚至下决心做一个“务实的人”，并打算明年年初到一个铁路营业所去做事。但是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谋得这个差事，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您可以看到，我时间很少而且也不大能安静下来从事理论工作。很可能就是由于同样这些原因，我的著作付排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将拖延得比我预期的还要久。

至于说到出版，我无论如何不把第二卷交给敦克尔先生了。第一分册手稿，他是1858年12月收到的，可是到1859年7月或8月才出版。我倒是希望布罗克豪斯能印这本书，但这个希望并不太大。整个这伙德国文化流氓赏赐给我的沉默的阴谋——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光靠谩骂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对于我的书的销路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更不用提我的著作的思想的传播了。等手稿修饰好并誊清后（1863年1月就着手），我马上就亲自把它带到德国去，因为当面和出版者交涉，事情好办一些。

我 完全有根据希望，等我的著作的德文版一问世，法文版也会在巴黎准备好。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工夫去搞法译本的，况且我打算或者用德文写续篇，即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或者为 英国读者把头两本著作压缩成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在国外获得承认以前，不能指望它在德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 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要是风暴更甚的时期一旦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 这些题目。然而，我无论如何曾经期待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即使纯粹出于礼貌，也不会完全一致地无视我这本书。此外，我是有极不愉快的体验的：德国党内的朋友虽然长期研究这门科学，在私人通信中又过甚其词地赞扬我的第一分册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但就是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如果这就是党的策略，那末坦白地说，这个秘密我是理解不透的。

您若有便写信告诉我一些祖国的现状，那我一定很高兴。看来，我们正迎向一次革命，我从1850年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571]第一幕将是绝对不令人愉快地重演1847—1849年间的那些蠢事。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您的　卡·马克思

[569]马克思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之间的经常通信开始于这封信。马克思同库格曼之间的通信一直继续到1874年。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谈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书信考茨基于1902年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1907年用俄文出版了由弗·伊·列宁编辑和作序的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一版。——第636页。

[570]看来，马克思指的是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第636页。

[571]马克思指的是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两期合刊上的《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一文，文中表达了革命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第638页。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敦

1863年4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维贝尔： 你能不能向贷款社做我的保人（为十五到三十英镑作保）？我本来不想以此来麻烦你，但是因为：

（1）这件事 纯粹是办一个 手续，你不必冒任何风险，因为在7月初我就可以从亲戚那里收到二百英镑；

（2）平常做我第二个保人的普芬德突然必须到曼彻斯特去几个星期。

除了我家里的病人以外，我自己也有好几个星期受周期性肝病之苦， 弄得简直不能握笔。因而为协会写东西的事也耽误了，这自然使我比协会本身更加烦恼。

[572]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572]指的是马克思写《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准备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639页。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3年12月15日星期三于特利尔“威尼斯”旅馆

我亲爱的、热爱的燕妮： 我来这里到今天正好一个星期了。明天我到法兰克福姑母艾丝苔 ［注：：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那里去（注意：有一位太太原来在特利尔住过，更早以前住在阿尔及尔，而现在同姑母住在一起，——她也是我父亲的妹妹，也是我的姑母，叫巴贝塔 ［注：：巴贝塔·布吕姆。——编者注］，平常叫她“小贝尔”；她很有钱）。再从法兰克福去博默耳 ［注：：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这我在昨天已通知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大概会使他大吃一惊。

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正好相反。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珍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我没有写信，是因为我天天都指望告诉你一点确讯，但是直到现在任何确讯也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来到的时候，除日常用的家具外，其他一切当然都加了封。我母亲以她通常的“最高领导狂”对康拉第说过，他对什么也不用操心：她已经把一切都处置妥当，表舅会把“一切”办好的。

她仅交给康拉第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副本，这个遗嘱只包括下列安排：（1）除金银物品外，所有家具、衣物和器皿均遗赠给艾米莉 ［注：：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2）留给自己的儿子卡尔一千一百塔勒等等；（3）把父亲的画像留给索菲娅 ［注：：索菲娅·施马尔豪森。——编者注］。全部遗嘱就是这样。（注意：索菲娅一年有一千塔勒收入，这笔钱大部分从菲力浦斯家领取。你毕竟还是可以看出，我的亲戚乃是十足的“坏种”。）

除了这个小纸片外，母亲还有一个（现已 无效）办过法律手续的遗嘱。立这个遗嘱的日期比较早，并由于后一遗嘱而被 废除。第一个遗嘱是在艾米莉出嫁以前立下的。母亲在这个遗嘱中说要把归艾米莉支配的一切财产的使用权交给艾米莉。此外，她指定舅舅马丁 ［注：：马丁·普勒斯堡。——编者注］和菲力浦斯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母亲——确切些说，这个酒鬼公证人采尔（已去世）——忘记了在我前面提到的而现在唯一有效的那个文据中 重申关于遗嘱执行人的保留条件，因此只是由于我们愿意，表舅现在才成为遗嘱执行人（我对此自然有充分的“考虑”）。关于财产的实际状况，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一切文据都放在 加了封的柜子里。而迟迟没有启封，是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办理在荷兰的委托书（尤塔和索菲娅的）寄来以前必须办完的手续。这对我说来是拖得太久了。所以，我让康拉第做我的全权代表。除了1858年的五桶酒（我母亲在有利时刻不愿出售）和几件金银小物品外，在特利尔这里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格律恩堡早就卖掉了）。这一切将在各继承人之间平分。实际的财产完全掌握在表舅手中。

我母亲于11月30日下午4点钟，即在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和时刻去世。她曾预言，她将正好在这个时间亡故。

今天我去办德穆特先生和小丽莎的事。等我到了法兰克福或博默耳再详细告诉你。向全家人致良好的祝愿。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 ［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你的　卡尔

（但愿随下一封信能给你寄些钱去。）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3年12月23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特利尔，而妹妹 ［注：：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又把它从特利尔转寄到这里。在你来我家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就离开了伦敦。要不然，为了得到遗嘱执行人的委托书，我势必到西蒂区去一趟，但是按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来说，这是比海上旅行还累人的。

“李卜克内西博士”住在 柏林已经有一年左右了。他的地址是 新堡街13号。关于那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573]可是同这个书商有关的一个情况却使我感到奇怪。须知在威廉·李卜克内西担任奥格斯堡《总汇报》通讯员期间，他一直替该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支付稿费，因此，他随时可以扣下李卜克内西欠他的钱。

从李卜克内西方面来说，滥用你的名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宽恕的。但是你对这个书商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威廉斯自己是能够得到偿还的。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573]弗莱里格拉特在1863年12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伦敦书商威廉斯要求李卜克内西偿还一笔债款，这是李卜克内西在1859年给奥格斯堡《总汇报》撰稿期间，由弗莱里格拉特作保向威廉斯借的。——第643页。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舅： 我从近到远来谈吧。昨天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怀着冷冰冰的心情到了这里，因为天气冷得要命。可是这使我更感到见面的温暖，因此我也就体会到苦中之乐。顺便说一下，昨天和今天都是伦敦最冷的日子。所以，我的使命看来就是把冬天不仅带给博默耳，而且也带给伦敦。但愿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普鲁士人充分享受这种“与季节相适应的天气”。如果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的“忠君热”并不因此而冷下来，那末，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小家伙 ［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对奥古斯特夫人为她选购的确实好看的玩具娃娃完全着了迷。附上小女孩写的几行字。她一再纠缠我，直到我答应把她认为是用中国象形文字写成的信也寄给你为止；这封信是一个英国熟人寄给她的。

[在阿姆斯特]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丹看到全家人都很健康和愉快。[因为奥古斯特[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很忙，所以[根本]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没有向他谈钱的事。在保险基金会里我取到了千盾券数张，雅克 ［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帮我在鹿特丹把大部分换成了票据，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银行券。

我在鹿特丹逗留的那两天，雅克也很忙。第一天他到附近一个小城市里去办一个案件，第二天他必须去参加一次鉴定。总之，我觉得他自从订婚以来比以前更多得多地“关心业务”了。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会有相当多的业务，尤其是因为他喜爱法学。雅克自己告诉我，差不多所有疑难案件他都胜诉了。既然他肯劳神谈论这些事情，那对此是可以相信的。我和他曾对一个他所谓的真正“当事人”笑破了肚皮。他告诉我，这个人还年轻，还能打三十年以上官司，弄到不少财产！

顺便说一下：奥古斯特对法院的无谬性也有其十分独特的信念。例如，他认为英国人并不因为他们诉讼费用异常昂贵而受到任何损失。不诉诸法院的人，都享有和打官司的人同样多的机会来求得公道。实际上，他显然是认为费用昂贵的法院，不比费用低廉的差，也许还更好一些；他在这类事情上是有所体会的。

奥古斯特给了我三册《地理学》，另外，雅克还供给我一本来顿教授菲塞林的政治经济学（荷兰文） ［注：：西·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编者注］和一本《映画镜》 ［注：：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可见，给我供应的荷兰读物很充分。弗里西安语的书在阿姆斯特丹一本也找不到，虽然仅在一家书店里就有八十八种 现代语的作品。看来，阿姆斯特丹人对黑人的语言比对弗里西安语更有兴趣，不过人们总是偏偏忽视与他最接近的东西。

在这里，我的几个女儿在钢琴伴奏下唱着在阿姆斯特丹早已轰动一时的《索里埃·奥本海姆》 ［注：：一首流行的歌曲。——编者注］，她们希望有一天能在她们的表舅爷面前唱这首歌。

这里已经给我堆积了一大捆来自四面八方的报纸等等，但是我拿定主意，在星期一以前有关政治的东西一眼都不去看。

现在，亲爱的表舅，再见吧！尽管我生了痈和疖子，但是我认为在你家里度过的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断，我将永远感激你们对我的一片心意。

你当然会转告小红房子 ［注：：文字游戏：“小红房子”的原文是《Rothhäuschen》，“罗德黑岑”这个姓的原文是Roodhuyzen，两词谐音。——编者注］，说我向他问好，并就我同他不得已的争吵一事表示歉意。

衷心问候全家，特别是小耶特 ［注：：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安罗伊医生和弗里茨。马克思夫人和女孩子们也都向你们问候。所附字条，烦转南尼达。

　　你的真诚的　卡尔·马·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亚琛

[1864年3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我想您已经到了亚琛或者还没有离开，所以把这封信寄到那里。要是您想等好天气，那您直到现在还会留在博默耳。这里的天气至少3月份是很恶劣的，除了一两个好天以外，其余都是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并且天气瞬息即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我身上这些该死的疖子还没有好。我诅咒这些东西，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小爱琳娜咳嗽得很厉害，差不多有两天了，因此她不能给你写信。但是她要我多多问候你，在丹麦问题上她要我告诉你：“她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她认为争执双方不论哪一方都丝毫不比另一方好，也许甚至更坏”。

普鲁士政策之所以难以理解，纯粹是由于一些人的偏见，他们硬给这种政策加上重要而远大的目标和计划。同样地，例如，摩门教徒的圣经也很难理解，这正是因为它一点意义也没有。首先，普鲁士人曾打算使军队变得深得人心，早在1848年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役[574]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其次，这使德国人志愿队、民主派和各小邦失去立足点。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必定会给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丹麦国王 ［注：：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提供机会，使他能够借用外来压力迫使丹麦人在内政和外交上作出某些让步。奥地利自然不会答应普鲁士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它已趁机同它结成更紧密的同盟以防其他意外事件。

4月12日将在伦敦召开会议[366]。在 万不得已时会议将通过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同丹麦合并为 君合国的决议，也许这种合并的规模还更小些，而决不是更大些。尽管硝烟弥漫，铅弹呼啸，鲜血流淌，但整个事情之卑劣，单从这么一点就可看出来，即直到现在普奥既没有向丹麦宣战，丹麦也没有向普奥宣战。[360]要混淆视听，自然再没有比出兵征讨，让战马咆哮、大炮轰鸣更好的手段了。

然而，严重的冲突也许为期不远了。由于不仅在巴黎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选举[575]中也特别尖锐地表现出这种情绪，波拿巴现在感到几乎不得不又要强使自己的士兵向外贩卖“自由”了。而且这次普鲁士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

加里波第的英国之行[368]，以及这里各方面对他发出的响亮的欢呼声，只不过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新的反奥起义的序曲。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是普鲁士的盟国，通过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576]而成为俄国人的盟国，自然使自己的对手很容易玩弄把戏。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当前的形势下，在德国人民现时的情绪下，以及在英国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的情况下，新的神圣同盟甚至会允许小拿破仑 ［注：：拿破仑第三（“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小拿破仑》这个抨击性小册子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编者注］扮演大拿破仑的角色。现时最好是保持和平，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推迟法国的革命。

真见鬼！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政治棋局更愚蠢的呢！

我本来打算向你再谈两个问题：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和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但天已经黑下来了，信纸也写完了，邮局马上就要关门，这次只好到此为止，最后向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并向卡尔夫妇、让 ［注：：指卡尔·菲力浦斯和让·菲力浦斯。——编者注］和其他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360]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归并于丹麦，普、奥以此为借口，企图占领两个公国——先占领霍尔施坦，然后占领什列斯维希。丹麦的新宪法破坏了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352），议定书规定，丹麦和两个公国只能以君合国的形式联合。因此，联邦议会根据普、奥的提议于1863年12月24日派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占领霍尔施坦及其邻近的劳恩堡；12月31日位于什列斯维希境内的基尔被占领。1864年1月16日，普、奥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1863年宪法的最后通牒。1864年2月1日，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境内，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就此开始。

普、奥对丹麦的战争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力求把在丹麦统治下的但主要居民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于普鲁士以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并镇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也参加了战争，企图阻挠普鲁士的太过分的计划。根据1864年10月30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普共同占有。在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都归并于普鲁士。——第379、402、648页。

[366]1864年2月底，普鲁士军队侵入日德兰以后，英国政府担心战场扩大，就提议在伦敦召开1852年签订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议定书（见注352）的列强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调解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冲突和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的命运问题。会议原定1864年4月12日举行，但由于普奥两国代表竭力拖延会议的召开，拒不出席，会议一再推迟。由于与会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会议从4月25日起一直开到6月25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议刚一闭幕，普奥两国就在丹麦领土上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第384、648页。

[368]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为了募集向意大利进行新的远征的款项，到英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加里波第指望他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也能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加里波第这次英国之行对奥地利施加压力，并考虑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这位意大利民族英雄的情绪，最初对加里波第给以官方的礼遇。但是加里波第同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见面以及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讲话，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在报刊上发动了反对这位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为了答复拿破仑第三提出的立即把加里波第驱逐出英国的要求，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急忙出来声明说，“他病了，现在已去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驳斥了这种捏造，宣布打算访问英国若干个城市，接着英国大臣格莱斯顿直接发表声明说，加里波第继续呆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很快，加里波第于4月底离开了英国。英国政府伪善而又怯懦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主人士的愤慨。——第386、648页。

[574]在普鲁士三月革命的影响下，1848年春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发生了反对丹麦统治、主张与德意志合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各邦的干涉，开始了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很快就表明，普鲁士政府并不想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年8月26日在马尔摩签订的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实际上仍保存了丹麦的统治。1849年3月底重新开始的普鲁士和丹麦战争，继续到1850年，并以丹麦的胜利而告终。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归属丹麦王国。——第647页。

[575]指1863年5月31日至6月1日法国立法团的选举。——第648页。

[576]1864年2月29日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从而使波兰起义者不能得到任何援助。——第648页。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4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但愿咳嗽这种袭击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现过一个新的疖子，我的医生认为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坏东西。的确，早就该这样了。太阳似乎终于要穿透云层了。但是从东方还刮来狂风。爱琳娜的咳嗽好了。可是她姐姐燕妮却还是在咳嗽……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将随着风向的变换而消失。

在收到你的信以前，康拉第已经给我写了信，我给他回信说，他可以把钱直接寄到这里。

在博物馆 ［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里，我在博埃齐（他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著作家）《论算术》一书中读到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他当然不知道 任何其他除法）。从这本书以及其他我用来与之相比较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太大的计算，例[如]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在家庭开支和商业中，从来不用[数字]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而只用石子和其他类似的标记在算盘上进行。在这种算盘上定出几条平行线，同样几个石子或其他显著的标记在第一行表示几个，在第二行表示几十，在第三行表示几百，在第四行表示几千，余类推。这种算盘几乎整个中世纪都曾使用，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使用。至于更大一些的数学计算，则在有这种需要之前古罗马人就已经有了乘法表或毕达哥拉斯表，诚然，这种表还很不方便，还很繁琐，因为这种表一部分是用特殊符号，一部分是用[希腊]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字母（后用罗马字母）编制成的。但是，[既然]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一切除法都是把被除数分解为[两个]因数，因为表上列入的数字很大，所以，要分解诸如MDXL之类的数是够用的。每一个数，例如M，单独分解为它用除数得出的因数，于是结果就出来了。例如，M除[以]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2=D（500），D除以2=250，[余类推]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在作很大的计算时，旧方法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从杰出的数学家阿基米得所变的戏法中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它是从光学中必然产生的。既然各种颜色只有在光波为物体所反射时才能呈现出来，而星际 空间既没有 大气，又没有其他物体，那末这些空间一定是漆黑的。它们让一切光线都能通过，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是黑暗的。此外，在行星等的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是极其“寒冷的”，因为只有在同某种物体相撞击时光才能激发出热，所以我们地球大气的最高几层夏冬两季都是冰冷的严寒，正因为这些大气层都是空气极稀薄，从而相对地是没有什么物体的。但是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注：：歌德《致祖莱卡》。引自《东西诗集》。——编者注］

在没有视力去看光的地方和没有有机物去感觉热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有光和热呢？勇敢的伊壁鸠鲁早就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把诸神赶到太空中去（也就是赶到 无人居住的宇宙空间中去）[577]。的确，只有在这些无比寒冷、漆黑一团的“没有物体的宇宙空间”，才有罗 ［注：：看来是指罗德黑岑。——编者注］的“真正的狗东西们”的位置。 我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荷兰人，这一点你根据以下事实就可以相信：小燕妮已经把《映画镜》 ［注：：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看了一半；劳拉在我的指导下已经读了《地理学》第一卷的大部分；就连爱琳娜都会背诵《跳舞吧，小修女，跳舞吧！》和《小鞋和它的小妻子》 ［注：：荷兰儿童歌曲。——编者注］。

全家向你、卡尔、将军夫人 ［注：：可能指卡尔·菲力浦斯的岳母；他的岳父是个将军。——译者注］和其他人致良好的祝愿。有这样好的天气，好事情是会接踵而来的。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577]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诸神虽然也存在，但是存在于各世界之外，存在于各世界之间的空间，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影响。——第651页。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可怜的鲁普斯今天下午五点十分去世了。我刚从死者那里回来。

从伦敦到达这里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他，但是他当时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他认出了我。当时恩格斯和两位医生 ［注：：博尔夏特和龚佩尔特。——编者注］在场。我们离开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叫住我们说：“你们还来吗？”这是他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此后，他很快又陷入衰竭状态。到星期四晚上，甚至到星期五晚上，病情仍然不明朗，结局如何，很难判断。从星期五晚上起一直到死，他都昏迷不醒。与死亡的斗争拖了很久——诚然，这对他是没有痛苦的。他无疑是夸夸其谈的庸医 ［注：：博尔夏特。——编者注］的牺牲品。明天给你多写些。

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葬礼定于星期五举行。

你的　卡尔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现在才弄明白——博尔夏特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可怜的鲁普斯辛劳终身积蓄了一些钱。

他在遗嘱（1863年12月立下的）中指定恩格斯、博尔夏特和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公证人刚才向我们宣布了他的遗愿。鲁普斯的遗言是：

（1）一百英镑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

（2）一百英镑给恩格斯，

（3）一百英镑给博尔夏特，

（4）其余约六百到七百英镑以及他的书籍和其他财物都给我（如果我死在他 之前，则给你和孩子们——他仔细地考虑到一切意外情况）。

现在我要到他的住所去一趟，以便整理一下文稿。幸而他至少在最后六七个星期是住在非常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那里，受到很好的照料。关于找一个人看护病人的荒唐电报 ［注：：见本卷第390—391页。——编者注］，都是自命不凡的博尔夏特胡吹瞎扯和装模作样的结果，龚佩尔特根本不知道这些电报。

千百次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13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 今天为我们的好同志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举行了葬礼。我们有意不邀请任何人，否则半个城市都会惊动起来。参加葬礼的有博尔夏特、龚佩尔特、恩格斯、德朗克、施泰因塔耳、马罗茨基（光明之友[578]的新教牧师，鲁普斯在他家教过书，他是作为生前友好而来的）、贝内克（这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施瓦伯（同上），还有三个商人、几个少年以及大约十五到二十个所谓“下层阶级”的人——鲁普斯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自然，我发表了简短的悼词。这个使命使我如此激动，以致有几次嗓子都哽住了。弗莱里格拉特来信表示歉意。说是他的上司法济目前正好在伦敦。恩格斯，特别是德朗克都认为这不成其为理由，德朗克明天在伦敦将要求他作出说明。

我在这里至少还得滞留三四天，以便了结一些事情，缴纳遗产税，宣誓等等。在一切没有办好以前，我自然不会离开曼彻斯特。

起初以为可怜的鲁普斯似乎是患初期脑软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龚佩尔特早就说过，他是患脑充血（ 脑溢血）。这在 解剖后已被证实，从而也证明，假如有稍微对症的治疗，他还是能活下去的。博尔夏特 丧天害理地完全耽误了他的病。不过为博尔夏特一家着想，这一点就不必声张了，他一家同鲁普斯是很知心的（特别是博尔夏特的大女儿），帮了他不少忙，鲁普斯本人对这一家也很珍视。而我则谢绝了博尔夏特要我今天去吃午饭的邀请（恩格斯等人想必是出席了），我推说，在安葬沃尔弗的日子里，我不能去作客。

德朗克没有回你的信，他请你原谅。可怜的矮子因为他的几个孩子的死亡心里非常悲痛，连信都没有心思写。

鲁普斯把我们孩子们的所有信件都细心地保存下来，并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一再向博尔夏特夫人说，小杜西 ［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的那些来信使他如何地高兴。

前天马罗茨基在教堂（当时在为儿童举行坚信礼，博尔夏特的小女儿也在内）公开赞扬了鲁普斯。我认为在曼彻斯特没有一个人象我们可怜的鲁普斯（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就折断了双腿，为此医治了多年）这样受到普遍的爱戴。在他死后留下的许多人的来信中，我发现男女小学生，特别是他们的母亲，都对他表示极其真挚的友情。

向大家致最良好的祝愿。

请把亲爱的爱琳娜的相片立即寄三张来。

你的　卡尔

[578]“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656页。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敦

1864年5月17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孩子，淘气鬼： 我很可能在本 星期四（5月19日）离开曼彻斯特， 恩格斯可能 和我同来。[579]如果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的。

昨天去看了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同他的旧日的友谊。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艾希霍夫目前也在这里，他向你们大家问好，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罗德博士的女婿马里埃特突然去世了。女儿回到了利物浦她父母处。艾希霍夫好不容易才当上了营业员。

小德朗克今天从伦敦来，谈到几天以前他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的一些有趣事情。这次见面的地点是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弗莱里格拉特的上司法济也在场。

我的一个老朋友施特龙从布莱得弗德来看我，不幸，他的身体很不好，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是从艾希霍夫那里知道我在曼彻斯特的。

龚佩尔特有件喜事，得了一个儿子。

我给你写这几句话，是因为恩格斯来时你大概得把你的房间让给他。看来只有你的房间能派这个用场。酒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将随身带来，有一打白麦酒就足够我们这位曼彻斯特人喝的了。

我没有能够办完自己的事情[580]，因为本星期这里的法院休假。事情要办好总得在下星期，而那时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从你妈妈的来信中很痛心地知道，玛丽·洛尔米埃不能恢复健康了。这些医生简直是些骗子。

如要写信给我，可以在明天晚上五点钟以前发出，我在曼彻斯特还能够收到。

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已经完全健康了。向你的继任者 ［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我的秘书 ［注：：劳拉·马克思。——编者注］使一个含有深意的眼色。

你忠实的的　老头子

我很想在这里给 全家买点曼彻斯特的丝织品，但是正碰上假日，商店关门，不能实现我的心愿。

可以告诉你妈妈：乔·朱·哈尼已经第二次结婚，并且离开欧洲到澳大利亚去了。

[581]

[579]恩格斯于5月19日到伦敦，在马克思处作客四天。——第658页。

[580]指马克思为领取威廉·沃尔弗给他的一宗遗产办理手续的事。——第658页。

[581]当时哈尼得到他的朋友们要他迁居澳大利亚的邀请，看来这就是传说他去那里的来由。但实际上哈尼没有应邀去那里，而是在1863年5月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英国到美国去了。——第659页。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64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对你7日的信和18日的信，答复稍微迟了一些，请你原谅。

至于那一千英镑，那末这笔款子我最早在7月1日，也许稍微迟一些，才能给你们汇去。我必须等待到今年6月30日为止的平衡表编造出来。在此以前，我只好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应交付的一万英镑中只要哪怕差一个便士，哥·欧门就会拒绝履行他的合同。关于这件事，我在4月7日的信[582]中已经告诉了妈妈，所以付给“维贝耳豪斯和布什”银号的钱就请你们自己筹措。反正我不能弄到为期一周的一千英镑的短期期票。因此，到7月或8月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根本不必着急。

不过我原来想，我也许可能部分地抵补这一千英镑，即说服哥·欧门 在到期以前先把原定6月30日支付的三百七十五英镑利息汇给你们；但既然银行主现在付给我们六厘利息，那末他就不会愿意按五厘利息给你们钱。

至于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则应作如下的处理：

6月30日把一万英镑记入 我欠你们的债务项内。按照合同，这笔款子应留在这里的平衡表内。这笔款子中应扣除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 及其利息；余款我将按五厘的利率向你们付息。我结余中留给母亲个人支配的那部分不给我算利息，所以最好把这部分 另记一笔，否则只会使账目混乱不清。

这里要注意的唯一的问题是把英镑折换成塔勒的汇率问题。我看，目前和将来就我这笔账进行的一切计算，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平均汇率，即按六塔勒二十银格罗申的汇率，父亲在他的账簿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应付出的那一万英镑，在你们那里就是66666．20塔勒；而我用英镑来偿付的一切金额也将按这一汇率计算。你们商量一下，把意见告诉我。

关于把一万英镑记在我的账上一事，你们没有必要通知哥·欧门；你们都在合同上签个名就行了。

十分感谢你寄来相片。你的面部修版时修得过多了些，但总的说来这些相片都照得很好。其余人的相片快点寄来，我好收进照相簿里，这件事也提醒一下可爱的博林一家，从他们那里我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布兰克家还缺大玛丽亚、小艾米尔、鲁道夫以及最小的几个孩子的相片。

顺便提一下，如果那里要求“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在《科伦日报》、《布勒斯劳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由我署名的讣告[583]的费用，那就请你照付，并把此款记在我的账上。

如果妈妈还在巴门，就代为问候，并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向恩玛 ［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看来她的气色还没有象以前那样好，但我们希望这将很快过去）和孩子们以及鲁道夫 ［注：：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582]恩格斯给爱利莎·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信中大概是谈恩格斯同哥·欧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海·恩格斯在财务上的清算。——第660页。

[583]说的是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及其他德国报纸上登载的、由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恩·德朗克、路·博尔夏特及爱·龚佩尔特署名的关于威廉·沃尔弗逝世的讣告：

“讣告

威廉·沃尔弗

今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1848年和1849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国民议会议员，从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任教。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路易·博尔夏特、医学博士爱德华·龚佩尔特

1864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第661页。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6月25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非常感谢你寄来详尽的信。我知道你由于视力关系，写信是很吃力的，所以我并不是每封信都等你的回信。从你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身体健康，心胸开朗，甚至没有因多济教授的发现 ［注：：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而有所波动。其实，从达尔文证明我们大家都起源于猴子的时候起，未必还有什么打击可以动摇“我们对于祖先的自豪感”。《摩西五经》 ［注：：圣经头五篇的总称。——编者注］只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返回以后才著成的，这一点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文》中就已经探讨清楚了。

爱琳娜在所附的短信中自己对你寄来的相片表示感谢，这张相片同通常这类黑影画一样好。小家伙在三四天以前就把“自己的信”给我放在桌子上了。

我的疖病又复发了，从我摆脱最后几个疖子到现在总共才不过两个星期。这种讨厌的病很妨碍我工作；此外，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 主要是做英国股票投机，英国股票今年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起来（这是些五花八门的股份企业，它们扩充到不可思议的规模，然后又纷纷倒台）。我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而现在，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

我家里一切都很好。医生要小燕妮“换换空气”，如果你或命运都不反对的话，那末在夏末我就带我三个女儿来看望你。

电讯已把会议 ［注：：见本卷第384、394和401页。——编者注］毫无结果的消息传遍了欧洲。在这场外交悲喜剧中，唯一能够毫无阻碍地追求自己原先的目的和巧妙地玩弄手腕的，就是俄国人。一方面，他们复活神圣同盟，驱使德国蠢人去打仗，从而使欧洲不去注意他们自己在波兰和切尔克西亚的巨大进展；另一方面，他们唆使丹麦进行抵抗，最后就会在帕麦斯顿先生的帮助下巧妙地让英国为使1852年的条约[352]得到遵守而宣战，而现在已经 有凭据证明，这个条约是俄国授命订立的！英国人并没有因为波兰而发动战争，虽然1815年的条约责成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因为切尔克西亚而发动战争，虽然俄国和高加索一起保证自己对 亚洲的霸权；但是就是这些英国人却必须因为俄国授命签订的条约而宣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同时也正是这个俄国却公然站在这个条约的反对者一边！这简直难以置信！英国人民对丹麦丝毫不同情（虽然他们无疑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十分反感）：有利于丹麦的群众大会连一次也没有开成；一些贵族所组织的救济丹麦伤员的募捐活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英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所能谈的，却正如月球上的居民一样多。以《泰晤士报》等为代表的舆论，是帕姆老头子本人自行“规定”的。

6月19—21日哥本哈根曾经处于革命的边缘。国王 ［注：：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接到了 俄国照会，要他赞成各公国同丹麦王国组成君合国。成了俄国人傀儡的国王（他们把他的儿子 ［注：：威廉。——编者注］安置在雅典，把他的女儿 ［注：：亚历山得拉。——编者注］安置在英国，把他本人扶上了丹麦王位），赞成俄国人的方案，而大臣蒙腊德却反对。经过两天辩论，蒙腊德辞职以及在哥本哈根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新即位的国王才老实起来，这样，俄国就又暴露了它的阴险的图谋。但是，尽管俄国对这次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它感到最有利的却是使欧洲各国人民（俄国是他们的公敌）互相打得头破血流。普鲁士装出的那副了不起的样子——美男子威廉扮演征服者威廉的角色——实在滑稽可笑。这种妄自尊大将带来可悲的结局。

为了对 善人帕麦斯顿作一个说明，附上《 晨邮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的剪报，上面有关于议会辩论的报告—— 弗兰德的演说[584]。这里所谈的只是关于委任charity　inspector（慈善事业检查官）的问题。你从我划线的地方可以看出，在议会里人们当面向帕姆谈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他却满不在乎。

在加里波第逗留伦敦期间，我故意不和他见面。 ［注：：见本卷第648页。——编者注］要是在卡普雷腊岛，我倒要去拜访他，但是在伦敦这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木橛子，每个扬扬得意的糊涂虫都把自己的名片穿在这个木橛子上了。

向全家热情问好。我妻子向你和全家问候。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

[352]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于丹麦的新宪法。根据1852年5月8日俄、奥、英、法、普、瑞典同丹麦代表一起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霍尔施坦公国仍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列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列入丹麦王国，并保留某些特别权利，但是丹麦的统治阶级没有尊重这些权利。他们仍然试图把两个公国全部归属自己；1855年公布了丹麦王国各地区的统一宪法，这两个公国也包括在内；只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丹麦政府才于1858年同意宪法不施行于霍尔施坦，但以该公国参与国民开支为条件；什列斯维希仍然全部留在丹麦王国内。接着，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两公国与丹麦联合的君合国也就告终，因此，什列斯维希脱离丹麦而参加德意志联邦的运动加强了。——第370、663页。

[584]指弗兰德于1864年6月16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第664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4年7月12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今天（刚才）接到一封信，我觉得信上的地址好象是你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知道这封信 怎么落到了你的手里？这是坏蛋布拉斯（从柏林）寄来的，他厚着脸皮托我把一个拙劣的东西转寄给比斯康普。[585]我已经好久不知道比斯康普这个流氓的下落了，因为这个人的住处不明，所以真不知道我现在该怎样摆脱这种无聊的事情。

我是躺在床上给你写这封信的；我由于长了很危险的痈，不得不躺几天。这可恶的病时常复发。

如果在15日以前（包括这一天在内）我不能照我所想的亲自到西蒂区去一趟（因为在那里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末我就在本月15日打发琳蘅去，以便奉还三十英镑，并表示谢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585]布拉斯在给比斯康普的信中，请比斯康普为他在柏林出版的《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撰稿。——第665页。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8月1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你的信我昨天晚上从英国博物馆回到家以后才看到。因为时间太晚了，所以没有马上写回信。不用说，来信的内容[586]简直吓坏了我和全家。有一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和南尼达 ［注：：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没有立即离开家？我劝你哪怕现在也要这样办。在我家里发生这种事情时，我立即就把孩子们弄走了；没有你们也可以同样照料女巨人 ［注：：菲力浦斯家的女仆。——编者注］。为什么要无谓地冒险呢？请原谅我这样直率地说这一点，我是太替你们担心了，所以才直言不讳。真可惜，我自己不在你们那里，——我凭经验知道，这种病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如果你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家（但是到底为什么？），那末我总可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给你们以支持，因为在这种场合，要消磨时光，熬过一段日子，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个人又比两个人好。

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最近我已给南尼达去过信，她可以告诉你稍微值得注意一下的很少几件事情。总之，一切都好，全家人都还算健康。

现在这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死气沉沉。凡是有条件的人，都溜掉了，不是出国，就是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去。单调的生活，只是由于天天传来关于骇人听闻的铁路事故的消息才有所激荡。资本在这方面并不象在大陆上那样受到警察的严密监督，所以对铁路经理来说，在旅行季节里死多少人，是根本无所谓的——只要平衡表不出问题就行。这些铁路大王玩忽人命，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但是追究他们所应负的责任的一切尝试，总是因为铁路公司在下院有很大的势力而遭到失败！

这里另一件开心事情，就是由于贴现率提高而使商界充满一片惊恐！毫无疑问，如果贴现率在目前水平上再保持几个星期，那就会造成倒闭，今年象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的大量搞投机活动的股份公司，将成为这种倒闭的牺牲品。西蒂区一家接着一家发生的重大破产事件，已经证明大风暴即将来临。

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格罗夫著的《 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他证明：机械运动的力、热、光、电、磁及化学性能，其实都不过是同一个力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演化、替换、转化，等等。他非常巧妙地排除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胡话，象“潜热”（不亚于“不可见光”）、电的“流质”以及诸如此类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希望很快能接到你们的好消息。今天我由于非常惦念你们，想阅读重要的美国新闻也不能安静下来。

全家致衷心问候。代我向小耶特、医生、弗里茨 ［注：：罕丽达·范·安罗伊、阿·范·安罗伊及弗里德里希·菲力浦斯。——编者注］等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

[586]莱昂·菲力浦斯在信中说到他家的女仆得了天花。因此，马克思没有照预定计划带女儿们到扎耳特博默耳去。——第665页。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布莱顿

1864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昨天收到了弗莱里格拉特的来信（照抄一份于后），你从信中可以知道，拉萨尔在日内瓦决斗时受了致命伤。这个消息使我们大为震惊，因为拉萨尔总还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下场。我收到信以后，就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也就是到他的住处去，因为我知道伊达 ［注：：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出门去了。看来，我的来到使他惊“喜”不止。他的女儿路易莎和他在一起。其余的一群人将在本周末回来。路易莎在布莱顿 弗兰契斯卡·卢格那里呆了两星期。鉴于弗莱里格拉特同卢格等的关系，使用你的印有男爵头衔的名片要慎重。象卢格这样的人，是会利用这一点的。弗莱里格拉特远没有象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受到很大的“震动”：他还照常说笑，还拿拉萨尔来说笑。他向我说，他的银行正遭受危机，正是日内瓦的事情和法济在这件事中搞的鬼[400]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害。最后告诉你一句杜西 ［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的妙语。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拉萨尔是为了他想要娶的一个女士 ［注：：海伦娜·窦尼盖斯。——编者注］而决斗的，劳拉就想起，他对每个妇女都说过什么“总共只能爱她六个星期”。于是杜西就说，“那他 准能活六个星期”。小燕妮象着了魔似地在她的温室里劳动。全家人都很健康，并向你问好。

老头子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注：：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刚接到克拉普卡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他写道：

‘拉萨尔在这里有一段恋爱史，但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准备同这位姑娘，即巴伐利亚的公使窦尼盖斯的女儿结婚。父亲反对这件婚事，而姑娘欺骗了可怜的拉萨尔；她原来的未婚夫，即上面提到的伪国君［注：：腊科维茨。——编者注］从柏林来到这里，事情发展到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继而提出决斗。拉萨尔的监场人是吕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贝特伦伯爵将军。拉萨尔正象一个具有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人那样——勇敢而自尊。他腹部中弹，现在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生命垂危。对他不幸的是，子弹深入体内，因此伤口很容易发炎。我来了以后就立即去看他，见他在口授遗嘱，但准备从容地迎接死亡。我对他感到无限惋惜；对于一个人，往往是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才能真正认识他。虽然医生们诊断说很凶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安然度过危机。’

克拉普卡就是这样写的。我甘愿承认〈说得太过分了，好象把他吊在拷问架上似的！〉这个消息使我深为不安，我立即给克拉普卡打电报说，如果拉萨尔还活着，要他转致我的同情和慰问。克拉普卡将给我回电报；我如有所知，当即奉告。”

[400]指法济在担任瑞士银行总行行长职务时玩弄的财政诡计被揭露以后，于1864年8月在日内瓦州委员会的选举上遭到的惨败。选举以后，法济的拥护者武装袭击投票反对法济的一部分选举人，造成混乱。由于瑞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法济不得不逃往法国。

弗莱里格拉特是瑞士银行总行伦敦分行的理事。——第418、668页。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林

1864年9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尤其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近来我们彼此没有保持联系。原因不仅仅是 他没有写信，——因为终止通信的是他，而不是我——也不仅仅是我生了病，我的病拖了一年多，几天以前才摆脱。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我将来可以口头告诉您，信里就不讲了。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亲爱的伯爵夫人，希望您以崇高而刚强的性格经受住命运的这一打击，并请永远相信我对您的充分而由衷的忠诚。

　　您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说，如有可能，请您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为他写一篇文章。可惜已经错过几篇文章了，今天的一篇 ［注：：卡·马克思《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编者注］我看也靠不住。什么题材都行。也可以写写进攻威尼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什么小事情。

我希望在本星期内就能开始誊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这件事拖得太久了。我看，卡尔写得过分认真。

“分析泰霍夫的信”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看来，关键就在这里。除此以外进展得都比较顺利。

席利和贝克尔每天寄来一叠一叠新的文件，这些文件立即被用来充实小册子。遗憾的是，找出版者的事还一点没有着落。本星期内一切都应该搞完。“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要犯错误。”

我和女孩子们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1860年10月5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又来了一印张校样 ［注：：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这张校样，摩尔应马上校阅，并发回西蒂区。因此，他要我在邮局关门以前赶紧告诉您，所寄五英镑的支票已收到，来得正是时候。

我们全家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1861年3月16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多年来您对我们的艰难困苦给了全心全意的帮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当我看到寄来的钱是我所指望的五倍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不承认这一点，那是虚伪的，而琳蘅 ［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比我更高兴！当我跑上楼去对她说“恩格斯为了使你舒适，寄来了五英镑”时，她那双几乎已经失神的眼睛立即放射出了喜悦的光芒。

我想炎症是制止住了，昨天医生也认为垂危的病人已经有所好转。目前问题只是在于：会不会过度虚弱，会不会出现出血或坏疽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还不敢给她吃任何补品，因为必须忌食所有会刺激发炎的东西。我们经历了忧虑焦急的日日夜夜，而我还感到双重的不安，因为我还不知道卡尔的情况怎样，他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地方[163]。今天又没有收到信。

可怜的鲁普斯，实在使我难过。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没有人经心照料，完全听任利欲熏心的女房东摆布；不过，他的穷困实际上多半应怪他自己。干吗要这样谨小慎微、拘泥细节呢？您对这位老先生要多加监督，特别是要使他厌弃痛风病的大敌——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信写得很仓卒，请您原谅。我心事重重，身边又有很多琐事，甚至今天还要到市区跑一趟，因为有一张当票到期了。但是只要我们的琳蘅能熬过来，我亲爱的卡尔很快有好信息传来，这都算不了什么。

女孩子们和我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163]马克思从1861年2月28日至3月16日住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莱昂·菲力浦斯家里。马克思从荷兰去柏林，在那里一直逗留到4月12日。马克思在德国逗留期间还到过爱北斐特、巴门、科伦和特利尔，于4月29日返回伦敦。——第160、675页。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给您写了那么多叫人伤感的信，现在想告诉您一些好消息。首先，大家觉得琳蘅有救了。医生对她的病状十分满意，认为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令人担心的说呓语、唱、哭和不安的动作等等，都已经大大减少，她甚至已经能吃羊肉排了。多亏您的帮助，我才能够给她安排一切舒适的东西——经常保持温暖的房间、葡萄酒、甚至象花露水这样的奢侈品，花露水对于这种病，特别是在时常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很起作用。除了这个好消息外，我还必须告诉您一件也使您高兴的事，就是摩尔终于来信了[125]。从星期日起，他在柏林，住在拉萨尔那里，拉萨尔待他很热情。在一次宴会上，他坐在巴比伦女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已故的维尔特 ［注：：看来原稿为：“沃尔特”。——编者注］的用语）和极丑的柳德米拉 ［注：：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之间。祝他幸福！别的他没详谈，因为当时他要赶快给我汇五十塔勒。他只写道，前景很好，他将带着肯定的成果回家。我担心的只是，他一时回不了家。

请接受我们全家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4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摩尔至今没有写信给您。我以为您完全了解他个人的事情，我甚至希望从您那里知道一些细节，因为我那位亲爱的夫君给我的信，这一次“文笔简练”到了极点。尽管我自己一直只是知道最一般的消息和少量的事实，但是我知道的毕竟比您稍微多一些，所以我想马上把我所知道的一点消息告诉您，何况事情总的说来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现在来谈谈第一件事情。表舅 ［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已经同意外甥的全部建议，打算等卡尔一到博默耳就立即处理钱的事情。至于报纸散布的消息，大概您自己也可以看出这全是捏造的；卡尔根本无意带全家迁居柏林。他唯一想设法在那里办成的一件事，就是恢复普鲁士国籍。我不完全理解和知道，为什么卡尔这样急于要重新当普鲁士王国的“臣民”。我宁愿今后依旧做“自由的鸟”（红色沃尔弗 ［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的一个旧相识的用语）。

为了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他只好逗留在柏林。政府曾打算处理这件事，办法是让他享有柏林市公民权，但卡尔不愿以此为满足，所以事情就一天一天地拖延下来。今天卡尔来信说，他要到12日才能看到最后决定，而目前只好忍受寂寞的痛苦。看来，小伊戚希还在继续患流涎症和陷于思辨的空论。不过他对卡尔确实非常友好，他总是跟卡尔在一起。如果不是接到母亲一封邀请他去的信，那他会从柏林径直到博默耳去，而现在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还要顺路去一趟特利尔。要是他到特利尔去，那他回家又得延期，两星期以内未必能回来。看来拉萨尔热衷于办大报；他并且肯定地说，他可以为该报的出版提供两万塔勒。办一个日报，而且以哈茨费尔特为靠山，这对卡尔来说是多么冒险的事情！我个人很少怀念祖国，很少怀念“亲爱的”、可爱的、忠诚的德国，这个诗人们心目中的慈祥的母亲，而女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离开莎士比亚之国的念头，对她们来说是可怕的；她们已经成了道地的英国人，牢牢地扎根在英国的土地上了。关于逮捕您的命令已经撤销[587]，这很好；这样一来您就可以自由上路了……

　　您的　燕妮·马克思

[587]见本卷第16页和第171页，以及注180。——第678页。

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委托书

　　1861年4月12日于柏林

鉴于本人即将离开此地，兹特委托居于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先生行使本人与如下一事有关的一切权利：本地王室警察总局据今年1月12日王室大赦令，现在正在审理有关承认本人普鲁士国籍一案，并可能准许本人重新入籍以及赋予本人居住柏林的权利。兹委托他向普鲁士王室内阁及德意志联邦会议代递请求书、申请书和申诉书，并充分行使属于本人的一切权利。

　　卡尔·马克思博士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1863年11月初于伦敦］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给您寄上“高贵的达乌德－贝伊” ［注：：指乌尔卡尔特。——编者注］的《自由新闻》。这会使您大大开心一番。可惜卡尔不能亲自写信。他病倒在床上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长了两个血脓疮，一个在面颊上，一个在背上。面颊上的脓疮，敷了治这种病所用的家常药品很有疗效。另一个在背上的脓疮，长得比较大，肿得非常厉害，可怜的摩尔痛苦万分，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您知道，这件事在精神上也使他很苦恼。这本不幸的书[25]好象注定永远完不成似的。我们大家就象做着一个恶梦。只要利维坦游起水来就好了！！

我们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关于您的任何信息了，卡尔非常挂念您。看来，脱离危险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喝烈性的好酒和加强营养，都使他有力气忍受疼痛和顶住因大量排脓而引起的衰竭。糟糕的是他还睡不着觉，夜里痛苦难熬。医生对病情十分满意，希望再过四至六天即可停止排脓。有时他起来站一会儿，今天我们把他从病时所住的房间搀扶到了起居室。

他随“主席团”的信给您附去工人协会发的通告。[588]这个小玩意儿将迫使这个“为工人阶级奋斗和受难十五年”（想必是指同1805年生的淡棕色头发美人 ［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一块喝香槟酒吧）的人从警察道路转向非警察道路。[589]请快些来信。我们全家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588]燕妮·马克思所称的通告，就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是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协会委托而写的，由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签署，于1863年11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

“主席团”的信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那封信，是寄给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戚廉·沃尔弗的。瓦耳泰希以联合会主席团名义，表示赞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并答应尽全力照这个呼吁书所号召的去做。信中还要求寄五十份印有呼吁书全文的传单，以便分发给联合会的各地方分会。——第680页。

[589]燕妮·马克思引用的话，出自1863年10月1日《柏林改革报》第229号上一篇关于拉萨尔1863年9月27日在佐林根发表的演说的报道。

往下指的是拉萨尔于1863年11月3日、15日和17日就柏林警察的行动向柏林警察总监提出的申诉书。在这些申诉书中，拉萨尔请求普鲁士当局制止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采取警察暴行，并请求在联合会开会期间由警察维持秩序。同时拉萨尔还强调说，他的宣传鼓动同普鲁士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第680页。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上一次给您可爱的夫人写信时，并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度过多么可怕的日子。三个星期来，我亲爱的卡尔得了一种最可怕最疼痛的病——背痈，一直处在 致命的危险中。恕我罗唆写了这几行字。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知道，您们对我们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三个星期内我们所经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也不去说它了，今天受我康复中的亲爱的丈夫的委托，把工人协会发出的通告 ［注：：卡·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编者注］转寄给您。关于波兰事件本身的意义就不用说了，决定散发这个呼吁书是为了结束某些人 ［注：：指拉萨尔。——编者注］的“警察运动”。“主席团”一下子就上了这个钩，请求给它五十份呼吁书，以便分发给它的分会 ［注：：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为了使您了解情况，卡尔把它寄给您。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请允许我向您再谈谈这种病在我们家里是怎样发生的。本来卡尔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为了多少能轻松一些，他加倍抽烟，把各种药丸，如治黄疸病有效的甘汞等的用量增加了两倍。大约一个月以前，他面颊上出现了一个脓疮，很痛，但是我们敷了一般的家常药品就收到了疗效。这个脓疮还没有完全消除，背上又出现了一个痈。虽然痛得很厉害，肿得一天比一天大，但我们还冒冒失失地认为用压布等等就可以消肿。依照德国的疗法，可怜的卡尔几乎完全不准吃东西，就连便宜的四度啤酒也从饮食中取消了，光靠柠檬水过活。最后，痈肿得象拳头那样大，背也已经完全弯下来时，我才找了艾伦。我永远不会忘记丈夫在看到自己背的那一瞬间所使的眼色，他示意我和小杜西 ［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离开房间，琳蘅必须扶持卡尔；于是艾伦开一个很深的，又深又大的切口，鲜血从张开的伤口直往外流。卡尔一声不吭，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哆嗦一下。然后开始敷热压布，现在我们在两星期内不分昼夜每隔两小时准时换一次热压布。同时医生嘱咐一天喝波尔图酒三四杯和半瓶波尔多酒，而食物要比平常多三倍。问题是如何恢复他已经很衰弱的体力，使他能够顶得住剧痛和大量排脓所引起的衰竭。最近十四天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不必再向您多说了。琳蘅由于操劳太甚和过分紧张也病了，今天才觉得好一些。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多力量。最初几夜我一个人守在床边，后来一个星期是和琳蘅轮流守护，现在我睡在室内地板上，以便随时照应。目前卡尔正在恢复健康，我的心情怎样，您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卡尔和我可怜的女孩子们衷心向您问好。务请您两位多多来信，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要知道来信会使他多么高兴！信写得很乱，请原谅。

　　您的老友　燕妮·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1864年6月中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布勒斯劳报》上刊登的那篇写得很好的悼念我们不能忘怀的亡友威·沃尔弗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我们估计是您写的。我丈夫想写他的详细传记，但是缺乏关于我们这位朋友早期生活的材料。[393]如蒙您在这方面给他帮助，把您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弗童年和他早期生活的一切事情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他将非常感激。从1845年起，我们一直和他保持极密切的关系。所以，需要知道的主要是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丈夫得了一种既危险而又很顽固的病，刚好不久，他要我请求您阁下——死者的忠实的老朋友提供这种友好的帮助，望您很快就能把您记得的关于我们永远亲爱的沃尔弗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

我和我丈夫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393]由于马克思在写沃尔弗传记时（见注391）缺少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资料，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的托付请政论家埃尔斯纳——沃尔弗在布勒斯劳大学时的同学和《布勒斯劳报》上论沃尔弗文章的作者——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弗的所有传记材料寄来。但是，埃尔斯纳未能把马克思感兴趣的详细情况告诉他。马克思想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的意图没有能实现。后来，恩格斯的《威廉·沃尔弗》一组文章中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文章刊载于1876年《新世界》杂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106页）。——第408、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