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过去的十年间，我既没见到伊莎贝尔也没见到拉里，而与艾略特见面的次数反而比之前更多。实际上，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之后会提到，时不时地我会从他那儿得知伊莎贝尔的情况，但是关于拉里的事儿，他却只字不提。

“据我所知，他仍住在巴黎。但是我不可能遇到他。我们的生活圈不同。”他补充道，不无得意，“非常遗憾，他竟会堕落到这般田地。他本来是个可育之才，出身很好。如果他愿意服从我的管束，我相信我能把他培养成个大人物。无论如何，对伊莎贝尔，逃脱了他是一种幸运。”

我的熟人圈不仅仅限于艾略特认识的那些人。在巴黎，我认识很多艾略特可能嗤之以鼻的人。在巴黎短暂而频繁的逗留中，我也曾问他们中的某些人是否遇到过拉里，或者有无拉里的消息。只有几个人和他偶遇相识，但是都谈不上和他有过亲密的交往。我能找到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我到他过去经常用餐的酒店，但是发现他很长时间没去过那儿了，所以住在附近经常去喝咖啡的人都认为他一定是不在本地了。在蒙帕尔纳斯山村路的那些咖啡馆，也没找到他。

伊莎贝尔离开巴黎后，拉里原打算去希腊，但是他放弃了。多年后，他亲自告诉了我他真正想做的事。但是为了把事情按时间顺序排列使读者领会，我还是现在来叙述的好。他整个夏天都在巴黎，毫不停歇地工作，一直到深秋。

“那时我想我得好好休息一下，不再只顾看书。”他说，“我每天看八到十个小时的书，这样已经有两年了。所以，我想去一家煤矿工作。”

“你要做什么？”我叫起来。

看到我的诧异，他笑了。

“我想干几个月的体力劳动会对我有好处。我想这会给我整理思绪、正视自己的机会。”

我没有开口。我想知道这是否是他做这种出乎意料的决定的唯一理由，抑或是这件事与伊莎贝尔拒绝与他结婚有关。事实是，我根本不了解他爱伊莎贝尔有多深。多数人在恋爱时会编制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追随自己的内心是最明智的举动。我想这是诸多灾难性的婚姻存在的根源。像那些把事情交给一个明知道是骗子的人去处理一样，由于这个人首先是骗子，然后才是朋友，他们坚信这个人虽然对别人不诚实，但是对自己却不这样。拉里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为了伊莎贝尔而牺牲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认为他的生活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由他自己做出选择，但是失去伊莎贝尔的痛苦比他所想象的更加不可忍受。也许正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想鱼和熊掌兼得。

“嗯。继续讲。”我说道。

“我把书和衣服放在两个大旅行箱里，交由美国运通保管。然后把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一些麻织品放在小手提箱里，就出发了。我的希腊老师有个妹妹，嫁给了郎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所以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见他。”

“他知道吗？”

“不知道。”

“它位于法国北部，距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仅在那儿待了一夜，住在车站旅馆。第二天，坐当地的火车到了煤矿所在的地方。你去过采矿型村庄吗？”

“在英格兰去过。”

“嗯。我想大体差不多的。有煤矿和经理的家，成排的、整齐的两层小房子，全都一模一样，单调到令人沮丧。有一座新近修建的丑陋的教堂和几家小酒吧。天气阴凉而寒冷，当我到那儿时，天还下着毛毛雨。我去了经理的办公室，把信呈上。经理长得又矮又胖，红脸颊，看上去是个贪婪的家伙。他们正缺苦力，很多矿工在战斗中牺牲了，有很多波兰人在那儿工作，我想有两三百人吧。他问了我一两个问题，他不怎么喜欢我的美国人身份，他认为美国人靠不住。但是他姐夫在信中夸赞了我，不管怎样，他很高兴遇到我。他想给我一个在地面上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工作。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惯矿下面的工作，会吃不消的。我告诉他我做好了准备，他说这样我可以做矿工的助手。那实际上是男孩子的工作，不过男孩子也不够分配。他人很好，问我是否已经找到住所，当我告诉他我还没有时，他在纸上写了个地址，告诉我如果我拿着这张纸条去那儿，房子的主人会租给我一张床。那是一个寡妇，丈夫是矿工，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的两个儿子也在这个矿上工作。

“我提起小行李箱就去了煤矿。我找到了房子。一个身材高大、骨瘦如柴的女人为我打开了门。她头发花白，眼睛又大又黑，面容姣好。她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若不是没有了两颗门牙，面容憔悴，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她告诉我没有房间了，但是有一个房间里放了两张床，一张她租给了一个波兰人，我可以租下另一张床。她的两个儿子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她自己住。她带我去看了位于一楼的房间，我猜想，这大概是起居室。我本来想独享一个房间，不过想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太挑剔吧。外面的毛毛细雨现在已经变成绵绵小雨，而我的衣服已经打湿了，我不想再跑别的地方淋得浑身湿透。所以我说房间特别适合我，就安定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作起居室，里面有几把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个堆煤棚，用作浴室。两个男孩和波兰人已经吃过午餐，但是她说我可以和她一块儿吃午饭。之后我坐在厨房里吸烟，而她一边继续做她的工作，一边和我谈起她的身世和家庭情况。轮班时其他人也来了，首先是那个波兰人，然后是两个男孩。波兰人穿过厨房，当房东告诉他我要和他分享一个房间时，他只是向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从铁架上取了一大壶水到煤棚里洗澡去了。这两个男孩个子很高，虽然他们脸上有煤尘，但是看上去很漂亮，而且好像对我很友好的样子。他们把我视为怪人，因为我是美国人。一个男孩子十九岁，几个月后要去服兵役，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来了，两个男孩去洗漱。波兰人有一个非常难发音的波兰语名字，但是他们称他为考斯第。他很高，比我高两三英寸，块头也大。他长着一张苍白而丰腴脸，宽宽的短鼻子，大嘴巴，蓝色眼睛。因为他一直没能把煤灰从眉毛和眼睫毛上面洗掉，所以看起来好像化了妆，黑色的眼睫毛衬托得他的蓝眼睛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一个丑陋的、粗野的家伙。两个男孩换好衣服出来了。波兰人坐在厨房里，吸着烟斗，读报纸。我口袋里有本书，因此我也取出来开始读起来。我注意到他不时地瞥我一眼，不久他把报纸放下了。

“‘你在读什么？’他问道。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亲自看。这是一本《克利天斯公主》，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这本书足够小，我可以放在口袋里。他看着这本书，又好奇地看看我，然后把书还给我。我注意到他嘴边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喜欢这本书吗？’

“‘我认为它很有趣，引人入胜。’

“‘我在华沙上学的时候读过这本书，看得我烦透了。’他操着一口漂亮的法语，没有丝毫波兰口音，‘现在我只读报纸和侦探小说，其他的我都不读。’

“勒克莱尔夫人，这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一面盯着熬的汤，那是我们的晚饭，一面坐在桌子旁织袜子。她告诉考斯第我是煤矿的经理介绍来的，并且把我认为适合告诉她的话重述了一遍。他听着，吐着烟圈，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看着我。这双眼睛坚毅而机敏。他问了几个关于我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从没有在煤矿工作过，他嘴角又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没有人愿意来煤矿工作，除非他别无选择。但是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

“‘我曾经有段时间每年都去巴黎，我经常去拉德芳斯大道，你去过拉儒饭店吗？那是我最喜欢的饭店。’

“这有点让我吃惊，你知道，那饭店吃饭并不便宜。

“一点也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了我的惊奇，因为他又一次对我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但是很明显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漫无目的地谈着，后来两个男孩进来了，我们一同吃了晚餐。当我们用完晚餐，考斯第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小酒馆喝啤酒。小酒馆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房间的尽头是一个酒吧间，有很多大理石面的桌子，桌子周围是木制椅子。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把一个硬币投入槽中，钢琴正放着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前坐有人。考斯第问我会不会打贝洛特纸牌游戏。我和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我说会打。他提议说我们玩纸牌，谁输了谁付啤酒钱。我同意了，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输了，我输了一杯啤酒钱，接着又输了一杯。后来他提议我们玩钱，他牌好，我运气差，我们以小额的零钱为赌注，我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加上啤酒使他兴致高涨，开始健谈起来。没过多久，我就从他的谈吐和举止中猜出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当他再次谈起巴黎时，他问我是否认识某某人，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在艾略特家里时，我遇到的那些美国女人。他看起来比我对这些人熟悉得多。我心中纳闷他怎么能落到如此的境遇。时间并不晚，但是我们第二天拂晓就得起床。

“‘我们回去之前再喝一杯啤酒吧。’考斯第说道。

“他小呷了一口，用机警的小眼睛窥视我。我看着他的样子，联想到一头脾气暴躁的肥猪。

“‘你为什么来这个破败的煤矿工作呢？’他问我。

“‘为了体验。’

“‘我的孩子哟，你疯了吗[1]？’他说。

“‘那么你又为什么来矿里工作呢？’

“他耸了耸他那硕大的、笨拙的肩膀。

“‘我很小的时候，就进了贵族陆海军官学校。我父亲是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军官，上次战争中我是装甲部队骑兵。我忍受不了毕苏斯基。我们筹划杀死他，但是有人泄露了秘密。我们的同伙凡是被他抓到的都被射死了，我设法及时逃越了边境。那时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加入法国籍军团，要么到煤矿做工。我选择了这两个中罪恶稍轻的那个。’

“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特在矿里我要做什么工作。当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放在大理石台面上，和我说道：

“‘尽力把我的手往后推。’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老套的力量测试。我伸出手掌紧靠着他的手掌。他笑了，‘几周后你的手就不会如此柔软了。’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但我却不能与他抗衡，他力气太大了。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推回来，压到桌子上。

“‘你挺强的，’他没嘲笑我，‘许多人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你听我说，我的助手不行，他是一个弱小的小法国人，力气还不如虱子大。你明天和我一起来，我让领班安排你做我的助手。’

“‘我很愿意。’我说，‘你认为他会同意吗？’

“‘应该会考虑。你有五十法郎吗？’

“他伸出手，我从钱夹中拿出一张钞票给他。然后我们就回家睡觉了。劳累了一整天，我睡得很香。”

“难道你没发现这工作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始干得筋疲力尽。”他咧嘴笑了一下，“考斯特和领班一起工作，我当考斯特的助手。那时考斯特在一个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的空间工作，人到那儿得穿过一条很低的隧道，只能手脚并用，爬着穿过。那里面特别热，工作时我们只穿着短裤。考斯特肥胖的上半身让人看了极其生厌，就像是巨大的蛞蝓。在那么狭窄的空间，一排排风动剪刀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我的工作是把割下来的煤块收集起来，装满筐，穿过通道，把筐子拖到隧道口。在隧道口处，筐子被装入卡车，等地下煤车隔段时间开来时，把它装上煤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唯一了解的煤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常规做法。开始我并不专业，工作得非常艰难。中午，我们停工休息，吃午餐，吸烟。工作了一天，我并不难过。天哪，而且洗个澡简直是太开心了。我想我从没把脚洗干净过，它们像墨水一般黑。当然，我的手都起泡了，痛得要死。但是后来伤口愈合了，我也慢慢习惯了这项工作。”

“你在那干了多久？”

“我只做了几个星期。把煤运载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由一个拖拉机拉着，司机技术不行。发动机总是坏掉，一旦发动机发动不了，他就手足无措。但我技术还不错，所以我把机器检查一遍。半小时后，发动机开始工作了。领班告诉了经理，经理派人找我去，问我是否会开车，结果他就让我当司机。当然，这个工作很单调，但是很轻松。因为发动机再也没出故障，他们对我非常满意。

“考斯特对于我离开他这件事，很是心痛。我跟他合作得很好，他也习惯了我。我慢慢了解了他这个人，天天和他在一起。晚餐后和他一起去小酒吧，和他同住一间屋。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伙伴，能吸引你的那种人。他并不和其他波兰人混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去波兰人去的咖啡馆。他总不能忘记他曾经是个贵族，曾经是一个装甲部队骑兵，所以他视那些波兰人如粪土。波兰人当然憎恨他，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他壮如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还是没有刀子，六个波兰人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我也结识了一些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曾经是装甲部队的一个骑兵，是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事是真的。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离开波兰则是个谎言。他是因为在纸牌游戏中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中被驱赶出来，然后被解雇了。他们警告我不要和他一起打牌，说他避开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了解他的底细了，谁也不愿和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不断地输给他，不过输得不多。你知道，每晚只有几个法郎，但是当他赢了，他总是坚持付酒水钱。所以这对我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想我只是运气不好，不如他玩牌玩得好。但是当那些人告诉我以后，我就时刻警惕起来。我百分之百确定他在作弊。但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么做到的。天哪，他太聪明了。我就知道他不可能总抽到好牌。我像山猫一样盯着他看，他像狐狸一样狡猾。我猜他已经知道有人告诉了我他的真相。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之后，他冷酷、讥讽地微笑着，他也只会这样笑了，他说：

“‘要不要我变几个戏法给你看？’

“他取出一沓牌，让我说一张牌，他洗牌后，让我随机取一张。我取了，正是我说的那张牌。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牌。我说打，他就给我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竟是四张红桃A和一张老K。

“‘你拿到这张牌，愿意押很多的钱，是不是？’他问道。

“‘我会把我所有的钱都押上，我这一摞。’我回答。

“‘傻瓜。’他把他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他是怎么搞到的，我不知道。看到我的惊异，他哈哈大笑，‘假如我不是一个规矩人，我早就让你输得倾家荡产，把老婆孩子都输掉了。’

“‘你也没吃亏啊。’我咧嘴笑了。

“‘一点儿小钱。不足以在拉吕吃顿饭的。’

“我们继续每天晚上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出结论，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倒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满足，也从中获得很多乐趣。因为他知道我识破他在作弊，却搞不懂他究竟怎样作弊。感到有趣至极。

“但是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方面，他还有让我感到他有趣的另一方面。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他自吹他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其他的他一概不读，但是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健谈，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吹毛求疵，但是听他说话却令人愉悦。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按惯例，星期天都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他经常出去喝酒。我们去的那家酒馆星期六总是很拥挤，堆满了人，室内弥漫着烟味。有安静地带着家人来的中年矿工，有大吵大闹的成群结队的青年人，还有一些满脸大汗、围着桌子大声叫喊着玩勃洛特纸牌的人，他们的妻子们则坐得稍后一点，观看着。这一切和吵闹声对考斯特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影响。他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谈——一个最不可能谈到的话题——神秘主义。当时，我对神秘主义一无所知，但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克林·斯布鲁克的文章，但是考斯特谈到普罗提诺和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的法官丹尼斯，皮鞋匠雅各伯麦和梅斯特·艾克哈特。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驱逐出来的大块头，带着讥讽、怨恨和绝望的口吻谈起真际和与上帝同在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既困惑又激动。我就像一个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彻夜未眠的人，突然看见一束光透过窗帘射进来，只要拉开窗帘，一片晨光照射下的家园就会展现在面前。但是，如果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他谈谈这个话题，他会生我的气，眼里满是恶意。

“他厉声说道：‘在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时，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知道他在说谎。他见多识广，非常清楚他在说什么。当然他当时是喝醉了，但是他的眼神，他那丑陋脸上的全神贯注的表情不仅仅归因于喝酒，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他首次用那种方式和我谈话时谈到的有些东西让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使我愕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中不能生有；但是世界是永恒自然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嗯，这还罢了，但是他又补充道，邪恶也是神圣的一种直接表征，恶和善一样。坐在那间肮脏的、吵闹的咖啡厅，伴随着自动钢琴的舞曲，听到如此的谈话真是奇怪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