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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二
伊莎贝尔想逛一逛下流场所，因为我和这些地方的人多少有些认识，所以她要我给他们当向导。我不大赞成他们去。巴黎这类地方的人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到他们那里去，会公开地表示不欢迎。但是伊莎贝尔非要去不可。我对她说，去了会非常无聊，并劝她穿得朴素些。
我们晚饭吃得很晚，到女神游乐厅转了一个小时，然后出来。我先领他们到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那里是盗贼们和他们的姘头常去的地方。我认识那里的主人，他给我们腾出地方，叫我们坐在一张长桌边。桌边还坐着几个声名狼藉的人，但我给所有的人都要了酒，并且共同干杯，互祝健康。那里又热又脏，烟雾弥漫。接着我领他们到斯芬克斯，那里的女人穿着时髦花哨的夜礼服，夜礼服里边什么都没穿，胸脯、乳头及所有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她们并排面对面地坐在两条凳子上。乐队的乐器一响，她们就一起无精打采地跳起舞来，同时眼睛望着舞场四周大理石面桌子周围坐着的男人们。我们要了一瓶香槟酒。有些女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对伊莎贝尔抛眼，我想她未必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接着我们继续向前，走到拉普街。这是一条又脏又窄的街道，你刚走进去，就得到淫荡的印象。我们走进一家饮食店。那里像其他这类地方一样，有一个面色苍白、生活放荡的年轻人在弹钢琴，另一个人则又老又没精神，在奇声怪调地拉小提琴，还有一个人在不协调地吹着黑管。这地方很拥挤，看起来没有一张桌子是空的，但是老板看出我们是有钱的顾客，便不礼貌地将一男一女赶开，要他们坐到一张已经有人坐的桌子边，让我们坐他们刚才坐的座位。那两个被赶开的人，并不心甘情愿，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讽刺我们。有许多人在跳舞，水手们帽子上飘着红色绒球，其他人大部分都头戴帽子，身穿短裙和五颜六色的上衣。男人们和眼睛经过化妆的矮胖的孩子们在跳舞；憔悴的、面貌难看的女人们和染过头发的肥胖女人们在跳舞，男人们和女人们在跳舞。室内有一股烟味儿、酒味儿和汗臭味儿。音乐没完没了地奏着，发出嘈杂声的人群在室内转着，他们的脸上汗水闪闪发光，阴沉而又热切的表情使人有点儿害怕。有几个彪形大汉面目凶狠，但大多数人都身材弱小，营养不良。我观察那三个奏乐的人。他们的演奏非常机械，活像机器人一样。我在想是否当初他们曾认为，他们会成为远近闻名、万众喝彩的音乐家。小提琴拉得再不好，也都经过拜师学艺，常拉常练，这位小提琴手当初含辛茹苦，勤学苦练，难道就是为了今天在这样又臭又脏的地方拉四步舞曲直到后半夜吗？音乐停下来了，钢琴师用肮脏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舞伴们有的懒洋洋地、有的躲躲闪闪地、有的趔趔趄趄地各自回到了桌边。突然我们听到一个美国人的声音：
“看在基督的面上！”
一个女人从对面一张桌子边站起，走了过来。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想制止她，但是她把他推到一边，摇摇晃晃地从对面走了过来。她醉得很厉害。她走到我们桌边，站在我们面前，身子微微摇着，咧着嘴傻乎乎地直笑。似乎她觉得我们的样子非常可笑。我环顾了一下我的同伴们。伊莎贝尔茫然凝视着她，格雷板着脸皱着眉头，莱雷呆呆地盯着，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们好！”她说。
“索菲。”伊莎贝尔说。
“你们刚才把我当作谁了？”她咯咯地笑着。她抓住从身边经过的侍者。“樊尚，给我拿把椅子来。”
“你自己拿去。”他说着，从她手中挣脱。
“Salaud。(a)”她高声骂道，同时向他吐了一口唾沫。
“T’en fais pas，Sophie，(o)”我们旁边坐的一个身穿长袖衬衫、满头油光发亮的大胖子说，“这里有把椅子。”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们，”她说，身子仍然直摇晃，“喂，莱雷。喂，格雷。”她一屁股坐到刚才说话的那个人给她摆在身后的椅子上，“我们大家都喝一杯。老板。”她尖声叫道。
我已经注意到老板在盯着我们。这时他走了过来。
“索菲，你认识这些人？”他用“你”亲密地称呼她。
“Ta gueule，(a)”她醉醺醺地笑道，“他们是我小时候的同学。我要给他们买一瓶香槟。我可不要你们的马尿。要拿些咽下去不至于呕吐的东西来。”
“你喝醉了，可怜的索菲。”他说。
“滚你妈的。”
他走开了，为卖出了一瓶香槟而高兴——原来，我们为保险起见，喝的是白兰地和汽水——索菲呆呆地看了我一阵。
“你们的这位朋友是谁，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
“噢，我记起来了，你曾经去过芝加哥。有点自命不凡，对吧？”
“也许。”我笑了。
我记不得她，这不足为奇。从我上次去芝加哥到现在已有十几年了，那时我已经见到过许许多多人，十几年来我又见到过许许多多人。
她个子很高，站起来的时候，就显得更高，因为她长得非常单薄瘦削。她上身穿一件鲜艳的绿绸上衣，下穿一条黑色短裙，但上衣皱巴巴的，并且污迹斑斑。她留着短发，头发染成了闪闪发光的棕红颜色，松松地卷曲着，乱蓬蓬的。她浓妆艳抹到使人反感的地步，两颊的胭脂直搽到眼睛下边，上下眼皮都深深地涂成了蓝色，眉毛和睫毛浓浓地染过，一张嘴巴用口红抹得猩红猩红。两只手脏腻腻的，指甲都染红了。她比在场的所有女人都更邋遢，我猜想，她不仅酒喝多了，还吸多了毒品。但是你不能否认她有一种邪恶的吸引力；她把头高傲地偏着，满脸的脂粉把她那两只眼睛惹人注目的绿色衬托得更显眼。尽管她由于醉酒而呆若木鸡，但我可以想象到，她那种毫不在乎、不顾廉耻的神气会催动男人们身上的一切淫思邪念。她环顾我们，冷冷地一笑。
“我想，你们见到我好像不很高兴。”她说。
“我曾经听说你在巴黎。”伊莎贝尔答非所问，也冷笑着说。
“你们本可以给我打电话嘛。从电话簿里可以查到我。”
“我们才到巴黎不久。”
格雷来解围了。
“你在这里过得好吗，索菲？"
“很好。你破产了，格雷，对吧？"
他的脸变得更红了。
“对。”
“算你倒霉。我猜芝加哥眼前非常可怕。幸亏我当时出来了。看在基督的面上，这狗杂种为什么不拿酒来？”
“他就来。”我说我看见侍者用托盘端着一瓶酒从桌子之间绕着往这里走。
我的话把她的注意力引向了我。
“我那些心痛我的婆家人把我踢出了芝加哥。他们说我败坏了他们家的名声。”她狂笑起来，“我是个靠国内汇款生活的人。”
香槟来了，倒进了杯子里。她的手颤抖着把杯子举到唇边。
“祝自命不凡的人们下地狱。”她说。她喝干了杯中的酒，瞥视莱雷。“莱雷，你好像没有说话。”
他一直面无表情地望着她。自从看见她之后，他的眼睛从不曾离开她。他和颜悦色地笑了。
“我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
音乐又响起来了，一个人走了过来。他个子高大，身躯健壮，鼻子大而钩，一头黑发密密实实、亮光闪闪，嘴巴大而贪色。他那副模样像一个邪恶的萨冯内罗拉(头)。他和场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没戴硬领，他那紧绷的上衣严严实实地扣着，显出他的腰身。
“来，索菲。我们跳舞去。”
“滚开。我有事。你没看见我在陪朋友？”
“J'm en jous de tes amis。(')叫你那些朋友见鬼去吧。你是来跳舞的。”
他抓住了她的臂膀，但她把臂膀挣脱了。
“Fous moi la paix,espece de con！(o)她突然暴跳如雷地叫道。
“Merde。(e)”
“Mange。(a)”
格雷不懂他俩在说什么，但是我看到伊莎贝尔厌恶地板起面孔，皱起眉头。她和那些最贞洁的妇女一样，似乎对下流的脏事有一些奇怪的知识，因此完全听得懂这些话。那个人举起了臂膀，伸开了巴掌，满掌都是做工磨起的老茧。眼看他就要打到她，这时格雷从椅子上欠起身来。
“Allaiz vous ong！(l)”他大叫道。他的法语语音非常糟糕。
那人住了手，恶狠狠地瞥了格雷一眼。
“当心，可可。”索菲冷笑着说，“他会把你揍扁的。”
那人看出格雷块头高大，强壮有力。他满脸怒容地耸了耸肩膀，骂了我们一句脏话，溜走了。索菲酒醉失常，咯咯笑着。我们其余的人一言不发。我又给她斟了一杯酒。
“你在巴黎住吗，莱雷？”她把酒喝干之后问道。
“眼下住在巴黎。”
和喝醉了酒的人很难谈起话来。不可否认，没喝醉的人在谈话时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没精打采、惶惑不安地谈了几分钟。这时，索菲向后推开了椅子。
“如果我不回我男朋友那里去，他会气坏的。他样子可怕，性子又凶，但是，我的基督，他是个硬邦邦的小伙子。”她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再见，伙计们。以后再来。我每天夜里都在这儿。”
她从舞伴中间挤了过去，消失在人群中。伊莎贝尔俊俏的脸上那副冰冷的瞧不起人的神气，使我几乎发笑。我们谁都没有吭声。
“这地方实在肮脏，”伊莎贝尔突然说，“我们走吧。”
我付了我们的酒钱、汽水钱，也付了索菲要的香槟酒钱，然后我们走了出去。人们都在跳舞。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来。已经两点多了，我想该睡觉了，但是格雷说他肚子饿，于是我建议到蒙马特尔街格拉夫饭店去吃点东西。我们坐在汽车里都默默不语。我坐在格雷旁边给他指路。我们到达了这个五光十色的饭店。露台上仍然有人坐着。我们走了进去，要了熏肉、鸡蛋和啤酒。伊莎贝尔恢复了平静，至少表面上如此。她祝贺我与巴黎更不名誉的地方有来往，大概她的祝贺多少带有挖苦的意思。
“是你要求去的。”我说。
“我完全称心如意。我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
“可怕！”格雷说，“令人恶心。还有索菲。”
伊莎贝尔冷漠地耸了耸肩膀。
“你还记得她吗？”她问我，“你第一次到我家吃晚饭的那天夜里她就挨着你坐的。那时她没有这一头可怕的红头发。她的头发原是米色的。”
我的心飞向往事。我记起了一位非常小的姑娘，蓝色的眼晴几乎是绿色的，头微微地偏向一边，逗人喜爱。她不算好看，但是鲜嫩、纯洁，并且既羞怯又直率，使我感到兴趣。
“我当然记得。我喜欢她的名字。我有一个姑妈就叫索菲。”
“她嫁给了一个名叫鲍勃·麦克唐纳的小伙子。”
“好小伙子。”格雷说。
“他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男孩子之一。我一直不明白他看上了她的哪一点。我结婚之后不久她就结婚了。她的父母离了婚，她母亲嫁给了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标准石油公司职员。她跟着她父亲这一支住在马文，那时我们常看到她。但在她结婚之后，她就不常和我们在一起了。鲍勃·麦克唐纳是个律师，但是挣钱不多，他们住在城北一座没有电梯的公寓里。不过这并不是见不到她的原因。他们不愿见人。我从来没见过两个人能这样狂热。甚至结婚已有两三年并且有了孩子之后，在电影院里他还搂着她的腰，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完全像一对情人在谈恋爱。他们的事成了芝加哥的一大奇谈。”
莱雷倾听伊莎贝尔的这番叙述，但是未加任何品评。从他的脸上你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一天夜里他们开着自己的一辆小敞篷车回芝加哥，他们还带着孩子。他们没有人帮忙，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索菲自己干的，再加上他们宠爱这个孩子，所以，他们无论到哪里去都带着孩子。一群酒鬼乘一辆大轿车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与他们的车迎头相撞。鲍勃和孩子当场毙命，而索菲只撞成个脑震荡，撞断了一两条肋骨。关于鲍勃和婴儿毙命的消息，大家一直拖延着不让她知道，但最后还是得告诉她。据说，她听到后的情景非常吓人。她差一点儿发疯。她不停地大哭大喊。昼夜都得有人看着她，有一次，她差一点儿从窗子跳下楼去了。我们当然也尽了我们的心，但她好像因此而恨我们。她出院之后，他们把她送到一所疗养院，她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真可怜。”
“他们放她自由以后，她开始喝酒，酒醉后，谁和她睡觉她都干。婆家的人可受不了了。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好人家，他们恨这种丑事。一开始，我们都尽力帮助她，但是无能为力，如果你请她吃晚饭，她来到的时候就有几分醉意，很可能黄昏刚尽便已酩酊大醉。于是她招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们也只好丢开她不管。有一次她酒醉开车被拘留。她和一个在一家非法酒店里搭上的浅黑皮肤的意大利人在一起混，而这个人原来是警察正在到处追捕的犯人。”
“她有钱吗？”我问。
“有鲍勃的保险金，撞他们的那辆车的主人也保了险，他们也给了她一些钱。但这些钱维持的时间不长，她花钱就像水手们喝醉酒之后一样，不到两年她就把钱花光用尽了。她的祖母不让她回马文去。后来，她婆家的人提出，如果她愿意住到国外，他们愿给她一笔津贴。我想，她现在就是靠这笔津贴过活的。”
“事情又倒转过来了，”我说，“以往我国把败家子往美洲送，现在看起来你们国家又把败家子送到欧洲。”
“我禁不住为她难过。”格雷说。
“你禁不住？”伊莎贝尔冷冷地说，“我可禁得住。那当然是一个重大打击，我比谁都更同情索菲。我们一直互相了解。但是，一个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以后，会慢慢想开的。如果她变得不可救药，就说明她的本质有坏的因素。从天性上来讲她就不平衡，甚至她对鲍勃的爱就过分夸张。如果她品格好，她会把生活过得像个样子。”
“如果坛坛罐罐(如)……你不是太不体谅人了吗，伊莎贝尔？”我喃喃地说。
“我不这样想。我有一般人应有的见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索菲动婆婆妈妈的感情。上帝知道，谁也不比我对格雷和两个孩子心诚，如果他们遇到车祸，我会疯的，但是迟早我会想开。你是否希望我这样呢，格雷？你希望我每天夜里瞎着眼睛和巴黎的一个强盗去睡觉吗？”
格雷这时做了几句多少有点儿幽默的表白。我从来不曾听到他说幽默话。
“我当然希望你身穿莫林诺服装店做的新服装，陪我一起火葬。但是现在不兴陪葬了，我想你最好还是定下心去打桥牌。我希望你记住，不能稳拿三墩半到四墩，你开牌时就不要叫无主。”
在这种场合下，我不便向伊莎贝尔指出：她对丈夫和孩子们的爱尽管非常真挚，但是并非激情。也许她看出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她有点像挑战似地对我说：
“你想说什么？”
“我和格雷一样，为这位姑娘难过。”
“她不是个姑娘，她三十岁了！”
“我想，她丈夫和孩子的遇难对她来说等于整个世界都完了。我想她是想报复如此残酷虐待她的命运，因此她毫不在乎自己会成个什么样子，于是她饮酒、胡搞，投身于可怕的堕落生活。她原来生活在天堂里，天堂失去之后，叫她坠到地上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她受不了，于是在绝望之中，她一头栽进地狱。我想象得出，如果她不能喝众神喝的琼浆玉液，她认为无论喝什么都和喝洗澡水一样。”
“这是你在小说里写的那类话，都是些无稽之谈。你自己也明白，都是些无稽之谈。索菲之所以在泥沟里打滚，是因为她喜欢泥沟。失掉丈夫和孩子的女人有的是。她不是因为失去丈夫和孩子才变坏的。坏不能从好里产生。她一直有坏根。车祸只不过撞毁了她的防线，使她自由自在地按照她的本性生活。你不必可怜她，她在内心里一直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么长时间莱雷一句话都没说。他似乎在沉思默想，我们在讲些什么，我想他很可能没听。他开始说话了，但声调奇怪而低沉，好像不是对我们说的，而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的眼睛好像望到遥远的已逝岁月里去了。
“我记得她十四岁时的样子，长头发从前额梳向背后，在背后打了个蝴蝶结，一板正经的面孔上长了些雀斑。她是个庄重、品格高尚、有理想的孩子。她什么书都读，我们常在一起读书。”
“什么时候？”伊莎贝尔眉头微皱地问。
“噢，当你和你母亲出去串门的时候。我常到她祖父家里，我们坐在他们家的大榆树下，她读给我听，我读给她听。她喜欢诗，自己还写了很多首。”
“许多女娃娃那么大的时候都干那类事情。写的都是些不像样子的东西。”
“当然，时间已过去很久了，我想我那时也不懂诗的好坏。”
“你也不会超过十六岁。”
“那些诗当然是模仿别人的。里边有很多模仿罗伯特·弗罗斯特(罗)的地方。但我认为，那么小的姑娘能做到那一步，已很不寻常。她的听觉很灵敏，她有节奏感。她对乡间的鸟语花香、对初暖的春风、对久旱落雨后的泥土气息都有感情。”
“我从来不知道她写过诗。”伊莎贝尔说。
“她不让人知道。她怕你们笑话她。她非常害羞。”
“她现在可不是那样。”
“我打完仗回去的时候，她差不多已长大成人。她读了许多描写工人阶级状况的书，她自己在芝加哥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一些状况。她仿效卡尔·桑德伯格(我)，在拼命地写无韵诗，描写穷人们的悲惨和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我可以说，诗写得平平常常，但感情很真挚，诗里有同情，有抱负。那时候她想参加社会福利救济工作。她想自我牺牲的愿望令人感动。我想，她能够做出许多事情。她既不笨，也不脆弱，不过她使人感到她单纯得可爱，并且灵魂异常高尚。那年我们常见面。”
我看得出来，他讲的时候，伊莎贝尔越听心中越恼怒。莱雷没有想到，他是在用刀子往她心上戳，他每说一句公正的话，这把刀子就在伤口里搅一下。但是她说话时，唇上却微微含笑。
“她为什么有话只对你说？”
莱雷以信任的眼光望着她。
“我不知道。你们都很有钱，她在你们当中是个穷姑娘，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只是因为鲍勃叔叔在马文开业才住在那里。我猜想，她觉得我们因此而有共同之处。”
莱雷没有亲戚。我们大多数人至少都有些远房亲族，虽然我们可能见都没有见过他们，但他们至少使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个人类家族的一部分。莱雷的父亲是独生子，母亲又是独生女；他的祖父是个教友派教徒，年纪轻轻就在海上淹死了，他的外祖父既无兄弟，又无姐妹。世界上谁也不会比莱雷更孤单。
“你是否感到索菲在爱你？”伊莎贝尔问。
“从来没有。”他笑着说。
“啊，她是在爱你。”
“当他以一个受过伤的英雄的身份从战场回来时，芝加哥的姑娘有一半压到了莱雷身上。”格雷粗率地说。
“还不止如此。她崇拜你，我可怜的莱雷。你真的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我现在也不信。”
“我想，你认为她的人格无比高尚。”
“那位瘦弱姑娘的形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她头发上扎着蝴蝶结，面孔严肃，她读济慈的诗句时声音为诗的美而颤动，双眼为之流泪。我多想把她重新找回来！”
伊莎贝尔微微一惊，以怀疑讯问的眼神瞥了他一眼。
“天太晚了，我太疲倦了，什么也不想做。我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