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偶然遇见了莱雷。我向伊莎贝尔打听过他，伊莎贝尔告诉我，从拉包尔返回之后，他们就很少看到他了。伊莎贝尔和格雷现在自己结交了许多朋友，和他们是同一代人，跟我们四人经常聚首的那四个星期的愉快日子相比，他们的社交活动更加繁忙了。一天晚上我到法兰西剧院看《蓓蕾尼丝》。我当然读过该剧的剧本，但从未看过演出，而由于该剧难得演出，所以我不愿错过机会。它算不上拉辛最好的剧本，因为主题狭窄，不够支撑五幕的结构。可是剧情动人，一些片段得到了应有的名声。故事的依据是塔西佗著作中的短短一段文字：底杜斯深情地爱着巴勒斯坦的女王蓓蕾尼丝，据传说，甚至已答应娶她。但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底杜斯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天里，把她从罗马送走了，不顾自己的愿望，也不顾她的愿望。因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强烈反对他们的皇帝和一个外国的女王联姻。该剧描写了底杜斯内心发生的爱情与责任之间的斗争，当他摇摆不定的时候，蓓蕾尼丝确信底杜斯爱着自己，最终使他坚定了目标，让自己永远从他身边离开了。

我觉得只有法国人才能充分欣赏拉辛作品的优美与伟大，才能欣赏其诗歌的音乐性，不过即便是外国人，只要让自己熟悉了那种假发类型的风格，也很难不为其热烈的柔情和感伤的高尚所打动。拉辛跟少数戏剧家一样懂得人类的声音包含了多大的戏剧效果。对我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那些悦耳动听的亚历山大格式的诗篇是足以替代动作的，我发现长篇的演讲以无限的技巧逐步发展到期待中的高潮，完全跟电影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冒险一样令人兴奋。

第三幕之后有一段剧间休息时间，我去前厅抽一支香烟，那里立着一尊乌东所做的巨大的伏尔泰雕像，咧着没牙的嘴巴讥笑人世。有人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转过身，或许动作中略带一些恼怒，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些感人的诗句带给我的亢奋之中。转身后我看见了莱雷。和平时一样，我见到他总是很高兴。我有一年没有见到他了，因此提议在散场之后会合，一起喝一杯啤酒。莱雷说他饿了，因为还没吃晚饭，提议我们去蒙马特尔。在散场后没过多久我们就找到了彼此，一起走出了剧院。法兰西剧院的室内空气带有独特的霉味。它弥漫着各种年龄的板着面孔邋里邋遢的名为女引座员的女人的体味，她们把你领到你的座位上，跋扈地等着你给小费。走到新鲜的空气里，真是松了一口气。由于夜空晴朗，我们步行过去。剧院大道的弧光灯挑战式地发出强光，致使天上的星星把它们的光辉收敛到无限遥远的黑暗里，仿佛它们不屑于跟弧光灯竞争似的。我们一边走，一边议论刚才看过的演出。莱雷感到失望。他认为应该演得更自然一些，那些诗句应该像平常说话那样来念，手势要少一点儿戏剧化。我认为他的观点不对。这是华丽的文辞，是高尚的华丽文辞，我觉得应该抑扬顿挫地朗诵出来。我喜欢韵文中有规律的重音；而程式化的手势，是在长久的传统中流传下来的，在我看来正适合那种正式表演的特征。我敢说拉辛正是希望他的剧本能如此表演出来。我钦佩那些演员在演出形式的限制下设法表现人性、激情和真实的方式。当艺术能够将传统用作其实现目标的工具时，它就胜利了。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了布拉塞里埃·格拉夫饭店。午夜刚过不久，饭店里挤满了人，但我们找到了一张空桌，给自己点了鸡蛋和熏肉。我告诉莱雷我见过伊莎贝尔了。

“格雷会很高兴回美国去。”他说，“他在这里如同离水之鱼。他只有重新开始工作才会快活。我敢说他会挣大钱的。”

“如果他赚了大钱，那也要归功于你。你不仅治好了他的身体，也治好了他的精神。你使他恢复了自信。”

“我做得很少。我只是向他展示如何自疗。”

“你是如何学会做那‘很少’的事情的？”

“偶然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一直患失眠症，偶然间向我认识的一位瑜伽老修士提到此事，他说他会很快为我搞定。他对我做的就是你所看到的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而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死，好像几个月没睡一样。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跟一位印度朋友在喜马拉雅山，他崴了脚脖子。找医生是不可能的，而他痛得要命。我想我应该试试那位瑜伽老修士的做法，竟然奏效了。信不信由你，他完全不痛了。”莱雷笑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没人比我自己更加感到惊奇。这做法确实没什么玄妙；它的意义只是把想法灌输到患者心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如果你的胳膊在你的意志不参与的情况下自动从桌上抬起，你会感到惊奇吗？”

“非常惊奇。”

“它会抬起的。当我们回到文明社会后，我的印度朋友把我做过的事告诉了大家，还带着别人来找我治病。我讨厌这么干，因为我还不大清楚是什么道理，但他们坚持要我做。我不知怎么就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自己不仅能解除人们的痛苦，还能解除他们的恐惧。真是奇怪，那么多人都有恐惧症。我说的可不是幽闭恐惧症和恐高症，而是对死亡的恐惧，更糟糕的是，对生活的恐惧。他们往往看上去身体棒极了，家境富裕，无忧无虑，却仍然受到恐惧的折磨。我有时候会想，这是人们最受困扰的感觉，我一度自问，这是不是人类从初次感到生命激动的某种太初生物那里继承而来的某种深层的动物本能呢？”

我怀着期待的心情听着莱雷的议论，因为他很少长篇大论地讲话，以往，他常常把话说得很短。我觉得这一次他是愿意和别人沟通了。也许是我们刚刚看过的戏剧解除了某种压抑，也许是感人韵律的和谐起到了音乐的效果，克服了他天生的矜持。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发生了变化。我对莱雷先前提出的那个半玩笑式的问题一直都没在意。现在我意识到我的手不再搭在桌上，而是抬到了桌面以上一英寸的地方，而这跟我的意志毫无关系。我大吃一惊。我望着那只手，看见它在微微颤抖。我感到我手臂上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刺痛感，有点儿抽搐，我的手和前臂自动抬了起来，我十分清楚我既没有助力也没有抵制，直到它们抬高到离桌面几英寸之处。接着我感到我的整个手臂举过了肩膀。

“太奇怪了！”我说。

莱雷大笑起来。我稍微运用了自己的意志，手便回落到桌面上。

“这没什么，”莱雷说，“别把它当回事。”

“这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时对我们讲到过的那位瑜伽修士教给你的？”

“哦，不是的，他无法容忍那种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自己也拥有某些瑜伽修士自称具备的那些能力，但我知道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很愚蠢的。”

我们要的鸡蛋和熏肉送来了，我们吃得很香。我们喝着啤酒。我俩都不说话。莱雷在思考，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我的心思则在他身上。我们吃完了。我点着一支香烟，他则点燃了烟斗。

“最初是什么使你跑去印度的？”我唐突地问道。

“偶然。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倾向于认为那是我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似乎都是偶然相遇的，然而回顾起来好像我又不可能不跟他们相遇。仿佛他们在那里等待着，等着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前去拜访。我去印度是因为我想休息一阵。我一直在刻苦用功，打算理一理自己的思路。我在一艘环游世界的游览船上找到了一份甲板水手的工作。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穿过巴拿马运河驶往纽约。我有五年没回美国了，很想家。我情绪低落。你知道那么多年以前当我们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一大堆书，大开了眼界，但我离我寻求的东西还是跟起步时一样遥远。”

我想问一问他寻求的是什么，但又觉得他只会笑一笑，耸耸肩，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可是你干吗要当甲板水手？”我改换了问题，“你有钱嘛。”

“我想体验。每当我在精神上已经陷溺，每当我已经吸收了当时我能够吸收的一切，我就发现干一干那种事情是有益处的。伊莎贝尔和我解除婚约之后的那个冬天，我在朗斯附近一家煤矿里干了半年。”

就是在这个时候，莱雷给我讲了我已在前面一个章节里记述过的那些事情。

“伊莎贝尔抛弃你的时候你感到痛苦吗？”

他在回答之前看了我一阵，他那双黑得怪异的眼睛似乎没看外面，而是向内注视。

“痛苦。我当时太年轻。我已经打定主意和她结婚。我已经为我们将要一起过的生活做好了计划。我展望到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他轻声地一笑，“可是结婚需要两个人，正如同吵架需要两个人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尔提供的生活是一种使她灰心丧气的生活。如果我领悟到了这一点，决不会向她提出的。她太年轻，太热情。我不能怪她。我也不能屈服。”

很可能读者还记得，莱雷在和那个农夫守寡的儿媳妇荒唐苟合之后逃出农场，去了波恩。我很想让他接着讲下去，但明白必须小心谨慎，只要管得住嘴巴，就不要再冒昧直接提问。

“我从没去过波恩，”我说，“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在海德堡念书。我认为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我喜欢波恩。我在那里住了一年。一位大学教授的遗孀可以收两名寄宿生，我在她家租了一间房子。她有两个女儿，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三人做饭并料理家务。我发现我的寄宿生同伴是个法国人，起初感到失望，因为我只想讲德语；但他是个阿尔萨斯人，他讲德语比讲法语腔调更准，或许还更流利。他的穿着像个德国牧师，几天后我惊讶地发现他是个本笃会的僧侣。他请假离开修道院，来大学图书馆做研究。他是个博学的人，但看上去既不像僧侣，也不像学者。他是个又高又强壮的家伙，沙色头发，蓝眼珠朝外鼓，一张圆脸红扑扑的。他腼腆而矜持，好像不愿和我多来往，但又很讲礼貌，搞得有点儿像繁文缛节，餐桌上交谈时总是很文明；我只是在吃饭时才能见到他；正餐过后他立即回到图书馆用功，而在晚餐后，当我坐在客厅里跟老板娘的两个女儿中没在洗碗的那一个练习讲德语时，他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没料到，我在那里住了至少一个月后，一天下午，他问我愿不愿和他一起散步。他说他可以领我去看看附近一些地方，都是靠我自己不大可能发现的。我是擅长步行的，但他每天都比我走得快。我们第一次行走的里程估计足有十五英里。他问我在波恩干什么，我说我是来学德语的，还想了解一下德国文学。他言谈聪敏。他说他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我。此后我们每周去步行两三次。我发现他教过几年哲学。我在巴黎的时候读过一些哲学著作，读过斯宾诺莎、柏拉图和笛卡尔，但我没读过德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当他谈起那些哲学家时，我真是太愿意倾听了。一天，我们在远足时跨过了莱茵河，坐在一所露天花园啤酒店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我说：‘我想是吧。’

“他迅速地看我一眼，我觉得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要知道，我在学希腊语，而他了解那些伟大的悲剧作家，而我是永远也无望于了解他们的。听他讲话真是大受启发。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向我提出那个问题。我的监护人鲍勃·尼尔森叔叔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按时上教堂，因为他的病人希望他那么做。他为了同样的原因送我上了主日学校。我们的女仆马莎是个坚定的浸礼会教徒，在我小时候，她常常用地狱之火吓唬我，说有罪的人会被永远打入地狱之火。她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对村子里的各色人等怀恨在心，于是她在描绘那些人将会经历的巨大痛苦时，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高兴。

“冬季到来时，我对恩斯海姆神父已经十分了解了。我认为他是个相当出色的人。我从没看见他着恼过。他性情好，为人厚道，心胸的开阔远远超过我的预料，而且度量极大。他学识渊博，他一定知道我是多么无知，但他和我谈话的口气，往往把我看成和他一样博学。他对我非常耐心。他似乎只想对我有所帮助，别的一无所求。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患了腰痛，女房东格拉保太太硬要我躺在床上，还给我放了热水瓶。恩斯海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到我的房间来看我。我除了感到非常疼痛以外，一切都好。你知道书呆子是什么样的人，对书总爱刨根问底，他进来时我把正在看的书放下，他把书拿起来看了看书名。那本书是我在城里一家书店里找到的，记述的是迈斯特·爱克哈特的事迹。他问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于是我说我一直在读相当多的神秘主义文献，并给他介绍了科斯蒂的情况，以及他如何唤起了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他用他那双向外鼓凸的蓝眼睛打量我，那种眼神我只能描述为顽皮的亲切。我觉得他认为我相当可笑，但他对我非常慈爱，所以他并不因此而减少了对我的喜爱。随它去吧，如果别人认为我有点儿傻，我也不会十分在意。

“‘你在这些书里寻求什么？’他问道。

“‘要是我知道我在寻求什么，’我回答，‘我就至少已经踏上了寻找它的道路。’

“‘你还记得我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吗？你说你也许是。你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被当作新教徒养大的。’我说。

“‘你信上帝吗？’他问道。

“我不喜欢被别人问及私人问题，我最初的冲动是想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但他满脸和善，我觉得我无法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什么为好；我不想回答说信，也不想回答说不信。也许是我正在忍受的腰痛要让我讲话，也许又是因为他的缘故。不管怎样，我对他讲了自己的实情。”

莱雷踌躇了片刻，当他继续讲下去时，我知道他不是讲给我听，而是在对那位本笃会的修道士讲话。他已忘了我。我不知道此时此地有什么东西促使他未经我提问便讲开了他由于天生含蓄而隐藏了那么久的身世。

“鲍勃·尼尔森叔叔很民主，他送我上了马文的中学。完全是在路易莎·布莱德雷撺掇下，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他让我去上圣保罗学校。我没有什么特长，功课和运动都不优秀，但是我能随大流。现在想来，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我渴望飞行。那时飞机才出现不久，鲍勃叔叔和我一样喜欢飞行；他认识一些飞行员，当我说我想学飞行时，他说他会替我做安排。相对于我的年龄，我的个子是很高的，当我十六岁的时候，冒充十八岁是能过关的。鲍勃叔叔要我承诺永远保密，他知道，人人都会因为他放走我而对他横加指责。但事实上他帮我越过边境去了加拿大，还交给我他给一个熟人写的介绍信，结果我在还没到十七岁的时候，就在法国上空飞行了。

“我们那时驾驶的是极其华而不实的飞机，实际上你每次起飞，就是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我们到达的高度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简直是胡来，但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还觉得妙不可言。我爱飞行。我无法形容它给我的那种感受，我只知道我感到自豪和幸福。在空中向上飞，我觉得我成了某种非常伟大非常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再孤独，尽管我独自一人，在两千英尺的高空，但我身有所属。如果这话听起来很傻，我也得这样说。当飞在云层之上，下方的那些云朵像巨大的一群绵羊，我觉得在无极太虚之中十分安逸。”

莱雷停顿了。他从他那双不透明的眼睛的眼窝里凝视着我，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否看见了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了，但我还没有亲眼见到他们被打死。这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死人。那光景使我心里充满了羞愧。”

“羞愧？”我不禁叫道。

“羞愧，因为那小伙子才比我大了三四岁，他生龙活虎，无所畏惧，前一刻还那么有活力，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一堆被撕裂的血肉，好像从来不曾有过生命。”

我一语未发。我学医的时候看到过死人，在战争期间又见过更多更多。令我惊愕的是，死人看上去是那么无足轻重。他们没有尊严。他们像表演者扔进垃圾堆里的牵线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不是为自己害怕；我愤愤不平；是死亡的邪恶打击了我。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我一向对机械感兴趣，如果航空方面没事可干了，我打算进一家汽车制造厂。我受过伤，必须休养一阵。后来他们要我去工作。我不能去干他们要我干的那种工作。那是没出息的工作。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老是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毕竟我只是由于幸运才活着；我想活出点名堂来，但不知道是什么名堂。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上帝。现在我开始想上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罪恶。我知道我非常无知；我不知道有谁可以求助，我想学习，于是我开始杂乱无章地读书。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恩斯海姆神父之后，他问我：‘这么说你四年来一直在读书啰？有什么收获？’

“‘一无所有。’我说。

“他以一种那么温暖人心的仁慈的神气看着我，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唤起了这么深厚的感情。他用指头轻轻地敲着桌子，好像在想着什么心思。接着他说道：‘我们聪明古老的教会已经发现，如果你的行为好像有信仰，你就会得到信仰；如果你祷告时心存怀疑，但却是诚心祷告，你的怀疑便会被驱散；如果你让自己臣服于那礼拜仪式的美，安宁就会降临到你身上，那种礼拜仪式对人类精神的作用，已为世世代代的经验所证明。我过不久就要回我的修道院了。你何不来跟我们一起住几个星期？你可以和我们的凡人修士一起在田间劳作；你可以在我们的图书馆读书。较之在煤矿或德国的农庄干活儿，这种体验的乐趣不会更小。’

“我问他：‘你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

“他说：‘我观察你三个月了，也许我对你的了解比你对自己的了解还要多。你跟宗教信仰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卷烟纸的厚度。’

“我听了这话没有吭声。它给了我一种滑稽的感觉，好像有人抓住了我的心弦，用力拨了一下。最后我说我会考虑他的提议。他放下了这个话题。在恩斯海姆神父停留于波恩剩下的日子里，我们再也没有谈到和宗教有关的事情，不过由于他快走了，他给了我他们修道院的地址，对我说，一旦我决定要去，只需写个简短的通知寄给他，他就会做出安排。我对他的想念超过我的预期。岁月流逝，时届仲夏。我非常喜欢待在波恩。我读歌德、席勒和海涅。我读荷尔德林和里尔克。我仍然一无所获。我对恩斯海姆神父的话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接受他的提议。

“他在车站接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那里的乡野很美。恩斯海姆神父领我去见院长，然后领我去看分派给我的那间小室。室内有一张窄铁床，墙上挂了一幅耶稣受难像，至于家具则只有几样生活必需的。开饭铃响了，我向食堂走去。那是一间拱形的大厅。院长和两名修道士站在门口，其中的一名修道士端着一个盆子，另一名修道士拿着一条毛巾，院长往客人们手上洒几滴水，意思是给客人洗手，然后用修道士递给他的毛巾为客人把手擦干。除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另有两名路过这里顺便进来吃饭的僧侣，和一个在此静修的爱发牢骚的法国老人。

“院长和两名副院长，第一副院长和第二副院长，坐在大厅的首位，各占一张桌子；神父们沿墙两侧的桌子就座，而见习修士、凡人修士和客人，则在中间的桌子边入席。做过饭前祷告之后，我们便吃饭了。一名见习修士站在食堂门口，以单调的声音诵读劝善书。当我们餐毕时，又念一次祷告。院长、恩斯海姆神父、客人和负责接待客人的那位修道士走进一个小房间，在里边喝咖啡聊天。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室。

“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我非常快活。那里的生活完全合我的口味。图书馆很好，我读了很多书。没有一个神父企图用任何方式影响我，但他们愿意跟我谈话。我对他们的学问、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超脱印象很深。别以为他们在虚度时日。他们总是忙碌着。他们耕种自己的地，自种自收，他们很高兴有我做帮手。我喜欢那些壮观的宗教仪式，但其中最喜欢的是晨祷。那是在早晨4点举行的。那场景极为感人，四周都是夜色，你坐在教堂里，而那些习惯于神秘的修士，头上罩着连在修士服上的头巾，以雄壮的男音唱着礼拜仪式上调子平平的歌。在有规律的日常事务中，有某种东西是令人安心的，尽管花了偌大的精力，尽管思维没有停止过活动，但你仍然会有一种永恒的宁静感。”

莱雷露出略带哀伤的微笑。

“和罗拉一样，我太迟地来到了一个过于古老的世界。我应该生在宗教信仰理所当然存在的中世纪；那样我就能看清我的路，会设法进入教会。我现在无法信仰。我想要信仰，但无法信仰一个不会比普通的正派人更好的上帝。修道士告诉我，上帝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世界。我觉得那并非是很有价值的目标。贝多芬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创作了交响曲吗？我不相信。我认为他之所以创作交响曲，是因为他心灵中的音乐要求表达出来，所以他做的一切努力就是把交响曲创作得尽可能完美。

“我常听到修士反复念主祷文；我很想知道他们怎么能毫无不安地不断祈祷他们的天父给予他们每日所吃的面包。孩子们会恳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予他们食物吗？他们知道父亲会这么做。他们既不会感激也无须感激父亲为他们提供食物，我们只会谴责一个生了孩子而无法或不愿养活孩子的男人。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全能的造物主不打算给他创造的生命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那他最好还是不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亲爱的莱雷，”我说，“我认为你没有出生在中世纪倒是好事呢。否则，你肯定会死在刑柱上的。”

他笑了。他接着说：“你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你会想叫人当面夸你吗？”

“那只会令我感到尴尬。”

“我也会这样想的。我也不相信上帝会想叫人这么做。在陆军航空兵团的时候，要是有谁靠耍心眼从上司那里得到了一份轻松差事，我们就瞧不起他。我很难相信上帝会看重那些企图靠着过分的谄媚而得到救助的人。我认为上帝最喜欢的礼拜仪式应该是有多大热量就发多少光。

“但这还不是最令我心烦的事情：我无法让自己接受关于罪恶的成见，就我所知，这种成见从来没有从那些修道士的思想里消除。我在陆军航空兵团里认识很多小伙子。他们当然是一有机会就去醉酒，只要有可能就会搞姑娘，而且满嘴脏话；我们还有一两个坏家伙：一个家伙由于使用假支票被捕了，被送到牢里关了半年；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他以往从来没有钱，当他得到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的那么多的钱以后，他就起了这个念头。我在巴黎认识一些坏人，当我回到芝加哥以后，我又认识了一些坏人。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坏是由于遗传，这是他们不由自主的；或者由于他们的环境，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我不能确定，对于他们的罪行，社会是不是应该比他们自己负更多的责任。如果我是上帝，我不可能让自己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哪怕是最坏的那一个。恩斯海姆神父心胸宽厚；他认为地狱是上帝到不了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么一种不可忍受的惩罚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地狱，那么你能设想一个好上帝会用它来惩罚人吗？毕竟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他把人类造得有可能犯罪，那就是他希望如此。如果我把我的狗训练得一见生人进入我的后院就扑上去咬脖子，那么当它那么干的时候去打它就是不公平的。

“如果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他为什么要创造罪恶？修道士说，这是为了让人类通过战胜自己身上的邪恶，通过抵制诱惑，通过承受痛苦、悲哀与不幸这些上帝为了净化他而设置的考验，终于能够获得接受上帝恩惠的资格。在我看来，这就好比你通知一个人到某个地方去，但仅仅是为了给他制造障碍，你在路上给他摆了个他必须通过的迷魂阵，接着又挖一条他必须游过去的壕沟，最后还筑一道他必须翻越的墙。我不打算相信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会缺乏常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去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他虽然没有创造世界，但他看到做得不好的事情就会尽量去弥补，他比人类好得多、聪明得多、伟大得多；他反抗并非由他创造的罪恶，而且你希望他最终会战胜罪恶。但另一方面，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应该这么做。

“那些好神父对这些令我困惑的问题，没有能够满足我的头脑或心灵的答案。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立场。当我去向恩斯海姆神父告别时，他没有问我是否从这段体验中像他确信无疑的那样得到了好处。他用难以形容的仁慈眼光望着我。

“我说：‘恐怕我使你失望了，神父。’

“他回答：‘不，你是一个宗教慧根很深却又不信上帝的人。上帝会把你挑选出来的。你会回来的。究竟是来这里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只有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