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第二波的全球化浪潮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工业化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复杂性生产方式的开始，即借助机器并由化石燃料驱动，后者本是储存在生物分子中的太阳能，在地壳下面积聚已有数百万年之久。从本质上说，工业革命意味着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取代了肌肉、水能和风能。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这种高增益的能源对生产会有什么用处。诚然，此前有很长时间，人们都在使用煤和石油作为烧火的燃料，或用来冶炼金属和玻璃器皿，但却从来没有人想过用它替代人或动物肌肉的力量。泥炭（peat）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这种燃料曾在17世纪驱动过荷兰的黄金时代。迟至1800年前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现今的委内瑞拉还曾说天然石油不过是一种奇特的物质而已，这一点着实颇为有趣。他当时绝没有想到，两百年后，也就是地球绕太阳转200圈儿之后，这种能流会给这个国家提供大量财富，并成为左右国家政治强有力的杠杆。[70]工业革命时期，人类不仅学会了在生产中使用这种高浓缩的能量，还学会了把煤制成焦炭，从天然石油中提炼出汽油，使用煤炭和石油发电。
工业革命由是催生了一种新颖的获取能量并以此保持人类自身复杂性的方式。显然，创造并维持工业复杂性的收益要超过成本，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在此之前，所有的人类社会几乎都是以可再生的太阳能为动力的，无论是农业阶段还是采集狩猎阶段。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化石燃料的使用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能源，这种能源的使用既有以建设性为目的的，也有以破坏性为目的的。只要有可能，人类就会把生产转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因为连续不断的能源已经是现成的了。这使得我们这一物种至少暂时地能够制造和驱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细的人工复杂实体，包括更长距离、更为有效的通信方式，当然条件是利润一定要超过成本。这种发展还导致社会复杂性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人类食物的金字塔在形态和性状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已有的由人主导的生命体食物金字塔也被大大强化。
社会的工业化极大地强化了第一波全球化以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于是造成了第二波的全球化。直到18世纪末，差不多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由人和动物肌肉的力量或风能、水能驱动的，而且能量都是来自本地或本区域。工业生产首先出现在有大量天然新资源的地区，主要是煤、铁和水源，但工业生产的迅速扩散旋即刺激了世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多种自然资源。然后这些资源被运到工厂，很快被加工成各式各样的产品，数量空前且相对价格低廉。因此，借助业已发生重大变革的交通工具——蒸汽火车、轮船，工业制成品很快被销售到全球各地。全世界各地的人因此变得愈发相互依赖，也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沦为工业用自然资源的原产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同时，工业化还使军队更具毁灭性。
如果没有无机燃料驱动的经济的日益发展，长距离通信的快速增长和强化（首先是电报，然后是电话，接着又有了无线电、电视以及最近的互联网）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摄影、电影、录音等方式实现的各种记录。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的集体知识和娱乐，从天文学到流行文化。
图7.3 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福斯铁路桥可谓工业革命的范例：钢架横跨河两岸，重型运输机械穿梭不停，连接着这一地区的市镇村落。（由本书作者1970年拍摄）
产业化首先出现在英国，显然，这里的金凤花条件有利于工业创新。早在中世纪末，英国人就开始开采煤炭，因为此前都是伐木烧炭，而那时的森林已经所剩无几。他们还挖掘其他自然资源，如铁和锡。但这些矿山的地下水位都很高，所以不可能挖掘到更深的层次。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4—1729）改进了既有的“火机”（其实是一种原始的蒸汽机）模型，并进而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能够把水从矿井里抽出来，这样就可以继续往深挖掘。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两种较丰富的资源——水和煤，以摆脱地下水，然后获取更深层的煤及其他矿产资源。对照后来的标准，纽科门的蒸汽机相当低效。
18世纪70年代，苏格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对纽科门的蒸汽机进行了重要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这也使得蒸汽机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生产领域，首先是纺纱和织布。詹姆斯·瓦特注册了发明专利以后，又和英国企业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成立了合资的企业，专门制造和销售这种新式蒸汽机。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大大降低了生产复杂实体的成本，于是又导致了一种新型企业家的出现，这种实业型的企业家采用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从事生产，然后销售品种愈发多样的复杂实体，因而获利颇丰。[71]由于大批公司企业都锐意创新，如英国的韦奇伍德（Wedgwood）装饰陶瓷公司，我们今日所见的全球消费文化很快就成形了。
但无论瓦特的技术突破如何重要，社会的工业化若缺少长期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不可能起飞，这其中自然还包括商业及原工业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后者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了公司企业运营必备的金凤花条件。在英国，这包括以专利形式对技术发明的暂时垄断，允许发明者从其独创中获利。
中产阶级通过对工业生产的垄断很快变成了社会上最富有、也最有权势的阶层。卡尔·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接管国家。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这一决定性的社会变革导致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出现。首先，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后来，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也成功地组织起来并获得了民主参与的权利。在选举成为国家统治获得合法性的程序之后、国家宗教就失去了赋权的作用，于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就大幅削弱了。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开始坚守与自身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宗教崇拜形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需求。
作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农民日常饮酒的习俗开始被社会诟病，因为喝了酒再去操作机器会变得非常危险。于是人们开始倡导要保持清醒的社会理想，至少是在白天。当然，诸如此类的反酒精运动还针对那些领到周工资后就去酗酒的产业工人。考虑到许多产业工人都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从事枯燥且艰苦的工作，这种借助酒精暂时逃避现实痛苦的做法其实并不稀奇。此时，非经发酵的新饮料茶和咖啡也出现了，其实二者也都属于兴奋剂类。人们在饮用时通常加一些牛奶和糖，使其更富营养。这样，人们就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每天喝着自家酿制的啤酒，虽然啤酒也曾是一种安全饮料且能提供能量。19世纪晚期，瓶装矿泉水也已成为一种安全饮料，其实不过是自来水再加些软饮料的混合物，这一做法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这些都是水污染（熵）问题的工业解决方案。
意大利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Massimo Livi-Bacci，1936— ）曾提出，伴随蒸汽机工作效率的提升，人类的繁殖速度也加快了。用利维巴茨自己的话说：[72]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西方人口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此前的特点是低增长率加高死亡率。女性一般都要生十几个孩子才能满足人口更新的需求。出生的子女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还没有达到繁殖生育的年龄就夭折了。从人口发展的角度看，旧的社会体系相当低效：哪怕是维持低水平的增长，也需付出大量的燃料（出生）并消耗大量的能源（死亡）。其实，旧有的人口体系不仅低效，而且还异常混乱。自然顺序被颠倒过来——即子女先于父母或祖父母去世——的概率非常之高。高死亡率再加上灾难频仍，使人根本无法在假定某个个体必然活着的基础上做出长远的规划。
简而言之，工业生产不断提升的效率和可预测性与个体生活的改善出现了同步发展的局面。因此，工业社会的人口也迅速增长，从1800年的约9亿人猛增到今天的70多亿人。
如同动植物的驯化一样，工业化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导致社会内部及不同社会之间出现巨大的权势差异。在工业化初始形成的社会，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再度上升，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变革也因之无可避免。截至19世纪，覆盖全球的人类之网变得更加强大，重大发明很快就能传播开来。与农业及早期国家在世界七大区域分别出现不同，工业化的发明只有一次。此外，社会的工业化造成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使得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不可能再独立发明基于化石燃料的工业生产模式。
随后不久，欧洲及欧洲以外许多新兴国家的企业家和政府也都效仿英国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工业化在全球普及的开始，迄今尚未完成。如同当初向农业社会过渡一样，工业革命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重大的创新，而后导致文化适应辐射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旧式的复杂实体的衰落，尤其是原有地方的生产模式的衰落。
凡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变得史无前例的富有，首先是精英阶层，然后是广大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富裕到人类史上亘古未见的程度。显然，此时的产业精英已经认识到，现在已不可能把所有新的物质、能量和复杂实体据为己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穷人开始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可以通过罢工、暴动和发动革命等形式对统治者构成直接威胁。在农业产业化以后，城市经历了惊人的增长，交通运输能够确保城市的大量人口获得粮食供给，而公共卫生的改善更使人口轻松得到替换，甚至会自行增长。而这一切又导致农村人口一波一波地向城市移民，乡下人总希望在城市里找到足够的物质、能量和发展的金凤花条件。因此，特大型的都市出现了，里面动辄有数百万人口居住。
因为所需的自然资源往往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区域，所以出现了“寡头垄断”（oligopolization），即只有少数几个参与者和企业操控资源的状况。时至今日，有相当一部分资源仍被少数几个能源公司和矿业企业掌控着，所以这些公司和企业获利甚巨。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的状况发生，那就是不断制造和销售各种新奇的复杂实体，富裕国家里往往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比如，英国的纺织业几乎把印度的棉纺织业完全挤垮了。然而，事实证明，控制人工复杂实体的生产和贸易比控制自然资源的获取要困难得多，于是出现了下述状况：从小型家庭公司到大型跨国公司都试图不断地推陈出新。
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知识迅速增长。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许多企业都设立了负责产品研发的科学实验室。政府也开始刺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比如通过资助大学从事研发，并把科学教育纳入新兴的国家课程体系之中。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科学化”（scientifization），结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以求得生存。然而，即使在今天，即使在非常富裕的国家，也很少有人对科学有着全面的把握。这首先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导致科学分化成许多学科。这种所谓还原主义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最多的资金支持，因为它在短期就能带来颇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而选择整体把握型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类似当初亚历山大·冯·洪堡所做的那样，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资金支持。
鉴于欧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国政府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义务学校，以期培养出技术娴熟的劳动力大军，同时在学校传授国家历史和国家地理知识，希望籍此培养出国民的团结精神。这种追求和作为遂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公民不光有地方的和区域的身份，还要有一种习得的“国民大家”一分子的认同。其实这一做法并非完全新颖，但由于有了新的交通和传播手段，如火车、蒸汽印刷，以及后来的汽车、广播和电视，国民身份认同的灌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社会的工业化在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的权势差异，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但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也有突出表现。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被进一步殖民化，这通常是争夺自然资源或工业品销售市场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在世界上大部分可以征服的地区都被征服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之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彼此拼得你死我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形成了两大权力集团，双方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这种全球性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多种工业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新式的复杂实体。
竞争与创造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福利，特别是在北大西洋社会。工业化也带来了男女之间更平等的关系，因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在机器上或汽车上按下按钮，所以即使男女在体力方面确有差异也没什么了不起。此时发明的更有效的控制人类生育的方法也极大地强化了男女平等的趋势。这时的女性就有条件进入公共领域了。
整个民族国家的人口都变得富裕了，不光是成年人，还包括青年人，这在人类史上还是第一次。贯穿于青少年之间的这种新的能流遂导致了青年文化的诞生，青年人有自身特色的音乐、电影、服饰、食物和交通工具。不过，伴随这种新式复杂实体的问世，所谓的“代沟”（generation gap）出现了：成年人与其子女之间在文化品位和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而当这些青年人成为父母时，却察觉不到上述代沟，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差异（当然，变化还在继续中）。
由于全球交流网络的迅速增长，工业技术在某一工业化国家被采纳后已无法长时期保守秘密。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复制现象，导致工业技术在全球传播。运输技术也出现重大革新，尤其是货运卡车和集装箱船的问世，更使得大量人工复杂实体以低廉的价格在全球范围流动。因此，现在的状况是：哪里的成本最低，众多产品就在哪里生产。其结果是全球工业的扩散，与此同时，北大西洋社会多个原本工业化的地区经历了某种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历程。
上述进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分工，从而使全球复杂性日益增加，当然其代价是牺牲了地方和区域的复杂性。尽管第一批工业化国家已丧失大部分工业能力，但直到今天，它们依旧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实力，至少是因为它们还能把控其他地区的生产过程。因为贫穷的产业工人通常都居住在远离大型国际公司总部的地方，所以公司企业的领导人面临劳动力的威胁相对较少。只要其他地方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甘于少量的收入就能做工，那么企业领导人只需暗示一下转移生产基地的事情就足以让劳动力屈从。所以，这种状况目前还能让国际企业家保持富有。
在亚洲，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地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而在拉美，则有巴西和墨西哥率先加入这场比赛中。然而，后来者却向上述国家和地区发起了愈发强劲的挑战，尤其那些生产成本更低、也具备必要生产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伴随工业化为新兴国家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当地人的民主化热情也被激发了。不过，最近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富裕国家的一些成员对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状感到越来越不安。对全球化的抗议通常被归结为一个词：“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