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升的农耕体系复杂度与未被驯服的外界复杂度的降低
农业革命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人口的大幅增长。早期农牧民的数量迅速增加，且彼此居住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换言之，农业社会变得更复杂了。[33]伴随人口增加压力的加大，农耕体系扩展到此前采集狩猎者占据的多个地域，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农耕体系比采集狩猎体系强大得多。还有，很多情况下，采集狩猎体系也逐渐接受了农耕体系新技术。[34]基于此，人类之网变得愈发复杂和紧密，观念、物品能够跨越很长的距离迅速传播，造成集体知识的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农牧民的采集狩猎技术出现了式微，后者可算是一种文化遗忘。
如前所述，早期农民需要建立新式的复杂实体，包括住房、储藏场所、陶器和农业工具，所有这些都是已知宇宙中以前从未有过的。换言之，随着农业的兴起，“茶杯时代”（age of the teacup）自然也就开始了。财产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比较珍贵的物品，如珠宝和带纪念碑的坟墓，后者的作用是说明人与人是不同的。当然，精心制作的燧石工具在采集狩猎时代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但相对于农民，采集狩猎者通常只有很少的实物积蓄。构建新的复杂实体需要新技能和更加多样化的工具箱。由此引发了劳动的分工，特别擅长制造此类器物的人成了兼职专家。但这种新兴的熟练工匠还需首先靠农耕谋生，甚至到今天还依然如是，尤其是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35]
由于生产的复杂实体不断增多，早期农民制造的熵也越来越多。大多数游牧的采集狩猎者在某个居住地变得特别脏乱的时候自然可搬到别处，但对早期农民而言，这已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36]我们不知道古代农民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但相当早的时候就能生产出的发酵饮料（酒在当时可能是日常饮品）却解决了水源熵污染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人畜都在一起生活，粪便到处都是。
因此，许多早期的农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会喝很多酒。时至今日，这种酒的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的农民中间依然清晰可见，这一传统其实可追溯到早期人畜聚居、水源常遭污染的时代。因为在过去一万年的时间里，农民的数量稳居多数，所以大多数人事实上每天都处于酒文化的熏陶中。当然，游牧民族不可能每天生产和消费酒精饮料，而且喝了酒再去骑马和追牛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也许正因如此，游牧部落针对饮酒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相比之下，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通常不须在住所或生产工具上进行太大的投入，因为他们要逐牲畜和水草而居。鉴于这种生活方式，牧民也不大担心产出太多的熵，因为某个地方过于脏乱的话，他们尽可以一走了之。
伴随农业社会复杂性的提升，处于人类控制之下的生态系统则渐趋简单化。这是因为人类总试图通过业已驯化的动植物集中捕捉和收获太阳能，虽然农田要比未经开垦的生态体系捕捉太阳能的效率低得多。但从人类自身的角度视之，农田的效率还是要高很多，因为更多的动植物可以在这里集中蓄养和消费。[37]同理，牧民在草原上集中蓄养大批的驯化动物也是试图通过简化生态提高草原的产出率，在此过程中不大有用的野生物种被逐渐边缘化。人类不能直接消化草，因为人的肠道比较小，但人却可以食用蓄养动物的肉、喝动物产的奶，同时还可用兽皮、羊毛和骨头做许多东西，从武器到衣服和帐篷。
农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大量野生动植物收获的物质和能流减少。因此，野生动植物被排挤到农牧民不能去或不愿去的越来越边缘的地方。[38]结果，目前的情况是，驯化物种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较大的野生动植物能够活下来只是因为人类采取了保护措施，要么是在自然保护区，要么是在动物园。然而，并非所有野生物种都因农业而遭受损失。例如，谷物的培植养活了越来越多的老鼠，反过来，老鼠也被越来越多的猛禽所捕食。而人类也因保护庄稼免受啮齿动物侵害的需要，将猫引进了农耕体系。
新近驯化的动植物大量集中，也为寄生的微生物创造了相应的金凤花条件。因此，动植物疾病变得更加频繁。由于人类和培植植物之间的遗传和生理差异很大，植物害虫通常无法直接侵害人类。但许多动物病毒却能成功做到。因此，人与家畜日益增多的频繁接触使得很多动物的疾病传染到人类身上，而反过来，这又刺激了人类不断治愈人与动物身上的各种新疾病。于是就出现了人与动物医学。[39]
虽然农业成为人类从大自然中提取太阳能的主要方式，但具备农耕体系所必需金凤花条件的区域较之采集狩猎时代在地理上要局限得多。最为突出的是，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水源对确保农耕的成功至关重要。即使到了今天，农业扩张的规模也远没有超过采集狩猎时代横跨整个地球的大陆块。此外，海洋迄今仍是采集和狩猎者的天堂。
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计算农耕体系创造出的各种新式复杂实体的功率密度，主要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数据。而事实上，朝这方面的任何努力均构成全新的研究课题。据我所知，唯一估算过人类史上人均能使用量的是美国地质学家和能源专家厄尔·弗格森·库克（Earl Ferguson Cook，1920—1983）。他在1971出版的一篇关于工业社会能流的文章中公布了这些数字。非常有趣的是，他的估算触及根本也相当初步，却似乎是唯一的有关人类史上能源使用的一般数据。I. G.西蒙斯和约翰·本内特（John Bennett）都是常被人引用的作者，但其对人类史上能使用量的分析差不多全部依据库克的数据。[40]
根据库克的研究，采集狩猎者可能人均消耗120瓦的食品，另加人均80瓦源自取暖和做饭用火的“家用及交往贸易”。早期农民人均饮食消耗约160瓦，而“家用、交往贸易、农耕、实业”消耗增至人均320瓦。这一增加主要是因为利用了动物肌肉的力量。更“高级阶段”的农牧民人均消耗240瓦的粮食，人均约480瓦的“家用及交往贸易”，人均约280瓦的“农耕与实业”及人均40瓦的“运输”。但所有这些数字还只是初步估算，故此提醒读者谨慎使用。
虽然农业社会在收获物质和能量方面比采集狩猎阶段要好得多，但并非所有的早期农民都富了起来。很有可能的是，“普通”农民甚至要获得满足自身所需的能量都经常会遇到问题。农民消耗的卡路里总量确实有所上升，但同时他们需要吃更多的东西，因为此时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因此，收获来的粮食可能总体都不够用。此外，与采集狩猎者相比，农民获得营养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可能更为有限，如水果和浆果，后者为身体提供重要的维生素。
诺贝特·埃利亚斯论相互依赖与文明的进程
人类社会由个体人组成，且彼此不完全受制于他者，我们该如何理解此间的社会动力系统呢？为解此难题，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主张，我们必须用相互依赖的概念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研究。所谓相互依赖关系，就是权力与影响要达成平衡。虽然人们获取权力的机会并不平等，但所有的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一定权力的，因之就能够对其他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埃利亚斯将这种相互依赖的人群称为“构造”（figurations）。
下一步，埃利亚斯又指出，构造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当前环境下人们会怎样做，或至少应该怎样做。当然，在人类史上，当事者总会千方百计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造上述构造，而这又取决于其自身的权力状况，包括是否聪明睿智，这样，人们改造构造的机会就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凡人都无法全面控制上述构造。
埃利亚斯在其巨著《文明的进程》（The Cirilizing Process）中对其社会学思路进行了深入阐释。该书1939年以德文发表。在书中，埃利亚斯以当时大量有关礼仪的书刊为据，详细分析了中世纪法国社会上层行为的变迁，从中世纪盛期（约始于公元1000年）一直到法国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虽然中世纪的骑士往往举止粗鲁，但法国宫廷却仪礼昭昭，表现出一种愈发精致的趋向。
在埃利亚斯看来，这一趋势与变化中的社会状况有关。在中世纪盛期，有大批相对独立的骑士彼此混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消耗战的结果是最终只有一个胜利者，即法国国王，而其他的骑士则被解除武装，成了国王治下的贵族。作为其部分义务，贵族要常出席正在形成中的宫廷聚会。因此，此时的贵族不再比拼武艺，而竞相攀比谁的举止最儒雅，甚至愈来愈多地表现出富有远见。埃利亚斯将这一过程称作“文明的进程”（civilizing process）。渐渐地，这种行为模式被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所采纳。
上面简短的总结难免挂一漏万，比如除此，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等著述中还谈到，人的行为伴随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变得粗鲁，而这取决于权力的结构和彼此的依赖关系。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我们实际上无法直接观察到人们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权力的平衡，因为这只是一种理论构架，能够帮我们解析实际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也即人的行为举止。
埃利亚斯倡导的社会学研究思路为我们研究人类史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但要更有效地分析，我们还需拓宽视野，至少增加如下两点。首先，我们考察人的行为，不能只盯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同时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我们要更全面地考察人的行为，而不限于某个群体，就是说还要看此一群体的行为对其他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路易十四治下凡尔赛的法国宫廷尽管彬彬有礼，但这位“太阳王”却毫不迟疑地下令焚毁莱茵河沿岸的多座德国城市，包括1689年焚毁斯派尔（Speyer）和沃尔姆斯（Worms），作为其焦土政策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显然不是很文明，原因是他的军队此时正在这一地区发动战争。
在此，我们可引入体系概念重新审视上述行为，这里的理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里的体系意思是部分重叠的相互依赖格局。在凡尔赛，自然是彬彬有礼的宫廷体系居主导，而作为其战争依赖行为的一部分，路易十四还同时建构了一种粗鲁的、规模更大的战争体系。仅此两例，就足以说明人类史上不同行为体系的多种多样。
把社会视作由多个相互依赖的人组成的多种体系，各有一定的技能、各有其独特的习得来的行为模式，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兀然涌现。这样一种范式可与大历史的其他主要范式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如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包括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地质学中的板块构造学说和大爆炸宇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