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未来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对我们人类这一物种的未来最感焦虑，所以本章余下的部分专门谈这个问题。人类的命运与尚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密切相关，这一点并不奇怪，也不是特别新颖。20世纪70年代，曾有很多人著书立说都强调这一观点。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一显而易见的认知却先是遭人质疑，然后几乎被人遗忘了。幸运的是，在笔者撰写本书的那几年，人们对能源的研究再度勃兴。究其缘由，这很有可能是——至少是部分地——由于2008年能源价格的急剧上涨，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将很快耗尽不可再生能源。2009年春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别策划了一期专刊，主题就是“明日能源”（Energy for Tomorrow），而此前一年，英国科学家大卫·马凯（David MacKay）发表了专著《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Sustainable Energy-without the Hot Air），可谓能源研究再度兴起的例证。因此，下述许多有关人类未来的建议很快就会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

我们先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达成的有关能源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均可谓从“地球升起”视角审视人类及所谓（第一次）能源危机的直接结果，之所以出现能源危机是因为1973年赎罪日战争（或斋月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拒绝向北大西洋诸国提供足够的石油，因为后者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那时，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人类将很快用尽储存在生物分子中非常有限的太阳能。[2]例如，1971年，美国能源专家M.金·休伯特（M. King Hubbert，1903—1989）因其石油峰值理论而声名鹊起，他对当时的能源状况总结如下：[3]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化石能源消费的稳步大幅增长，所以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一问题，即从更为长远的人类史视角视之，化石燃料时代会是多么的倏忽短暂。要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至少要具备1万年的视野，一半用来审视过去，另一半用来展望未来。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全世界范围的化石能源使用就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周期，前后大约持续1,300年，而这一周期最主要的阶段（即除去最初10%和最终10%的石油开采和消费）才不过300年左右的时间。

同年，美国科学家霍华德·T.奥德姆（Howard T. Odum，1924—2002）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特别强调能源对生成复杂实体的重要性：[4]

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是因为人的知识与创造力无限。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部分真理。所有的进步实际上都要归功于人类获得的特殊能源补贴，没有了能源补贴，所谓进步就会烟消云散。知识与创造力是在有了能源补贴之后辅助消费的手段，甚至知识的开发和保有也取决于是否有能源供应。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将来一旦出现化石能源匮乏，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加之，人类还可能在制造更多污染的同时消耗尽其他稀缺资源。换言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物质和能量来制造我们想要的复杂实体而不至被淹没在同时产出的熵之中。

据我所知，第一部试图在全球尺度上模拟人类能源现状的专著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有关人类困境的报告》一书，这本书甚至到现在还是同类中最好的。从事该项研究的由美国系统管理学家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1942— ）牵头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全面的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展开，该书系此项研究的最终成果。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实际上为公众讨论定下了基调。梅多斯团队创建了最早的——如果称不上是第一个的话——基于地球系统的计算机模型之一，其中物质、能量和熵扮演着重要角色。

该模型有五个主要的变量：人口、资源（包括能量）、人均粮食生产、人均工业生产和污染。这些变量与可信的反馈循环联系在一起。根据所谓标准模式的预测，虽然关键资源一直在减少，但在2020年前后，粮食及工业产品产量都将达到峰值，而后将趋于下降，后者是由自然资源的枯竭及日益严重的污染联合导致的。工业生产放缓会导致污染的减少。世界人口至2070年将达到峰值，而后由于缺乏多种资源发生崩溃。

在人们动辄标榜“进步”的时代，上述当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信息。于是研究人员又添加了另外一些假设，如1975年世界人口会趋于稳定，或假设资源无限，随后输入计算机模型。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最后结果都是崩溃。最后，研究人员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稳定世界体系的问题，可结果大多还是负面的。通过研究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结论和建议，以帮助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研究人员非常谨慎地陈述自己的结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现实世界比模型要复杂得多，甚至有许多方面根本无法精确测量，更无法用数字表达。

颇有意思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选择的变量几乎与本书所倡导的理论方法完全一致。我很好奇：为什么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历史研究上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这可能源于以下事实：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愿意系统地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领域关乎更高端的文化问题，而不屑于这种世俗的考虑。不过，未来的发展会证明他们想错了。

但无论如何，《增长的极限》刺激了大量相关研究，并造成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名为“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不用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推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报告是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的一个直接结果。[5]这份报告又称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以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有些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谁都不能确切说出后代人要得到什么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不过，如果后代人需要的正是我们当今所熟悉的资源的话，那么这一界定实际上对人类提出了重大挑战。

有趣的是，美国宇航局（NASA）曾深受上述发展的影响。比如，1975年，美国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弗莱彻（James Fletcher，1919—1991）在官方出版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总结报告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6]

节约使用地球有限的资源，开发地球的能源供应，养活地球上的数十亿人，保护好环境，控制好人类手里的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人类能带着阿波罗号成功的热情、动力和献身精神去面对上述问题，那可能是阿波罗号最无价的遗产了。

我们还是回到《增长的极限》一书。虽然该书在出版后的几年里遭到多次多角度的批判，但其主旨却仍然是正确的，尽管从短期的视角看，其中有关人类将耗尽稀缺资源的建议时间跨度可能有些悲观。根据澳大利亚科学家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过去30年的实际发展与《增长的极限》中的标准模型预测颇为契合。[7]这倒不是说《增长的极限》中的后续预测也将一一变成现实。但鉴于其当时相当粗糙的计算机模型成功预测了过去30年的发展，慎重对待报告中预测的长期发展趋势看来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