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希罗多德，吟游诗人和旅行者
引言
推而广之
我们就好比追寻着蛛丝马迹一样，仔细考察了“斯基泰”这个名称的由来，我们收集了所有对这个名称的说明：在《历史》的空间当中，我们一步步地走过，我们仔细阅读，而且是按照系统性差别的方法进行阅读。理性使人构筑了游牧人的形象，从而使得斯基泰人的相异性成为可以想象的东西：对于接受文本的对象来说，开始的时候，那是一种彻底的相异性，让人无法看得明白，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把战俘的眼睛弄瞎，因为他们是游牧人）[1]；后来我们过渡到了能够产生意义的相异性（游牧人的特点首先是一种战略），从开始时“假的”可理解性，我们过渡到了一种“真的”可理解性，也就是说，对于公元前30年的希腊人来说，一种可以产生意义的可理解性。
在这一点上，如果要列举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提到的相异者，那就要考虑其他的民族和其他的故事：对于希腊人来说，首先是更有吸引力的埃及人；在《历史》当中，埃及人占有的地位和斯基泰人的地位对称，但是也相反；利比亚人也是这样，利比亚人有一部分是游牧人，而且在斯基泰的故事之后，立刻便涉及利比亚人；或者还有印度人，印度人是向东走时遇到的最后的人，且不说波斯人及其国王象征性的形象……采用基于系统性差别的阅读，至少在开始时这样做，我们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想象当中确定这些人的相异性。但是，除了我们在跟踪斯基泰人的时候已经遇到过的埃及人或者波斯人之外，我们认为把我们的认识推而广之，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不再围绕着斯基泰人的形象，在叙述和人们共同的知识之间反复对照，不再看叙述中先后都有什么人出场，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叙述如何建构了这些相异者。
虽然故事的确是在叙述者和叙述所针对的对象之间展开的，但是文本中潜在地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叙述者对相异者的“表现”，叙述者如何通过他构筑的相异者，让人们相信叙述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要标示出在文本中起作用的相异性的修辞，确定一些形象，分解这些形象建立的程序。总而言之，我们是要收集一些制造相异者的规则。
但是，这项标示和分割性的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列出完整程度不同的一些清单，统计一些没有活力的形象，虽然这样的清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还不够。的确，叙述者让各种形象变得生动起来，而且叙述者在叙述的内部以多种方式干预：这样一来，阅读时就要关注所有的表述标记，形象是由这些标记排列的，而且对于叙述的对象来说，这些标记也最终使形象具有了说服的特别力量。对于《历史》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有这四个标记，或者四种行为：“我看见了”，“我听见了”，以及“我说”，“我写”。
如果必须关注表述标记，在阅读像《历史》这样的叙述时，就不能只满足于结构性的阅读，不能只是分割其对象，将文本整理一番，将语句相互之间结合起来。叙述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展开的，不是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到最后在读者和评论者的眼前形成一个变化的体系。相反，叙述中还存在一些层次上的差别，在前后相连的语句之间还有一些脱节的地方，而这些脱节的地方又恰恰是表述标记的作用指出了的。只有关注文本的这种“垂直的”联系，或者只有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是谁在对谁讲话？他是如何讲的？），我们才能按照其本来的复杂性，提出关于文本效果的问题。
[1] 希罗多德，IV，2；杜梅齐尔：《斯基泰王国及其周边的传奇故事》，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