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思想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困难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而在于摈弃旧的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
1954年的夏末，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看报时，突然发现了报纸背面有一串奇怪的标题：
号角号行星向城市
发出预言：洪水要来了，快逃。
外太空警告郊区居民，
12月21日洪水将淹没我们。
这个名为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心理学家的好奇心立刻被点燃了，他接着读下去。“12月21日凌晨前，莱克城（Lake City）将毁于大西洋的洪水。”消息来自芝加哥郊区的一名家庭主妇，她说，她从其他星球上的高级生物那接收到了这个信息：“这些生物来过地球，她说，就是我们所说的飞碟。”
这正是费斯汀格一直在等待的。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调查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一个简单却又棘手的问题：人们在经历严重的信仰危机时会怎么做？如果没有飞碟来营救她，这名家庭主妇会怎么做？如果洪水没有发生，情况又将如何？经过一番挖掘之后费斯汀格发现，那个名为多萝西·马丁（Dorothy Martin）的妇女，并非唯一一个相信1954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人。约有十几个追随她的人——他们全都是聪明正直的美国人——已经辞职，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或者是在信仰的作用下，离开了自己的配偶。
费斯汀格决定渗透到这帮芝加哥人当中。他立刻注意到，这些成员并没有努力说服其他人相信末日即将来临。拯救只属于他们，少数几个被选中的人。1954年12月20日上午，马丁太太发布了一条新的消息：“午夜时分，你们将会被装进一辆辆停好的汽车里，然后被送到一个地方，并从那里登上门廊（飞碟）。”
这群激动不已的人开始躺下，静静地等待升天。
1954年12月20日夜晚
晚上11:15 马丁太太收到一条信息，要求大家穿上大衣，并做好准备。
晚上12:00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晚上12:05 一名信徒发现房间里的另一只钟显示晚上11:55。于是大家认为午夜还没到。
晚上12:10 外星人发来信息：飞碟晚点了。
晚上12:15 电话铃响了几次：记者们纷纷打电话来确认世界末日是否已经来临。
凌晨2:00 有个本以为自己现在已经在几光年之外的年轻信徒，突然想起来如果他凌晨2点前没有到家，他妈妈就会打电话报警。其他人安慰他说，牺牲自己拯救他人是非常高尚的行为，于是他起身离开了。
凌晨4:00 一名信徒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我不能怀疑。我必须相信。”
凌晨4:45 马丁太太又收到一条信息：上帝决定放过地球。由于一小群信徒今晚齐心协力地散播了这么多“光亮”，因此地球得救了。
凌晨04:50 从上面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外星人希望“立刻向报纸发布”这个好消息。信徒们肩负着新的使命，破晓之前便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当地的所有报纸和电台。
当预言不灵时
“你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利昂·费斯汀格以此开始了在《当预言不灵时》（When Prophecy Fails）一书中对这类事件的描写，1956年初次出版的这本书，直到今天都是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你要是跟他说你不信，他马上掉头就走，”费斯汀格接着写道，“你要是摆出事实或者数据，他会质疑你的资料来源。你要是跟他讲道理，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很容易嘲笑马丁太太及其信徒的故事，但是费斯汀格所描绘的现象却没有人能够避免。他称之为“认知失调”。当现实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信仰产生冲突时，我们通常会重新校正现实，而不是修正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加固执地相信自己的信仰。[1]
请注意，当涉及实际问题时，我们往往相当灵活。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愿意就如何去除油渍或是切黄瓜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只有当我们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观念遇到危险时，我们才变得最固执。当有人就刑事处罚、婚前性行为或者全球变暖等问题质疑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往往会固执己见。人们往往抓住这些思想不放，而且很难让他们松手。这么做将影响会我们的认同感以及我们在社会群体——教堂、家人和朋友圈中的地位。
有一个因素确实与此无关，那就是愚蠢。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坚持己见。[2]毕竟，教育给你了捍卫自己观点的武器。聪明的人总是善于寻找各种论据、专家和结论，来支持自己原有的观点，互联网则使我们比以前更容易成为自己观点的消费者，因为只需轻轻一点鼠标，马上就可获得又一条证据。
美国记者埃兹拉·克雷恩（Ezra Klein）总结道，聪明人没有将聪明用在获取正确的答案上，而是用在了获取他们想要的答案上。[3]
当我的时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
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坦白。在写作这本书的第六章（“每周小时工作制”）时，我偶然看到了一篇题为《缩短工时可能不会增加幸福感》（“Shorter Workweek May Not Increase Well-Being”）的文章。[4]这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讲到，韩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工时缩短了10%之后，员工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快乐。我又用谷歌搜索了一番，找到了伦敦《电信报》（Telegraph）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减少工作量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利。[5]
突然间我变成了多萝西·马丁，而且时钟已经敲响了午夜十二点。我立刻启动了自己的保护装置。起初我质疑了消息的来源：《电信报》是一家保守的报纸，因此我该如何看待那篇文章？该拿它当真吗？另外，《纽约时报》的标题上有“可能”两个字。那项研究的结果是否真的确凿无疑？甚至连我的一些刻板观念也出来作祟：那些韩国人都是工作狂——他们可能一直在加班呢，即使报道说减少了工时。再说了，幸福感？你们是如何精确衡量那东西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把这项研究推开。我已经使自己相信，它的意义不大。[6]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第二章中列举了几个赞成普遍基本收入的理由。过去几年，我为这个观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写的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将近100万的点击量，并被《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选中。我四处开设讲座，讲述普遍基本收入，为了宣传，还上了荷兰电视台。热情的邮件不断向我涌来。不久前，我甚至听说有人称我为“基本收入先生”。我的观点开始慢慢地变成了我的个人和职业身份。我确实相信，实现普遍基本工资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方向。但是，坦白地说，我有时会好奇，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允许自己注意到证据正指着另一个方向。我是否足够敏锐——或者足够勇敢——以至于因此改变自己的态度？
思想的力量
“继续造你的空中楼阁吧。”不久前，一个朋友看了我给他发的几篇关于缩短工时和普遍基本收入的文章后，俏皮地回应道。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毕竟，政治家们连预算也平衡不了，这些荒唐的新想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开始问自己，新思想是否可以真正地改变世界。
此时，你的（完全合情合理）直觉反应可能会是：改变不了——人们会固执地相信他们熟悉的旧想法。问题是，我们知道思想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昨日的先锋就是今日的常识。西蒙·库兹涅茨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变成了现实。通过迫使它证明自己的有效性，随机试验者破坏了对外援助的计划。问题不在于新思想是否能够打败旧思想，而在于怎么打败。
研究结果显示，突如其来的震惊可以创造奇迹。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者詹姆斯·库克林斯基（James Kuklinski）发现，如果人们尽可能直接地面对令人不快的新证据，他们很可能会改变原来的观点。[7]以大获成功的右翼政治家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经警告过“伊斯兰的威胁”，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直到2001年9月11日双子塔被炸的恐怖事件发生。那些一度次要的观点突然之间变成了困扰所有人的梦魇。
如果思想不是逐渐地改变事物，而是间歇性地——通过令人一惊一乍的打击事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民主——新闻和教育的基本前提将是完全错误的。它意味着，从本质上说，人们改变观念的启蒙模式——通过搜集信息和理性的思考，其实是在维持现状。它意味着，那些推崇理性、细节和妥协的人，并不知道思想是如何统治世界的。世界观不是乐高玩具，不是在这里加一块，那里减一块积木就可以的。它是一座堡垒，需要尽全力保护和加固，直到因压力过大而墙体塌方。
就在利昂·费斯汀格渗入马丁太太的教派期间，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证实，团体压力甚至可能会使我们忽略那些平时一目了然的东西。在一个现在仍非常著名的实验中，阿施给测试对象看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并问他们哪条线最长。当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阿施的同事，测试对象并不认识）给出了一样的答案时，测试对象也给出了一样的答案——即使这个答案明显是错误的。[8]
政治也是一样。政治学者已经证实，人们如何投票，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社会观念，而不是对自己生活的看法。我们并不是特别关心政府能够对我们个人做些什么；我们想知道的是政府能够对我们大家做些什么。当我们把票投出去时，我们并不仅仅是在为我们自己投票，我们是在为我们所属的那个群体投票。
但是所罗门·阿施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反对的声音可能会使结果完全不同。当群体中只有一人坚持真理时，测试对象更有可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希望那些觉得自己是在旷野里独自呼喊的人能因此而受到鼓舞：继续造那些空中楼阁吧。属于你的时刻终将到来。
长夜漫漫
2008年，我们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认知失调，似乎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9月15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申请破产。突然之间，全球的金融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时可能倒下。接下来几个月，自由市场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一度被称为“圣人”和“大师”的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 Chair）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完全蒙了。“不仅私人金融机构不容易受到潜在风险因素的冲击，”2004年他曾经自信满满地说，“而且整个金融系统也变得更有弹性。”[9] 2006年格林斯潘退休时，人人都认为他将入主金融名人堂，永垂青史。
在两年后的一次众议院听证会上，这名沮丧的银行家承认自己“感到震惊且难以置信”。格林斯潘的资本主义信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发现了一个漏洞。我不知道它是否严重，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但我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0]当一名国会议员问他是否受到自己思想的误导时，格林斯潘回答：“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我已经从业40年左右，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1954年12月21日的教训是，一切的注意力均集中在那个危急时刻。当时钟敲响午夜十二点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危机可以为我们开启新思想的大门，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旧观念变得更加牢固。
那么，2008年9月15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占领运动短暂地激励了人们，但是很快就消退了。与此同时，左翼政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选举中失利。为了讨好债权人，希腊和意大利几乎同时抛弃了民主，推出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同时削减政府开支，增加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北欧各国也宣布进入新的紧缩时代。
那么艾伦·格林斯潘怎么看呢？几年后，当记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的理念有错时，他的回答非常坚定：“不，我的理念一点也没错。我认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11]
快进到今天：金融业至今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见证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奖金。[12]银行的缓冲资本和以前一样微不足道。《卫报》的一名记者约里斯·卢因迪克（Joris Luyendijk）花了两年时间调查伦敦金融业的内幕，2013年，他把自己的经历概括为：“就像站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看着他们重启了反应堆，但用的还是那套旧的管理方法。”[13]
你肯定会感到好奇：2008年的认知失调是否足够强？还是太强了？我们是否在自己的旧理念上投入了太多？还是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最后这个可能性是最令人担心的。
“危机”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它的本意是“分离”或者“筛选”。因此，危机应该是真理凸显的时刻，是做出重大选择的那个关键时刻。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2008年似乎无法做出那样的选择。当我们突然发现整个金融业在崩溃时，我们其实并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那条路上继续艰难地跋涉。
也许“危机”这个词并不能真正地反映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更像是进入了昏迷状态。这也是一个古希腊词语。它的意思是“无梦的深度睡眠”。
资本主义斗士
这确实非常讽刺，如果你仔细想想。
曾经有两个人将毕生的精力用于建造空中楼阁，坚信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两个人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创立者。我是他们两人的崇拜者：狡猾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公共知识分子米尔顿·弗里德曼。
今天，“新自由主义”是个贬义词，用来指那些与左派意见相左的人。但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却是骄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重塑“自由主义”这个词。[14]“我们必须使自由社会的建设再次成为思想上的冒险，”哈耶克写道，“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开明的乌托邦。”[15]
即使你认为他们是一手将贪婪变成时尚的罪魁祸首，是使数百万人穷困潦倒的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即使这样，你也可以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中一人出生于维也纳，一人出生于纽约。两人都坚信思想的巨大力量。许多年来，他们都属于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的群体，这个群体几乎独立于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一起抽丝剥茧，以一种独裁者和亿万富翁只能梦想的方式颠覆了世界。他们开始动手，把竞争对手——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毕生的事业撕得粉碎。看来，他们与凯恩斯唯一的共同点，在于相信与商界领袖和政治家的既得利益相比，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更加强大。
这个特别的故事始于1947年4月1日，凯恩斯死后还不到一年，当时有40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聚集在瑞士朝圣山（Mont Pèlerin）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些人走了几个星期，跨越了几大洋才到达那里。后来，他们将被称为“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
来到这个瑞士山村的40名思想家全都被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对抗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团体。“如今，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确实很少了。”活动的发起人哈耶克曾如此感叹。在当时新政[16]的指导下，连美国也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捍卫自由市场仍被视为彻底的革命行为，哈耶克觉得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因而非常绝望”。[17]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参加了这场伟人的聚会。“当时的我，是一个年轻而天真的美国乡下人，”弗里德曼后来回忆道，“我在那里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致力于研究自由主义原则；他们全都在自己国家遭到围攻，可是在这些学者当中，有些已经是国际知名人物，其余的也注定将成为著名人物。”[18]实际上，“朝圣山学社”将至少有8名成员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在1947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如此璀璨的未来。战后，欧洲的大片地区被夷为废墟。重建工作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全民就业、抑制自由市场和金融监管。战时状态转成了福利状态。然而，由于“朝圣山学社”的努力，新自由主义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来越受欢迎，而“朝圣山学社”也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他们一起促成了全球政策的转变，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历史学家安格斯·伯金（Angus Burgin）说。[19]
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将学社主席的位置让给了弗里德曼。这名戴眼镜的小个子美国人无论精力还是热情都超过了他的奥地利前任。在弗里德曼领导下，学社变得激进起来。基本上，弗里德曼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向政府开炮，而每一次的解决方案都是自由市场。失业怎么办？取消最低工资。自然灾害怎么办？让企业成立救援小组。学校经费不够怎么办？教育私有化。医疗保健的支出太高怎么办？同样实行私有化，然后抛弃公共监管。药物滥用怎么办？使毒品合法化，让市场发挥魔力。
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弗里德曼用尽了一切方法，包括开设讲座、专栏，接受电台采访，上电视节目，出书，甚至还拍了一部纪录片。他在自己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的序言中写道，思想家有责任提出各种可能的选择。那些今天看来“政治上不可能”的思想，可能有朝一日会变成“政治上的必然选择”。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只有在危急关头——不管是实际发生的还是人们想象的——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弗里德曼解释说，“危机发生时，采取的措施取决于那些平时看起来无用的想法。”[20]1973年10月，危机发生了，当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提高了70%的原油价格，并对美国和荷兰实施石油禁运。物价飞涨，西方经济迅速衰退。这种现象被称为“滞涨”（stagflation），凯恩斯的理论中不可能有这个词。然而弗里德曼却已经预见到了。
弗里德曼的余生一直在强调，没有1947年以来奠定的基础，他不可能取得成功。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智库将接力棒交给了记者，记者再将它交给政治家。跑最后一棒的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两名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被问到什么是自己最辉煌的战果时，撒切尔的回答是“新工党”（New Labour）：在新自由主义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工党内部连那些反对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转而接受了她的观点。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一个一度微不足道的激进想法逐渐统治了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教训
有些人争辩说，现在你不管把票投给谁都无关紧要了。虽然左派和右派依然存在，但他们似乎对未来都没有什么清晰的计划。仿佛命运的讽刺，本是虔诚地相信思想力量的两个人，现在他们发明的“新自由主义”却为新思想的发展画上了句号。看起来我们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点”，自由民主制是我们的最后一站，“自由消费者”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物种。[21]
1970年弗里德曼出任“朝圣山学社”的主席时，大多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离开了，讨论变得过于偏向技术和经济。[22]事后看来，弗里德曼的到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成为西方世界主要思想家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依然处于这个时代。[23]
我们生活于一个充斥着经理和技术官僚的世界。“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他们说，“让我们只专注于收支平衡。”政治决策不断地作为紧急的问题出现——作为中立而客观的事件出现，仿佛没有其他选择似的。凯恩斯在世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趋势的出现。“那些认为自己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他写道，“通常沦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24]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并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时，我们手头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没有人为我们奠定基础。多年来，学者、记者和政治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已经抵达了“宏大叙事”（big narratives）时代的尽头，是时候将意识形态换成实用主义了。
当然，我们仍然应该为前几代人为之奋斗并最终赢来的自由感到骄傲。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不再有值得言说的事情之后，言论自由的价值何在？当我们不再有任何归属感时，结社自由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不再有任何信仰时，宗教自由的意义何在？
然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和健康。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抵达安乐乡。这真是巨大的胜利。另一方面，该是我们丰饶之地的居民提出新的乌托邦的时候了。让我们重新把帆扯起来。“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许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这么写道。[25]每周15小时工作制、普遍的基本收入和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这些都是疯狂的梦想——可是这些梦我们还要做多久？
现在人们会怀疑“人类的思想和信仰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这句话，当新自由主义还在摇篮之中时，哈耶克如此反驳那些怀疑他的人：“我们都认为难以想象，然而我们的信仰可能与事实有出入。”[26]他宣布，也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新的思想才会流行起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求思想家不仅要有耐心，还要有“成为‘空想家’的勇气”。
就让这成为朝圣山的教训吧。就让这成为每个梦想美好世界的人的颂歌吧，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次听到午夜的钟声响起时，发现自己正闲坐着，两手空空，在等待永远也不会来的外星人救世主。
那些令人震惊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世界，这种事情还将再次发生。“事实上，”凯恩斯说，“统治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27]
[1] Joe Keohane, “How facts backfire,” Boston Globe (July 11, 2010). http://archive.boston.com/bostonglobe/ideas/articles/ 2010/07/11/how_facts_backfire/.还可参考：Leon Festinger, Henry Riecken, and Stanley Schachter, When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1956)。
[2] 这个研究小组的网址是：http://www.culturalcognition. Net。
[3] Ezra Klein, “How politics makes us stupid,” Vox (April 6, 2014). http://www.vox.com/2014/4/6/5556462/brain-dead-how- politics-makes-us-stupid.
[4] Nicholas Bakalar, “Shorter Workweek May Not Increase Well- Being,” NewYork Times (August 28, 2013). http://well.blogs .nytimes.com/2013/08/28/shorter-workweek-may-not- increase-well-being/.
[5] Katie Grant, “Working Shorter Hours May Be ‘Bad For Health,’ ” Telegraph(August 22, 2013).
[6] 当然，从那时起我一直有关注这项研究。摘要引述如下：“随着对工作时间越来越满意，工时的减少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另外，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被增加的工作强度所抵消。”也就是说，韩国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强度也相应增加了。
[7] James H. Kuklinski et al., “Misinformation and the Currency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2010), p. 810. http://richarddagan.com/framing/kuklinski2000.pdf。突如其来的震惊可以创造奇迹，1954年12月的那个夜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发现并没有飞碟来之后，一名成员认为他已经受够了。自从午夜的这次重大“失验”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这类传言了，菲斯汀格写道。（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个信仰上的投资也最少，为了那天晚上在现场，他只需取消一次到亚利桑那州的圣诞旅行。）
[8] Solomon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 (November 1955). http://kosmicki.com/102/Asch1955.pdf.
[9] Alan Greenspan, “Speech at 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New York” (October 5, 2004). http://www .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1005/ default.htm.
[10] 引述见：Edmund L. Andrews, “Greenspan Concedes Error on Regulation,”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08). http://www .nytimes.com/2008/10/24/business/economy/24panel.html。
[11] 他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ABC News）上说这番话的：http://abcnews.go.com/ThisWeek/ video/ interview-alan-greenspan-10281612。
[12] Edward Krudy, “Wall Street cash bonuses highest since 2008 crash: report,”Reuters (March 12, 2014). http://www.reuters. com/article/us-usa-bonusesidUSBREA2B0WA20140312.
[13] Jurgen Tiekstra, “Joris Luyendijk: ‘Dit gaat helemaal fout,’” Volzin (September 2013). http://www.duurzaamnieuws.nl/ joris-luyendijk-dit-gaat-helemaal-fout/.
[14] 请参考以下例子：Milton Friedman, “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Farmand (February 17, 1951)。http://0055d26 .netsolhost.com/friedman/pdfs/other_commentary/Farmand.02.17.1951.pdf。
[15] F. A. Hayek,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 (Spring 1949). https://mises.org/etexts/hayekintellectuals.pdf.
[16] 新政（New Deal）指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17]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 p. 13。
[18]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 p. 169。
[19]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p. 11。
[20]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p. 221。
[2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22] 弗里德曼在临终之前说，他唯一真正深入研究过的哲学家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波普尔说好的科学都是围绕着“证伪”展开的，必须不断地寻找那些不符合你理论的东西，而不是只追求实证。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人研究理论的方法正好与此相反。这似乎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自己——出错的地方。
[23] Stephanie Mudge, “The Social Bases of Austerity. European Tunnel Visio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issing Left,” SPERI Paper No. 9 (February 2014).http://speri.dept.shef.ac.uk/wp-content/uploads/2013/01/SPERI-Paper-No.9The-Social-Bases-of-Austerity-PDF-579KB.pdf.
[24]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 last paragraph.
[25]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26] 引述见：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p. 217。
[27] Keynes, General Theory, last para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