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什么我们应该无条件地给每个人钱
有钱好过没钱，如果仅仅从财务方面考虑。
——伍迪·艾伦
（Woody Allen，1935— ）
2009年5月，伦敦——一场实验正在进行。实验对象是13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常年待在街上，有些已经在欧洲金融中心伦敦城冰冷的人行道上睡了将近40年。这13个捣乱分子每年在警务、诉讼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已经高达400 000英镑（当时约合650 000美元）或者不止。[1]
这笔开支给市政服务和当地的慈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它们难以为继。因此，总部设在伦敦的援助组织“百老汇”（Broadway）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从现在开始，这13个臭名昭著的流浪汉将受到贵宾式对待。他们告别了食品券、施粥场和收容所。他们得到了即时而且大幅度的紧急援助。
从现在开始，这些流浪汉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准确地说，他们将有3 000英镑可以花，而且没什么条件。[2]这笔钱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咨询顾问——不愿意的话也无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也没有各种刁难他们的问题。[3]
他们必须回答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需要什么？
园艺课
“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回忆说。[4]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流浪汉的愿望极为朴素。一部电话、一本字典、一台助听器——每个人对自己需要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大部分人根本就不舍得花钱。一年后，他们平均只花了800英镑。
例如西蒙，已经沉迷海洛因20年了。这笔钱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变得整洁起来，并且开始去上园艺课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生第一次变得顺利起来，”他后来说，“我开始打理自己，洗澡、刮胡子。现在我正考虑回家，我有两个小孩。”
实验开始后的一年半，13个流浪汉中有7个已经有了栖身之处，还有两个正准备搬进自己的公寓。13人全都朝超偿债能力和个人成长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上课、学习烹饪、接受康复治疗、造访家人，同时计划着自己的未来。
“它给了人们自主权，”一名社会工作者这么评价个性化预算，“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我认为这很重要。”经过几十年毫无结果的推拉、拖拽、纵容、惩罚、起诉和保护之后，9名臭名昭著的流浪汉最终从街上回到了家里。成本是多少？一年大约50 000英镑，包括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换言之，这个计划不仅帮助了13个人，还大幅削减了开支。[5]就连《经济学人》也不得不说：“帮助无家可归者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把钱给他们。”[6]
有力的数据
穷人没有钱。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要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怎么管理金钱，他们又怎么会穷呢？我们认为他们肯定将钱用来买快餐食品和苏打水，而不是新鲜水果和书籍。于是，为了“帮助”他们，我们临时拼凑了无数别出心裁的援助方案，再加上大量的文书、登记制度和一大群视察员，全都围绕着《圣经》上的那句话——“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伽后书》 第3章，第10节）。近年来，政府援助变得越来越以就业为基础，接受者必须申请工作、参加重返工作计划，并做一些强制性的“自愿”工作。这种变化被标榜为“从福利向工作福利”的转变，其含义不言而喻：白给的钱会使人变懒。
只可惜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这位是伯纳德·奥曼迪（Bernard Omondi）。他在肯尼亚西部贫困地区的一个采石场干了很多年，每天的工资是2美元。然后，一天早上，他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我一看到信息，就跳了起来。”伯纳德后来回忆说。他的银行账户刚刚收到了一笔500美元的存款。对伯纳德来说，这几乎是他一年的工资。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来到了伯纳德的村子。全部的村民仿佛都中了彩票：村里到处都是钱，但是没有人把钱用来喝酒。相反，他们修补房子，并开始做点小生意。伯纳德用这笔钱从印度进口了一辆全新的百佳吉（Bajaj Boxer）摩托车，然后用它来拉客，每天可以赚6 ~ 9美元。他的收入增加了不止两倍。
“这种做法是把选择权交给穷人，”伯纳德那笔意外横财的来源——慈善组织“直接给”（Give Directly）的创立者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说，“事实上，我认为自己并不清楚穷人的需要。”[7]费伊既没有授人以鱼，也没有授人以渔。他直接给穷人现金，因为他相信，只有穷人自己才了解自己的真正需要。我问费伊为什么“直接给”的网站上很少看到生动的视频或者图片，他解释说自己不想过多地介入感情。“我们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
费伊说得没错：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表明，“直接给”的现金补助刺激了收入的持续增长（比资金流入前提高了38%），促进了住房拥有率和饲养牲畜的数量（提高了58%），同时使儿童饿肚子的天数减少了42%。另外，每笔捐款的93%都是直接送到接受者的手上。[8]谷歌在看了“直接给”的数据后，很快就向它移交了250万美元的捐款。[9]
但是伯纳德和村民们并非唯一的幸运者。2008年，乌干达政府决定，向大约12 000名16 ~ 30岁的人每人发放将近400美元。这笔钱几乎不带任何条件；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提交一份商业计划。5年后，出现了令人吃惊的效果。受益者将这笔钱用于自己的教育和开办企业，他们的收入提高了将近50%。而他们被录用的机会则增加了60%以上。[10]
乌干达政府的另一个计划，是向国土北部的1 800多名贫穷妇女每人投放150美元，这个计划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她们的收入几乎翻了一倍。那些从援助人员（成本：350美元）那里获得帮助的妇女，她们的收入增加得稍微多一些，但是研究者随后认为，将援助人员的工资与发放的现金补助并在一起，效果会更加好。[11]报告最后淡淡地说，这些结果意味着“非洲和全世界的扶贫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
南部革命
全世界的研究证明：给钱确实管用。
研究人员已将无条件的现金补助与犯罪率、儿童死亡率、营养不良率、少女怀孕率、逃课率的下降联系起来，还将其与学习成绩、经济增长、性别平等得到改善的现象联系起来。[13]“穷人受穷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手里没有足够的钱，”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说，“解决此问题的一个伟大方法，就是给他们钱，对此我们不应感到特别惊讶。”[14]
在《只需把钱给穷人》（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2010）一书中，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学者们提供了无数案例，证明不带（或者只带少量）附加条件，直接发现金的做法确实有用。在纳米比亚，营养不良率直线下降（从42%降至10%），逃课率（从40%降至0）和犯罪率（减少了42%）也是一样。在马拉维，不管现金补助是否有附带条件，女孩和妇女的上学率都飙升了40%。受益最多的经常是儿童。他们不再经常饿肚子，也不再经常生病，他们的个子变高了，学习成绩也更好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不小心便沦为童工。[15]
从巴西到印度，从墨西哥到南非，现金补助计划在第三世界国家（the Global South）中风靡一时。2000年，联合国在制定其“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时，甚至没有将这些计划列入其中。可是到了2010年，他们已经向45个国家超过1.1亿个家庭提供了资助。
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总结了这些计划的优点：家人会好好地用这笔钱；贫困得以舒缓；将为收入、健康和税收带来各种不同的长期效益；这些计划的成本更低。[16]我们可以直接把白人的工资交给那些穷人，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用越野车把他们送去那里呢？尤其是这样还可避免行政人员的贪污行为。另外，可自由支配的现金给整个经济上了一道润滑剂：人们的购买力增强了，而这又促进了就业，提高了工资。
无数的援助组织和政府认为自己知道穷人需要什么，于是拼命地投资学校、太阳能电池板，或者是牲畜。他们认为，有牛总好过一头也没有。可是我们付出了多少成本呢？卢旺达的一项研究估计，捐赠一头怀孕的奶牛成本约为3 000美元（包括建一个挤奶作坊）。这相当于一个卢旺达人5年的工资。[17]就以那些向穷人讲授的七拼八凑的课程为例：经过反复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课程的成本不低，但是却收效甚微，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学习捕鱼、阅读，还是经营一家企业。[18]“从根本上说，贫穷的意思就是没钱，而不是聪明与否，”经济学家约瑟夫·汉隆（Joseph Hanlon）强调，“如果没有钱，你根本无法自己振作起来。”[19]
金钱的伟大之处在于，人们可以用它来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巧合的是，有一类商品穷人绝对不会碰，那就是酒精和烟草。事实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一项重大研究表明，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的全部研究案例中，有82%的酒精和烟草消费量实际上都下降了。[20]
甚至还有更奇怪的。研究人员在利比里亚进行了一项实验，给那些最狡诈的穷人每人发200美元，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酒鬼、瘾君子和惯偷都从贫民窟聚拢过来。三年后来看，他们把钱都花哪儿了？食物、衣服、药品，以及做点小生意。“如果这些人不乱花钱，”一名研究者惊诧不已，“那么什么人会乱花钱呢？”[21]
然而“又穷又懒”的论调总是一再出现。正是这种牢固的观念，促使科学家决定着手调查其真实性。就在几年前，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总结了他们的发现：实际上，穷人收到白给的钱之后，工作往往更加卖力。[22]在纳米比亚实验的最终报告中，一名主教用《圣经》做了一番简洁的解释。“请仔细地阅读《出埃及记》第16节，”他写道，“以色列人为了逃离埃及人的奴役而踏上了漫漫征途，途中他们得到了天赐的粮食吗哪（Manna）。但是，”他接着说道，“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懒；相反，他们走得更快了……”[23]
乌托邦
不带任何条件的现金补助：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就梦想过这种情况。无数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同意这种观点。[24]其支持者跨越了所有领域，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5]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的第25条也承诺，这一天将会到来。
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并非只维持几年，并非只在发展中国家才有，也并非只有穷人才有，而是像电视上所说的：每个人都能不带任何条件地拿到一笔钱。这笔钱不是施舍，而是他们的权利。我们暂且称之为“通向共产主义的市场化道路”。[26]什么也不用干，每个月就能拿到一笔津贴，足以应付生活所需。如上所述，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有活力”。[27]没有视察员监督你这笔钱花得是否明智，没有人问你这么花是否值得。不会有其他的特殊福利和援助计划；最多给长者、失业者和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发一份额外的津贴。
持基本收入这种观点的时代已经来临。
加拿大的“米康姆”
在加拿大温尼伯（Winnipeg）的一个仓库阁楼里，堆着将近2 000个积满灰尘的箱子。箱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照片、表格、报告、访谈记录——这些都与战后一场非常吸引人的社会实验有关：“米康姆”（Mincome）。
2004年，曼尼托巴大学的教授伊芙琳·弗盖特（Evelyn Forget）第一次听说了这些记录。她花了漫长的5年时间寻找它们，直到2009年，终于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这些箱子。“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正在考虑是否可以把这些箱子扔掉，因为它们太占地方，而且似乎没有人对它们感兴趣。”弗盖特后来回忆说。[28]
第一次走进这个阁楼时，弗盖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500年前托马斯·莫尔的梦想在现实世界实施的宝贵资料。
那些箱子中装的近1 000份谈话资料中，有一份是与休和多琳·亨德森（Hugh and Doreen Henderson）进行的访谈记录。35年前这个实验开始时，休是一所高中的看门人，而多琳则是家庭主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亨德森一家的经济并不宽裕。多琳在花园里养鸡，以保证全家人的营养。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恨不得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
直到有一天，两个衣着光鲜的人出现在他们的门口。“我们填好了表格，他们想知道我们的收入。”多琳回忆。[29]然后，他们的财务问题就这样成了过去。休和多琳参加了“米康姆”——加拿大首个大型社会实验，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基本收入实验。
1973年3月，曼尼托巴省的省长拨款8 300万美元，用于这个项目。[30]他选择了温尼伯西北一个人口只有13 000人的小镇多芬（Dauphin），作为实验的地点。多芬镇的每个人都收到了一笔基本收入，以保证没有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事实上，这意味着30%的镇上居民——一共1 000个家庭——每个月将收到一张支票。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收到的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9 000美元，而且不会问你任何问题。
实验开始时，一大群研究人员来到了镇上。经济学家观察居民们的工作量是否减少了，社会学家观察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人类学家则安坐在社区中，近距离观察居民的反应。
这个计划实施了4年，一切进展顺利，然而选举问题却是个极大的阻碍。保守党赢得了选举，上台了。新的加拿大内阁对这项昂贵的实验不感兴趣，因为3/4的支出均由联邦政府买单。得知新政府甚至不愿资助实验的结果分析后，研究人员决定将所有的文件打包成2 000个箱子。
多芬的居民感到巨大的失落。1974年刚开始实施时，“米康姆”被认为是一个试点计划，很快将向全国推广。现在，它似乎注定将被遗忘。“反对米康姆的政府官员不想再花钱分析资料，然后得出一个他们已经知道的结论：这个方法没用，”一名研究人员说，“而那些赞成‘米康姆’的人则非常担心，因为一旦分析结果出来的数据不佳，意味着他们又花了100万美元在数据分析上，那样只会令他们更加尴尬。”[31]
弗盖特教授第一次听说“米康姆”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如果有的话。然而巧合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1970年，加拿大引进了医疗保险计划。医疗保险的档案，为弗盖特比较多芬和附近小镇及对照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年来，她致力于将这些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统计分析。无论她如何尝试，每次的结果都一样。
“米康姆”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从实验到法律
“政治上有种顾虑，担心一旦年收入有保证，人们会不愿干活，而开始大量地生孩子。”弗盖特说。[32]
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年轻人推迟了结婚，生育率也降低了。他们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了：“米康姆人”学习更加努力，学习效率也更高。结果，男人的总工时只下降了1%，已婚妇女的下降了3%，未婚妇女的下降了5%。那些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男人的工作量几乎没有减少，新妈妈则利用现金补助休了几个月产假，学生们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了。[33]
最令弗盖特感到惊奇的是住院率足足下降了8.5%。考虑到发达国家在公共医疗上的巨额投入，这个计划将在财政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几年实验下来，家庭暴力也减少了，同样减少的还有心理健康问题。“米康姆”使整个镇变得健康起来。弗盖特甚至可以从收入和健康两个方面，看到接受最低工资对下一代的影响。
多芬——这个没有贫穷的小镇——是北美5个收入保障实验中的一个。另外4个实验在美国进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差一点儿就实现了至少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林登·约翰逊总统1964年宣布将“向贫穷开战”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进行基本的福利改革。
但是，首先，需要做一些实验。政府拨出数千万美元的预算，为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艾奥瓦州、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西雅图和丹佛的8 500多名美国人提供基本收入，这也是有史以来，为了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而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研究人员希望找到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1）收入有了保障之后，人们是否会大幅减少工作量？（2）这个计划是否过于昂贵？（3）政治上是否可行？
答案分别是否、否和是。
整体工作时间的减少非常有限。“我们的发现根本不支持‘懒惰’论，”丹佛实验的首席数据分析师说，“并没有出现悲观者所预言的工作量大幅减少的情况。”每个家庭的有偿工作平均减少了9%，而且每个州中工作量减少的主要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带孩子的妇女。[34]
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便9%这个数字可能也有所夸大。在最初的研究中，这个数字是在自报收入的基础上得出的，可是我们与官方的记录比较之后却发现，相当一部分收入没有上报。将这部分差距补上后，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减少。[35]“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是在家工作等其他的有益活动，无疑部分地弥补了有偿工时的减少。”西雅图实验的总结报告写道。例如，一名高中辍学的母亲减少工作，是为了获得心理学学位，从而得到一份研究员的工作。另外一名母亲正在学习表演；她的丈夫已经开始作曲。“我们现在是自给自足且有收入的艺术家了。”她对研究人员说。[36]对参加实验的年轻人而言，有偿工作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在新泽西州的实验对象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增加了30%。[37]
因此，1968年，就在世界各地的年轻示威者纷纷走向街头的这一年，5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哈罗德·沃茨（Harold Watts）、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兰普曼（Robert Lampman）——写了一封致国会的公开信。“只有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一份不低于官方认定的贫困线的工资，国家的责任才算完成。”他们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头版的文章上如是说。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么做的成本会“很高，但是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应付起来绰绰有余”。[38]
有1 200名经济学家在这封信上签名。
他们的呼吁并非没有引起注意。第二年8月，尼克松总统提交了一份基本收入法案，并称之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道社会法令”。根据尼克松的说法，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会做两样他们的先辈不可能做的事情。除了把人送上月球（这已经实现了），他们这一代还将最终消灭贫困。
白宫的民调显示，有90%的报纸对这个计划反应热烈。[39]《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称之为“巨大的飞跃”，《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称之为“大胆的新蓝图”。[40]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工会，甚至连企业部门也都支持这个法案。[41]白宫收到的一份电报称：“两名将为此计划掏腰包的中上层共和党人大声叫好。”[42]专家们甚至四处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时代的思想已经来临，它将所向披靡。”
似乎基本收入的时代真的来了。
“福利计划通过……改革运动打赢了一仗”，这是1970年4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标题。众议院以243票赞成、15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尼克松总统的“家庭援助计划”（FAP）。大多数专家预计参议院也将顺利通过这个法案，赞成的人数甚至比众议院的比例还要高。然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却疑虑重重。“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处理过的最深入、最昂贵，也最广泛的一份福利法案。”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如是说。[43]但是，反对最激烈的是民主党议员。他们认为“家庭援助计划”还不够深入，应该将基本收入再往上提。[44]经过参议院和白宫几个月来来回回的讨论，提案最终被抛弃。
第二年，尼克松将提案略做调整，重新提交给国会。众议院再次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次它是作为一揽子改革措施的一部分。这一次有288票赞成，133票反对。尼克松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中称，这项“使每个有子女的美国家庭都拥有稳定收入”的计划，是他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项。[45]
然而，法案在参议院再次触礁。
尽管如此，直到1978年，西雅图实验的最终结果公布了这项计划的一个致命缺点之后，基本收入计划才被永远束之高阁。有一个发现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离婚率飙升了不止50%。对这个数据的兴趣迅速掩盖了所有的其他成果，例如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的改善。基本收入显然给了妇女太多自由。
10年后，对数据的重新分析显示，之前的统计出现了误差；事实上，离婚率根本没有任何变化。[46]
没用、危险和堕落
“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在1976年消除贫困。”196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自信地写道。当时，几乎有80%的美国人支持实施基本收入保障。[47]几年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冷笑将闻名于世：“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反贫困之战，最后贫困赢了。”
那些文明的伟大里程碑一开始总是有点乌托邦的味道。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乌托邦最初受到攻击主要基于三个原因：没用（不可能实现）、危险（风险太大）和堕落（将退化为反乌托邦）。但是赫希曼同时指出，一旦乌托邦变成现实，往往会被认为极其平常。
不久之前，民主看起来仍然像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从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警告过，民主没用（普通民众过于愚蠢，无法处理民主）、危险（多数裁定原则无异于玩火）和堕落（“公众利益”很快就会受到一些狡猾的战略家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侵蚀）。我们且将这些与反对基本收入的观点比较一下。说它无益恐怕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说它危险恐怕是因为人们不用去上班，而说它堕落恐怕是因为，最后为了养活大多数人，少数人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
但是，等一等。
没用？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真正有足够的钱去支付一笔可观的基本收入。我们可以去除整套的繁文缛节，使受助者不必不惜代价地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我们还可以抛弃令人晕头转向的抵税和扣税政策，建立一套新的简化制度。假如需要进一步筹集资金，可以通过征收资产税、垃圾税、原材料税和消费税来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只需花费1 750亿美元即可消除美国的贫困，这个数字不到GDP的1%。[48] 它大概占美国军费支出的1/4。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比起来，消灭贫困的战争简直太便宜了，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前者令人难以置信地花了我们4万亿～6万亿美元。[49]其实，很多年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就已经有能力消灭贫困了。[50]
但是，那种仅仅救助穷人的制度，只会加深他们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只救助穷人的政策不是好政策。”研究英国福利的伟大理论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如是说。有条件地发放每一笔预算、贷款和收入补贴，是左派政治家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问题在于，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20世纪90年代末，两名瑞典社会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已经非常著名，文中称，那些政策最为普及的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最为成功。[51]总的说来，当一项政策对自己有益时，人们会更容易团结。我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从中获取的利益越多，我们就越愿意为这种福利制度付出。[52]因此，从逻辑上说，那种普遍且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同时也将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毕竟，人人都将是制度的受益者。[53]
危险？当然，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少干点活，然而这正是它的妙处所在。少数几名艺术家和作家（“这些人在世时遭到全社会的唾弃，死后则备受称赞。”——伯特兰·罗素语）确实可能完全不做任何有偿的工作。铺天盖地的证据显示，不论是否需要，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想工作。[54]确实，没有工作使人极不开心。[55]
基本收入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将把穷人从福利陷阱中解放出来，并激励他们去寻找那种能真正获得进步和晋升机会的工作。由于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不会因为他们找到了工作而被收回或者削减，因此他们的情况只会变得更好。
堕落？正好相反，是福利制度本身沦为了集控制和屈辱于一身的庞然怪物。官员们用脸书监督那些领取公共援助的人，看他们是否有乱花钱——那些未经批准的志愿者可就倒霉啦。需要一大群社会服务工作者的指导，人们才能通过合格、申请、批准，以及再获得等错综复杂的步骤。接着，一大批检查员将行动起来，对文书进行筛选。
本应培养人们的安全感和自豪感的福利，现在已经堕落为一种猜疑和羞耻的制度。它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个怪诞协定。“右派担心人们不愿干活，”弗盖特在加拿大抱怨道，“左派则不相信他们自己做的决定。”[56]基本收入制度将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在重新分配方面，它满足了左派对公平的要求；而在干预和羞辱方面，它又将给右派带来一个比以往更加受到限制的政府。
以不同的方式讨论和思考
这句话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背负着来自旧时代的福利制度，那时养家糊口的人仍然以男性为主，而且人们一辈子只在一家企业工作。对于那些有稳定工作的幸运儿来说，养老金制度和就业保障条例依然非常关键，公共援助起源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我们可以依靠经济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而福利津贴通常不是一张弹簧床，而是一个陷阱。
从未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么成熟，可以引入普遍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政策。让我们环顾一下四周吧。工作场所的弹性更大了，这要求我们的保密措施做得更好。全球化正在侵蚀中产阶级的工资。拥有大学学历和没有大学学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以至有必要对穷人扶一把。机器人则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可能抢了他们的工作。
最近几十年，中产阶级通过借贷的方式保持了购买力，自己却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模式并不可行。“不工作的人将没有饭吃”这句古老的谚语现在已经被滥用，成了不平等存在的许可证。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资本主义是神奇的繁荣发动机。“它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金字塔、罗马大渡槽和哥特式大教堂。”正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所说的。然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比以前更加富有，因此现在我们有能力跨出人类发展史上的下一步：给每个人发一笔保障性的基本收入。这应该是资本主义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让我们将其视为进步的红利，是过去几代人用鲜血、汗水和眼泪换来的。最后，我们的繁荣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多亏了制度、知识以及先辈们为我们积累的社会资本。我们，丰饶之地的居民，才能够变得如此富裕。这笔财富属于我们所有人，而基本收入制度则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它。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无须事先筹划，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那样的话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乌托邦总是从小到大，用一个个实验慢慢地改变世界。就在几年前，伦敦街头的实验开始了，13名流浪汉没有任何原因每人拿到了3 000英镑。正如一名援助人员所说的：“我们很难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些引导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以不同的方式讨论、思考和描述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切进步的开始。
[1] 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个流浪汉每年要花掉30 000英镑（社会服务、警力、诉讼费等）。参加这次实验的都是臭名昭著的流浪汉，因此花他们身上的费用要高得多。该项研究列举的流浪汉一年的花费高达400 000英镑。请参考：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Review of the Costs of Homelessness” (August 2012).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596/2200485.pdf。
[2] 根据“百老汇”的报告，通常不会告诉受助者他们“个人预算”的具体金额；但是报告接着说，其中一名无家可归者建议将援助金额从3 000英镑减到2 000英镑，可见他显然知道自己的“个人预算”是多少。
[3] 流浪汉并不是直接就可拿钱。他们的花销必须先征得“街道人口管理员”的同意，而后者每次都会“立刻”做出答复。这种审查非常有限，《经济学人》采访的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正证实了这一点（请参考第二章的注释6）：“我们只是说，这是你的生活，你自己决定这笔钱怎么花，但是我们很愿意提供帮助，如果你需要的话。”报道还说：“整个采访期间，在谈到他们的住处和个人预算的使用时，许多人都用了‘我选择’或者‘我决定’这样的词，以强调自己有选择和掌控的能力。”
[4] 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公布了这次实验的详细报告，本节引用的所有例证都来源于这份报告。请参考：Juliette Hough and Becky Rice, Providing Personalised Support to Rough Sleepers.An Evalu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Pilot (2010). http://www.jrf.org.uk/publications/support-rough-sleepers-london。关于其他人的评价，可参考：Liz Blackender and Jo Prestidge, “Pan London Personalised Budgets for Rough Sleepers,” Journal of Integrated Care (January 2014). http://www.emeraldinsight. com/journals.htm?articleid=17104939&。
[5] 2013年，该项目扩展到伦敦城的28名街头露宿者，其中20名已经有了稳定的住所。
[6]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en,” Economist (November 4,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420321.
[7] 引述见：Jacob Goldstein, “Is It Nuts to Give to the Poor Without Strings Attach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13, 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8/18/magazine/is-it-nuts-to-give-to-the-poor-without-stringsattached.html。
[8] Johannes Haushofery and Jeremy Shapiroz, “Policy Brief: Impacts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https://www .princeton.edu/~joha/publications/Haushofer_Shapiro_Policy_ Brief_2013.pdf.
[9] 曾经给500多家慈善机构做过评估的著名慈善评估家GiveWell将“直接给”列在其慈善排行榜的第四位。
[10] Christopher Blattman, Nathan Fiala, and Sebastian Martinez, “Generating Skille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4, 201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68552.
[11] Christopher Blattman et al., Building Women’s Economic and Social Empowerment Through Enterprise. An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Women’s Income Generating Support (WINGS) Program in Uganda (April 2013). https://openknowledge. 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7862/860590NW P0Box30ySeriesNo10Uganda0hr.pdf ?sequence=1&isAllowed=y。还可参考：Isobel Coleman, “Fighting Poverty with Unconditional Cash,”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12, 2013). http:// blogs.cfr.org/developmentchannel/2013/12/12/fighting-poverty- with-unconditional-cash/。
[12] Christopher Blattman et al., “The Returns to Cash and Micro- enterprise Support Among the Ultra-Poor: A Field Experiment.” http://sites.bu.edu/neudc/files/2014/10/paper_15.pdf.
[13] 以下是对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补助”效果的一些研究。南非：Jorge M.Agüero and Michael R. Carter, “The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on Nutrition: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Support Grant,” University of Cape Town(August 2006). http://www .ipc-undp.org/pub/IPCWorkingPaper39.pdf。马拉维：W. K. Luseno et al.,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Malawi’s Social Cash Transfer Pilot Scheme on school- age children’s health,”Health Policy Plan (May 2013). http://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10449/。同样在马拉维：Sarah Baird et al., “The Short-Term Impacts of a School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on the Sexual Behavior of Young Women.” http://cega.berkeley.edu/assets/cega_research_projects/40/Short_Term_Impacts_of_a_Schooling_CCT_on_Sexual_Behavior.pdf。
[14] Charles Kenny, “For Fighting Poverty, Cash Is Surprisingly Effective,”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ne 3, 2013). http://www .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06-03/for- fighting-poverty- cash-is-surprisingly-effective.
[15] Joseph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2010), p. 6.
[16] Armando Barrientos and David Hulme,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The Development Revolution from the Global South”，这是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做的报告。http://www.oecd.org/dev/pgd/ 46240619.pdf。
[17] Christopher Blattman and Paul Niehaus, “Show Them the Money. Why Giving Cash Helps Alleviate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18] David McKenzie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What Are We Learning from Business Trai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s around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12). http://ftp.iza.org/dp6895.pdf.
[19]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p. 4。当然，现金补助不是万灵丹——它不会架桥也不会带来和平。但它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金补助“是最能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剂良药”。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主席Nancy Birdsall如是说。引述见：同上，p. 61。
[20] 应该注意到，这种下降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现金补助对烟草和酒精的消费水平没什么影响。请参考：David K.Evans and Anna Popova, “Cash Transfers and Temptation Goods. A Review of Glob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May 2014).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 2014/05/19546774/cash-transferstemptation-goods-review- global-evidence。
[21] Blattman and Niehaus, “Show Them the Money.”
[22] 2009年，《柳叶刀》杂志称：“不断涌现出来的现金补助（不管是否带条件）数据，很大程度上驳斥了反方的观点，后者认为这些计划使年轻人不去找工作，或者是使他们产生了依赖心理，从而造成了贫困的代代延续。”请参考：The Lancet Editorial, “Cash Transfers for Children. Investing into the Future,” Lancet (June 27, 2009)。
[23] Claudia Haarmann et al., “Making the Difference! The BIG in Namibia,”Assessment Report (April 2009), p. VII. http://www .bignam.org/Publications/big_Assessment_report_08b.pdf.
[24] 包括Thomas Paine，John Stuart Mill，H. G. Wells，George Bernard Shaw，John Kenneth Galbraith，Jan Tinbergen，Martin Luther King和Bertrand Russell。
[25] 请参考，例如：Matt Zwolinski, “Why Did Hayek Support a Basic Income?”Libertarianism.org (December 23, 2013). http:// www.libertarianism.org/columns/why-did-hayek-support- basic-income。
[26] Robert van der Veen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 Society (1986). https://www.ssc .wisc.edu/~wright/ERU_ les/PVP-cap-road.pdf.
[27] 引用基本收入的保守派支持者查尔斯·默里所说的话，见：Annie Lowrey,“Switzerland’s Proposal to Pay People for Being Aliv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 2013). http:// www.nytimes.com/2013/11/17/magazine/switzerlands-proposal-to-pay-people-for-being-alive.html。
[28] 引述见：Zi-Ann Lum, ‘A Canadian City Once Eliminated Poverty and Nearly Everyone Forgot About It’, Huffington Post。http://www.huffingtonpost.ca/2014/12/23/mincome-in-dauphin-manitoba_n_6335682.html.
[29] 引述见：Lindor Reynolds, “Dauphin’s Great Experiment,” Winnipeg FreePress (March 12, 2009). http://www.winnipeg- freepress.com/local/dauphinsgreat-experiment.html。
[30] 此处及接下来的部分，币种均为美元。
[31] 引述见：Vivian Belik, “A Town Without Poverty?” Dominion(September 5, 2011). http://www.dominionpaper.ca/articles/ 4100。“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你的工作不能受到利益的驱使，”另外一名研究过“米康姆”的加拿大经济学家韦恩·辛普森（Wayne Simpson）说，“有证据显示，‘米康姆’远远没有文献所说的那么糟糕。”引述见：Lowrey,“Switzerland’s Proposal to Pay People for Being Alive”。
[32] 引自视频网站上的一次演讲：http://vimeo.com/56648023。
[33] Evelyn 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University of Manitoba (February 2011). http://public.econ.duke.edu/~erw/197/forget-cea %282%29.pdf.
[34] Allan Sheahen, Basic Income Guarantee. Your Right to Economic Security (2012), p. 108.
[35] Dylan Matthews, “A Guaranteed Income for Every American Would Eliminate Poverty – And It Wouldn’t Destroy the Economy,” Vox.com (July 23, 2014).http://www.vox.com/ 2014/7/23/5925041/guaranteed-income-basic-povertygobry-labor-supply.
[36] 引述见：Allan Sheahen, “Why Not Guarantee Everyone a Job? Why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of the 1970s Were Successful.” USBIG Discussion Paper (February 2002). http://www.usbig.net/papers/013-Sheahen.doc。研究人员认为，最终人们可能甚至会增加工作时间，假如政府增加工作岗位的话。“公共服务方面增加的就业机会，将远远抵消因现金补助而导致的工作量减少。”
[37] Matthews, “A Guaranteed Income for Every American Would Eliminate Poverty.”
[38] “Economists Urge Assured Income,”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68).
[39]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 p. 123.
[40] 引述见：Sheahen, Basic Income Guarantee, p. 8。
[41]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69.
[42] 引述见：Peter Passell and Leonard Ross, “Daniel Moynihan and President-Elect Nixon: How Charity Didn’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73).http://www .nytimes.com/books/98/10/04/specials/moynihan-income .html。
[43] 引述见：Leland G. Neuberg, “Emergence and Defeat of Nixon’s Family Assistance Plan,” USBIG Discussion Paper (January 2004). http://www.usbig.net/papers/066-Neuberg- FAP2.doc。
[44] Bruce Bartlett, “Rethinking the Idea of a Basic Income for All,” New YorkTimes Economix (December 10, 2013). http:// 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3/12/10/rethinking-the-idea-of- a-basic-income-for-all.
[45]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157.
[46] Glen G. Cain and Douglas Wissoker, “A Reanalysis of Marital Stability in the Seattle–Denver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January 1988). http://www.irp.wisc.edu/publications/dps/pdfs/dp85788 .pdf.
[47] 根据1969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Mike Alberti and Kevin C. Brown,“Guaranteed Income’s Moment in the Sun,” Remapping Debate。http://www.remappingdebate.org/ article/guaranteed-income ’s-moment-sun。
[48] Matt Bruenig,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Affect Poverty,” Demos(October 3, 2013). http://www.demos.org/ blog/10/3/13/how-universal-basicincome-would-affect- poverty.
[49] Linda J. Bilmes, “The Financial Legacy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How Wartime Spending Decisions Will Constrain Future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March 2013).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getFile.aspx?Id=923.
[50] 试着做一个思考实验：如果给地球上的每个人每天发1.25美元的基本收入，那么一年的成本将是3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5%。向全球13亿最穷人口提供同样的现金援助，只需不到6 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7%，即可彻底消除极端贫困。
[51] Walter Korpi and Joakim Palme,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October 1998).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 download?doi=10.1.1.111.2584&rep=rep1&type=pdf.
[52] Wim van Oorschot, “Globalization,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and Protection of the Poor,” in: A. Suszycki and I. Karolewski (eds),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the Welfare State (2013), pp. 37–50.
[53] 阿拉斯加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由石油收入提供资金，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了普遍且无条件基本收入（一年只有1 000美元多一点）的政治实体。这项政策几乎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阿拉斯加大学的教授斯科特·哥德史密斯（Scott Goldsmith）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家要是胆敢质疑这项政策，无异于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正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笔数目不大的基本收入，阿拉斯加才成为全美贫富差距最小的一个州。请参考：Scott Goldsmith, “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An Experiment in Wealth Distribution,”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BIEN (September 12, 2002). http://www.basicincome.org/ bien/pdf/2002Goldsmith.pdf。
[54] 对彩票中奖者的行为研究显示，即使是中了头奖，人们也很少辞职，而如果他们确实辞职了的话，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找其他工作。请参考这篇著名的论文：Roy Kaplan, “Lottery Winners: The Myth and Reality,” Journal of Gambling Behavior (Fall 1987), pp. 168–78。
[55] 监狱里的犯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吃又有住，他们本可以好好休息一番，你可能会这么想。然而在监狱里面，不让干活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手段。如果犯人的行为不当，就会被禁止到车间或者厨房去。几乎人人都想争做贡献，尽管我们所说的“工作”和“失业”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大量没有酬劳的工作关注得实在太少。
[56] 她是在加拿大电视台上讲这番话的。看看这个片段：https:// youtu.be/EPRTUZsiDYw?t=45m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