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为什么做银行家划不来
工作是某些人的避风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奥斯卡·王尔德
1968年2月2日凌晨，浓雾将市政厅公园（City Hall Park）包裹得严严实实。[1]7 000名情绪激动的纽约环卫工人挤在一起。工会发言人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从卡车的车顶向人群讲话。当他宣布市长已经拒绝再让步时，愤怒的人群就像炸开了锅一般。第一个臭鸡蛋从头顶飞了过去，德勒里意识到妥协已经结束。是时候采取非法的途径了，正是因为环卫工人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才禁止他们走这条路。
是时候举行罢工了。
第二天，纽约市的垃圾无人清理。几乎全城的清洁工都待在家里。“我们从未有过声望，这个问题以前从未困扰过我，”一名清洁工对当地的报纸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些人将我们看得一文不值。”
两天后市长出来视察情况，发现城里的垃圾已经有膝盖那么高，并以每天1万吨的速度不断地增加。城市的街道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即使是最繁华的地区也可看到老鼠在窜来窜去。仅仅过了几天，这座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就开始呈现出贫民窟的迹象。纽约市政府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上一次进入紧急状态还是1931年脊髓灰质炎流行那一次。
然而市长依然拒绝让步。他背后有当地媒体的支持，当地报纸将罢工者形容为贪婪的自恋者。一个星期后，现实才开始起作用：清洁工确实正在逐步取得胜利。“纽约在他们面前显得非常无助，”《纽约时报》的编辑绝望地声称，“这座最大的城市必须投降，否则将眼睁睁看着自己在秽物中沉沦。”罢工进行到第九天，当垃圾堆积到10万吨时，环卫工人终于获得了胜利。“纽约处理混乱的最新做法给我们的启示，”《纽约时报》后来写道，“罢工是值得的。”[2]
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致富
也许吧，但是并非每个行业都能如此。
例如，想象一下，华盛顿的10万名说客明天全部罢工。[3]或者曼哈顿的每个税务会计都决定待在家里。市长似乎不太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事实上，这两种情况不太可能造成多大的损失。就拿社交媒体顾问、电话推销员和高频交易人来说吧，他们的罢工，可能新闻连提都不提。
但是环卫工人却不一样。不管你怎么看，他们做的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工作。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做那种没有他们我们也可过得很好的工作。假如他们突然停止工作，世界不会因此变得更穷，更丑，或者更糟。想象一下那些圆滑的华尔街交易员，他们又以一笔退休金赚了大钱。想象一下那些狡猾的律师，他们能将一桩官司诉讼案拖到最后一天。或者想象一下那位才华横溢的广告文案工作者，他写出了年度最佳广告语，并将竞争对手挤出局。
这些工作并没有创造财富，大多数只是在转移财富。
当然，创造财富和转移财富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线。许多职位两者兼而有之。不可否认，金融业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并在此过程中使其他行业运转得更加顺利。银行有助于分散风险，并为人们想出一些聪明的点子。然而现在银行已经变得非常庞大，它们的大部分业务只是把财富倒来倒去，有时甚至将其摧毁。银行业的爆发式扩张并没有使馅饼变得更大，反而增加了其本身的份额。[4]
或者来看一看律师界的情况。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法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现在美国的人均律师数目是日本的17倍，那么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法治程度就是日本的17倍呢？[5]或者美国人的受保护程度就是日本人的17倍呢？远非如此。一些律师事务所甚至经常购买产品专利，而自己并不打算生产，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可以起诉他人侵犯了专利权。
奇怪的是，正是这些把钱倒来倒去的工作——几乎没有创造任何有形价值——却拿到了最高的薪水。这种情况真是迷人而反常。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所有那些繁荣的创造者——教师、警察、护士——领着很低的薪水，而那些毫不重要、多余甚至是有害的倒卖者却过得这么好？
假如无所事事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也许历史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难题。
直到几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人还都在田间地头劳作。他们使富裕的上流社会得以自由地四处游荡，依靠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并发动战争——所有这些爱好都不会创造财富，最多只是转移财富，有时甚至是摧毁财富。任何一个出身名门的贵族都对这种生活方式引以为傲，世袭的权利使少数人得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腰包鼓鼓地过着舒适的日子。干活？那是农民的事。
在工业革命前的那段时间，农民如果罢工，整个经济将会瘫痪。今天所有的图表、图解和饼形图都表明一切已经发生了改变。农业作为经济的一部分，似乎已经被边缘化了。事实上，美国的金融业规模已是农业的7倍。
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的农民如果罢工，对我们造成的麻烦将会小于银行家的集体抵制？（不，正好相反。）另外，近几十年不是农业产量激增吗？（没错。）那么，农民的收入是不是比以前增加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
你知道，在市场经济中，情况正好相反。供给越多，价格越低。问题难就难在这里。过去几十年间，食物的供给量急剧上升。2010年，美国奶牛的产奶量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6]同样在这段时间，小麦的产量也增加了一倍，番茄的产量则增加了两倍。农业越是高产，我们就越不愿意为它掏钱。今天，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已经变得非常便宜了。
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全部。我们的农场和工厂越来越高效，然而它们在经济中占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而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其雇用的人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却越来越多。不过，我们在咨询师、会计师、程序员、顾问、经纪人和律师这些新行业中找到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合适的证书。
这种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财富。
然而讽刺的是，一种人们不必向社会贡献任何有形价值便可挣到钱的制度也由此宣告产生。权且称它为发展的矛盾吧：在这片丰饶之地上，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和聪明，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一旦银行家罢工
“银行关门了。”
1970年5月4日，这条消息出现在了《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上。经过旷日持久但却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银行的工资依然无法跟上通胀的脚步，于是爱尔兰的银行雇员决定举行罢工。
一夜之间，这个国家85%的准备金被冻结了。种种迹象表明，罢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爱尔兰全国的企业开始囤积现金。罢工进行到两周，《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的记者报道说，全国7 000名银行家已经有一半订了飞往伦敦的机票，准备去那里找其他的工作。
一开始，权威人士预测，爱尔兰的生活将陷于停顿。首先，现金的供应将枯竭，其次，贸易将停滞不前，最后，失业率将会大爆发。“想象一下，你身体里面的所有血管突然一下子都收缩断裂，”有位经济学家这么形容普遍的恐惧心理，“你可能开始明白经济学家眼中银行倒闭的情形。”[7]随着夏天的到来，爱尔兰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7月，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现有的数据和趋势显示，罢工迄今为止并未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几个月后，爱尔兰中央银行统计了最后的结余，并总结说：“在主要结算银行停止营业之后，爱尔兰经济继续运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仅如此，爱尔兰的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
最后，罢工持续了整整6个月——为纽约环卫工人罢工时间的20倍。然而大洋彼岸的纽约仅仅过了6天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爱尔兰经历了6个月没有银行家的日子却依然非常强大。“那次银行罢工未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主要原因，”2013年一名爱尔兰记者回忆道，“是因为它没有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8]
但是没有银行，他们怎么处理钱的事情？
有些事情非常简单：爱尔兰人开始发行自己的现金。银行关门后，他们和平时一样，继续向对方开具支票，唯一的区别就是无法再到银行兑现。相反，流动资产交易的另一方——爱尔兰酒馆——填补了这个空白。当时爱尔兰人依然一个星期至少3次到当地的酒馆喝酒，每个人——尤其是酒馆的服务员——心里都很清楚谁可以相信，谁不能相信。“这些零售点和酒馆的经理都很了解自己的客户，”经济学家安东尼·墨菲（Antoin Murphy）解释说，“毕竟，你卖酒卖了好多年，不可能对顾客的流动资产一点头绪也没有。”[9]
很快，人们便打造出一种极度分散的货币制度，制度的关键节点为这个国家的11 000家酒馆，潜在机制为基本信任。等到11月银行最终重新开业时，爱尔兰人已经不可思议地印了50亿英镑的自制货币。一些支票是企业开出的，其他的则胡乱地写在烟盒背面，甚至是写在草纸上。历史学家说，爱尔兰人没有银行还能这么有条不紊地生活，完全是拜社会凝聚力所赐。
那么，是否一点问题也没有呢？
不，当然有问题。举个例子，有个人赊账购买了一匹赛马，然后这匹马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就用赛马赢来的钱付清了欠款——本质上，这和借钱赌博没啥区别。[10]听起来跟现在银行的做法非常相似，只不过规模小一些。罢工期间，爱尔兰的企业很难筹措到资金，进行大笔的投资。事实上，人们开始自行办起了银行业务这件事显然说明，他们不能完全没有金融业。
然而他们即使没有也无妨的却是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切的风险投机，那些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以及从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高额奖金。“也许，只是也许，”作家和经济学家乌麦尔·哈克（Umair Haque）推测，“人们对银行的需求，要小于银行对人的需求。”[11]
另一种形式的税收
这场罢工和两年前3 000英里外的另一场罢工真是天壤之别。纽约市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市变成一个垃圾堆，而爱尔兰人却成了自己的银行家。仅仅过了6天纽约已经乱了阵脚，而爱尔兰过了6个月依然一切进展顺利。
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未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便能挣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天赋、野心和智慧。而金融界是聪明人汇聚的地方。“那些天才的大投机商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或者是比别人早一步看到，”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解释说，“这是一种本领。有些人能够踮着脚尖，单腿站立，头上顶着一壶茶而不往外洒，这同样也是一种本领。”[12]
换句话说，那些很难做到的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很有价值。
近几十年，那些聪明人炮制了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不仅没能创造财富，反而还摧毁了财富。这些产品本质上是在向其他人收税。你认为那些定制的西服、宽敞的宅邸和豪华的游艇都是谁付的钱？假如银行家们自己没有产生潜在的价值，那么这些钱肯定来自别的地方——或者是来自其他人。进行重新分配财富之事的并非只有政府。金融界也在做这种事，只不过没有经过民主授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可以集中在某个地方，但却并不意味着那里就是财富的诞生地。这对以前的封建领主来说是这样，对现在高盛（Goldman Sachs）的首席执行官来说也是这样。唯一的区别在于银行家偶尔会一时疏忽，把自己想象成一切财富的创造者。那些如寄生虫般生活并以此为荣的领主则没有这种幻想。
狗屁工作
难以想象，差别居然可以如此之大。
还记得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预测吗？他说到2030年我们所有人一周将只工作15个小时。[13]我们的繁荣将直达云霄，我们将用相当大一部分财富换取自己的闲暇时间。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比以前繁荣得多，但是并没有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刚好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卖力地工作。上一章我讲述了我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为消费主义献祭的。凯恩斯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这幅拼图还有一块拼得不对。大多数人并没有参与五颜六色的苹果手机壳、含有植物萃取液的进口洗发香波，或者是“摩卡饼干屑星冰乐”的生产。我们对消费的依赖主要靠自动设备和第三世界的“工资奴隶”来实现。虽然过去几十年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却在降低。那么，我们过度劳累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归结为失控的消费主义呢？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几年前，他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认为罪魁祸首不是我们所买的东西，而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这篇文章的题目被巧妙地命名为“关于狗屁工作的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14]
格雷伯分析，无数人毕生的工作时间都耗费在那些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上，例如电话推销员、人事经理、媒体公关策略顾问、公关顾问，以及医院、大学和政府部门中的一大堆行政职位。格雷伯称这些为“狗屁工作”。连那些正在做的人也承认，本质上，这些工作毫无必要。
当我首次就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时，引起了一小片的忏悔之声。“我本人希望能做些真正有用的事情，”一名股票交易员说，“但是我无法应付减薪。”他还说到他有个“同学，天赋极高，顶着物理学博士的光环”，研究方向是癌症检测技术，“挣得比我少多了，实在让人郁闷不已”。但是当然了，假如你的工作碰巧符合公众的重大利益，同时又需要大量的才智和毅力，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在挣大钱。
反之亦然。高薪工作的泛滥刚好与高等教育和教育产业的极大繁荣同时发生。这是巧合吗？请记住，未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便能挣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新手，你必须记住一些冠冕堂皇而又毫无意义的行业术语。（为了在网络社会中集思广益，共同创造附加价值而参加跨部门对等战略会议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收垃圾的工作几乎人人会做，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胜任银行家这个职业。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当奶牛的产奶量越来越高，自动设备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人们便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朋友、家人、社区工作、科学、艺术、体育等使人生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但是做乱七八糟事情的时间也多了起来。只要我们继续沉迷于工作、工作、再工作（即使有用活动被进一步自动化或者外包），多余工作的数量只会不断增加。就像过去30年发达国家的经理数量一直在增加，而我们却没有变得更富有一样。实际上正好相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经理越多，其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则越低。[15]《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访问了12 000名专业人士，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还有同样多的人无法理解自己企业的使命。[16]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高达37%的英国职场人士认为自己干的是狗屁工作。[17]
并非一切新兴的服务行业均毫无意义——远非如此。看看医疗保健、教育、消防和警察这些行业，你会发现很多人虽然薪水微薄，然而他们每天回家都在想，这个世界正在自己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仿佛有人跟他们说，”格雷伯写道，“你们必须有份实际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只有这样你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获得中产阶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是吗？”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一种以效率和生产力等资本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制度之下。虽然政客们不停地强调必须缩小政府的规模，但是大部分人都对此保持沉默，而狗屁工作的数量则节节攀升。结果便是，一方面政府大力削减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建设等有用的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另一方面又向培训和监督等失业性行业投入数百万美元。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备受诟病。[18]
现代市场对实用性、质量和创新丝毫不感兴趣。真正起作用的是利润。有时杰出的贡献会由此产生，有时则不会。从电话推销员到税务咨询师，狗屁工作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理论基础坚若磐石：你不必创造出什么东西就可以赚到大钱。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贫富不均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财富越是集中在上层，对公司律师、说客和高频交易员的需求就越大。毕竟需求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是不断谈判的产物，由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所决定，当然，也由那些控制财政大权的人所决定。
也许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过去30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一个时期——创新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节。”自称为硅谷脑力劳动者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嘲笑说。[19]如果说战后给我们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航天飞机、避孕药等惊人的发明，那么近来只有我们前几年买的手机功能稍微得到提升而已。
事实上，不创新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想一想，由于成千上万的聪明人将时间浪费在那些结果只会带来灾祸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上，我们错过了多少发展的机会。他们将自己最好的年华用于不断地复制已有的药物，目的是制造出一种差别极小的新药，以保证可以在最聪明的律师的帮助下获得新的专利，从而使表现出色的公关部可以为一种并不那么新的药开展一场全新的营销活动。
想象一下，所有这些聪明才智不是用于转移财富，而是用于创造财富。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喷气背包，建成了海底城市，或者已经攻克了癌症。
很久以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描绘过“虚假意识”对他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误导。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工人没有起来反抗地主和精英阶层，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被宗教和民族自豪感所蒙蔽。也许今天的社会陷入了类似的困境，这一次只有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幸免。也许有些人已经被自己工资单上的那一串0、丰厚的奖金和轻松的退休计划给蒙蔽了。也许鼓鼓的钱包触发了类似的“虚假意识”：使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因为挣这么多。
无论如何，事实并非必须如此。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税收，我们的大学全都可以进行改造，使真正的创新和创意获得回报。“我们不必耐心地等待文化变革缓慢地发生。”20多年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便如此说。[20]我们不必等到借钱赌博不再有利可图；不必等到环卫工人、警察和护士都领到体面的薪水；不必等到数学天才再一次梦想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而非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
我们可以向另一个世界迈出一小步，我们可以从税收开始，就像这类步骤经常做的那样。即使乌托邦也需要税收条款。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征收交易税来控制金融业。1970年，美国股票的平均持有期尚有5年；40年后，只剩下5天。[21]如果我们征收交易税——意味着你每次买卖股票都要交税——那些对社会几乎毫无贡献的高频交易员将无法再从金融资产的频繁倒卖中获利。事实上，我们将节省无谓的开支，避免为金融业推波助澜。以伦敦和纽约之间的光纤电缆为例，这条电缆铺设于2012年，目的是为了提高传输速度。电缆的造价为3亿美元。节省的时间为5.2毫秒整。
更重要的是，这些税可以使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富有。不仅每个人可以更加平等地分得一块蛋糕，整个蛋糕还会变得更大。然后那些匆忙到华尔街去的天才少年就可以回来，成为教师、发明家和工程师。
然而近几十年发生的事却正好与此相反。哈佛的一项研究表明，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职业转变，这个国家的聪明人，从老师和工程师到银行家和会计师，纷纷转换职业。1970年时，仍有2倍的哈佛男性毕业生选择以研究金融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20年后这个平衡被打破，有1.5倍的毕业生成了金融从业人员。
结果是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穷。因为银行每挣1美元，经济链的其他地方就有大约60美分的东西被摧毁。相反，研究人员每挣1美元，就有至少5美元的价值——通常更多——回馈到经济中。[22]用哈佛的科学术语来讲，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税将有助于“将那些从事负外部性职业的人才重新分配到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业中去”。
用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高税收将使更多的人从事有益的工作。
潮流观察家
如果对更好社会的探索应该始于某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教室。
虽然教育可能增加了狗屁工作，但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新繁荣产生的动力。如果你准备起草一份最有影响力的职业名单，教师很可能会排在最前面。这并非因为教师获得的各种报酬，例如金钱、权力和地位，而是因为教育塑造了某种更大的东西——人类历史的进程。
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请以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为例。连续40年担任全部25名孩子的首领，这名老师就影响了1 000个孩子的人生。而且，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正好发生在他们最具可塑性的时候。别忘了他们还是孩子。老师不仅赋予了他们面对未来的能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参与了那个未来的塑造。
如果有一个地方，我们的介入会给未来的社会带来红利，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教室。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所有关于教育的大讨论都是关于课时安排，关于讲课，关于教学法。一直以来教育都表现为适应环境的方法——帮你顺利地度过一生的润滑剂。在教育联盟的会议上，总是不断地有潮流观察家对未来和21世纪的基本技能做出预测，他们的时髦词语是“创意”“适应”“灵活”。
他们的焦点全都放在能力上，而不是价值上；放在教学法，而不是理想上；放在“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哪些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一切都围绕着一个问题转：今天的学生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明天的就业市场上找到工作——2030年的就业市场？
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2030年，对良心平静的精明会计师的需求可能会很大。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将成为更大的避税天堂，跨国公司能够更加有效地避税，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将变得更加不利。假如教育的目的是随着这类潮流翻滚，而不是上去掀翻它们，那么利己主义肯定将成为21世纪的典型技能。并非因为法律、市场或者科技需要如此，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显然更喜欢挣钱。
相反，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2030年拥有怎样的知识和技能？然后，我们将重点放在引导和创造，而不是预测和适应。我们可以思考自己想如何谋生，而不是不知如何做才能靠这种或那种狗屁工作混口饭吃。没有一个潮流观察家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怎么可能回答？他们只会跟风，而不会制造潮流。潮流是什么，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个人理想。我们想要什么？举个例子，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给朋友，还是家人？志愿者工作？艺术？体育运动？未来的教育必须使我们做好进入就业市场的准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还要使我们做好生活的准备。我们想控制金融业吗？那么我们也许应该给初露头角的经济学家一些哲学和道德方面的引导。我们想在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群体方面更加团结一致吗？那么从社会研究的课程开始吧。
如果按照我们的新理想重新调整教育的话，就业市场将会快乐地跟上。想象一下我们将在学校的课程中安排更多的艺术、历史和哲学课。可以肯定艺术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需求将会增加。就像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梦想的2030年一样。繁荣的不断增长——和工作自动化程度的不断增加——终将使我们“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并且偏爱好的东西，而不是有用的东西”。缩短工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可以整天无所事事，而是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最后，决定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市场和科技，而是社会。如果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纪变得更加富有，那么就必须摆脱一切工作皆有意义的教条思想。而且，我们这么做时，还应该摒弃那种认为高工资是社会价值反映的错误观念。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意识到，就创造价值而言，做银行家实在很不划算。
50年后的纽约市
罢工过去半个世纪，纽约市似乎吸取了教训。“每个纽约市民都想成为环卫工人。”最近一份报纸的大标题这么写道。如今，城市的清洁工有着令人眼红的薪水。连续干个5年，他们就可以把70 000美元薪水，还有加班费和津贴带回家。“他们使这个城市得以正常运转，”环卫局的发言人在文中解释说，“如果他们停止工作，无论时间多短，整个纽约市都将陷于停顿。”[23]
报纸还访问了一名纽约市的环卫工人。2006年，当时20岁的约瑟夫·勒曼（Joseph Lerman）接到了市政府的一个电话，说他可以到环卫局报到，成为一名环卫工人。“我感觉像中了头彩一样。”他说。现在，勒曼每天早上4点起床，拖运垃圾。他的工作是轮班制，每天上班长达12个小时。对纽约市民来说，他的工资高是可以理解的。“说实话，”这名城市发言人笑着说，“这些男人和女人头上的‘纽约英雄’的称号可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
[1] 本文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还原了这次罢工。
[2] ‘Fragrant Days in Fun City’, Time (2/16/1968).
[3] 尽管官方的资料显示，2014年华盛顿注册的说客只有12 281人，但是这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说客是在秘密活动。Lee Fang, “Where Have All the Lobbyists Gone?” Nation (February 19, 2014).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 shadow-lobbying-complex/。
[4] Jean-Louis Arcand, Enrico Berkes, and Ugo Panizza, “Too Much Finance?”IMF Working Paper (June 2012).
[5] Scott L. Cummings (ed.), The Paradox of Professionalism. Lawyer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2011), p. 71.
[6] Aalt Dijkhuizen, “Hoogproductieve en e ciënte landbouw: een duurzame greep!?” (March 2013). https://www.wageningenur .nl/upload_mm/a/3/9/351079e2-0a56-41 -8f9c- ece427a42d97_NVTL maart 2013.pdf.
[7] Umair Haque, “The Irish Banking Crisis: A Parab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 29, 2010).
[8] Ann Crotty, “How Irish pubs filled the banks’ role in 1970,” Business Report(September 18, 2013).
[9] Antoin Murphy, “Money in an Economy Without Banks ——The Case of Ireland,”Manchester School (March 1978), pp. 44–5.
[10] Donal Buckley, “How six-month bank strike rocked the nation,” Independent(December 29, 1999).
[11] Haque, “The Irish Banking Crisis: A Parable.”
[12] Roger Bootle, “Why the economy needs to stress creation over distribution,”Telegraph (October 17, 2009).
[13]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Essays in Persuasion. http://www.econ.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14] David Graeber,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Magazine(August 17, 2013). http://www.strikemag.org/ bullshit-job.
[15] Alfred Kleinknecht, Ro Naastepad, and Servaas Storm, “Overdaad schaadt:meer management, minder productiviteitsgroei,” ESB (September 8, 2006).
[16] 请参考：Tony Schwartz and Christine Poratz, “Why You Hate Work,” New YorkTimes (May 30, 2014). http://www.nytimes .com/2014/06/01/opinion/sunday/why-you-hate-work.html? _r=1。
[17] Will Dahlgreen, “37% of British workers think their jobs are meaningless,”You Gov (August 12, 2015). https://yougov .co.uk/news/2015/08/12/british-jobsmeaningless.
[18]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知道，对93个欧洲“就业市场活化”项目进行过大型的综合分析，至少一半没有发现负面影响。请参考：Fransden Butter and Emil Mihaylov, “Activerend arbeidsmarktbeleid is vaak niet effectief,” ESB (April 2008). http://personal.vu.nl/f.a.g.den .butter/activerendarbmarktbeleid2008.pdf。
[19] Peter Thiel, “What happened to the future?” Founders Fund. http://www.foundersfund.com/the-future.
[20] William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pp. 893–920.
[21] Sam Ro, “Stock Market Investors Have Become Absurdly Impatient,” Business Insider (August 7, 2012). http://www .businessinsider.com/stock-investorholding-period-2012-8.
[22] Benjamin Lockwood, Charles Nathanson, and E. Glen Weyl, “Tax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http://papers.ssrn .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24424.
[23] Stijn Hustinx, “Iedereen in New York wil vuilnisman worden,” AlgemeenDagblad (November 12,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