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乌托邦就在地平线上。我朝它走了两步；它往前移了两步。我又走了十步，它又往前移了十步。

无论我怎么走，都走不到。那么，乌托邦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是：一直走下去。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1940—2015）

那么，最后再问一次：怎么才能使乌托邦变为现实？怎么才能接受这些想法并付诸实施？

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一直令我非常着迷。正如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说的那句名言：“政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如果你跟踪华盛顿和威斯敏斯特等地的新闻，这种观点似乎确实没错。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更加重要的政治。我说的是大写的政治，不是关于统治，而是关于颠覆。不是关于“可能”的艺术，而是关于变不可能为必然的艺术。

这个政治舞台可以容纳更多的政治家，从垃圾工到银行家，从科学家到鞋匠，从作家到正在读这本书的你。这种政治与那种小写的政治截然相反。当小写的政治一再地重申维持现状时，大写的政治就会随时冲破藩篱，强行逃脱。

奥弗顿之窗

20世纪90年代，美国律师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第一次解释了大写的政治的作用过程。他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点子没有受到重视？

奥弗顿意识到，政治家只要想连任，就不会允许自己的观点看起来过于极端。为了掌权，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想法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扇可接受之窗布满了各项经专家批准，经统计部门总结，并有很大机会写进法律的政策。

任何人的思想一旦伸出“奥弗顿之窗”的外面，就注定了坎坷的命运。他们很快会被媒体这个胆小的守窗人贴上“不切实际”或者“荒唐”的标签。比方说，电视就很少播放那些截然不同的观点。脱口秀反而成了一档娱乐节目，让我们没完没了地看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

尽管如此，社会却可以在几十年间发生彻底的改变。因为奥弗顿之窗是可以移动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经典策略是，发表一个令人震惊的颠覆性看法，从而使那些不是很极端的观点顿时听起来很明智。换句话说，为了使极端的观点听起来不无道理，你只需再极端一点。

图15 奥弗顿之窗

资料来源：由CC BY-SA 2.0授权的《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作者为Hydrargyrum

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以及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都非常完美地掌握了这门艺术。要不是经常不被当真，他们肯定已将“奥弗顿之窗”拉到了自己的营地。事实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这个窗口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向右偏移。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消灭了经济上的争论，右翼已同时控制了宗教和移民方面的话语权。

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发生中的剧变。从历史角度来说，大写的政治向来是左派的专属领地。“直面现实，变不可能为可能！”1968年巴黎示威者喊的口号还回响在我们耳边。结束奴隶制、妇女解放、增加福利——这些进步思想一开始均以疯狂和“荒谬”的面目出现，但是最终都成为大家接受的基本常识。

可是，左派现在似乎已经忘了政治这门艺术。更糟糕的是，许多左翼思想家和政治家试图压制自己队伍中的极端主义思潮，他们一个个都害怕失去选票。这种态度就是我近几年来开始思考的“弱势社会主义”现象。

这是一种国际现象，你可以从全球无数的左翼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倾向中，从商会到政党，从专栏作家到大学教授中观察到这一现象。弱势社会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掌握了理智、判断和统计的游戏，留给左派的只剩下情绪了。他们心地善良。弱势社会主义者有太多的同情心，认为现行的政策极为不公。看到福利制度正在崩塌，他们飞跑着冲进来，尽自己所能地施以援手。但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弱势社会主义者却往往倒向对立的一派，接受他们的辩论前提。

“国债已经失控，”他们承认，“但是我们可以制定更多依赖收入的政策。”

“消除贫困需要高昂的费用，”弱势社会主义者理论说，“但这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税收是很高，”他们哀叹，“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能力纳税。”

弱势社会主义者忘了，真正的问题不是国债，而是过度扩张的家族和企业。他忘了，消除贫困是一项回报极为丰厚的投资。他还忘了，自始至终银行家和律师都在以垃圾清理工和护士的利益为代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严加管束，同时压制反对的声音，这就是弱势社会主义者唯一的使命。反对私有化，反对体制，反对紧缩。鉴于他们什么都反对，我们不免感到疑惑，弱势社会主义者真正拥护的是什么？

他们经常与社会上不幸的人站在一起：穷人、辍学者、寻求庇护者、残障人士，以及受歧视者。他们公开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以及种族歧视。他们着迷于蓝领与白领、贫与富、普通人与极少数人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并徒劳地尝试与早已抛弃他们的选民“再次建立联系”。

但是弱势社会主义者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错了。他们的最大问题是沉闷，像木头一样沉闷。他们没有故事可讲，甚至连讲故事的语言也没有。

而且，左派那些人看起来真的很喜欢输。好像所有的失败、厄运和暴行是为了证明他们一直都是对的。“有一种行动主义，”丽贝卡·苏尼（Rebecca Solnit）在她那本《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中说，“自我标榜的成分多过努力做事的成分。”唐纳德·特朗普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大部分人喜欢站在获胜的一方。（“我们将会赢很多很多，多到你觉得厌倦。”）大部分人都讨厌同情和好心人的家长式作风。

不幸的是，弱势社会主义者已经忘了，左派讲述的应该是一个关于希望和进步的故事。我说的不是那种只能引起少数时髦人士兴趣的故事，这些人读过一些冗长的大部头之后，便兴致勃勃地探讨起“后资本主义”或者“交叉性理论”来。学术左派最大的罪过在于他们已经完全贵族化了，只会用些奇怪的术语，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异常复杂。如果你无法向一名相当聪明的12岁孩子解释你的理想，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讲给数百万普通人听的故事。

一切始于重新掌握进步的语言。

改革？是的，没错。让我们给金融业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强制银行提高缓冲资本的额度，这样一旦危机再次发生，它们将不会垮台。需要的话，把它们拆分开，这样下次纳税人就不必为“不可能倒闭”的大银行话埋单了。曝光并摧毁所有的避税天堂，让富人把他们该付的钱都掏出来，他们的会计师也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

任人唯贤？努力实现。让每个人最终按照各自的真正贡献获得酬劳。垃圾清理工、护士和教师的工资将大幅提升，而不少说客、律师和银行家的工资将变为负值。如果你想做损害公众利益的事，那么请便，但是你必须为这种特权支付高额的税。

创新？是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创新。即使现在，仍有大量的人才在浪费。如果说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毕业生以前曾从事科学、公共服务和教育方面的工作，现在他们则更倾向于选择银行、律师事务所，或者谷歌、脸书这类广告推广企业。让我们停下来思考片刻，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被砸在了社会上最聪明的人才身上，目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剥削他人，这么一想你将大吃一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加倍投入到时代的最大挑战上，情况将会多么不同。例如，气候变化、人口老化和贫富差距……那将会是真正的创新。[1]

效率？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想一想：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每投入一美元，都将在医疗保健、治安和诉讼费上收获3倍以上的回报。我们只需想想消除儿童贫困可能产生的效果就好。解决这类问题，比“对付”它们的效果要好得多，而且从长远来看，后者的费用要高很多。

削减保姆式服务？完全正确。让我们取消那些无聊和过分的再就业课程吧（他们实际上是延长失业），让我们停止羞辱和训练那些拿失业救济金的人吧。让我们给每个人发一份基本工资——作为大家的投入资本——从而使我们有能力规划自己的生活。

自由？歌唱吧，姐姐。正如我们所说的，超过1/3的劳动力被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给困住了。不久前，我就无聊的工作越来越多这个问题，给几百名咨询师做了一个报告。令我惊讶的是，观众没有发出嘘声。不仅如此，在后来的酒会上，不止一人向我透露，一些高薪但是无足轻重的任务实际上给了他们财务自由，使他们可以做一些利润不高但却更有价值的事情。

这些故事令我想起了那些自由撰稿人，为了有资金做关键的调查工作，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所鄙视的公司（恰好和他们调查的公司是同一类）做些公关工作。这个世界是不是乱套了？显然，在现代资本主义，我们资助的东西，其实全是……狗屎。

是时候重新定义我们对“工作”的概念了。我呼吁缩短工时，而不是要求那种漫长而无所事事的周末。我在呼吁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几年前，澳大利亚作家布洛妮·韦尔（Bronnie Ware）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书中描写了她做护士时曾经照顾过的那些病人。[2]你猜答案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说他或她希望更关注同事的演示文稿，或者继续讨论共同创造对网络社会造成的破坏。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我希望有勇气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那种其他人希望我过的生活。”排在第二位的是：“我希望自己没有这么辛苦地工作过。”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听到的都是需要更多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对大部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来说，就业的的确确是个中性词：越多越好。我认为是时候进行一场新的工人运动了。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有内在价值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一旦我们在乏味的营销、愚蠢的管理，以及害人的谎话上多花时间，失业率就会上升，而一旦我们在那些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上多花时间，失业率就会下降。

最后两条建议

弱势社会主义者必须停止在道德优越感和过时的观念中放纵自己。每个自认为进步的人应该不仅仅是能量的灯塔，还应该是思想的灯塔，不仅仅是愤怒的灯塔，还应该是希望的灯塔，并同等地看待道德标准和强行推销。说到底，弱势社会主义者缺乏的是政治变革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坚信有更好的方法。坚信乌托邦实际上触手可及。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学会大写的政治是件易事。正好相反。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在于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过去三年我为普遍基本收入、缩短工时和消除贫困辩护时的亲身经历。不断地有人告诉我这些观点不现实，我们负担不起，或者愚蠢至极。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的所谓不够务实其实和我推理中的真正缺陷没有任何关系。把我的观点称为“不现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它们不符合现实。让他们住口的最好方法是使他们觉得自己很蠢。这种方法甚至好过审查制度，因为几乎可以保证他们都闭口不言。

我刚开始写文章介绍基本收入的时候，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但是现在，仅仅过了几年，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普及。芬兰和加拿大都已宣布进行大量的实验。硅谷也在大踏步跟上。“直接给”（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一个公益组织）正在肯尼亚大范围开展关于基本收入的研究。而在我的祖国荷兰，至少20个城市已经将基本收入计划付诸行动。

引发这股突如其来的兴趣的，是2016年6月5日瑞士举行的全民公投。5年前也许只有几百个瑞士人知道什么是基本收入，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当然，这个提议遭到了大比分否决，但是我们别忘了，1959年，瑞士人同样以大比分否决了另一项奇怪的乌托邦式提议：妇女的选举权。等到1971年进行第二次公投时，大部分瑞士人都改投了赞成票。

我的观点是：瑞士的公投并不是讨论的结束，而是开始。自从本书在荷兰初版以来，我已经在巴黎、蒙特利尔、纽约、都柏林和伦敦讨论过这件事。每到一处我都遇到了对基本收入非常狂热的人，他们热情的原因完全相同。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英国退出欧盟，以及特朗普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排外和不平等的问题能够得到真正彻底的解决。他们渴望一幅崭新的世界地图。渴望获得新的希望。简而言之，渴望一个新的乌托邦。

因此，最后，我想向每一个准备将本书的观点付诸实施的人提最后两条建议。第一条，要知道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我遇到过无数的读者，他们告诉我，虽然他们绝对相信本书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腐朽而贪婪，简直糟糕透了。我回答他们：关掉电视，看看周围，并组织起来。大部分人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真的。

我的第二条建议是，脸皮要厚。不要让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如果我们想改变世界，就需要不切实际，不讲理，和不可理喻。记住：那些呼吁废除奴隶制、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也曾经一度被视为疯子。只有历史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1] 既然说到了这个问题，谁给我们的资助都比不上历史上最大的风险资本家：政府。毕竟，几乎每一个突破性创新都由纳税人提供资金。例如，你的苹果手机里面的每一项基本技术——电容传感器、固态存储器、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蜂窝通信、智能语音控制功能（Siri）、微芯片和触摸屏——都是由拿政府工资的研究人员发明的。请参考：Mariana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2013)。

[2] Bronnie Ware, 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 A Life Transformed by the Dearly Departing (2012).

致谢

没有一本书是单独写就的，但是我以前从未得到过如此多的支持。我首先要感谢网络媒体The Correspondent的成员，The Correspondent是我的写作之家，他们为我提供资金，提出关于文章和书籍方面的建议，同时还指出了我的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阅读了全部或者部分手稿的Jess Frederik、Andreas Jonkers、Erica Moor、Travis Mushett和Rob Wijnberg——我欠他们一个大大的感谢。

我得大大地感谢Momkai的设计团队——Martijn va Dam、Harald Dunnink、Shannon Lea、Cynthia Mergel、Leon Postma和Frazer Sparham，他们为本书绘制了精致的信息图（而且他们总是无比耐心地对待我的每次细小的改动）。

我很荣幸地邀请到威尔·汉森（Wil Hansen）担任本书荷兰语原版的编辑，他再次纠正了我的逻辑错误和尴尬措辞。我同样非常感谢本书英文版的译者伊丽莎白·曼顿（Elizabeth Manton），她的语感非常棒，同时也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观点。有人问我英文版翻译得怎么样，我很快就得承认，英文版可能要比原版出色许多。

如果没有我那杰出的荷兰籍出版人米露·克莱恩·兰克霍斯特（Milou Klein Lankhorst），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如此成功。他还介绍我与未来的经纪人丽贝卡·卡特（Rebecca Carter）认识，丽贝卡对于这本书的潜力深信不疑，并很快介绍我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的编辑本·乔治（Ben George），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编辑亚历克西斯·基施鲍姆（Alexis Kirschbaum）认识，两位编辑深刻的洞察进一步提升了本书的质量。

最后（同样非常重要），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家人、朋友，特别是玛嘉（Maartje）的支持。她的批评有时非常刺耳，让人难以接受，然而我却不能失去她，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她的话往往是对的。

对于书中存在的任何逻辑错误、尴尬用语和无法实现的幻想，我将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