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与生俱来、后天养育和文化影响
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各方面发展是由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即便是面对威胁时的战斗或逃跑这样简单的应激反应，它的发生与发展也取决于DNA序列（基因）、表观遗传标志物、环境影响（如威胁刺激、亲代抚育、营养）等多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上述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个体神经内分泌系统所处的状态（Loman and Gunnar，2010）。人类发展进程中充足的互动复杂性清楚表明，认知与其他生理系统一样，并没有绝对的先天获得或后天形成的严格区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学特征是单纯由基因或环境产生的。
由于缺乏这样的案例，一些学者认为应该舍弃对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但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一块蛋糕的成分绝不仅仅取决于配料，也不完全依赖于烤箱的设置，但搞清楚不同配料和烤箱设置如何影响蛋糕的外观、风味和口感以及影响的程度依然是有意义的。同样，尽管每一种生物学特性都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对于任意一种特征，了解先天与后天对其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途径仍然是重要且值得的。事实上，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发育生物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尽管如此，那些质疑将先天与后天、把与生俱来的特征和后天养育获得的特质进行对比的研究者仍然强调两个真实存在且互补的风险。一方面，对发育过程的解释存在被不同发育系统中错综复杂的因素淹没的风险。除非我们有非常好的理由说明某些因素较其他因素更重要，否则，以这种方式解释发育就如同使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笔下那张比例尺为1∶1的虚构地图，笨拙且无法深入了解或筛选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在我们试图将其简化并生成一幅可用来选择性地呈现发育过程的重要特征的地图时，必须保持谨慎，不能随意将某些因素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这在20世纪的行为科学研究中经常发生。随着研究的钟摆从本能论（Guo，1922）转向行为主义（Watson，1930），又经过经典行为学（Lorenz，1965；Tinbergen，1963）和社会生物学（Wilson，1975）回到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行为学家们的研究核心也由最初的遗传因素转移至环境影响，最终又将基因重新提上研究日程。这一系列的历史转变并非反复无常。举例来说，行为主义的兴起是由当年美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政治压力促成的，而后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语言理论的批判则加速了行为主义的衰落。然而很难讲这些历史转变完全是对新的经验发现或者是对认知发展中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更好思考方式的理性反应。它们更像是格式塔开关[2]，研究认知发展的科学家在其中有时看到的是代表遗传因素的“鸭子”，有时看到的是代表环境控制的“兔子”（图2.1；Kuhn，1962）。
在生物学前期工作的基础上（Lorenz，1965；Maynard Smith，2000；Plotkin and Odling-Smee，1981），并结合对当代“新先天论”类型的进化心理学（Grifiths，2017）的密切关注，一些科学哲学家找到了一个可以避开过度复杂与武断偏见的方法。该方法使用类似存在语义论的信息学概念来区分影响发展的主要与次要因素，并对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进行比较。[3]本章前半部分概述了存在语义论及文化进化研究的进展。后半部分则解释了文化进化中最彻底的进化方式——选择论怎样被应用于行为、人工制品（“谷”）和认知机制（“磨”）的研究中，并由此阐明其被用于文化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方式。
图2.1 是鸭子还是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