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选择性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是一系列行为效应的统称，其中的大多数行为不仅存在于人类身上，也存在于各类动物身上。从最广义的层面来说，这里面包含了学习行为的各种情况，比如某人（“观察者”）的学习行为由于与他人（“榜样”或“演示者”）接触（或接触带来的结果）而受到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学习的内容、时间、地点或方式。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非社会性的。学习者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造的，比如昆虫、鸟类、鱼类、啮齿类、鲸类、灵长类、人类或机器人等，而接触方式多种多样，从嗅闻黏液痕迹到参加微积分讲座，不一而足（Heyes and Galef，1996；Hoppitt and Laland，2013；Whiten and Ham，1992）。
当他人的影响随着遭遇时的情况的变化（“时间”选择性）或者可学习对象的某些特征的变化（“对象”选择性）而变化时，社会学习就被说成是具有“选择性”或“偏向性”的，学习者也被认为是在使用某种“社会学习策略”。例如，有证据表明，当学习环境在近期发生了变化时，学习者可能更容易受到社会影响（这种现象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不确定时复制”的社会学习策略或偏好），并且更倾向于受年长而非年轻榜样的影响（复制年长者），或者倾向于受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影响（复制大多数；Laland，2004；Rendell et al.，2011）。
不同于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选择性社会学习尚未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但它自加利福尼亚文化进化学派成立以来就在该学派的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Boyd and Richardson，1985）。他们的模型表明选择性社会学习可以影响知识和技能在某一人群中的传播方式，他们的讨论暗示选择性社会学习有助于使文化进化更具适应性，确保了“优秀”的文化变体比“低劣”的文化变体更易于传播。然而据我所知，加利福尼亚学派的成员从未明确指出选择性社会学习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性传播过程的（Clarke and Heyes，2017）。与研究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发展心理学家和行为生物学家一样，加利福尼亚学派也假定这些偏好是认知本能，即社会学习是通过基因遗传的认知过程而具有选择性的。
其他公认的文化学习类型——模仿、心智解读、语言——看上去好像是人类特有的，但选择性社会学习在各类物种中都有发现，包括大鼠（Galef, Dudley and Whiskin，2008）、刺鱼（Webster and Laland，2015）、果蝇（Battesti et al.，2015）和食蛙蝙蝠（Jones, Ryan, Flores and Page，2013）。社会学习中的选择性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学习具有适应性，因此也解释了为何社会学习在动物界也无处不在（Rogers，1988）。然而，社会学习在每一个物种中都具有选择性的证据却被视为是对选择性社会学习在人类文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观点的挑战（Fogarty et al.，2012；Henrich，2015；Laland and Rendell，2013；Rendell et al.，2011）。如果说选择性社会学习是一种文化学习形式，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类的文化比其他动物丰富得多呢？为什么大鼠、刺猬、果蝇和食蛙蝙蝠没有显示出像人类一样的文化多样性？为什么这些物种以及其他同样能够进行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物种没有显示出累积的文化变迁，即通过社会学习一代代积累智慧，产生复杂的技术、精致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关于整个世界的巨大知识宝库呢？
令人惊讶的是，文化进化论者很少提及这个挑战。我能够找到的一个我称之为“记忆假设”的答案（Fogarty et al.，2012）暗示了几件事。第一，社会学习在输出阶段通常是具有选择性的。例如，观察者从所有可学习对象那里获取信息，然后决定将哪个信息来源作为其采取行动的基础。第二，输出决策（比如选择哪个学习对象复制）是由那些与进行社会学习的心理过程不同的、更高级别的心理过程来实现的。第三，输出决策过程，即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候选认知本能，大都是由明确的领域特殊性规则，例如复制成功者或复制年长者，引导的。第四，由于人类可以更加系统地应用记忆，所以这些规则或策略在人类身上比在其他动物身上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施展。举例来说，在执行复制成功者的方案时，人类能够记录下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内的收益水平，并使用该记录来检测收益的变化，同时估算这种变化即将发生的概率。
对于为什么选择性社会学习有助于人类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文化积淀的出现，记忆假说不是，也几乎肯定不会被当成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一般解释。例如，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增强记忆力能够促进所有或大多数社会学习策略的效率，况且即便增强记忆力可以促进社会学习效率，这也只能够说明记忆力，而不是选择性社会学习，是与人类文化积淀相关的关键因素。然而，记忆假说概述了文化进化论者看待选择性社会学习的方式，因此也是我将在本章中提出的另一观点的起点。这里，我想提出几点看法。第一，社会学习通常在输入阶段而不是输出阶段具有选择性。例如，观察者会更密切地关注某些而不是另外一些学习对象，并因此从中习得更多信息。第二，用来调整来自他人的信息输入的心理过程——广义上的注意过程——与进行社会学习的那些心理过程是不同的，但这两组过程都是领域一般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专门用于处理动态刺激而不能够处理无生命刺激的。第三，在且只在人类中，社会学习偶尔会被作用于输出阶段的规则，被“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变得具有选择性，所用的方式与文化进化论者将所有选择性社会学习概念化的方式大致相同。第四，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如复制拥有最大规模船队的造船商以及复制数字原住民（即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出生的人），通过提高社会学习的排他性、专一性和准确性来促进文化传承。第五，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与其他元认知规则一样，是从其他人那里习得的。它们是认知工具（Heyes，2016a；2016c）。
第1节包括一个涵盖范围较广的焦点问题：它所阐述的论点和证据表明，社会学习因社会学习策略的使用而被认为具有选择性，它与其他（非社会）学习一样以来同样的核心过程和同样的信息编码过程。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第2节表明，在非人类动物、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的选择性大多数都可归因于对这些基本学习机制的输入调控。它既不是人类独有的，也不是为专门在社会化的世界中活动产生的。第3节重点关注那些只存在于人类中的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罕见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潜在的机制是由明确的、具有领域特殊性的规则引导的。我认为，这些机制属于元认知——代表其他认知过程的属性的认知过程——而规则是通过社会互动习得的。在最后一节，我就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如何促进文化传承提出了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