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俄罗斯人缺乏“民族国家”

俄罗斯从来都不是像那些具有现代欧洲特征的“民族国家”。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亚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都体现出这类民族国家的模式。

“民族国家”的基础是行政统一和官僚集中制，这种体制形成由国家创造并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政治共同体。毫无疑问，“民族国家”模式首先在专制主义的法国形成，然后在雅各宾革命模式中得到巩固。“民族国家”最初在本质上是强调世俗的，主要代表一种政治统一体。

在这个概念中，“民族”一词被理解为“公民的集合体”，而不是有机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或“民族”。这种类型的国家基于种族、信仰和阶级水准，基于整个社会中都有类似的法律和程序规范，不考虑地区、宗教或种族特征。名义上，“民族国家”可以是君主制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不是政治制度的具体细节，而是将国家理解为行政中央集权的实例，而置于所有社会‑种族和文化‑宗教差异之上。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具有纯粹的政治含义，这与民族主义者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截然不同。

“民族国家”历史上在欧洲出现于帝国统一最终崩溃的时期，帝国体系是以封建区域结构形式保存下来的，当帝国体系的最后残余遭到破坏，结果就出现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受世俗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主导，这些价值观将定性的社会差异减少为简化的定量行政结构。“民族国家”通常不是由“神念”（如神权或神圣帝国）统治，不是由“英雄贵族人格”（如封建制度）统治，而是由“法律专政”（“法治”），这赋予了法学家和法律官僚权力。事实上，“民族国家”是最易于管理、最定量有序的政治现实，因为所有非量化的、“非理性”的因素在其中都被限制在最低程度。

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民族国家”。从那时起在欧洲正是这种模式在18世纪开始生根发芽，俄罗斯不择手段地拼命抵制。沙皇政权尽管不断对欧洲模式做出一些让步，但试图尽可能地保持帝国结构的完整。虽然彼得大帝进行了亲欧改革，但俄罗斯帝国既保留了神权统治元素，也保留了贵族统治原则，（与西欧国家不同）在实践中却从未完全实现将牧师和贵族代表转为国家官僚级别。民族因素抵制了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这种退化，这种“民族国家”经常引起人民和精英们自发的或有意识的抗拒。即使俄罗斯在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下，改革派和反动派的情绪也经常发生变化，从自由主义改革开始，他们经常转向神秘的复辟计划（这在神圣同盟创始人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才接近于按照欧洲模式实现“民族国家”。然而，这次，这一进程也因一场革命爆发而挫败，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是不自觉地）强烈反对一种无视精神上大众使命的国家机构。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现代主义修辞背后，俄国人隐约认识到自己的末世理想是理念、正义、真理的胜利。苏维埃国家被公众视为建立“新帝国”、“光明王国”、“精神家园”，而不是建立最合理的机构，对各部门进行行政管理和定量经营。布尔什维克大灾难的悲剧和狂热恰恰是由任务的“理想”性质造成的，而绝不是由于无法更“人道”，或者成本更低地组织人力资源。

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国家”，而是延续纯粹的帝国民族传统，它被包裹在奢侈的外在形式中，和后来的俄罗斯帝制模式形成对比，滑入普通资产阶级社会，滑入“法律专制”。苏维埃帝国与任何政治结构一样，存在众所周知的“革命三阶段”：建立独特制度（列宁的青年时期）、巩固和扩大国家的稳定阶段（斯大林的成熟阶段），以及崩溃和衰败阶段（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此外，正是勃列日涅夫晚期产生了与典型“民族国家”的官僚集中制最相似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在改革中，整个苏联编队的生命周期结束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民民族历史的另一个阶段也随之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在俄罗斯转变为“民族国家”时，灾难接踵而至，在新的一轮转变中，俄罗斯民族又会遇到另一个（有时相当奢侈的）方式去逃避看似不可避免的转变。俄罗斯人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避免这样的事态发展，因为他们的政治意愿不符合官僚有效机制框架内合理的、平均定量存在的狭隘标准。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做出难以想象的牺牲和艰辛，哪怕只是为了实现和发展民族理想，实现伟大的俄国梦。

这个国家至少在帝国中看到了这个梦想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