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对沙皇国家地位的批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要求回归皇室、君主制模式的呼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对苏联主义的抹黑迫使俄罗斯人转向那些在俄罗斯历史上共产主义时期之前就存在的国家形式。这个国家模式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尽管恢复共产主义之前国家制度的难度令人难以置信，但人们正在越来越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

鉴于俄罗斯国家地缘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谈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晚期是有道理的，当时俄罗斯达到其帝国领土范围最大时的边界。

这个计划中最为正面的一点是接受沙皇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基础，宣称（尽管名义上）忠于民族精神（民族性），忠于宗教真理（正统性），忠于神圣的传统政治制度（专制政治）。然而，根据俄罗斯欧亚人的公平观察，乌瓦罗夫（уваровская，Uvarov）公式（正统性、专制政治、民族性）在沙皇俄国的最后时期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而不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真实内容。俄罗斯东正教被彼得大帝的世俗改革所震惊，在此期间与“神圣俄罗斯”的理想相去甚远，实际上从属于国家控制，在许多方面失去了“东正教和谐精神”的神圣权威与谐调一致。失去精神上的独立后，俄罗斯教会在沙皇下属的主教会议上，被迫与世俗权力妥协，从而被限制了真正承认超自然真理的自由。

专制越来越失去其神圣的意义，陷入解决纯粹政治事务中，常常忘记了它最高的使命和宗教目的。尽管直到末位皇帝退位为止，俄罗斯对沙皇权力的限制从未达到欧洲君主国（主要是法国和英国）所达到的那种空洞滑稽程度，但欧洲在这一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最后，著名口号“民族性”纯粹是宣示性的，人民本身远离政治生活，比如，人民普遍对从根本上摧毁君主制模式的二月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漠不关心。

如果在我们的条件下直接呼吁恢复这三条，很可能会导致恢复那些秘密的、更为蛊惑人心的妥协，这些妥协实际上是隐藏在后罗曼诺夫时代的这三条原则背后（顺便说一下，这三条就是在那个时代制定的）。此外，鉴于俄罗斯王位没有明确的竞争者，当前东正教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态，以及“民族性”一词的抽象含义（通常仅被理解为肤浅的、民间传说风格的，甚至把知识分子幻想成一个民族的假象），不难预见，比起革命前的沙皇政权，现在要回归乌瓦罗夫的那三条意识形态将是更大的笑话。

沙皇模式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缺陷，导致俄罗斯帝国像苏联在七十年后一样崩溃。

回到沙皇时代，因此，整体回归“亲斯拉夫”的地缘政治充满可怕的威胁。事实是，在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统治家族的外交政策并非由亚历山大一世的欧亚传统和（基于俄罗斯和中欧大国结盟的）大陆神圣联盟加以确定，而是通过亲英和亲法的那些手段，俄罗斯被卷入了一场站在其天然地缘政治对手一边，反抗其天然地缘政治盟友的自杀式冲突。支持塞尔维亚人的要求，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不负责任的神话，参与法国共济会的欧洲反德阴谋，所有这些都迫使俄罗斯扮演一个不仅不符合其特点，而且直接将她毁灭的政治角色。沙皇政权试图在亲斯拉夫的基础上在东欧站稳脚跟，并不断与中欧大国（俄罗斯的天然盟友）发生冲突，系统性地破坏了俄罗斯国家的基础，直接导致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自杀。土耳其战争和与日本的战争也是这样的情况。矛盾的是，似乎俄罗斯试图为先进的法国和殖民资本主义英国的大西洋主义利益做出最佳服务，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其欧亚使命，并寻求与所有（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相似的、保守的帝国政权结盟。亲斯拉夫的地缘政治乌托邦使俄罗斯失去了沙皇、教会和帝国，只有当面向欧亚的布尔什维克到来，才使得国家和人民免于彻底退化，免于变成“区域性大国”。

在我们的条件下，尝试遵循罗曼诺夫时代晚期“亲斯拉夫”路线，只能导致类似的结果。甚至呼吁支持革命前的俄罗斯这样做本身也带有潜在的自杀政治动机，这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比恢复苏联的计划危险得多。

在君主主义倾向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我们谈论的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固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尽管这是受国家、社会和文化界限限制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变体，而不是“狂野”的自由市场，但任何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异化效应都非常强烈。俄罗斯资产阶级坚定地取代了国家及军事的精英统治、神职人员，取代了官僚和雇员。这种俄罗斯资产阶级（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商人阶级代表相当不同）实际上反对作为俄罗斯民族价值体系本质的文化、社会和伦理规范。俄罗斯资产阶级吸取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教训，尝到了金融和股票投机的滋味，巧妙地利用了仍然受制于荣誉准则的俄罗斯贵族的经济低效率，他们⾛到了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最前沿，完美融入流行的君主主义、伪父权主义的全貌，失去了生命中所有神圣内容。俄罗斯资本家（而且经常具有民族主义的“黑色百人团”倾向）成了在俄罗斯受到英国和法国影响的首批代理人，成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发展并形成的大西洋贸易模式的天然代理人。

罗曼诺夫王朝晚期的国体是表面上的去神圣化君主制、自杀式的亲斯拉夫地缘政治和大西洋主义导向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民族言论都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比喻，其背后的政治趋势与社会趋势，不仅远离俄罗斯人民的真正利益，而且直接同这些利益背道而驰。

这种模式的另一个要素是相当可疑的，那就是俄罗斯帝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原则。尽管在实践中这并不妨碍属于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自由发展，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俄罗斯人只是帮助各民族形成和发展其特定的文化，法律上不承认文化民族自治和宗教自治，一些强硬的、由国家调节平衡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让各民族参与统一和自由大陆帝国建设的最佳方法。

在罗曼诺夫王朝末期出现的“民族国家”元素与苏联最后几十年所出现的完全相同，其效果也非常相似：种族群体同莫斯科（圣彼得堡）及俄罗斯人疏离，分离主义觉醒，“小民族主义”高涨等等。作为报应，伟大的俄罗斯救世主意志堕落为平庸的民族沙文主义。

在君主制的俄罗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文化和宗教方面，正是名义上忠诚于神圣传统，怀念神圣俄罗斯、神圣王国、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想。东正教作为教条真理的堡垒、专制主义的和谐性、神明的俄罗斯人民对历史使命的认识，它是真正俄罗斯帝国的精神象征，它具有典型的、持久的价值，然而，东正教应该清除形式化、煽动性，以及法利赛式的攻击。但反常的地缘政治、容忍资本化、帝国内部小民族低估种族和宗教因素、罗曼诺夫帝国晚期的反德、反日、反奥斯曼倾向，这一切都应该被承认为一条与俄罗斯人民真正利益无关的政治道路死胡同，这种模式的历史性失败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