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俄罗斯帝国人民

俄罗斯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是个民族国家；俄罗斯最初几乎是一个潜在的帝制国家。从留里克（Рюрик，Rurik）统治下的斯拉夫和芬兰‑乌戈尔部落的统一，到辽阔的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广袤领土，俄罗斯人民稳步走上政治和空间一体化、帝国建设和文明扩张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的扩张恰恰具有文明意义，绝不是为了功利而追求殖民地，也不是平庸地竞争“生存空间”。不是缺乏这种“生存空间”，也不是经济上的需要，促使俄罗斯人民越来越多地向东、向南、向北、向西扩展他们的边界。缺乏土地从来都不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俄罗斯人把领土扩张当作他们特殊使命的载体，其地缘政治反映在深刻意识到需要统一欧亚大陆的广大领土。

欧亚空间的政治完整性对于俄罗斯历史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可以说，俄罗斯人对这个空间、它的状况、它的联系、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负有责任。麦金德正确地认为俄罗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陆地大国，它继承了罗马、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等地缘政治使命。这就是“历史的地理枢纽”，无论外在的、短暂的因素如何，它都不能不履行其地缘政治命运。

俄罗斯人民与地缘政治现实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空间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意识、它的精神感知塑造了人们的心理，成为其身份和本质的主要定义之一。

真实的地球空间不是一个纯粹的量化范畴。气候、景观、地形地质、水道和山脉对形成民族类型，乃至更广泛而言，形成文明类型，起到重要作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文明及其特殊性一般是由地理严格决定的，必须服从特殊的定性规律。俄罗斯人是一个陆上的、大陆性的、北部欧亚大陆的民族，而这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使其“灵魂”最大限度地倾向于“开放”，倾向于实现“整合”功能，倾向于一种微妙而深刻的过程，即发展欧亚共同体的特殊大陆。

文化因素是对俄罗斯纯粹的地缘政治命运的自然补充。地缘政治使命在文化层面得以实现，反之亦然，文化理解、塑造和激活地缘政治冲动。作为卓越的帝国建设者的人民，俄罗斯人民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地域和文化。使得俄罗斯民族从东斯拉夫人的一部分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特殊的、无与伦比的群体的，不是血缘，不是种族，不是行政控制，甚至不是宗教。正是欧亚大陆的浩瀚无垠，文化精神的极致开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他们在“地域和文化”的标志下，对种族、政治、伦理和宗教诸方面历经深思熟虑。俄罗斯人正是在帝国中，在其建设的英雄主义，在其防御的功绩，在其扩张的运动中，形成、发展并成长为一个民族。拒绝构筑帝国伟业，意味着俄罗斯人民作为一种历史现实、一种文明现象不复存在。这种拒绝无异于国家自杀。

与罗马（第一罗马）不同，莫斯科、俄罗斯在其帝国冲动中具有深刻的目的论和末世论意义。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末世情境中的绝对理念必须以普鲁士国家形式的最终“有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普鲁士，甚至单独从德国来看，在地缘政治上不足以认真对待黑格尔的这个概念。第三罗马俄罗斯，在宗教、文化、地域和战略上都完美对应反映历史本质的类似目的论观点，并且明显在寻求完成这一使命。以俄罗斯为例，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构筑俄罗斯帝国的精神根源，它吸引着将文明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

将如此严肃的黑格尔标准应用于“民族国家”是荒谬的，那样的话它就显然假设了其他具有自己目标、神话和利益的“民族国家”会成为你的邻国。将绝对意义的本质传授给这样一个相对结构是相当荒谬的。但对于一个基于特定的、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在某些方面没有完全阐明原则的庞大帝国而言，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古代帝国被称为“神圣帝国”并非巧合：

之所以被赋予“神圣”品质，是因为他们在完成一项特殊精神使命，他们注定会代表“终结的帝国”，即遍布大陆的“绝对理念王国”。

俄罗斯人民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在他们国家扩张的每个阶段，俄罗斯人都进入了弥赛亚普世主义的下一个阶段，首先召集东斯拉夫人，然后包括草原和西伯利亚的突厥河流，然后向南移动，进入沙漠和山脉，最后形成一个巨大政治集团，在苏联时期，真正控制着半个世界。如果我们认识到俄罗斯人民的本质就是这个帝国构筑过程，就是创立意志坚定的“绝对理念国家”地缘政治倾向，那么很明显，俄罗斯人民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延续、发展，以及不断强化这一帝国构筑过程。通过削减或压制这一倾向，相当于直击俄罗斯人心脏，剥夺他们的民族认同，使他们成为一堆历史残余，扰乱全球目的论、末世论的整体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