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黄山归来与党的建设

1979年7月11日，邓小平启程前往华北和华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出游。这次出游从登安徽省的黄山开始。黄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在文学和历史上一向享有盛誉。邓小平于7月13日开始登山，两天后返回。对于任何一个75岁高龄的人来说，这种旅行都是令人惊叹的壮举。邓小平登山即将结束时歇脚的照片被广为传播，照片中的他卷起裤脚，拿着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邓小平回到山下的住处时，迎候他的是他的盟友、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者曾解决过铁路运输的难题，如今正在为清除农村改革的障碍铺路。邓小平在黄山的住处也有记者在迎候，他对记者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12-2]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12-3]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邓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党的建设——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登黄山几天后邓小平就在海军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说，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准备接班人。[12-4]邓小平说，中国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组织问题——要选拔和培养干部。三中全会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政治的核心目标。邓小平在3月30日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实事求是——使思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准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这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又视察了上海、山东和天津，在这些地方召开了几次会议，鼓励当地党委制定培养人才的计划。

邓小平在选择党建的时机时，遵循着历史惯例。自中共建党以来，一旦一方在争论中获胜并巩固了权力，其领导人不但要选拔高层干部，还会开展吸收新党员的运动，使符合其标准的人进入党内。1979年大多数老干部都已复职并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占据要职的军人和造反派。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时已经失势，不可能在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邓小平和他的老干部们处于当政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在培养哪一类干部上取得相当大的一致。

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寻找哪一类新党员各有偏好——或革命者、或军人、或激进派。而邓小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自1949年以来，大多数领导岗位都是由“红色背景”的人担任，他们多来自工人和农民，而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专家，因出身于有财力供其上学的家庭，被贴上了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标签。邓小平宣佈，这些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首先是华国锋的四个拥护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他向人们解释，这些人的解职以及对新领导人的选拔，是按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作出的。

虽然邓小平直到1979年底才宣佈了为其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所作的选择，但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进行思考、谘询和观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的任命见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搞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12-5]

邓小平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考虑人事任命问题。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间担任总书记时，他就熟悉很多中层干部，这些人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但是对于关键的任命，邓小平在作出决定之前会私下征求一些高层干部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将与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听取他们的坦率评价。[12-6]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陈云和李先念——并不是由他选定的。他们的地位之高，使邓小平即使想撇开他们也难以办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但李先念也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尽管他们三人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同志，是严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的同事。尽管与胡耀邦或赵紫阳相比，万里和邓小平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当作邓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实部下。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1915年），他没有担任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得到陈云和王震的支持。邓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乔木（生于1912年），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个制度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1980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人事和宣传，政府则负责各级行政管理。高级干部都兼任党政职务，工作往往重叠，但从原则上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领导各项工作，准备提交邓小平批准的文件，在党和政府中抓一线的落实，即所谓的“日常工作”。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1980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面对的难题是，在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下，由于文革的断裂，缺少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把这种局面比喻为青黄不接——春末时分，去年的存粮已近告罄，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使口粮难以为继。他说，中国很幸运，一些老干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弥补这个断层，要抓紧让地里的青苗成熟起来，在三四十岁的人中间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让组织部列了一个名单，选出那些特别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层的更年轻的干部。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泄气，他们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学毕业。尽管邓小平认为不应把受过教育的年轻干部突击提拔到高层，但他认为，只要他们在各级岗位得到了证明，就应抓紧提拔他们。

1979年7月邓小平指示全国各级组织部，在上级领导的积极参与下，要在两到三年内培养出新的人才。[12-7]为贯彻邓小平培养接班人才的努力，从9月5日到10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话，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意见。

邓小平就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经常提到“培养”接班人。他们这种说法的含义是，除了选拔和提供正式培训外，还要亲自进行考察。任何单位的高层干部都要监督自己手下年轻人的全面发展，鼓励他们读一些书，表现对党的忠诚，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

虽然人事决定要由各单位的上级领导作出，但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也承担着重要职责，它们要搜集有关每个党员的人事材料，实施培训计划，把有关后备梯队的人员的材料报上级审察。

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党把国家拖入大跃进和文革灾难而对党产生的深刻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政30周年前夕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