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80年代提出的“国情咨文”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他为1980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十年的“国情咨文”。华国锋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以当时的政治斗争为重点，在1978年的十年规划则集中讲经济问题。而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结号，他在1980年1月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确定未来十年总体目标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逻辑简单明确，采用有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建设成就的大小⋯⋯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2-21]

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12-22]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能够预见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在随后10年、更遑论整整30年里，超过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告诉干部们说，想登上重要岗位，就要具备专业素质。他还说，只有经济强大了，才能更加坚定地对抗霸权，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12-23]他说：“经济的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2-24]邓小平要在十年内从经济上超过台湾和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事实证明是过于乐观了。然而，台湾在此后30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功，完全取决于它跟大陆的经济关系，这在1980年几乎没人能想到。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四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12-25]邓小平讲话的要点——坚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安定的局面——与他九个月以前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作为头号领导人所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1980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12-26]但是，他也表示，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弃“文艺服从政治”这种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然而他也警告说：“⋯⋯但是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12-27]

为了降低自1978年12月以来产生的过高期望，邓小平也谈到了未来艰苦奋斗和保持开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经受了20年的苦难之后，很多人更多地根据愿望而不是现实去制定目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了日本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邓小平对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跃进制定无法达到的目标所带来的严重挫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征求中国专家的意见，而且征求世界银行等外国专家的意见，然后才确定了他认为现实可行的目标。[12-28]邓小平逐渐相信，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收入能够翻两番，因而他开始宣传“到本世纪末收入翻两番”的口号。当后来看到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时，他又悄悄将“收入翻两番”这个说法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是个更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他提醒民众，中国在未来十年没有财力成为福利国家。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知，很多省级领导干部急于投资和发展，对陈云等人限制增长的“调整政策”（见第15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1980年仍然支持这一政策。邓小平提醒那些不满足于目前现代化速度的“某些同志”说，与过去的年代相比，1978年至1980年期间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说，中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12-29]在权衡“红”与“专”哪一个对于干部更重要时，邓小平重申了他过去已经表明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提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对党的强力肯定，结束了他的“国情咨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12-30]

2月29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12-31]

凡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对于他要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不会感到意外。公开攻击是不能容忍的：使红卫兵能够在1966年公开攻击别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修改宪法时应予废除。邓小平对他所说的党内民主的含义作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邓小平清楚地说明了应当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党员：“不够格的党员”就要开除。[12-32]邓小平的观点在1980年已经成型，在他当政的整个时代，这篇讲话都可以作为对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