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担负起外交职责

1977年夏天恢复党内工作时，邓小平并不想主持外交事务。有一次他甚至说，他不愿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它太耗神了。可是中国需要邓小平主管外交，不仅因为30年来他几乎一直陪同毛泽东或周恩来接见外宾，而且他本人从1973年夏天到1975年底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下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同事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在外交知识、战略思想、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以及既争取外国人的善意又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这些方面，其他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中国的外交官可以具备有关其他国家和以往谈判的丰富知识，例如黄华[9-2]——1976年12月他取代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但往往缺少作出重大政治判断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地位与外国领导人平等相处。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在1978年以前，虽然中国仍然比较封闭，但他们都把外交视为大事，亲自承担着领导外交的工作。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对国家有着出于本能的忠诚，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也同他们一样，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时，不但要完成既定的会谈内容，还会努力摸清来访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与毛和周相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不接受口头的情况简介；他会阅读下属准备的有关来访者及其来访目的和应讨论议题的文件。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驻京外交官都十分尊重邓小平，认为他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外国来访者也很喜欢邓小平，他机智、专注，讲话直言不讳，愿意解决问题。乔治・布什在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经常与邓小平见面，他说：“他态度明确，讲话直率，使人不会误解他的意思。[9-3]黄华曾多次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国外的来访者，他在谈到邓小平时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并简单说明问题的实质，果断并且直截了当地作出判断和决定。”[9-4]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个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但邓小平并非总能展示这种自信。1974年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他的讲话让人觉得拘谨而刻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部下会把他的一言一行汇报给毛泽东。他在1975年时仍然很小心，因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他仍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邓小平也承认，周恩来的知识和经验远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后，他就可以自主地与外国领导人谈判，不用担心他人的意见。1977年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后，延续了他在1975年的政策。但是在这一年7月之后见过他的外国官员觉得，他变得更加从容自信，更愿意就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

从1977年7月到1979年底，他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谈时总会恭敬地提到“华主席”。但是自1977年他复出，外国客人就从未怀疑过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当家人。他不但是代表中国的谈判者，而且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虽然他也阅读外交官的报告，但在重大决策上，他更多依靠自己老到的判断力。他之所以能表现得轻松自如，是因为他对当下的问题与总体战略的关系有着可靠的理解，对自己和对手交涉的能力充满自信。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先说几句机智的开场白，对外国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迅速专注于他要讨论的议题，直率、明确、强而有力地表明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