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南亚华人示好

回国之后，邓小平要继续解决促使他出访东南亚的难题：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但是由于这次访问，他对海外华人的作用产生了更大兴趣，认为他们既可以为中国的四化作贡献，又可成为帮助改善中国与所在国关系的好公民。邓小平及其同事开始更加关注如何让海外华人为中国大陆提供资金和国外发展的知识，在邓小平看来后者更加重要。

在50年代初，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因为海外的亲属关系而失去了土地和生意，有些人甚至丢了性命。很多幸存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一些海外华人因中共对其大陆亲人的残暴而永远不能宽恕这些共产党人，但也有一些人的亲戚没有受到如此野蛮的对待，因而愿意利用机会为家乡作贡献；作为对他们的回报，一些建筑和医疗设施会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也有些海外华人看到了中国的商机。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东南亚的几周前，廖承志发起了对过去“四人帮”的“华侨政策”的大规模批判，显示了上层医治沉疴的努力。要承认这些导致迫害的政策其实源于毛泽东仍然为时尚早，但廖承志对以往错误政策的批判，使邓小平等领导人能与过去的苦难拉开距离，致力于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也支持对在大陆受过迫害的华侨亲属作出赔偿。其中一些移居海外的人还被请了回来，重新住进他们以前被充公的房子。当这样的方法不可行的时候，很多人则因为失去工作和财产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往往是通过提供较好的工作和住房，以及给予其子女更好的教育机会。邓小平知道华侨的疑虑不会很快消失，但他着眼于长远，而他实行的华侨政策在他当政的时期和退下来之后一直未变。邓小平希望能同时与东南亚华人和他们所在国的政府搞好关系。因此当东南亚华人与所在国政府的冲突特别严重时，例如马来西亚的情况，中国很难挺身而出，为华侨争取公正待遇。但是中国跟越南的关系恶劣，因此当越南政府把华人大批赶进拘留营或驱逐他们时——这种做法导致大约16万华人逃离该国——中国政府给予了高调的批评。[9-69]

邓小平对东南亚的访问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决心，要鼓励东南亚华人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邓小平访问后的两年内，中国对革命广播电台的支持停止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致力于同东南亚各国政府和执政党开展合作。这一变化也伴随着中共在内政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甚至于“海外华侨”这个说法也不再时兴，因为它有着海外华人终究也是中国人的含义。他们被改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或泰国人、新加坡人）”。

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促进了与该地区各国政府关系的改善。到1990年印尼和新加坡同中国建交时，中国已经与该地区所有国家有了欣欣向荣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交流。当时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看到了与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好处，并且主要以正面的角度看待那些祖籍中国的公民——他们成了中国与他们居住国之间互惠互利的潜在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