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试验及其反对者

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八十多个国家所创建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序。在中国，直到1978年，创建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1979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变成了加工区。

但是，邓小平不仅把广东和福建的特区看成出口加工区，他还有更大的考虑。他要建设的是工业、商业、农业、畜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完备的综合性大都市。[14-14]这些特区可以对各种办事方式进行灵活的试验。现代管理制度不但能改善中国的企业，而且可以为党政机关所用，使之变得更有效率。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第41号文件说，四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14-15]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14-16]例如，在四川、江苏、浙江就尝试过工业管理方面的改革。但是邓小平允许在广东和福建的外国企业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这种试验远远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尝试。蛇口进行的投票选举试验，大大早于其他地方的村民选举。广东比任何地方更合适做实验室。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14-17]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那些反对资源流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14-18]

即便是那些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没什么记忆而只是从党的宣传中有所耳闻的年轻干部，对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家可能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紧张。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30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1930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干部们担心，在国际贸易中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家会暗藏祸心，利用国际法律设下圈套，在中国取得垅断权。邓小平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他的理念。他和别人一起批评对外国制度亦步亦趋的人。他小心地不提外国文化更加优越，只说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管理”。但是，对“现代管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可以广泛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而又不会惹恼那些坚信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更优越的爱国主义者。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从1966年到1975年，遵照毛泽东要避免边境附近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政策，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被用于“三线建设”，货物和人员都去了基础设施很差的边远地区。[14-19]但是在1979年2、3月对越南战争争之后，邓小平认为外来攻击的危险已大为减少。中国的计划干部也明白，在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方面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那里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拥有大批专家和较低的成本。1979年广东的出口仅占全国出口的12%，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来自广东。[14-20]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佈，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北京那些试图维持细致有序的计划体制的干部力求控制广东的货物进出，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广东的灵活政策造成的梦魇。广东从国外赚到了更多的钱，可以高价购买货物，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计划所必需的物资转运到广东。据估计，给予广东和福建灵活政策的决策至少涉及64家中央政府的单位。在指导各地的计划与广东相互协调的干部中，有来自国家计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建委和物资部的人。[14-21]广东的干部在1979年说服了北京的领导，广东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不必事先交北京审批，尽管仍要报送中央。但运往广东的国有物资数量增长并不需要北京有关部委批准。[14-22]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计算不同的税种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北京同意广东每年将税收一次性上缴国库。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3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14-23]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14-24]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