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14个沿海城市扩大试验：1984

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1982年12月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这使邓小平得以在1983年6月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经济特区的很多好事情。”[14-53]邓小平鼓励北京的干部亲自去深圳和珠海看一看，他知道一目了然的进步会令他们印象深刻。此时，党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而一度导致人们广泛支持陈云调整政策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消失。食品供应充足，经济发展迅速，财政不平衡的情况好转。1984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1,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238%。[14-54]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了广东和福建，包括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三个——深圳、珠海和厦门，还视察了中山和顺德这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勐的县。[14-55]他出行之前就对特区的发展持积极观点，但在他听取当地的报告、亲眼看过之前，仍然持慎重态度，不轻易表扬。深圳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工厂让他十分兴奋，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块大看板上的袁庚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4-56]视察完深圳和珠海回到广州后，他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创建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深圳，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楼林立，这一在1978年的中国前所未见的景观，使深圳已经具有了现代西方城市的风貌。

1984年时电视刚开始普及，数百万中国人得以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视察中所见的高大建筑和工厂。邓小平在视察广东和福建后宣佈：“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外的人独资搞。”[14-57]他说，宝钢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马，不必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邓小平视察广东和福建的成功经验的报道，对当年晚些时候正式宣佈开放沿海城市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定构成了有力支持。

当邓小平说“创建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时，他并没有为地方干部辩护。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评海南、广东和福建那些执行邓小平政策的领导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挤了他们的打击对象，并没有使政策发生变化。邓小平关心的不是个别官员的命运，而是把对外开放计划扩大到沿海14个城市和其他地区。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

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2月24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来，为宣佈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的政策作准备。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时说，建筑工人都是从内地城市来的，他们的效率要归功于合同承包制，报酬多少全看他们的劳动表现。邓小平强调了经济特区在学习国外技术和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他说，各地都立刻实行高工资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应当允许一些地方先富起来。[14-58]他又说，由于深圳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现在又回到了深圳。他然后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把他的话转告陈云。

此后两个月里，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着手准备了一份文件，并于5月4日下发。文件宣佈把开放政策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14-59]在协调与广东、福建的关系上富于经验的谷牧，被指派协调北京和14个沿海城市的关系。这种扩大特殊政策的做法，表明了广东和福建在发展现代工业和积累外资上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公开承认。当然，也证明了其他地区希望获得同等待遇的压力确实存在。

为了安抚内地干部，文件还宣佈，沿海地区要帮助内陆地区，为后者提供原料、财政支持和人员培训。文件在表述方式上也作了考虑，以缓和陈云和其他较为保守的干部的反对。陈云不反对逐步开放更多的沿海城市，但对新的经济特区设置边界线很有意见，理由是这会给特区与周边地区货物的进出造成程序上的新麻烦。

还有干部批评说，交给广东的任务是培育高新技术，它却把重点放在发展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服务业上。干部们很想让中国迅速步入高新技术领域。为了促使这些新开放地区提升技术，避开陈云在1982年1月提出的暂停新建经济特区的建议，1984年的13号文件规定将新的开放城市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的外国企业应当引入技术更先进的产业。[14-60]

事实上，当时的广东还缺乏能够马上引入高新技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外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即便如此，为了平息批评意见，还是出台了关于如何设立和管理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若干指令，包括作为指导路线的邓小平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签署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这些文件白纸黑字，但地方干部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有明确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他们相信，这些指令反映的仅仅是北京支持更高程度的开放和更灵活的吸引外资策略的意愿。他们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开放14个沿海地区的决定让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如释重负，他们把这个决定视为对他们政策的肯定。但是把特殊政策扩大到其他地区也给他们带来了新问题，就是竞争加剧。过去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多在广东和福建投资，如今他们增加了在其他地方的投资。不过，总体结果却是充足的外来投资源源不断。到1980年代后期，不但广东和福建特区附近各县蒸蒸日上（尽管增长率略低），而且广东的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汕头——的腾飞也仍在继续。汕头经济特区扩大到了特区所在的整个岛，随着台湾在1980年代后期的开放，来自台湾、东南亚和美国的投资不断增长；临近台湾的厦门特区也开始繁荣起来。

邓小平大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1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