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率上的分歧：1981–1983

到1981年，邓小平对陈云放缓增长率的经济调整政策逐渐失去了耐心。他开始谈论到2000年工农业产值要实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早已对此作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16-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干部限制着基建投资的规模，1981年的经济增长只有5.2%。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哄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后，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么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1980年底，在讨论下一年的年度计划时，陈云的支持者姚依林说，尽管可以力争达到5%，但1981年可能实现的最高增长率是4%——而从长远看可能达到的最快增长速度是年均6%。胡耀邦则尽力维护邓小平的目标，于是他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关于到2000年翻两番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16-3]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有关增长速度的分歧如此严重，乃至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16-4]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16-5]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16-6]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在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1日至11日）和随后的全国人大（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公布的文件中已经反应出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速度目标上日益扩大的分歧。党代会上的大多数文件都是由谨慎的计划干部起草的。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大会接受了到世纪末让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一目标。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计划增长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率不是好事。[16-7]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陈云没有公开批评邓小平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计划，但是他也确实没有表示认同。他再次强调未来20年的经济建设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用较温和的增长打基础，后十年再谋求更快的增长。[16-8]

经过修订的“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目标被确定为4%到5%。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30亿美元，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运输，同时也将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支出。

此时，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作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县市，给地方干部打气。他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消除发展经济的障碍。根据他对农村的视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针对陈云所主张的80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90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给9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仍很恭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在1983年1月12日一次讨论年度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1981年开始的“六五”计划仍把年增长率定为3%到4%，可是实际增长率比这高了一倍多。

数据来源：JinglianWu,UnderstandingandInterpretingChineseEconomicReform(Mason,Ohio:Thomson/South-Western,2005),p.362.

邓小平再次问，计划和实际情况差别如此之大，这合适吗？计划干部回答说“这样不会坏事”。[16-9]邓小平于是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他并不公开批评陈云和党的决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干部想方设法加快发展，不阻拦胡耀邦下去视察。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