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恐慌与反击：1988

正如陈云在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政策为邓小平加快发展和改革铺平了道路那样，陈云在1985年至1986年的紧缩政策再次为邓小平继续向前闯提供了条件。1987年2月，在为即将于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导路线时，邓小平直接跟陈云的主张唱起了反调：“﹝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6-47]在1987年同一些外国领导人会谈时，邓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保守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供了框架。赵紫阳宣佈，“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七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陈云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离开了会场。改革派认为他的离去是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也是在表明他对赵紫阳的讲话有看法。[16-48]

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对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16-49]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5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月30日至6月1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创建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16-50]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佈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月份烟酒价格放开，导致价格勐涨了200%以上。[16-51]但这并没有挡住邓小平闯关。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16-52]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上，对是否取消物价管制进行了激烈辩论。邓小平最终占了上风，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开物价的计划。这次会议刚结束，《人民日报》就在8月19日公布了这一决定。社论一发表，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售而空，群众也开始上街示威。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佈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作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宣佈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计划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他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邓小平的错误出在对民众情绪的短期评估上。他错误地以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众接受放开物价。83岁的他已经远离了群众，触及不到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邓的家人在使他了解百姓感情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但他们的交往对象大多是其他高干家庭，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他们要比对普通受薪阶层的影响小得多。

邓小平的错误不但使他失去了民众支持，也导致他在党内高层的权威受损。他的闯劲和使人服从的能力大为下降。但是作为军人的邓小平多年练就的本领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把赵紫阳、李鹏、胡启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和乔石——改革者和谨慎的计划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价改革问题。他承认：“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6-53]邓小平虽然只能选择在放开物价管制上作出让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态，他对整个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众对放开物价的反应也削弱了赵紫阳的地位。虽然这一次赵并不赞成取消物价管制，但他曾有过放开物价的先例，也曾允许通货膨胀的压力超出陈云认为明智的程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然而，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大大高于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了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16-54]

谨慎的计划派完全不同意赵紫阳在1987年和1988年初所作的允许通货膨胀加速的决定。在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因为年初导致通胀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评。他同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承认年初时用来指导决策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而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需求总量过大。[16-55]有人认为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赵设法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陈云给了他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训导。1988年10月8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就会引起混乱。[16-56]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1983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作出的。此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1987年11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年3月成为总理。赵紫阳是个主张搞市场化的坚定的改革派，李鹏却要贯彻陈云的紧缩政策，不消说，两人的关系不会顺畅。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佈放开物价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在8月份的民众恐慌及邓和赵的权力被削弱后，谨慎的计划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国务院于1988年9月24日颁佈文件，宣佈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1979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1988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与通胀挂钩。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16-57]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企业贷款。朱镕基1990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1988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年底出现了硬着陆。这从随后几年的增长率骤降中即可看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JinglianWu,UnderstandingandInterpretingChineseEconomicReform(Mason,Ohio:Thomson/South-Western,2005),p.369.

1988年至1990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骤降至1989年的4%，工业增长率从15%下跌到5%。1990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0.6%。[16-58]消费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计划派仍然致力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由于税基太窄，预算赤字实际上不降反升。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指标，在因放开物价而引起强烈反对之后的三年里，邓小平一直未能在党内争取到足够支持，向陈云的紧缩政策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