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24-1]

中国皇帝极少有兴趣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扩张。在15世纪的一段短暂时期里，中国的皇帝一度允许建造远洋船舶，七次派太监郑和远航，远抵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后来的皇帝不但禁止这种远洋活动，而且禁止建造远洋大船。对他们来说，能够管好中国漫长的边境就够麻烦的，更不要说和远在海外的国家创建联系了。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4-2]

在1839年到1842年和1856年到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开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中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想主动走出它在亚洲的疆域。当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崛起时，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未能有效地应对挑战。由于中国回应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了对华关系，甚至主宰了中国沿海的产业和贸易。

毛泽东在南朝鲜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挥一定作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派出一个大使，驻于埃及。

虽然毛泽东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在1971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是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毛去世后，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了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由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中国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虽然邓小平退休近十年后，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申请加入的准备工作是从邓小平掌权时开始的。

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最初几年的工作是熟悉这些组织的实际运作。当时中国仍然是个穷国，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利益。到了邓小平接班人的时代，领导人才认识到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好处，开始考虑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组织的参与者能够为加强这些组织做些什么。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类机构之前，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的加入可能具有破坏性，会给这些组织的运行带来麻烦。但事实上中国的加入加强了这些组织，尽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它遵守了这些组织的规则。

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中国的外贸额总共不到100亿美元；30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100倍。1978年，中国促请美国接受几百名中国留学生；邓小平去世十年后，估计有1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大约39万人学成归国。[24-3]1992年时，中国已经在全球学术对话与全球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积极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取得的。

在邓小平时代，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中国也经历了内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将它称为“接轨”，这个说法来自1930年代中国轨制不同的铁路之间的对接。在1980年代，中国用这个说法描述为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而作出的调整。

1978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开始与国际组织创建联系时，大力发展各种专门的机构，它们实际上成了对外交往的缓冲器。来华的外国企业被安排在特区之类的特定区域，政府还设置了与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这样就人为设置了一道围墙，阻止外国人与整个中国的接触。在华外国人只能与各地的政府、大学和大公司中的外事办公室打交道。例如，外事服务局负责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国内员工。为了获得更多中国极为短缺的外汇，外国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货币兑换“外汇券”，在指定的“友谊商店”购物，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买不到的外国商品。国营外贸公司控制着与外国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国人在半年一届的广交会上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外贸部在监督这些专门的“外事”机构与外国人交往的政府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配备有懂外语并熟悉外国习俗的官员。

在198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迅速扩大，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局限于某些区域，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与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经济特区作为起点，后来扩大到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外国人蜂拥而至，使专门的“外事办”难以处理与之有关的全部事务。外事部门大多仍然存在，但其工作更多限于从事官方数据的收集。

在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类机构都开始为适应外国的常规而进行“接轨”。外贸企业要学习外国的法律、财会和组织方法。[24-4]向外国教育机构输送留学生的大学和高中开始为学生设立入学考试和申请程序的培训计划。体育教练开始大力培养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中国兴建了能够接待国内外游客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国内消费者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买到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扩大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加强其全球大国的角色一样，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也有了极大发展，从而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