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年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个范围之内。[24-6]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1949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1976年去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城市中的单位——如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队驻地——都是相对自足的大院，很多单位设有传达室，来客进去之前要向门卫报告。这些封闭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儿所、学校、医疗和福利。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之外得到这些服务。就像农村居民一样，大多数城市居民缺少更换工作的机会，几乎别无选择地只能服从各自单位的领导。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后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2015年，即邓小平退休20年后，将有7亿人，即51%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新见到的食物。[24-7]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1978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1980年代初期，粮食和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1983年以后，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1978年以后那样的迁徙规模。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缺少社会流动，仍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国家文化——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到1960年代末时，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也能从广播喇叭里收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和一些音乐。更多的人能看到电影，分享共同的国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同样的口号和歌曲。小学的数量迅速增加，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八成年轻人识字。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1980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年代后期电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创建，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1978年以前，当地人只吃当地饭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就像在20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国家流行的食品，比如意大利薄饼、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寿司成了国际食品一样，在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食品开始在全国流行。南方人学会了吃北方的标准主食馒头，北方人也开始吃南方人的标准主食米饭。同样，一些过去只有当地人观赏的地方剧种在全国都有了观众。邓小平退休后，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国家文化继续扩张。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中国人保留着对自己所属的村庄、县、方言群体或省份的认同感；少数民族成员总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当邓小平退出政坛时，大批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年的年轻人返回家乡，他们不但带回了沿海地区的商品，而且带来了使他们能够自己办企业、为内地创建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虽然内地居民钱不多，但他们仍能紧随沿海地区居民之后买到一些产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的仿制品。可想而知，昂贵的商品，比如汽车，向内地扩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费品慢得多。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结束时，甚至这类商品也开始慢慢进入中国内地。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以及一种更强大的国家文化的发展，并非来自邓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计划。邓小平确实想打破军队中的地域观念，使士兵能够服从来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员。他也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的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地来自城市中的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官员便相应作出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开始改进地区管理，将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纳入管理范围，允许乡镇和县城在升格为城市时作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