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派性

最近几年农村选举成为国民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关的是，媒体报道说，宗族和派性如何影响了农村选举及选举如何激活了宗族和派性等。说归说，宗族与选举的关系也已有人研究过了，却还没有人研究过派性与选举的关系。

我对派性的关心也与选举有关。在派性斗争延续近30年的湖北望月村调查时，村民和村干部一再向我提起“派性”这个词，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将派性转化为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来展开自己的调查。的确奇怪，自1970年代开始，望月村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人民公社时期为生产大队长）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过。换过数任村支书，换过更多的村委会主任，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总是紧张。不仅支书与主任关系紧张，而且以他们为首，在村干部，在村民小组长，乃至在村民中，都分成以支书或主任为首的两派。这当然是十分典型的派性，且望月村的派性形成了传统：派性斗争的双方在变，派性斗争的习惯却延续下来。

我真正注意到派性是在劲村的调查。在进村调查之前，劲村所在镇领导就向我介绍说，劲村是派性极严重的地方，派性严重影响了村里的发展。劲村的派性的确严重，而且影响了劲村的发展，劲村的派性还使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无法完成。然而，1995年以前，劲村并无什么派性，村班子团结稳定，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好，连续7年被上级评为先进村或先进村支部。1995年，镇里在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在村中有一定威望的熊支书撤换下来，让熊支书一手提拔起来的赵主任当了村支书。被撤换的熊支书对上级不满，却没有办法发泄，他便拆赵的台。每三年一度的村支部和村委会选举为他拆台提供了机会，而他过去的威望，村民对他无缘无故被撤职的同情，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以及那些从来就喜欢村中大乱的投机分子，都成为他把握机会的理由。结果，他把握住了选举的机会，将赵支书和与他一派的村委会干部一并选了下去。被选下去的赵支书对自己的落选不满，他组织自己的亲友和各种支持力量为下次选举战胜对方做准备，在村务中也不买村干部的账。村中的税费收不上去，村里的公共工程也修建不起来。如此反复几次。2000年，镇里只好下派国家干部担任村支书，熊、赵二人彻底退出村政舞台，村里的派性斗争偃旗息鼓。

派性不是中国农村的常规景象，有派性的村庄只是少数。但我在浙江缙云县城关镇调查时，镇长介绍说，全镇18个村中，城关5个村的派性都十分严重，非城关村的情况则好得多。城关村的派性严重，是因为城关村的土地值钱，村集体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引起村民对利益的争夺，派性由此而生。如此说来，派性不仅与选举有关系，而且与村集体掌握的经济资源有关系。

说起派性尤其是它与选举的关系，让人不能不想起台湾地区地方选举中的黑金政治和派系斗争。据赵永茂对1980年代台湾地区309个乡镇（市）的统计，在地方选举中派系严重的乡镇（市）有45个，选举中形成了两方或两方以上派系，彼此发生过对立、冲突事件；但选举后无严重冲突对抗事件的乡镇（市）有109个。两者相加，占全部乡镇（市）的49.9%。可见派系之争乃台湾地区地方选举中的普遍现象。

台湾地区乡镇选举中的派系之争与派性斗争不同。派系谓之“系”，是形成了相当稳定和组织化的结构，这种结构谓之红派、蓝派或南派、北派。每一派中都形成了领导核心及领导核心的更替机制，一些派系延续长达数十年之久。派性与派系的不同，首先在于派性往往是一种临时的斗争形式，大多数时候，因选举起，也随选举终。与此相关，派性斗争是十分个人化的斗争，它往往是以两个村庄中的核心人物（一般是在任或下台的村干部）为中心的不同圈子之间的斗争。每个核心人物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其亲戚圈子、朋友圈子、兄弟圈子以及合作者或其他特别关系建立起来的圈子来获得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这些圈子相互之间并没有固定联系，它们是围绕核心人物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十分个人化而不可转让的。也因此，在派性斗争中，一方核心人物的退出，往往意味着以这个核心人物为中心的圈子之间的联系解体，派性斗争便终止了。

派性也不同于宗族。宗族是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与这个群体的其他人发生关系。派性斗争的一方中，所有人只与派性斗争一方的核心人物发生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有人是这个核心人物的兄弟，是他的朋友，是他的亲戚，是他的邻居，是他的生意伙伴，是他的雇工，是他收买的投机者，是与他有共同利益的人，或是他的对手的对手，等等。因此，宗族之间的斗争，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退出而瓦解，而如果派性斗争双方核心人物之一退出竞争，派性斗争便会因此解体。至于因为形成了派性斗争传统的村庄，继起的派性斗争是围绕两个新的核心人物组成的若干特殊圈子之间的新的派性斗争。可以这样说，在宗族势力很强的地方，就不会有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是宗族势力解体之后的产物。

派性斗争不是无缘无故的，斗争双方要有收益空间。围绕村庄选举产生的派性，同样需要收益空间。在宗族解体的情况下，荣誉和面子的收益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农村普遍贫困化的困扰，因此，村集体资源成为村庄派性斗争最为主要的收益空间。抽象地说，村集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就越多，数额也越大，形成派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村集体不掌握资源，就失去了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也就没有关心个人收益的村庄精英来掺和村里的事情，村庄的派性斗争也就无从谈起。

派性之所以与村庄选举有较多联系，是在当前的村庄选举中，缺乏结构性的组织选举的力量，派性成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村民参加选举的方式。在那些村集体掌握着较多资源（尤其是意外地、轻而易举得到的经济资源，如城郊村卖土地所得的钱）的村庄，派性斗争较容易产生。村委会选举及村支部选举为派性斗争找到了表达途径。

2001年8月19日

修订关键词　派系宗族资源密集型村庄

上面讲到了派性与宗族不同，与派系也不同，而往往是宗族解体后的情况。依据我们对当前中国农村区域的研究，中国村庄结构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华南团结型村庄、华北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华南团结型村庄，宗族与村庄一体，可以有派系，很难有派性。华北分裂村庄，一个村庄由很多个血缘小集团组成，这种血缘小集团合纵连横，形成村庄中的相对有序的竞争，这种竞争介于派性和派系之间。中部原子化地区，村庄中缺少稳定的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因为利益关系，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民一定程度但并不稳定的聚集，从而形成派性。

取消农业税后，以选举为基础的村庄派性又有新的发展。不再收取农业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松散，在缺少资源的地区，村民不关心村里的事情，也很难关心得上。村委会选举就成了少数想当村干部村民的表演舞台。在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或有煤矿等资源的村庄，村干部的含金量很高，村庄精英都愿参选村干部，以至于贿选成为普遍现象。

贿选的结果是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一般村民几乎被彻底排斥在村庄政治之外。

资源为派性斗争提供滋养的土壤和源源不断的动力，个体利益诉求通过合纵连横等形式的派性斗争表达出来。在资源密集型村庄中，因为派性斗争更为激烈，村干部更换就可能更加频繁，村庄政治成为以富人为代表的村庄精英的斗争舞台。

资源密集型村庄的选举，很容易出现“干部斗干部、干部斗群众（被村庄精英发动和利用的村民）、群众斗群众”，充斥其中的利益收买和利益争夺，撕裂了村庄社会温情脉脉的人际关联，消解了熟人社会的底色。

相对资源密集型地区，中部农业型农村地区，经济不发展，村内无资源，之前村委会选举中还曾热烈的派性斗争这几年却销声匿迹了。

2013年1月11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