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策是怎么被突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官员和公开媒体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激烈争论的时候，支持包产到户的声音开始在最高决策层增强了。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了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设立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万里进中央书记处并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这个人事变动加强了支持包产到户的力量。

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人分别到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和北京市郊区农村做调查，听取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意见。②地方的材料也不断反映到中央。在春耕夏种的大忙季节，一些县社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仍在变动，有的在继续扩大，有的布置立即纠正，致使这些地方人心不稳。中央决策层不能不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统一的说法，以尽快稳定人心，稳定农村的混乱局面。③

②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第71页。

③赵紫阳：《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上），第93页。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提出，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有些省区，中央调给他们的粮食很多，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调进粮多的地区，减少国家调人，逐步做到自给。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更放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办法，减轻国家背得很重的包袱。①姚依林是从甩掉国家财政包袱出发，提出索性让贫困地区农民包产到户自谋生计的想法的，邓小平赞成姚依林的意见。他说：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农业问题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②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做的第一次表态。在邓小平看来，农业问题的解决主要不能靠国家投资，而是靠放宽政策，包括可以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找门路”。

①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281页。

②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281页。

5月31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总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总的来说，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①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促使邓小平对包产到户明确表态的，最主要是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包产到户收到了普遍增产增收的效果。不过这时邓小平还是把包产到户当作一种局部地区短期内的权宜之计，没有想到包产到户将是农村普遍长期实行的政策体制。

邓小平的表态，使本来就已有包产到户的安徽、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等省区更加放开了胆子。到夏天，安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发展到30％，贵州发展到50％，甘肃和内蒙古至少有20％，②云南也占到1/3。③有些犹豫迟疑的省区如陕西、四川、江西、新疆、河南等也纷纷开了口子。

②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第231页。

③《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上），第295—296页。

然而，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一锤定音”，有些省仍然坚持反对开口子，如吉林、黑龙江和江苏等。不过反对的理由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现实上的。吉林省人口2100万，面积却有18万平方公里，人均耕地达4～5亩，有的县高达7～8亩（全国仅为1.8亩），人均有粮850斤，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吉林省委领导人把发展农业的希望寄托在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农业机械化上。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有较大发展。114个大型国营农牧场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农村人民公社的田间作业50％实现了机械化。黑龙江省寄希望于机械化大生产，反对划小耕地、包产到户。江苏省社队企业较发达，1978年江苏省社队企业的收入已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人的43％。④因此江苏省担心集体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分散会导致社队企业财产损失。⑤

④《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1日。

⑤卢迈：《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过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第50期。

6月19日，即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农村政策问题给万里和胡耀邦写了一封信，随即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他谈了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第二，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第三，已经搞了的，允许进行试验，经过一段实践看看结果如何。①开的口子是可以在10％的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7～8月，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提议，国家农委组织调查组分赴西北、西南、中南和内蒙古等十几个省进行调查，调查的中心问题是包产到户。大量调查来的材料使大家得到一个公认的事实：在长期落后贫困的社队，包产到户经济效果最显著，可以迅速改变面貌。②胡耀邦在7月11～1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第612～613页。

②吴象：《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1日。

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③

③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9月14～22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据吴象说，这个会是万里建议胡耀邦开的，“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农村的事情，省委一把手不赞成的话，不好办，办不了”。④

④吴象：《我亲历的中国农村改革》，2008年访谈记录，萧冬连整理。

会议开始时，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对国家农委起草的代拟稿做说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不搞“一刀切”，不给政治压力。在会上，仍然争论很大，表态反对的占多数，明确支持的有贵州池必卿、广东任仲夷、内蒙古周惠。最有名的故事是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的“口头协定”。杨易辰会上插话说，反正这个东西在黑龙江行不通，至于贵州等地怎么样，那我们管不了。休会时，池必卿找杨易辰个别谈话，说我们可否达成协议：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互不干预？杨易辰答道：好的，可以。池必卿在第二天的会上发言，谈到了他同杨易辰达成的口头协定，并上了会议简报，因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传为佳话。①会议通过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9月27日印发全党（中发〔1980年〕第75号）。“75号文件”充满了两种对立意见折中的痕迹。国务院领导说：文件修改得各派都拥护，很不容易，因为对各派都没有限制。②

①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295—296页；《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

②国家农委负责人1980年10月17日讲话记录，《形势教育参考材料》1980年第9期。

75号文件最重要的突破，是承认了少数地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性。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指出这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75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就不要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群众不要求改变，应该允许继续实行。文件特别强调要做好约占50％以上的“属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的稳定工作。会议纪要特别推荐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专业承包。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至于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脱离了实际，多数农村并没有明显的分工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