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农村改革释放出市场能量

农村改革更具意义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释放出巨大的市场能量。联产承包后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1981年初调查，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0％～40％，约1.3亿人。①随着收入的增长也出现了剩余资金，1983年底农民储蓄存款已达228亿元。②这为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需要和可能。国家统购派购的品种逐步减少，仍然统购派购的农产品采取定基数的方法，在品种和数量两方面为农村市场的发育留下了空间。只要给农民以经济自由，农民自然要搞商品经济，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从这个意义说，农民天然具有“自发倾向”。1983～1984年，农村开始出现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如承包大户、雇工、长途贩运、个人购置农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私人开办工商业、农民外出打工等。专业户除了从事农林牧渔业，还有专事工矿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等非农产业，据一份调查，后者占到61.9％。③到1983年底，农村个体工商业发展到419.5万户，538万人。④在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大户。据调查，1984年底，雇工经营的户占专业户的15.7％，平均每户雇工4.1个。⑤一些专业大户雇工人数大大超出平均数。这就触碰到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五个帮手，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引起很大争论。

①《人民日报》1984年8月22日。

②《中国社队企业报》1984年2月3日。

③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资料室：《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1页。

④《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部分第52页。

⑤《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第23页。

1981年4月，广东有一个叫陈志雄的人，承包了400多亩鱼塘，雇用了5个固定工，1000多临时工。这个承包大户得到广东省农委和省领导的支持，这件事在全国引发一场允不允许专业户雇工及雇工多少、是否“资本主义剥削”的激烈争论。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并开辟了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基调是肯定的。然而，这件事在广东省内部也争议很大，有人向中央写信反映，登在1982年1月17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胡耀邦、万里、杜润生都做了批示，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要求调查酌处。万里见到这封信加了一句话：“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①

①萧冬连对吴象的访谈，2008年5月9日、5月21日、7月16日。

包产到户后出现的一些新经济现象，再次引起激烈争论。受到攻击的主要有两个东西，一是长途贩运，二是雇工。1982年4月，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派出七个由杜润生等农口主要负责人率领的调查组，分赴山东、安徽、江苏、四川、广东、广西、河北、山西、辽宁、吉林等地调查，随后召开了五次农村经济政策研讨会，主要研究包产到户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起草新的农村文件。会上争论热烈，重点在于如何对待雇工和长途贩运，实质是允不允许农民私营经济的发展。杜润生先后向胡耀邦和国务院领导汇报了调查和研讨会的情况，提出进一步放宽政策，得到他们的共同支持。②

②黄道霞：《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经过》，《农村研究》1999年第1期。

包产到户以后，农副产品大幅增长，却面临卖不出去的问题，现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国营渠道逐级批发的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农村的发展，农民长途贩运应运而生。按照过去的政策，这就是投机倒把。胡耀邦明确支持农民的行为，针对长途贩运是“二道贩子”的说法，他在1982年8月10日批示中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①争议更大的问题为是否允许雇工。1981年12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成员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反对以雇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对于这份报告，研究室内部产生分歧，林子力、吴象将报告送万里，万里批调查材料是“左”，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陈云说，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力群想召开一次省市委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雇工问题，被胡耀邦制止。胡耀邦认为，这样做会使下面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②12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1983年“一号文件”时，陈云针对雇工问题的争论时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一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③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杜润生、朱荣等人谈农业问题指出：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得及解决，十年八年解决也来得及；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是放得还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④陈云、邓小平对待雇工的态度都是不急于取缔，看两三年再说。安徽芜湖有个年广久，在街边以炒卖瓜子谋生，1980年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瓜子生意很火，小作坊很快发展成“大工厂”，雇工100多人。按照传统的观点，这就是剥削。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①“看几年再说”，反映了邓小平和陈云都抱着试验的心态，也许是一个策略，以便绕过意识形态障碍。不管哪种情况，都在事实上默认了私人经济的存在，开启了私人经济发展的窗口。

①黄道霞：《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经过》，《农村研究》1999年第1期。

②《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498—501页；萧冬连对吴象的访谈，2008年5月9日、5月21日、7月16日。

③3《陈云年谱》下卷，第364页。

④转见黄道霞《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经过》，《农村研究》1999年第1期。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91页。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尽管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不休，农村政策文件的制定者却高声呼唤农村商品化时代的到来。究其原因，中央政策必须回应农民的要求，跟进农村的现实。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经济必须实现两个转化：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不过，回避了商品“经济”两个字，代之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说法。为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放宽了政策，其中包括：承认、支持专业户（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和雇用一定数量的雇工；允许农民个人购置大型和中小型拖拉机、汽车、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和小型机动船；允许农民个人从事商业和运输业；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或合股集资兴办农村仓库、公路、小水电等基础设施；允许林区适当扩大自留山，扶持育苗造林的专业户，宣布林木谁种谁有，农民个人所造林木有继承权。②1984～1986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③使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土地转包；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购买大型生产资料；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鼓励农户个体和联合办企业，对雇工经营不急于限制。所有这些，目标就是放活商品和要素流通，推动农村经济向大规模商品化生产转化。

②《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270～280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3年1月2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4—438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1986年1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0—619、868—8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