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姓“社”姓“资”的争论

价格“闯关”受阻，一些人产生了挫折感。紧接着，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各国联合向中国施压，实行全面制裁。下半年，东欧各国剧变，苏联处在政局动荡和民族分裂之中。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一些主张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和性质提出了根本质疑。

邓小平似乎预感到将有一场争论。1989年5月31日，他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坚定地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改。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①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特别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因害怕外来影响重新把大门关上。他说：“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型国家。实行关闭政策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②6月16日，在中央新成员班子会上，邓小平再次说话：“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件，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干他去可以搞……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③9月4日，邓小平就自己退休问题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谈话。当时已经估计到东欧剧变后苏联也肯定要乱。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邓小平把他应对国际局势的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告诫大家：“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④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30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然而，邓小平的话并不足以避免一场争论。1989年10月13日开始，邓力群分片召集座谈会，总结70天的经验教训，各部委都有人参加。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个发言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他认为，政治风波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诸侯经济等问题，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另一位发言者说，动乱的经济基础就是中产阶级。这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些发言者反驳说，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急于求成和改革的目标不明确，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继续放权让利会出现严重恶果，价格双轨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腐败蔓延的原因。①

①萧冬连等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

1989年下半年，东欧局势变化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1989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东欧局势及对策。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情况变化迅速，思想准备不足。美国、西欧也没料到变化如此之快。他分析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久已有之，搞渗透；二是国家经济没搞好，供应差、腐败，人民有意见；三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纵容、支持变化。他强调，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航向，把经济搞上去。②在这段时间里，反和平演变成为政治主题，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回潮。中共十三大明确的目标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以后，这个提法受到怀疑，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1月中共十三届五届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恢复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提法，③此后成为中央文件统一用词。这种改变固然有治理整顿的背景，也反映出领导层对改革的市场取向迟疑不决。

②贺光辉在体改委传达江泽民、李鹏在政治局会上关于东欧形势的讲话精神（1989年12月28日），见《周少华工作笔记》，第2046～2047页。

③《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80—708页。

舆论上的争论比这激烈得多。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持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社组织了5次专家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主旋律是“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就会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把主张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①1989年12月15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在党建班上所做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在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和第4期《求是》杂志上同时发表。文章尖锐提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力量支持他们，他为他们的基础。”“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从这些年的事实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斗争。”②鲜明地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指向经济改革。随后，在《人民日报》、《求是》等主要党报党刊和《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质疑中国改革的性质。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一是质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何谓资本主义改革，王忍之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当代思潮》的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③《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④《人民日报》的另一篇文章写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⑤这明显是针对邓小平本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话正是邓小平说的，而且不止说过一次。⑥

①萧冬连、鲁利玲对江春泽的访谈，2009年7月23日。

②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

③《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

④《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10月5日。

⑤《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人民日报》1990年7月30日。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会上，主张“计划取向”的学者与维护“市场取向”的学者再次“争得面红耳赤”。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认为1984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是导致1988年通货膨胀和1989年动荡的催化剂。他们极力主张回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上去。少数经济学家为坚持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84岁的薛暮桥站在少数派一边，在对方的猛烈抨击下，愕然无语，不能充分表达。①整个1990年，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压过赞成者的声音。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的重要文章，把80年代末以来遭受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动乱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②

①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吴晓波：《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第147—148页。

②《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

多数经济学者为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如6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等单位在杭州召开经济理论讨论会；10月底11月初，国家体改委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杭州召开中国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高级国际讨论会；11月上旬，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在北京召开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等等。在这些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中国改革应当是市场取向的。③9月，薛暮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他说，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从根本上说也是1984年后改革滞后，宏观失控又急于求成造成的。他陈述自己对如何“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的意见，建议“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抓紧目前供需接近的时机，推出综合改革。①

③《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2008）》，第243、253页。

①《薛暮桥晚年文稿》，三联书店，1999，第114—124页。

9月，国家体改委的新主任陈锦华到任。这时，体改委处境很困难，下一步改革如何搞，各地都在等上面的精神，基本方向不确定，改革无从继续。陈锦华请体改委秘书长洪虎找人整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争论的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争论的资料。9月30日，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将《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材料送给陈锦华。这份材料提供的历史事实是：最早提出计划经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西方学者帕累托；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起始于20世纪初，那时还没有诞生社会主义制度；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把“计划”用作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这份资料通过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陈锦华看后，认为“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针对性强”，立即报送中央领导人参阅。江泽民看后，特地给陈锦华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看后，指示印发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起草小组参考。②

②陈锦华：《国事忆述》，第212～215、225页；萧冬连、鲁利玲对江春泽的访谈，2009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