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市场化转轨已过临界点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舆论风向为之一变，质疑改革的声音一时息声。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卷起一股改革与发展的热浪，形势有如长江出三峡，豁然开阔。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积蓄了强大的改革动能。从全国的经济态势观察，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

经过10年放权让利式改革，在两重体制中，市场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证券期货市场开始起步，国家计划指令性控制的产品大幅减少。据国务院办公厅1991年的一份调查，广州市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品已由1979年的208种减少到15种，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值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0.6％，市场调节部分占到77.6％。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国家定价的占8％，国家指导价的占12％，市场调节价占80％。工业企业原材料计划供应占20％，市场调节占80％。工业品计划收购占19％，企业自销达80％以上。深圳、珠海则几乎没有了计划产品。②广东省属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市场化程度应比全国高些。从全国看，市场化转轨也已经到了中途。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供的资料，截至1992年11月，“消费品价格已全部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只有少数产品，主要是煤、石油、钢材，还由政府管理价格，但也只是这些产品的一部分”。③当年底，粮食价格也基本放开，市场定价机制初步形成。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合作）企业、个体和私人工商业、三资企业，体制外经济比重已占“半壁江山”。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态势。

②李主其选编《国务院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刊印，2016，第254～255页。

③朱镕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价格改革问题》，《价格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2期。

10年改革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体制外经济的迅速成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加快发展起于1984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诞生。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888.2万个，总产值达7017.87亿元，比1983年增长5.96倍，平均每年增长47.4％，①即使在1989～1991年经济紧缩期间，乡镇企业受到很大压力，它的总体增长率仍然高于国有企业。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11621.69亿元，比1988年增长65.6％，平均每年增长18.3％。②到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0581万人，总产值17685.5亿元。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其在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明显上升。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在农村劳动力中占比达到24.2％，在全国社会劳动力中占比达到17.8％；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到66.4％，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32.3％。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4.4％。③乡镇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也由1987年的11％上升到1993年的35％。④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支柱，前期是农业，后期是乡镇企业。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国家收获了一份额外的丰厚红利。

①李炳冲：《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历程回顾与前景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24期。

②李炳冲：《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历程回顾与前景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24期；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路径》，《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李炳冲：《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历程回顾与前景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24期。

④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8页。

乡镇企业的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异军突起。”①关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可以从多角度做出解释。诸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其设厂建店提供了无偿或低价的土地供应；②农业剩余的增长和民间借贷的出现提供了初始的资金来源；通过从国有企业和单位“挖”人才而获取人力资本；长期的消费品短缺和近年城乡居民购买力迅速增长，为乡镇企业发展以消费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天赐良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政策的出台，使其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必要的生产资料；比较宽松的外部融资条件也助长了它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我认为，根本的动力是改革激活了农民的致富欲望和他们中间“能人”的企业家精神。农民具有经济人理性，一旦有新的刺激，他们就会走出小农经济的生存逻辑，激发出创业的冲动，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有资料说，在浙江的数十万名私营企业主中，大多数是从当年的打工者行列中走出来的，“寻觅财富和商机的漂泊的历程，成就了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④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94页。

②有学者认为，乡村集体企业在80年代时效率甚至比私人企业还高，很可能是由于前者有集体土地制度做依托而后者没有。裴小林：《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③据统计，在1980—1988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第281页。

④慎海雄、周效政：《享受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中国每年人口流动过亿》，新华社，2002年10月1日。

乡镇企业在技术、人才、资金、⑤原材料供应等诸种条件都劣于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却创造了远高于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和经济效益，关键在于它面向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和有激励的内部机制。乡镇企业始终没有被纳入指令性计划，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都必须面向市场找出路，面对激烈竞争；乡镇企业灵活的营销手段（包括正当、不正当的）与国有企业僵化的运行模式形成对照；乡镇企业不受“父爱”式保护，必须自负盈亏，没有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弊端；乡镇企业职工没有铁饭碗，经理人实行效益分成，有很强的激励。80年代中后期，一些乡镇企业老板的高薪和丰厚待遇曾使城里人钦羡不已。乡镇企业这种灵活的内外机制使它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和自生能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左”倾回潮，但乡镇企业释放出来的能量已经使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据吴敬琏回忆，他1990年夏天从欧洲访问回来时心情悲观，但当他9月到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时，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①

⑤有资料称，农村工业早期投资的82.6％来自集体积累，银行贷款只占17.4％，且基本是流动资本。转引自裴小林《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①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

乡镇企业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非所有制概念，除了乡办、村办集体企业，还孕育出一大批户办、联户办的私人企业。1987年1月，中共中央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正式承认“几年来，农村私人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肯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随后国务院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规。至此，自50年代消灭私人经济以来，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重新确立。此后，全国登记注册的私人企业增加很快，一些隐蔽着的私人企业亮出了身份。不过，“红帽子”企业（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人企业）还相当多，一则为规避风险，一则为获取特惠条件。私人企业在乡镇企业究竟占多大比重，难以有准确数据。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进行的访问调查发现，调查户中1/3以上的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另据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①两项调查差距甚大，是否因为大量乡镇企业已在1992年以后启动了改制？或许更多的乡镇企业产权处于模糊状况。除了乡镇企业，城镇也产生了一批民营企业，出现了被称为“84派”的第一代企业家，如万科王石、海尔张瑞敏、联想柳传志、万向鲁冠球、TCL李东生、华为任正非等。

①戴园晨：《迂回曲折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红帽子”企业》，《南方经济》2005年第7期。

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围绕一条主线，就是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基本形式是推行全面承包制。为搞活企业，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有计划体制相当部分被拆解，国有企业面对的制度环境大不相同。以1988年的数据为例，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984年的120多种缩减为65种，国务院各专业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从1984年的1900多种减少到380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也大幅度减少。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产值占比，已从1984年的80％以上下降到16.2％，指导性计划的产品产值所占比重上升为42.9％，市场调节部分为40.9％。②国有企业产品自销部分已占40％左右，指令性分配的生产资料由1979年的316种减少为45种。相当比例的生产资料已进入市场交换。1988年国有企业留利占企业利润和税收总额的18.2％，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的投资已占企业生产性投资的47.8％。③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体制外。

②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课题组：《我国工业生产计划管理现状调查》，《改革》1990年第6期。

③董辅礽：《治理整顿中国有国有企业的现状和问题》，《经济评论》1991年第4期。

然而，到了90年代初，企业承包制遇到了困难，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承包以前，亏损企业不超过20％，到90年代初，亏损企业上升到1/3，还有1/3是虚盈实亏。也就是说，2/3的企业已经无利润可包了。①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80年代后期产能持续扩张，到1989年“治理整顿”后，一下子出现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流动资金不足，许多企业陷入“三角债”的循环圈套。1991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为组长的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从1991年6月至1992年底，全国共注资555亿元，清理连环拖欠债1838亿元。②1991年9月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研究如何搞活国有企业问题，江泽民在会上说：“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困难比较多，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涉及经济的全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③可见解决国企问题有多么紧迫。

①萧冬连等对杨启先的访谈，2008年3月。

②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第281～282页。

③《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9月27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700页。

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也说明承包制不能真正搞活企业。一方面它没有改变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无法摆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相对于市场竞争，承包制企业更着眼于向政府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承包制企业追求短期利益，不关心长期发展，拼设备、吃老本、多发奖金搞福利、少提或不提折旧费的短期行为很普遍。④本来期望企业自负盈亏，结果往往是“厂长负盈，银行负亏，政府负责”。199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看到了问题的症结：问题主要不在利润分配上，而在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于是提出必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20条），重点是扩权。要求政府部门将经营权让渡给企业，然后把企业推上市场去求生存。然而，条例的实施很不容易，因为各部门都不愿将经营权让渡给企业，无法割断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脐带。当时，国家经贸委、体改委甚至劳动部都把“破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作为突破口，①一时全国掀起“破三铁”的热潮，北京甚至提出要以“三铁”（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来“破三铁”。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大批职工被“优化”下岗，引起了强烈反弹。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

④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1990年7月2日）。

①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等五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和随后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92年体制改革要点》都把“破三铁”作为重点。

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1998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②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引导出90年代以后产权改革和融人全球化两大趋势。

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