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小平南方谈话

解开姓“社”姓“资”死扣的，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沿途做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十分清楚当前这场争论，对在改革上左右顾盼、迟疑不决以及经济滑坡十分不满，担心改革因陷入意识形态危机而夭折，贻误大好的发展机会。他决心亲自出面，打破这一僵局。对于已经完全退休的88岁老人来说，邓小平这次行动本身非同寻常，出行的地区也是精心选择的。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都是他亲自决策和推动的，他要用发展的事实回答种种质疑声音。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1月18日，专列在湖北武昌站停靠，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闻讯前来迎候，邓小平与他们完全没有寒暄，直奔主题。他说：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18日下午，专列在长沙站短暂停靠。邓小平对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说：“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①

①《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人民网，2014年8月11日。

1月19日，邓小平到达主要目的地深圳，时任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先期到达，全程陪同。迎接他的有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等地方领导人，还有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朱敦法等军方领导人。一到深圳邓小平就急切想看看深圳的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邓小平乘车观光市容，上53层国贸大厦俯瞰，看了口岸、港口和科技公司。看到马路宽阔，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深圳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处充满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十分高兴。1月23日，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在此逗留了一周，对珠海的发展也很欣慰。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在深圳和珠海，邓小平边参观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交谈，敦促他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更大一些，发展更快一些。他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争论时，邓小平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针对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对于意识形态之争，邓小平的方针是“不争论”。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然而，针对当前“左”倾回潮的形势，邓小平不能不做出回应。他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坚持党的基本思路不动摇。他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1月30日，邓小平到达上海。看到作为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上海发展明显落后于深圳，表示这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误”。他说：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是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有过长时间的思考。邓小平曾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其本意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意识到，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①1985年，邓讲得更加明白，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6页。

①《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6～83页。

②《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39页。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开放的制度。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能认为这段话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完整定义，事实上他始终回避做这种定义，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不清楚。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并没有突出强调所有制问题，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邓小平回应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承包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好多东西都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

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他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置于一条时间轴上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相信中国“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不过在当时，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不是他所担忧的，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绝对对立，有许多相通的东西。有些东西如计划、市场、股票、债券等，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他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资本主义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要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力，有利于改善民生，任何办法都可以试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是要进行一项从未有人做过的试验，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或者说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结合。对于这种试验能否成功，国外不少政要也在观察。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每年都私下派人来观察深圳的动向，本人也多次来深圳，1992年就来过三次，他还告诉印尼总统苏哈托每年派人来深圳了解情况。他知道深圳特区是改革的试验品，他要看看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怎么能兼容，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深圳市委书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小平。②邓小平相信这条路必定走得通，而且唯有走这条路才能扭转社会主义的颓势。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③

②杨继绳、萧冬连对李灏的访谈，2007年10月14日、15日。

③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主要引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83页。另见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人民网，2014年8月11日；等等。

总结1989年以来的这场持续争论，可以看出争论双方有一个共同出发点，就是如何避免苏联东欧那样的结局在中国重演。然而，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党内传统力量认为，国内政治动荡、苏东剧变，其经济根源都是市场化改革。因此，必须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扭转市场化改革趋势，限制私人经济发展，收缩对外开放，强化国家计划。邓小平坚决否定了这种结论，他强调指出，1989年以后中国政局所以能够稳住，关键在于中国实行了10年改革开放，经济上了几个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他指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就是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如果改革停滞、开放收缩、经济滑坡，那就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