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于游民的心态——残酷(12)

在盘诘之中很明显地把木杨城与李世民、天地会联系在一起。有的关于木杨城的诗歌中还强调木杨城粮食很多，这与天地会是游民的政治组织有关。天地会的志向很大，意在推翻满清王朝，但是其力量相差太远，特别是财力单薄，甚至难以维持日常开支。天地会专家胡珠生指出，天地会招募会众是招军，人们参加天地会是从军。这在天地会会簿中有充分的反应。然而，军人招来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吃饭问题，因为“当兵吃粮”是募兵制实行以来就被社会舆论所公认的真理。没有粮食也就没有“兵”，因此天地会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姚大羔本”会簿中的《身本》诗说，“个个无粮兵，等他一个人”。其他的会簿中，在许多地方也谈到粮食的短缺与粮食的重要，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个尽人皆知的道理。由于这些原因，天地会会众幻想出现一个不必发愁粮食的地方，于是，《说唐后传》的“木杨城”是最令他们向慕的。人们期待着：

木杨城内谷满仓，双挥宝剑挂中藏。见姚大羔《会簿》。

为什么木杨城内就有粮食呢？这与《说唐后传》中第六回“天赐皇粮”的情节有关。此回言李世民被困于木杨城中，在粮草将绝之时，天降飞鼠，徐茂公言这是预示“粮在殿前阶除之下，去泥三尺便见”。李世民命军士掘下去，“果见有许多皇粮，尽有包裹，拿起一包，尽是蚕豆一般大的米粒”。这数万粮草解了唐军的燃眉之急。游民最感困难的就是生存问题，所以他们在把木杨城想象成为自己的基地时，粮食一定是不可少的。

现存《说唐》的最早刊本刻于乾隆元年(1736)，《说唐后传》比它略晚，有乾隆三年姑苏绿慎堂本，与《说唐》一样两本同署“鸳湖渔叟较订”。既然是“较订”，他就不是原作者，那么原作者是谁呢？我们从书中所写的内容和词气来分析，当是说书人的集体创作。本书第七章已经指出，以秦琼、程咬金等为中心的“说唐”故事在明末清初即已形成。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就曾以讲说“说唐”故事而名噪一时。因此，作为说书人用的底本，很早就在世间流传了。《后传》中徐茂公说：

前年西魏王李密，纳爱萧妃，屡行无道，后来忽有飞鼠盗粮，把李密粮米尽行搬去，却盗在木杨城内，相救陛下，特献皇粮。

这个情节在传世的明万历刊本《大唐秦王词话》中就有。该书中说李密不听群臣劝阻，非要把米借给洛阳的王世充，结果遭受天谴，所有的粮米皆被飞鼠盗走。《说唐后传》与这个故事相呼应，两者有明显的承继的痕迹。《大唐秦王词话》至晚也写于16世纪末，如果《说唐后传》只是写于乾隆初年，两者相隔则长达150年，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有褚人获本《隋唐演义》的广泛流传，产生于18世纪30年代的《说唐后传》不取材于《隋唐演义》，而远取材于《大唐秦王词话》，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此我以为，《说唐》、《说唐后传》产生的时间大约与《隋唐演义》(1696)产生的时间相去不远。也就是说，木杨城的故事在清初就已经形成和流行了，因此天地会的创建者们才把它纳入自己的传说系统，在会内广泛流传。本书前面曾提到，罗炤先生说，在漳州一带，《说唐》的故事十分流行，因此，木杨城的故事被天地会开创者纳入建会的传说系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综上所述可知，在天地会所举行的各种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木杨城来源于通俗小说，它具有双重象征意义，既象征着被满清统治者占领着的北京，又象征着被天地会收复了的作为汉族王朝的首都北京，或径指被解放了的整个中国。关于木杨城的问答中说它有“两京十三省阔”，而“两京十三省”就是指明朝的全部疆域。木杨城在作为法器用时，它象征着地域，象征着被敌人占领的地域和自己准备攻打和解放的地域。它做成“斗”的形状，则是用以象征着粮食与饭碗，也包含着道教对斗的崇拜之意。

我们应该看到，通俗小说特别是《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这三部通俗小说，是天地会群体意识的主要来源，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天地会诞生时，由于领导者多是文人士大夫，可能受“三国”、“说唐”影响大些，待后来其领导与会众多是游民时，则受《水浒》影响更大些。也可以说是天地会的文化基础。我们从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较原始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自宋代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或动乱、骚乱，凡是有众人参加的群体活动，无不受到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特别是游民，他们从具有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中汲取思想，受到鼓舞，获取力量，按照通俗文艺作品的提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出新的历史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