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于游民的心态——残酷(9)
太岁( )年，月。( )( )日吉时出榜帖论。
这件“榜文”虽然文字上极不通顺，错字、别字、落字连篇，令人不能卒读，估计可能是位文化极低的游民知识分子抄写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内容含义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全知全能的玉皇大帝完全知道少林寺僧人为满清朝廷效力，建立奇功以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万云龙忠肝义胆，帮助了被残害之余的五位少林僧众逃脱苦难。玉皇大帝的“榜文”还指示他们可以用“结交”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为这种组织提供了理论“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和组织原则“义同梁山之祖”，“情若宋江之宗”。在天地会建立之初，其内部文件里谈到“梁山”与“宋江”之处并不多，可见最初的天地会受文人士大夫影响之深。道光以后的文件中提到梁山和宋江的渐多。。在“榜文”里还指出，结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纪律，这是天地会存在下去的生命线。这种用天降“榜文”来宣布天地会的结盟是符合天命的形式，显然是受到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这种形式在《水浒传》和“说唐”系列中是经常出现的。梁山好汉在石碣上所接受的“天文”中，也反映了“天命”对梁山的“替天行道”和“排座次”等行为是完全支持的。增加这种情节意在坚定会众的信心，并以此招徕更多的下层民众的加入。
生旦净末俱全才能构成一台完整的戏，而“西鲁神话”较早的传抄本中没有旦角，作为“香花僧”内部流行的经籍也不好涉及女性。“姚大羔本”中只有一个“李神妃”，但她没有什么活动，更没有参与天地会的创建。在“西鲁神话”流传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修志局本”就开始出现了女性：
因苏洪有一妹，天资(姿)国色，亚七(指叛徒马二福)一心追寻二人。二人闻知，自尽而死，留下桃木剑，将亚七千刀万剐。
这是说马二福好色，通俗小说中的叛徒大多具有这种品格，英雄大多不好色，有的英雄则不仅不好色，而且，一见到“色”，就要有所警惕。《水浒传》中的英雄见到“色”则必欲除之而后快。逼死了苏洪之妹。在“萧本”《西鲁序》中出现了有名有姓的两位女性，一是郑君达(曾为少林寺僧人出征时的粮官)之妻郭秀英(有的版本写作郭秀兰)，一是郑君达之妹郑玉兰(有的版本写作郑玉莲)。君达因与少林僧人结拜被皇帝以红罗赐死。郭秀英、郑玉兰祭郑君达之坟时见到：
坟头现出桃李木剑一口，剑头二龙争珠，剑尾有“反(清)复明”四字。(清)兵追赶五位僧人，就将宝剑勇力救去，杀退(清)兵，与僧诉说一番前事：“当日我丈夫与你相教，因为奸臣所害，走到此地，幸遇夫人公子搭救，未知何时得报？”
郭、郑二人成为天地会中“前五祖”的救命恩人，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近世抄本(如戴魏光之《洪门史》)言郭秀英杀退清兵后，将桃李剑给她的两个儿子郑道德、郑道芳，自己与郑玉兰投三汊河而死，谢邦恒葬之河畔。天地会晚出的文献把郭秀英、郑玉兰列为“三英”之二。天地会中有了这两位美丽英勇刚烈的女性，仿佛“说唐”系列薛家将故事中的樊梨花、薛金莲；杨家将故事中的八姐、九妹、穆桂英。有了她们，使得以金戈铁马、朴刀杆棒为主的粗犷故事更富于色彩，也便于号召天地会中的女会众。有了“女会众”，便带来了一个令游民头疼的问题，即男女关系的问题，或说是“淫”的问题。从游民的道德出发，天地会最憎恶“淫”，这一点《水浒传》也为天地会作出示范。晚出的天地会文献中的“西鲁神话”突出了叛徒马二福的“淫”的内容，说他有意强奸郭秀英、郑玉兰。《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更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马二福(其名改作马福仪)欲非礼郭、郑二人的情景。
“桃李剑”既为郭秀英、郑玉兰所使用(或为二人所化)，那么它在天地会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洪门的镇山之宝。“萧本”中即有《桃李剑叙》一章，把郑君达及其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的故事从“西鲁神话”中独立了出来。其中言君达是福建厦门大咸美人，身居水军都督之职。他的妻子和妹妹十分美丽，为游方和尚马二福所垂涎，二人不从，投水身亡。后渔父吴成贵父子见二人之尸，便把她们埋葬。二人坟上长出了桃树、李子树，树倒后化为桃李剑二口。此剑“能千变万化，飞腾空中，千里取人首级，实是至宝”。吴成贵把它献给天地会，会中“把它收藏在洪花亭上，以为反(清)复明之用，且以为古记。”这种想象仿佛是来源于《三遂平妖传》、《封神演义》。用这个故事可以增加天地会的神秘性，给会众以激励，并用来惩戒敢冒犯“淫”戒之人。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见，“西鲁神话”像其他一切民间故事和传说一样是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它的故事情节越来越曲折，内容越来越丰富。与民间故事和传说不同的是，累积起来的新情节、新内容不是从传播者的生活中来的，也非个人体验中来的，而是从他们头脑里的知识中来的?而这些知识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通俗小说和据以编纂的戏文获得的。这种“知识”甚至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逻辑，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直至今天，由于这种文艺作品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人们仍然习惯于按照这种逻辑去思考问题。例如，秉公执法是每个执法人员的职责，但是，老百姓往往赞之以“清官”。又如，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高级官员下乡，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有某大员到陕北一带调研，老乡们见到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询问：“朝中是不是出了奸臣了？”中央由某人主政，农村老百姓还是习惯说，“某人坐朝廷了”等等，帝制已经被推翻半个多世纪了，新的共和国也建立了几十年了，可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沿袭着旧小说和旧戏曲的路子。可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渗透到社会下层的民众的头脑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尚且如此，那么在一百多年以前，对于文化水平很低，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按照通俗文艺作品的逻辑编造“西鲁神话”就不奇怪了。
我们从对“西鲁神话”的分析可见，它绝不是由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向壁虚构出来影射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如言少林寺僧人为清廷立功是影射郑芝龙的，郑君达是影射郑成功的，西鲁入侵是影射俄罗斯侵犯边境的等等。这些大多也是身处下层的游民很少了解的。而是由文化水平很低的天地会众口耳相传辗转增益逐步形成的。故事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心态情绪都是游民的，而非文人士大夫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到底是些什么人物，他们的宗旨与目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我说“西鲁神话”的编纂和发展演变多取材于通俗文艺作品，并不是否认这个故事的现实基础。前面我已经用专门研究天地会的罗炤先生十余次南下实地调查的结果，和他所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中的《三滴水赞》，以及其他专家的考证来说明，“西鲁神话”中有些人物与情节所蕴涵的现实影痕(如万云龙及其弟子分为五房和他们与郑成功有一定的关系，以及起义和牺牲等情节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西鲁”故事毕竟是一个受到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影响的会众编造出的神话。关键是天地会的创建者与一代又一代的组织者为什么创作并不断发展这个故事?这是由天地会的性质和需求所决定的。天地会是游民的秘密结社，作为一个组织必需建立权威与秩序，而游民的社会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是倾向反对权威与秩序的，在游民组织中要建立秩序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秘密宗教是以其教理教义来保持组织稳固的，这些教义、教理通过诵经和宗教仪规灌输到教徒的头脑中去，从而增加该教派的凝聚力；没有教理与教义的帮会，为了建立权威与秩序，必需创造它的神话和具有神圣意义及价值的历史。社会学家贝格尔说：
的确，似乎只有通过神圣的方式才可能在最初使人们接受一种秩序。转引自郑也夫《代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