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
黄祸在一条龙背上跏趺而坐，双手合掌，一副静观沉思的模样。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觉得眼前的情景就是世界末日。从萨克拉门托沿着海岸线驱车五百英里，好像是一场在地狱里旅行的恶梦。昔日挤满了游客的金色沙滩现在堆着一层层中国人的尸体，全泡得如面包一般发酵膨胀。腐烂气体吸引着乌云似的苍蝇，落下时如在无边的死尸上面盖了一层无边的黑纱。横扫太平洋的“凯撒”号飓风刚刚过去。极其睛朗的天气使人能看到一片片死尸继续从海平线涌来。无数条食肉鱼从大洋深处跟随而至，在死尸中跳跃翻腾。据卫星观测，至少有上百艘中国难民船因飓风沉没。虽然加州在飓风中遭受巨大损失，却到处是一片欢庆气氛。人们举杯畅饮，感谢上帝的明智，并祈求上帝继续兴风作浪，把中国佬全部淹死在太平洋。然而仅仅十几天以前，舆论还是往另一面倒的呢。
州长这些天常想起历史学家的一句评价∶如果不是与专制相比的话，民主制便是最糟糕的制度。事实上，对于应付灾难，专制还比民主强得多。中国难民的行动策划者精于利用民主制的弱点，从单独放出一条船先到美国就显出是个老手。这条船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使州长沮丧之极。虽然电视每天播放的卫星图片清楚地显示千万条船正在后面齐头并进地接近美国，但人们只看到眼前一条船时，恐惧就远远让位给好奇心。商业化、私营化再加上自由化的传播媒介一定会竞相满足人们的好奇，政府却没有权利控制舆论。蜂拥而至的几千名记者，上百家电视台便成了中国难民的义务宣传工具。美国人爱看戏，性格单纯，又爱表现高尚与慈善。坐在电视机前，既能看清细节，又不过于贴近，是最有利于产生同情心的位置。
州长本人也是通过电视看到那条船的。那船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有点心酸的船名——“锦绣中华”号。当它出现在旧金山海域时，甲板似一块平坦的农田，种植着薯瓜。除了几个驱赶海鸟的草人，没有任何人迹。相对这样一块宁静“田园”，美国海军的阻拦行动反倒显得让人讨厌。其实阻拦毫无用处，既不能开炮，也不能硬撞。要不是那条船有礼貌地自己在港外落锚，就得眼看它靠上岸。那条船的使命无疑是为博取美国人的同情先行制造舆论的。接受采访的难民领导者英语说得就跟道地的美国人一样。他煽动性地回顾美国做为吸引世界苦难者灯塔的历史，重述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的伟大原则。大洋的海风吹过每一位美国人祖先远渡重洋的船只，他相信今天的美国也不会给身处绝境的中国人以军舰和炮火。在他演讲时，船舱里出来大队难民，在薯瓜塑料管之间散成间隔相等的队形做操。州长想像得出那副情景对守在电视机前的全体美国人会产生怎样的震憾。所有难民都是赤裸的。蓝幽幽半透明的躯体好像玻璃纸叠的僵尸。做操动作仿佛梦游，轻飘飘地宛如随时能飞起来。更让人吃惊的是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全没有头发，每个头颅都是光的，上千个排列在一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憾力。那位难民领导人向登船采访的记者团解释∶为了保持最低程度的存活，难民必须轮流到甲板上“放风”。即使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每人每天也只能轮上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衣服和头发(包括阴毛)全用于制造薯瓜营养液了。除此之外，海上找不到别的物质。全船现在只有他身上这件碎布拼的袍子，是专为这次接受采访缝制的。州长看得出其中的表演手法，但凄惨不可能全靠伪装。当摄像机深入到船舱内部时，悲惨之状惊心动魄。一层层狭窄隔架上挤满肩挨肩躺着的人。在新闻灯照耀下，无发的头颅在隔架边缘古怪地反光，仿佛是一串串渔网上的浮球。所有躯体都在做着同样动作——先把瘦骨嶙峋的胸膛充满气，再把腹部收成薄薄两张皮。船舱里回响着千万人沉重的呼吸，如刮着时起时落的风暴。那个蛊惑专家又借机发挥。他介绍难民们正在做一种中国气功，用以把胃液排进肠道，抑制胃的蠕动和痉挛，减轻饥饿感。他边说边走到那位最胖的众议员身边，对一直跟着他的电视镜头说，这种气功用于节食减肥会受到美国人民欢迎，美国人民由此可以更加健美，省下的食物也能使中国难民不再做这种气功。中国难民可实在不算肥呀。
使州长悲哀的是这么一个表演竟能在初始起到左右美国的效果。美国掀起一片狂热。人们集会、请愿、募捐、成立救援组织。以世界救世主自居的美国民族心理和热衷人生戏剧的美国人心态使人们闭眼不看后果。那些道德家压力集团、妇女组织和形形色色爱出风头的戏子们越是这时越会跳出来显示自己。最可悲的是对后果清醒到极点的政府和政治家们也注定在民主的钳制下缩手缩脚，无所作为。既然他们的政治命运由那些无知短见的选民决定，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的智力水平和见识降到与选民同等的位置，以致在开始那个决定性时刻反应软弱迟缓，失去了先机。
比“锦绣中华”号晚三天，正是蛊惑性宣传的效果达到最大值时，中国难民船大批到达北美海岸。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进行有力反击是不可能的，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难民把无数放下海的救生艇一艘一艘连接在一起，成为从大船舶地通向海滩的栈桥，秩序井然地开始登陆，从而轻而易举地打破了美国海军对港口的封锁。政府只能派遣军队封锁登陆点，防止难民深入内地。中国难民很服从。倒是美国人组成的志愿救援队到处惹麻烦。他们经常试图冲破封锁，把食物衣服和药品送给难民。仅一天时间，从圣迭戈到加拿大的鲁帕特太子港，那种救生艇栈桥就搭起了三十八座，向北美大地大口地倾吐黄色人流，让人想起中国神话中的龙。每艘下空了的船立刻调头驶回中国去接下一批人。后续船队一批比一批多地到达。三十八条栈桥上的人流从此不再中断。
实际上，民主的可笑常常就在于无主，毫无主见。用不了几天，原来的激动、誓言、情感就可以忘个精光，一变而成为完全相反的立场。首先变化的是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个州。中国难民对它们的冲击最大。三州旅游业顿成空白。旅馆关闭，居民外逃，预定的国际会议纷纷转移，娱乐业、夜总会也一蹶不振，连在地震期间都未停业的迪斯尼乐园也关了门。失业率直线上升，各行业迅速萎缩。可中国难民仍是越来越多地继续登陆，根本看不见头。政府在人道原则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之中拿不出合理的现实对策，只有被动地承受，来多少收多少，从全国紧急调拨生活物资，同时全力生产薯瓜种植设备供给难民，还要严密防疫和隔离，使中国难民及病菌不向美国社会渗透扩散。这基本是传统难民对策的一脉相承。然而，现在的区别在于量的不成比例。一个人肚子里长个鸡蛋大的瘤子还可以对付，如果长出个牛一样大的瘤子，用对付鸡蛋的方法怎么能对付呢？所谓的“灭虱团”已开始在西海岸蔓延。那是由老板们出钱，失业者们出人组成的屠杀组织。他们宣称∶中国人毁了自己的国家，就已经没有资格再在地球上生存。现在他们企图到别的国家寄生，就有理由像消灭虱子一样消灭他们。美国军队不下手，他们就自己组织起来“灭虱”!
在“灭虱者”的叫嚣中，种族主义的色彩非常浓重。州长本人是黑人，深知种族歧视是怎么回事。但这回的“灭虱者”却大部分是有色人种——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古巴人……从他们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憎恶来看，似乎全世界最低下的人种便是华人。甚至美国社会的华人也普遍存在敌视自己同胞的情绪。他们自己虽不参加“灭虱团”，但对“灭虱团”的屠杀却能心安理得，甚至表示赞同。结果原本为抵御中国难民而调集的美国军队和警察反倒成天忙于制止屠杀，成了中国难民的保护者。民主社会法律至上，杀人是犯法的，不管杀什么人，这是美国军队处境尴尬的主要原因。中国难民谦恭服从，对付“灭虱团”却很头疼，甚至要展开枪战。有几个集中营被“灭虱团”攻破，那种惨不忍睹的场面让州长恶心了好几天。反而那时中国难民四散而逃，军队却无法管住，因而也发生了士兵向难民开枪的事。跑出去的难民基本没有好下场，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最终大都被“灭虱团”斩尽杀绝，吊在公路两侧的树上或路标上。“灭虱团”引起一部分人喝彩，也有一些人为之辩护，为美国的良心寻找安慰。大多数在初始为中国难民流过泪，捐过钱，参加过示威请愿的人现在都沉默了。即使不赞成“灭虱团”，也用沉默给予认可，只要自己的手不沾血就行。
然而“灭虱者”的行为也同时激起了另一种力量，他们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组成，也有教会、慈善组织和人权组织人士。他们开始都是形形色色的救援队和募捐组织的骨干，现在则逐步演化成与“灭虱团”针锋相对的集团，专门保护和解救中国难民。新闻媒介相对于“灭虱团”把他们叫做“救人团”。与“灭虱团”的功利原则相反，“救人团”完全从道德立场出发。他们或是人间的理想主义者，或是献身上帝的圣徒。在他们心目中，为了人道和博爱，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怎么能容忍不肯分享一碗饭而从事的屠杀？也有人是追求戏剧性的人生，这个冲突提供的舞台正好可以使他们扮演那种在寂寞时代不可能产生的崇高角色。当然也少不了企图捞取政治资本的政客。这一派激进分子相当多，尤其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大学生，拿起武器的速度几乎和“灭虱团”一样快。他们冒着飓风出海接应中国难民的船队，为保卫登陆点和“灭虱团”展开枪战。他们解救受攻击的难民集中营，并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中国难民保护所，不但提供吃住和武装守卫，还力图在难民中组织自力更生的生产，为此又与受到侵犯的土地和资源所有者发生冲突。
已近洛杉矶。公路两旁出现鳞次栉比的巨型广告牌。州长记得上一次路过时，高架桥旁最显著的也是最大的那块广告牌上是个女人屁股和一双高跟鞋，现在则换成了一幅古典画。这幅克纳科弗斯根据德皇威廉二世的草图画于一八九五年的《黄祸图》被世人遗忘多年了，近来却成了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到处展示和复制。画面中央是上天派下人间的天使长米加勒，手持燃烧的宝剑站在悬崖边上，正在向一群武装的女神——欧洲列国的化身们告诫临近的威胁。隔着美丽的欧洲平原和多瑙河，黄祸正在一条龙背上跏趺而坐，双手合掌，一副静观沉思的模样，在焚烧城市的火焰光辉中拨开暴风云从天边逼近。州长从前的黄祸概念是在矮小蒙古马上射箭冲锋的黄种兵士，现在才理解黄祸为什么会被画成一个佛陀。那正是中国难民的气质，柔弱似水，却比成吉斯汗的铁骑更能征服和毁灭!
车队驶进洛杉矶市区。往日车水马龙的大街现已几乎没有生命迹像。街两侧的建筑全都门窗紧闭，从里面堵得严严实实。满街汽车有的车轮朝天，有的烧得只剩残骸。城市上空笼罩着黑烟，着火的建筑仍在自行燃烧，只有时而传来的枪声打破寂静。从前天夜里开始，为保卫在飓风中劫后余生登陆的中国难民，“救人团”和“灭虱团”在洛杉矶市内展开了全面枪战。随后军队和警察也被卷入，加上中国难民，形成难分难解的四方混战。州长不得不把去白宫见总统的时间推后，先赶到这来处理危机。这已经是内战了，恐怖感越来越深地渗进州长内心。最使人担忧的还不是美国与中国难民之间的水火不相容，而是美国内部的冲突。前两天一个众议员在电视里声言这是新的林肯时代，将爆发不分南北的的南北战争，那时他还认为是故做危言，现在却已经看到全国一亿多枝民间枪枝全举起来互相射击的情景了。虽然“灭虱团”和“救人团”目前还只是西海岸的事物，但类似的对立已经在全国范围造成分裂。洛杉矶的混战一旦扩展到全国——州长身上掠过一阵寒颤——美国就完了！这正是俄国的目标所在!
州长已经和总统交换了这个看法。俄国不但投入了三千万吨船只运送中国难民，供给粮食和燃油，联邦调查局还发现潜伏在美国的俄国特务收到指令，要他们借难民问题挑动美国社会的争端和分裂。俄国远东各港目前成了中国难民最大的出口，不光是滞留在中国北方的难民将从那里上船，就连已经进入西伯利亚森林的中国难民也受到宣传诱惑，想把艰苦的野人生活换成天堂式的美国生活，成批地弃陆登船。俄国巴不得把他们全都倾倒到美国来。如果不加阻止，美国就得被活埋，加利福尼亚的今天就必然成为美国的明天。州长深知无论“灭虱团”还是“救人团”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在人权意识已经如此普及的今天，屠杀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但一个社会又不能支撑在迂腐的道德原则上。“救人团”的偏执大部分是被“灭虱团”的行为刺激和强化起来的。只要稍微冷静一点，每个头脑都会明白美国不可能无限地接受中国难民。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立刻切断中国难民的来源，至少使还未上路的一亿、二亿、三亿不再进来。晚一天切断来源，未来的难题就得多加上几百万人。他在电话里向总统反复强调这一点。如何切断来源？他已提出建议——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俄国的远东港口。他知道这个建议的份量。这可能要冒着与俄国开战的危险，但是别无选择。即使在远东真地打起来，也比在美国本土发生全面内战好。
他向总统谈了几点估计∶第一，即使开战，也只是局部战争，俄国不会为中国难民全面开战；第二，俄国在力量对比中处于弱方，承受的中国难民也远比美国多，趁它还没用太多的难民削弱美国，开战也是美国胜利；第三，开战将带来一个好处，国内尖锐对立的各方会转移注意力，缓和矛盾，化解导致全国动乱的危机。看来总统是听进去他的话了，约他去白宫详谈。州长准备在洛杉矶逗留的时间尽量短，然后直飞华盛顿。
“停车！”他叫司机。十字路口东侧的街上，一群身穿画着骷髅头——灭虱团的标志——服装的人正在向畏缩地蹲挤在地上的数十个中国难民身上浇汽油。一个“灭虱团”成员狞笑着划燃火柴。
“住手！”州长跳下车。保镖还没来得及跟上，他已经向那边大步跑去。“住手！”
火柴扔在了难民头上。“轰”地一声，数十个难民成了数十具熊熊燃烧的火把，惨叫着四散狂窜。烧焦肉皮的气味顿时呛进鼻腔。女人的长发喷着火焰拖在身后。孩子成了滚动的小火球。一个燃烧的男人突然抱住那个扔火柴的“灭虱者”。其他“灭虱者”吓得拼命逃掉。州长站住了，绝望地举起长长的胳膊。周围全是燃烧的人，他竟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透过那些窜动嚎叫的火把，他看到逃远的“灭虱者”们回过头举枪扫射。胸膛里似乎猛地钻进一只滚烫的小虫子，一块血迹在雪白的衬衫上梦幻般迅速扩展。他想喊一句∶“我是州长！”可他已经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天地仿佛倒转。他看见一个火把跟他一同倾倒，两人的节拍如做操一般整齐。
远东逼到这份上，俄国除了奋起反击，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黎明。日本海像灰色的绸子，平静而柔软地波动。如此平柔的海面上竟没有航行的船。如果升到足够的高度看一眼，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日本海多像个口袋。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萨哈林岛组成一圈天然屏障，从海参崴到尼古拉耶夫斯科之间的俄国港口全部被装在里面，只有拉彼鲁兹、津轻、对马等几个狭窄的海峡可以出入。现在，每个海峡都布设着数层水雷网，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巨型舰炮和舰载飞机似门拴和钉子一样封着门。口袋被扎死了。然而中国难民是升不到能看清口袋的高度的，他们继续一传百，百传万地传着消息，只要赶到俄国港口，就能被送往美国。他们不分昼夜拼命地赶路。除了陆地，嫩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也成了通道。难民还自己开通了从哈尔滨、牡丹江到海参崴的火车，而且来来回回运转得不算坏。前一段难民一到港口就能上船。每天有三百万到五百万中国人乘俄国轮船驶离远东港口。远东海岸比中国海岸离美国近，航程能缩短三天至六天。然而现在，装在口袋里的船不能动，外面的船进不来，难民却在一天比一天多地继续往海边涌，眼看连锡霍特山脉都要被挤倒了。美国一边派舰队阻挡从世界各地开赴远东的俄国舰队，一边态度极软化地倾诉自己的苦衷，呼吁召开国际会议，与俄国直接谈判。但是对俄国来讲，问题已是根本无法用谈判解决的了，它已落入一个绝望的困境——它在自己的领土上打开了去美国的口子，原意主要是想把俄国境内的中国难民释放掉，以使自己避免没顶之灾，没想到却把成倍的难民从中国境内更汹涌地吸向这些口子，从而吸进俄国，其数量远远超过送出去的人。现在口子堵死了，吸引并不随之消失，反而继续扩大，那么封锁每拖延一天，俄国就将被淹没得更深一分，解脱就更没指望，力量对比也就更弱。逼到这份上，俄国除了奋起反击，打破封锁，把口子开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黎明。日本海像灰色的绸子，平静而柔软地波动。五千枚燃气导弹在前，五千架作战飞机在后，仿佛鸽群一般嗡嗡地飞过黎明的天空。没用多久，太阳升起了，当清新的阳光把日本海从铅灰色变为深沉的蔚蓝色时，美军在日本和南韩的五个基地已化做废墟。封锁日本海和鞑靼海峡的美国舰队全军复没。水雷网则被重型轰炸机投下的扫雷炸弹炸得无影无踪。日本海平静而美丽。千百艘满载中国难民的俄国船立即启锚，很快就把马力加到最大。
北京石戈只选了七个字∶绝、对、不、许、用、核、弹!
与鲁时加的谈判没有丝毫成果。其实欧阳中华自己不来北京露面，派鲁时加做代表，石戈就料到了会是这种结局。鲁时加请石戈再喝一杯加糖的茶，吃块白面烤饼。虽然谈判之间一直在喝和吃，石戈还是又为此多坐了片刻，中国再不会找到能受到这种招待的地方了。
“我十分抱歉。”鲁时加说。看上去他是真心诚意。绿党现在拥有的一切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位吃了点东西肠子就响个不停的总理给的。可绿党的报答只是这点茶和饼，再多半分也不肯答应。石戈弄不清绿党到底掌握多少物资。国际救援物资源源不绝时，他亲自签发的特别命令使欧阳中华自始至终没停过往绿党控制的数百座生存基地里运送物资。每个基地的人就像蚂蚁，终日活动全是往窝里搬运。眼下中国若还有够得上规模的生存物资，那一定全在绿党手里。从绿党的这个北京办事处也能略见一斑。在中国所有机构都在不可遏止地垮台时，绿党不但开设了办事处，而且越办越大，成了北京最有实力的实体，连他这个总理都得亲自上门拜访。
办事处占据了原来外交学会的整座院子，大门和院墙四角有荷枪实弹的“绿卫队”队员守卫。从早到晚有很多人在大门口排队登记表格。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吸收进入生存基地的人。石戈对至今仍能见到文牍手段惊讶不已。这说明绿党不仅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网络在运转，而且还在力求运转精确，这和整个中国目前的走向正相反，不能不给人留下极深印象。
政府的网络能力——无论是交通还是信息交换都已丧失殆尽。设备都在，关键是没了能源。人类的分工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生产能以局部形式从事和维持。石油制品自不必说，早就生产不出一滴。电力也是如此，当人的能源——食品一断，工人便倾刻散光。北京附近的几个水电站这几天全都停了工。尽管他还挂着总理的名，但交通工具只剩自行车，而所有信息系统都鸦雀无声了的时候，感到的却只像一个多余的蜘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在半空。天地变成了只有视觉和听觉所及的范围那么窄。把握宏观的能力一下倒退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而几千年前只有部落，是根本不需要政府和总理的。
鲁时加一直把他送出院门外，看着他跨上自行车。“随时欢迎您到基地来。”石戈明白这句告别的意思。对方眼里是未加掩饰的怜悯，无疑认准他只剩下一条路——到生存基地去保命。
他原想把政府机构尽力维持下去。民族迁移好比洪水奔泄，只要大坝炸开了，往下的事就不必再由政府操心。但国内尚存留着三到四亿人，这批人如何生存并且重建国家，便成了新的使命。从这个角度，仍需要一个政府。他原以为绿党的生存基地可以为政府所用，毕竟欧阳中华是用生态保护总局局长的政府职权营造这些基地的。基地本身虽不能容纳三四亿人，但可以成为几百个凝聚和组织的核心，给政府提供一个新的替代网络，使中国得以继续保持国家形态。在这种基础上发挥逐级递选制和薯瓜的作用，有指导地恢复生产，是有可能在已被迁移释放了压力的空间中挺过崩溃的。然而刚刚的谈判已经很清楚，欧阳中华丝毫没把生存基地看做政府有份，而是理所当然视为绿党独有，或者就是他个人独有。他通过鲁时加传达的信息礼貌周全，意思明确∶他无意让政府分享生存基地的资源和网络，也不想让石戈插手生存基地的任何事务。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对石戈来讲，保留政府的意义在于推动逐级递选的社会结构成长，直到产生新的全国性逐级递选政府取代现政府。而欧阳中华在生存基地实行的是绿党自上而下的一党治理，与逐级递选完全相反，让石戈插手岂不等于自己拆自己的台？
石戈慢慢地骑着车。突然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好干，有什么地方好去，仿佛一根长时间处于极限状态的发条冷不丁飞散，悠悠划过宁静的空间。他一手平端着收音机，让太阳能电池迎着阳光。外国广播是现在唯一的消息来源。各电台都在报道美国在俄国反封锁行动中遭受的损失。分析家们惶惶不安地猜测美国下步可能采取的反击。冲突就是这样你一拳我一脚升级的，一直达到全面战争。他并不对收音机里那些美军士兵的伤亡数字有什么负疚，虽然他知道究其根源，自己逃不了干系，然而已经目睹了而且还正在目睹着以千万和亿为单位的死亡，即便真打起全面战争又能引起什么感慨呢？他只是盼望中国难民抓紧每一秒上船的时间，趁着美国必定要进行的反击还未开始，尽多尽快地逃出日本海那个口袋。天知道美国人会怎样反击！现在除了在心中祈祷，他已经对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北京已极少有居民。外国人也早被各自政府专派的飞机接回国。炽热的阳光下一幢幢使馆建筑宛如一座座空坟，低垂着沉默不语的阴影。自生自长的花朵穿出已然锈迹斑驳的铁栏，倾斜在无人的人行道上亮晃晃地开放。杜甫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句蓦地像一把尖刀插进心里，使他不得不使劲压迫胸口，抑制突如其来的心疼。
主要大街上能看见一队队骑自行车或步行往城外方向去的人。他们多数是大幅度精简政府的决定颁布后自愿到各地去组织人民生产自救的政府工作人员。遣散人员中的另一部分投奔了绿党。这种分道扬镳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崩溃的中国正在以两种不同方式出现的新芽。前者大部分是“绿协”和“绿大”的成员。他们带着薯瓜设备走出去组织逐级递选社团。后者的命运则要稳妥得多。只要认可绿党的原则和领导，被接纳进生存基地，就等于获得了一张生命保票，不管未来多艰苦也一定能活下去。二者相比，走出去的有如走向洪荒世界，完全靠渺小一已对抗未来的未知与恐怖。石戈为眼前这些走出去的年轻人骄傲和感动。他们面黄肌瘦却依然充满理想的形象让他想起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景。人类如果还能有未来，那一定靠得是英勇卓绝的理想。哪怕理想有时幼稚甚至荒谬，也比现实的神机妙算更使他感到亲近。
收音机里一条消息引起他注意。黄士可在南京自杀了，用手枪，死在他的“总统”办公室。美联社称他的死起因于他的财政部长刘亚基。前几天的新闻提到过刘亚基，那时他被尊为烈士，南京指控他是被俄国与北京合谋暗杀的，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真实情况却是这位财政部长没有死，只是失踪，不光是失踪，还巧妙地把美国给黄士可政府的一笔九千万美元援款分散在黑洞一样的世界银行系统中，化做了他个人的财产。黄士可知道这个丑闻会在世界面前给他的政府什么样的打击，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导演了一场烈士剧，却没想到仅隔两天就在内讧中被捅了出来。石戈不相信黄士可的自杀仅仅是为了脸面，他不是个脸皮薄到那种程度的人，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沮丧才会使他迈出这一步。石戈见过不少人因民族的末日和亡国的痛苦走上自杀的路。黄士可刚入阁时那种“舍我其谁也”的劲头更易导致难以承受的心理落差。对某些人来讲，活着不仅仅是自己一条命，心死了，人也就得死。从这个意义上，黄士可的死至少可以受点尊敬。
绿党引起的不快逐渐消散了。石戈带着点自嘲想起当年的一次“自杀”。那是一个阴云愁惨的秋日，他坐在长江边为中国思考一个把计件和计时统一在一起的“计劳”工资制度。千百个行业，千万个工种，千变万化的情况，他盯着滔滔江水几个小时，也没向包罗万象的标准迈近一步。先是航标工的女人出来观察他几次，然后是航标工领来派出所的警察纠缠着不让他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开导话。最后是副校长带着两个老师匆匆赶到。他们告诉他，学校从电话中得知一个带校徽的学生正准备投江寻死。打那以后，那种想自上而下把一切都管到管好的企图就永远和一个呆望江水的“自杀者”迭印在一起。
随着日后的宦海沉浮，他越来越体会到政治的最高境界该是“无为而治”。对一个日益复杂而且变化纷纭的大千世界，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或技术能自上而下把它管理得面面俱到。以权力为特征的人为调节系统像一辆没有发动机却有制动器的车，每前进一步都得由渺小的管理者挣扎着全力去推。这就是这么多年被冠以美名的“改革”的实质。从这个角度，他厌恶权力，不能安然地握有那玩艺儿，并且总是对权力的重负感到害怕和疲惫不堪。早年那次“自杀”也许是逐级递选制得以产生的初始契机。虽然他以后一直掌握权力，越来越大，也能把权力运用得不输于任何嗜权者，他的最终理想却一直是“消灭”权力，让权力在逐级递选的自动调节系统中从坚硬耀眼的王冠化作空气般无形，为全社会所有人共享而不再被任何个人占有。老子的“无为”是不靠人为，靠系统自身的能量，靠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凝聚和分担。那么现在，他又何必为不能继续施权而忧虑呢？绿党不合作并不构成决定性障碍。逐级递选制已培育了足够的细胞。如果它是有生命力的，就一定能活生生地分裂增殖，以“自动”和“自下而上”的基因成长出整个未来社会的系统。他若想一直在成长过程中高举奶瓶，与长江边上那个“自杀者”又有何异呢？
他忽然发现自己骑车的方向与中南海相反，前面是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大门。这个厂已被改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薯瓜设备制造厂。他曾来过多次。那时这里热火朝天，现在却寂然无声，杳无人迹。一片惆怅迷雾般在他心田漫开。他知道鬼差神使引他来到这的正是陈盼。最后一次视察他看见了她。她是“便携型”薯瓜设备投产的技术负责人，昼夜全在车间。他没有跟她多说话，以后也没再想她。但是现在，刚停下与世界的赛跑便把方向转向她，虽是无意识的，却更显出她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位置。然而眼前已是空空。
他惊讶地看到竟有一辆小汽车从厂区深处开出来。当他半信半疑地伸了伸手，汽车在他面前刹住时，他随即消除了谁人还有汽油的疑问，也把打听陈盼的一串问话咽了回去。开车的是鲁时加。鲁时加没下车，微笑中也有点尴尬。
“不在了。”他没说出谁不在，但两人都明白。鲁时加不光替欧阳中华来拒绝石戈，也替他来接陈盼。石戈感觉自己像个贼，一直要装成正人君子的模样，却在最后一刻又被人当场抓住。
“送你回去吧。”鲁时加似是急于摆脱窘境。
“不必了，反正也没什么事。”他很客气。
汽车很快消失了，留下一股久违了的汽油味。
人的内核如果是心，那么心的内核就应当是“无”。他在阳光下干涩地眯起眼睛。“无”永远没有得，也就永远没有失。他的眼睛眯得极细极细，宛如脸上深且密的皱纹。他沉重地骑上自行车，极度的困乏猛地扑了上来。如同一条张牙舞爪扑来的巨型章鱼，倾刻便把他软绵绵地缠进去。一路他好几次和车一起平平地摔倒，真想就势躺在地上就那么睡过去。原以为睡眠的要求早已经被活活勒死了，却原来绳子一松它就要以十倍的狠劲反过来勒你。他之所以每次都趁着摔疼带来的那点清醒劲挣扎着爬起，就是怕一睡过去就得睡上几个月。他欠睡眠的债太多了。
中南海已经没有门卫。十天前他下令允许寻食者自由出入。那时这里是北京唯一一块还有昆虫、鱼和可食植物的地方，现在连蚯蚓都被挖光了。空气中弥漫着排干了水的湖底腥气。到处是掘地三尺的土坑泥堆。名贵花木和千年古树零落倾倒。中央政府收缩进东北角一个小院。留守者廖廖无几，全都东倒西歪地坠入梦乡，连坐在门口的值班长也死死把头垂在胸前。石戈梦游般拉开自己的房门。床在房角漂浮着显得遥不可及。他一点不想再走，门前的地毯像拉着他倒下。这时有个声音吱地一叫，使他心头猛然一颤。不知为何他感到这声音和他有关，是他的一部分。他低头寻找，立刻看见门和墙之间挤着个充气娃娃。娃娃身体已经歪倒，只露出脑袋，斜着两只大眼睛瞪他，撇着小嘴，像是被挤疼的模样。他睁了睁眼睛。沙沙？！是真的！他轰地一下从下坠的深渊中跳出来。不是做梦，是真的！沙沙原来是站在门口等他，被他昏昏沉沉拉门时挤到了门后。他把沙沙从门口一把抱起。手的压力使沙沙发出一连串撒娇般的叫声。那两支伸在胸前的小胳膊夹着一张纸条，像是递给他。纸条上是陈盼的字∶
我参加了一支南下工作团，马上就要出发。等了你近两个小时，看来命运多舛？我已不去想它。擅自作主，留下沙沙，你至少答应过做他爸爸。别说我卸包袱，而是留下他，便觉得我的一部分和你留在了一起。我多想和你在一起的是全部。我已知道你为何疏远我。那件事我不想解释。解释不清，也无法改变。我只想对你说，我在法庭上说的从无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一直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就再说一遍∶我爱你！13∶17
他猛地把手表挥到眼前——13∶28！眼前一黑，如当头挨了一棍。他抱起沙沙夺门而出。他不清楚该往哪边追，但知道十一分钟的时间陈盼走不远，只要死命地跑，东南西北全跑遍，一定能追上！跑出四、五百米才想起该骑自行车，又舍不得再回头，依旧往新华门方向跑下去。她最可能从那个门走，可他刚才偏就没有从那回。斜插过一条树墙夹峙的小径，前面是一座石碑亭阁。跨过驮碑的石龟往下一跳，就是直通新华门的路。他跳下，又重新飞起，只觉得一团风，一股力量，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另外一个人同他一块天旋地转地跌进被寻食者扒倒的树墙中。他一挺身爬起来，脸被树枝戳破了一大块，沙沙倒一点事没有，在颤动的树枝间吱吱乱叫。撞他的是“龙口”和一辆电瓶车。一堆摔散了的汽车电瓶压住了“龙口”的拐杖。
“过一会儿来帮你！”他抱起沙沙就跑。
“龙口”一把拽住他的裤脚。“发射机的秘密清楚了！……”
“回来再说！”他挣脱“龙口”。
“……王锋有一艘能发射核弹的潜艇……”“龙口”在身后喊。他已经跑在路上。“……死亡名单是潜艇官兵的家属……”他向新华门的方向跑。“……他们全死于美国核弹……”已经看到了新华门。“龙口”声嘶力竭的声音远去。“……那艘潜艇没被摧毁！”他一下定住，如同撞在一面大墙上，满眼金星。新华门倏地缩成天边一个猩红色的斑点。此后的过程失去了整体的现实感，只好似一堆散乱重叠的幻影。逻辑和记忆全被一个顶天立地的“!”震成了碎片。
“龙口”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只是找到了一个一年前退休的核潜艇艇长。前艇长一眼便认出了王锋电文中的九个名字，都曾是他最棒的导弹发射手和轮机师。当时调走他们的命令来头极大，从此他们便从潜艇部队消失。“龙口”所做的结论统统是推测，然而石戈一点也不敢怀疑，这才是王锋!
他和“龙口”从没有汽油的各种汽车上拼命拆电瓶往电瓶车上装。只有“龙口”那个工程师的脑子才能发掘出这种能源。电瓶车是单人的，好在没顶蓬，石戈可以抱着沙沙坐在椅背上。多数电瓶电都不足，又加上超载，走一段换一个，没跑几十公里就全部耗光，又得到处找废汽车再拆电瓶。驶到专关国家级犯人的秦城监狱时太阳已西斜。石戈虽然签署过允许所有犯人各自逃生的法令，因为“发射机案”未完，王锋是唯一的例外。监狱管理人员已擅自挂职而去。囚室钥匙端正地摆在办公室正中桌面上。石戈坐牢也在这，很熟悉。他一手搀着因开车太久撑不住拐杖的“龙口”，一手抱着沙沙。高处窗子射进的阳光使牢房像天井。
王锋看上去已挺长时间没进食水，灰绿色军便服肮脏之极，满脸胡子，却依然高傲挺拔。石戈突然问他是不是还有一艘核导弹潜艇，他连眉毛都没动。然而石戈立刻确信——有！从不指望他会承认，只要看一眼他的目光就够了，比什么话语都明白。王锋的高度足以把头低得很低俯视石戈。
“核导弹潜艇是国家机密，你有什么资格问？”那目光转而变得那样轻蔑残忍。可石戈知道，眼前这个上帝与魔鬼的统一体虽然有在所不惜毁灭世界的勇气，却只差最后那么一点，就是亲自发布毁灭令，明明白白地去背上千古罪名。也许这是出自贵族血液的自爱，却导致他使出了卑鄙小人的手段——用一份死亡名单去挑唆，让大洋深处那一百二十七个战士充当他的替罪者。
“你不可怜那些战士吗？”他问王锋。“他们的亲人那样惨死，你却要他们代你去下地狱。”
王锋眼里射出一丝歹毒∶“我可怜的是你，马戏团的侏儒！”
相对王锋的身高，石戈被称为侏儒也算合理，可跟马戏团有什么关系？
他止住拔枪喝斥的“龙口”。“你被释放了。”他没锁囚室的铁门。
走廊拐角的监视镜映出他脸上的血迹，像俗气的胭脂。沙沙在他手中歪眉斜眼。“龙口”端着枪一拐一跳跟在身旁。当他坐上电瓶车椅背向山下冲去时，倒真是想起了马戏团。在他这个马戏团侏儒的脑子里，跟飞天老爷车一样疯狂地闪过各种措施。可是一把没有电、没有汽油、没有网络、没有国际联系几块牌子竖起来，措施的通道就顿成一片苍白真空，连一丝小风也无从波动。灼热的夕阳把脑子晒得昏昏然。得用多少个电瓶能把这辆车开到张家口？俄国对美国将遭核打击也许不着急，但他们得防止美国误会……他在大太阳底下刷地出了一身冰冷的汗……误会！潜艇为何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是不是就在等着误会的时机？时机已经就在眼前，只差毫厘!
“调头！上张家口！”他对“龙口”耳朵喊。可“龙口”像没听见，七拐八拐把车拐进一个大院，一声长啸，周围飘出五六个戴眼镜的鬼魂。看到“龙口”从车座下拽出干鱼分发，石戈才明白为什么在开放中南海的前夜他恨不得把湖里的鱼全打光。他把参与过研究接收机的专家——只要在北京的——都接到研究所用鱼养起来。他算准了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
听了“龙口”的主意石戈狠狠拥抱了他。发射机显然是潜艇唯一的指令来源。死亡名单不是指令只是暗示。如果能用这个发射机发出一个明确禁令，就等于撤消暗示，以指令的权威约束艇上官兵放弃核报复的企图。关键在于如何发出禁令。不掌握全套密码无法直接使用发射机。但只要禁令所用的字都是死亡名单上已有的，就可以从手头掌握的接收机样机上逆向追踪，直到查出每个字和发射机上哪几个按键相对应，不就可以照葫芦画瓢把禁令逐字发出去吗？
这种解剖追踪相当艰深繁琐，为了减少工程量，石戈只选了七个字∶绝、对、不、许、用、核、弹。这七个字在死亡名单中的出现频率都很高，使追踪方便了不少。幸运的是研究所各种仪器设备基本完好，只需他去搜罗汽车电瓶或者拼命摇动那座海浪发电模型供应能源。从接收机样机打印出的汉字开始，一步步向机械——电器——电路——讯号分解深入，看上去就像把一个手术台上的躯体一点点剥开。示波仪波形闪跳。塔式显微镜缓缓移动。精密触臂探查着毛细血管般的电路和细胞似的节点。专家们仿佛是操着手术刀的外科大夫，一步步把复杂万千而又简单之致的讯号追根溯源。当七个字在发射机上的对应按键全部被找到的时候，破损的月亮已经在后半夜的天空上爬了出来。七上字立刻被发射出去，也使用了循环发射的方式。专家们设计接收机时赋予了它一种功能∶如果都是循环电文，先发的将被后发的冲掉，不再存储于接收机内。“龙口”用电波追踪仪向石戈显示，北郊的卫星地面站正在把电文向太空转发。那个地面站有太阳能电源系统，可以自动不停地工作下去。
今夜的光线好奇特，空气中似乎流满黯红的血。朦胧显现的世界整个被染红。从来没见过这么红的月亮，好似个碗大的伤口，静悄悄的，令人恐怖地流着过量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