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城市化

1、庞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狭窄的就业渠道

中国和所有不发达国家一样，人口增长率高，人口增长速度快，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份就业。

中国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就已达到12亿之多，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人口达12.95亿（不包括港澳地区，也不包括那些在户籍上没登记的人口）。但这一数据显然低估了中国的实际人口数目。因为户均3.44人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城市家庭人口保持在这个数据还勉强可信，农村户均人口不可能如此之低。2005年，中国终于宣布人口规模已达13亿。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人口生殖状况同样令人焦虑，许多民间进行的调查都指出了这一点。

据对广东电白县正北丰村的调查，该村1980年有252人，人均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共1亩）；而到1998年该村人口已达536人（不包括迁出的6户共32人），而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人均耕地已不足0.28亩。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该村人口就翻了一番多，全村没有一户是独生子女，户均超过4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在当地村社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不会揭发超生现象。[1] 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村民曾向《半月谈》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30元上涨到了200至300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该村先后卖出准生证200多个，村干部藉此收款约3万余元；村干部自己也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其长子又生了3个孩子；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2] 笔者到过的农村，发现农民家庭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各种渠道的信息表明，很多乡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 1998年四川省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3]

但即以官方承认的数据而论，中国人口也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预计下世纪中叶才达到的1.2亩（0.08公顷），已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为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 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积下降了4.5％、变为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却锐减24.3％，降至780平方米（0·078 公顷），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0·408公顷）。[4]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越来越遥远。

而更危急的是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惯性将一直延续到21世纪中叶。据人口专家们测算，假如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总人口高峰可以控制在15亿。而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7～18亿，这个数目，无论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最多能容纳15～16亿人口，许多短缺性资源能容纳的人口低于10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在21世纪第2个10年末将达到环境的最大容量值。据粗略统计，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1/3要用于新增人口和安排就业及退休人员。中国社会在长时期内将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就业、新生贫困人口、社会治安等一些社会难题，无一不和人口过多有关。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这一点，在2000年表现得尤其有象征性。这一年，中国自称经济已经初步复苏，改变了连续几年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然而就在中国自称的经济繁荣背后，社会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好转。具体表现在：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就业状况没有好转，各种社会问题仍在继续恶化。这几项指标中最重要的是就业状况。从1997年以后的情况看，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多少新的就业机会：

表8～1：中国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　年 份GDP增长率就业率

1997年8.8%1.1%

1998年7.8%0.5%

1999年7.1%0.89%

2000年8.0%0.7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数据，可计算得出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至少为20.2％。 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必将成为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从2001年开始，中国将失业率改为“登记失业率”，意谓去政府劳动部门登记的才算失业人口，未登记者不列入失业人口，已经纯粹是政府在玩概念游戏，国内亦无人将这一统计数据当真。面对各种质疑，政府部门只得出面解释：“城镇实际失业情况确实和登记失业率存在一定偏差，前者的数字要大于后者。”[5]

2、“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的农村城市化

在分析中国城乡关系、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借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 1915～，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谓“二元经济模型”有三个特徵：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获得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数量与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趣的是，据这位经济学家声明，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劳动力过剩”这一个词来表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这一事实，而用“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Elasticity of Supply) 是无限的”这一颇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事实。

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十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13种制度（从90年代中期起，有些制度如粮油供应制度等己废除）。考察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就会发现其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而产生的种种特点。

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可以说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中国政府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这三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三个里程碑。经历过近20年的曲折发展，一大批繁华的小城镇崛起，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小城镇发展特别迅速。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的迟缓，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又进入停滞状态。中国政府在中国发展大城市以带动区域经济还是发展小城镇以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方面一直举棋不定。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三个文件中用的“允许”一词，多少表明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被动特点。中共中央制定这三个文件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城乡经济差距大，现有城市就业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维持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至今还保持着典型的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

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每年都有至少5,000万农民工涌向沿海城市（此数目不包括流往当地城市的农民工）。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目前中国4.4亿城镇人口中，农民工人数已达1.4亿，[6]如果再加上在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则高达2.5亿。[7]但是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三无人员”是中国政府自90年代以来创设的一个名词，指“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盲流”。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6、7种。这些证件包括：《流动人口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育龄妇女的《婚育证》，《职业资格证书》等。为办理这些证件，来京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且上述证件不少是需要每年更新的，也就是说，来北京打工者每年需要支出一笔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价格不菲的支出。[8]其他城市的农民工所需要办理的证件与北京市一样。

面对这笔不菲的付出，许多人选择了逃避。据官方估计，外来人口中办理了暂住证的约占89.6％，而外来人口中78.2％的人为务工或经商。据此估计，在京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仍接近200万人，而发放《就业证》的额度仅为95万张。由此推之，黑工的数量应在100万以上。[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