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杜润琼事件”在人口问题上敲响的警钟
人口问题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这方面已有发生于1996年初的“杜润琼事件”给中国人敲响警钟。
1996年1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要西村村妇杜润琼连续投毒杀人的特大刑事犯罪案件披露以后，大多数人都觉得杜以一个普通村妇的身份，竟想整肃社会十分荒谬可笑，而笔者却从杜润琼杀人所持的理由－－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看到了这一事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人口问题必将成为社会危机的潜伏点。多年以前在写《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时，笔者己预感到会有这种局面的出现，只是它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且万万想不到的是，竟然由一个农妇用投毒杀人这种匪夷所思的非人道方式，来执行这种荒谬的“人口自然抑制”。
《岭南文化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的采访，详细记载了这位普通农妇那逻辑清晰、“理论”充份，显得很有“道义感”的临终自白。由于这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社会学研究资料，笔者将其中主要部份录之于下：
记者：你为什么对社会现状不满？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现在社会上许多不正当的东西，都是因为人太多造成。社会治安不好，偷抢杀，民工没活干。毛泽东时代到哪个城市铺头都是食店，现在到处都是“鸡店”（妓院）。毛泽东时代城市很少偷抢杀，现在经常看到。把毛泽东时代与社会现状对比，觉得现在时代不正确。……社会不正当的，我们需要搞一搞，对吧。
记者：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正当的途径去关心社会，不需要投毒杀人啊！
杜：嗨，将别人放毒杀害是不对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杀，人口就平衡了，自己认为怎样公道就怎样为自己做。
记者：你是否认为现在社会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别人差？
杜：为国家着想。样样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么行？……我自己属于穷的生活，我为大家着想。……我看大局顾大局。
……
记者：你认为文革时期农民比今天富裕吗？
杜：富就不富裕，但能长久平衡。
……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小孩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懂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后要变成恶，才搞得成事，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杜：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方法做，为国家大部份，不是为别人说自己“叻”（厉害之意）。
－－杜润琼并非没有自己思想的普通农妇，她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段话表明她有几个“情结”：
一是毛泽东时代情结；二是她意识到现在的社会有诸多问题；三是她感到人口压力太大。她是广东人，这个地方每年的“民工潮”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她有这种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自己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能就业，更使她对人口压力感到可怕。她有思想但又不深刻，且兼认识有误，于是便陷入了一种危险的信念之中。在她做着这些灭绝人性的事情所持的那种自以为正当的信念当中，可以看到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己被扭曲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杜润琼事件所发出的危险信号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笔者认为，通过这一事件，社会应该充份注意到这一问题，即对改革究竟应该怎样看？这方面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清醒认识的，没有人会怀念反右、文革那种被剥夺精神生活，10亿人民一个大脑，赤裸裸地鼓励虚伪和无耻的时代。更何况所谓“腐败问题”“人口问题”等许多弊端并非改革所带来的，它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开始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这一点当然不是杜润琼这类农妇所能认识到的。她是一个40来岁的中国农妇，所经历的无非是“文革”和“改革”两个时代，在其成长阶段所吸取的精神营养都来自于“文革”时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从她在法庭上说的“杀得尸骨成堆，继续前进”那种文革式政治语言，以及她认为为了自己认可的“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去“办好国家”的信念中可以得到证实－－因为这正是“文革”那种血腥的政治理想所培养出来的信念。杜的生存能力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里没有受到挑战，而在社会转轨期却因其生活状态受到怀疑。她个人自视甚高，却没能“发”起来，她对改革后的局势判断与其生存状态有关。个人愿望受挫后的失落，一旦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结合起来，就演化成对社会的惨厉报复。这种心态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土壤，从水浒英雄自以为“替天行道”就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到杜润琼自以为“为办好国家”就可以用毒死别人的方法来控制人口，这两种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在珍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与珍视别人的生命与生活这两者之间，始终没有建立一种因果链。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使公众更明白一点：社会改革选择从上到下有序进行的方式，是中国社会唯一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进行社会转型的机会。对于社会来说，“流氓无产者意识”或曰“暴民意识”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敌。这几年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得已经很有水平，可惜这只是思想界一部份人的认识。据笔者所知，有部份人居然还在设想通过“红卫兵运动”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我不敢设想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但我肯定那样做的结果，只是使中国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