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版序二

丘逢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和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丘逢甲其人其事多被歪曲，几乎无人涉足这一研究领域，谈不上有多少认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所改变，发表了一批具有新鲜见解的文章，海峡两岸也先后举办了五次丘逢甲学术讨论会，但在许多问题上分歧依然。正由于此，研究者对此项课题的兴趣反倒更趋浓厚。

对丘逢甲认识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他在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表现方面。换句话说，究竟对丘逢甲在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表现应如何评价？这涉及以下四个具体问题：

第一，丘逢甲所倡导的“台湾民主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根据当时的确凿记载，丘逢甲作为“台湾民主国”的创建者，事无可疑。但是，在某些中外人士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宣告脱离祖国而建立独立国家。后之论者不辨真相，亦称成立“台湾民主国”是搞“独立运动”，“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分裂主义行动”，甚至讥讽为一场“闹剧”。这种观点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八十年代初，要想破除这种观点，还是很难的。记得当时笔者写了一篇考订丘逢甲抗日事迹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台湾民主国”事，发表时杂志主编便要求删掉此段。当时心中颇为不平，因又撰一篇专论“台湾民主国”的文章，题曰《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投给另一刊物，始得问世。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台湾民主国”的性质决不能望文生义地去理解。遍检“台湾民主国”的文献，还从未发现过有“独立”这种提法，而只见到“自立”或“自主”的字句。二者之间，是有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的。如当时有布告称：“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今日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这是在朝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台民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台的临时应变措施，将其视为建立独立国家或搞“独立运动”，是极端荒谬的。种种事实表明：“台湾民主国”在抗日保台运动中的作用是基本积极的，应该肯定其历史作用。

第二，丘逢甲是否曾为台湾义军统领。有人出于对丘逢甲的偏见，不相信丘逢甲曾为台湾义军统领。如称：“ （唐）景崧之奏委逢甲，乃办理团防工作，编组义勇事务，非以为义民主帅也。”其主要根据是保存下来的几件吴汤兴布告，内有“统领台湾义民各军吴”、“谬承前抚宪唐委统全台义民”等语。与此相印证的还有吴汤兴的官防印模，其文曰“统领台湾义民各军关防”。乍看起来，论者的怀疑确有实据，并非凭空臆测，实则非是。因为“台湾”一语有多种含义，固可指台湾省，也可指台湾府或台湾县，吴汤兴只是台湾府义军统领，而不是台湾省义军统领。所以，丘逢甲曾为台湾省义军统领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据《台海思痛录》所载，唐景崧确曾奏派丘逢甲“广募民兵，以辅官兵不逮，称为义军统领”。现在从总理衙门档中已查到了唐景崧当年的奏折，内称商邀丘逢甲先在台湾府所属四县“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继之“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给以“总办全台义勇事宜”的名目。后来丘逢甲便刊刻了“统领各路义军关防”。《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丘逢甲几次血泪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其中，由唐景崧代电军务督办处的一次上书，一开头便说明是“据工部主事统领全台义勇丘逢甲率全台绅民呈称”，点明了丘逢甲当时的身份。丘逢甲在上书中坚决表示：“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并于书末写明他是“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如果他不是台湾省义军统领的身份的话，那么，他凭什么“与抚臣誓死守御”，又有什么资格“率全台绅民”上书呢？可见，丘逢甲在自己的诗作里多次提到“我亦曾驱十万师”，并写下了“拜将坛高卓义旗，五洲睽目属雄师”等诗句，皆写实也。

第三，日军侵台时丘逢甲是否不战而逃？曾有人认为，日军占领基隆后，迫狮球岭，丘逢甲紧随唐景崧之后，亦“未战而走”。此说流传至今，仍有信之者，实乃不深入考察之误。当然，此亦不足为怪，盖与当时丘逢甲之行踪记载有关，故讹传得以流行也。近年有幸从当年日军侵台秘档中发现了一批日谍的报告，有助于解决这个悬案。日谍报告之一称：“匪徒多为新竹及彰化地方人……匪徒之首领为丘逢甲，原来系一读书人。”日谍报告之二称：“改革台湾政府之首创者为旧江头人，系一文学家，其人已逃亡南部，并正募兵图与我抵抗。”日谍报告之三称：“据桃仔园居民谓：丘鸿［逢］甲……正勒兵守在新竹县。”将这些日谍报告的内容综合起来，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日军占领台北后，布防于台北以西海岸南嵌至后垅一线的丘逢甲义军，不是仓皇逃跑，而是转移到台北西南的新竹一带，以阻击日军南犯之路。因为按最初的部署，台北之战略要地，东有基隆，西有沪尾，皆有清军驻守，惟沿海之南嵌至后垅一线空虚，无兵把守，故由丘逢甲义军填充。丘逢甲致书唐景崧亦称：“基、沪有重兵，（日军）当不敢来，若窥台北，非南嵌即后垅耳。”台北既陷，南嵌到后垅之义军已失地利，处于被动之境，且不可能与日军交锋，移军新竹一带自是必要的选择。据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所记：“台北破，唐（景崧）已先去，日兵乃由铁道南下，直至新竹县。义军力御，经二十馀昼夜。”这是真实可信的。据时人记载，当时各路义军皆集于新竹城外，推丘逢甲旧部吴汤兴统领诸将。丘逢甲不仅令丘国霖带义军主力诚字三营来合，复派吴镇觥带靖字正中营前来参战。大湖口之战，丘逢甲义军猛搏而前，“日军死者数十人”。稍后，还参加了反攻新竹城的战斗，“卒乃转战支离无成而去”。身历是役的吴德功曰：“是役也，诸君虽不能捍卫桑梓，子弟化为沙虫，识者嘉其志，未尝不悲其遇，何敢以成败论人哉？”这是客观的历史评论。

第四，丘逢甲是否有卷饷而去的事？最早明确记述此事者为连横，在其所著《台湾通史》中谓丘逢甲“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对此，或信有其事，或撰文驳辩，然皆举不出确证。故有论者主张不如任其“说者自说，疑者自疑”，而着眼于“探求丘逢甲在反割台运动中的实际表现”似更有意义。这自是不得已的办法，但问题并未解决。主要的问题在于：丘逢甲是否有可能领到十万两饷银？据文献记载，丘逢甲招集义勇之初，只是“编伍在乡，不支公帑”，因不列入正式编制，并无粮饷可领。直到一八九五年三月下旬，丘逢甲由唐景崧奏准改刊“统领各路义军关防”，才是批准义军有正式编制之始。从此以后，丘逢甲义军始有粮饷可领。从此时开始，到唐景崧于六月四日离开台北内渡，也只有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今按当时的饷章，满打满算，丘逢甲义军支领了两个半月饷银，不过两万两之谱。何况当时饷银根本不能如期按数发放。据丘逢甲给唐景崧、俞明震等人的信件，可知义军的实际情况是，粮饷不继，拮据万分，连借饷几千两都很困难，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他怎么可能有十万饷银可卷呢？再据范文澜考证，唐景崧就任时，藩库还存银四十馀万两，到他内渡时仅存二十四万两了。那么，所少的十馀万两到哪里去了？根据近年查到的日方档案，当时日军间谍已经查清，这十馀万两是被唐景崧内渡前经一家外国公司汇走了，与丘逢甲绝不相干。此事后来成为悬案，不料竟以讹传讹，将唐景崧所为之事，张冠李戴到丘逢甲的头上了。

以上所论诸事，或关系丘逢甲在抗日保台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或可观丘逢甲一生中的大节，都是关乎对丘逢甲评价的重要问题，故将其略作扼要介绍。根据丘逢甲在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贡献，以及其后他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可知丘逢甲不愧为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维护祖国统一和期盼国家富强的爱国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崇敬的。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百年以来为什么会对丘逢甲产生那么多的误解？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史料不足征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以前出版的丘集而论，只有别集，未见合集，不仅诗集漏收“遗珠碎玉”不少，文集讹误之处甚多，而且对有关丘逢甲的档案一概未收，致使研究者难有可靠之凭借，以对丘逢甲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今得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的大力支持，黄志平、丘晨波两先生悉心辑校《丘逢甲集》，其志十分可嘉，李尚行、王甦、梁鉴江三位审校的工作也做得十分仔细认真。笔者为丘逢甲研究者之一，坚信此集之问世必可推动丘逢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故草此短文，以为序。

序于山东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