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俄国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观

引言

1995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199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1945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提前终结和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设想与实践，于光远、金观涛、武力、李钟福等难以数计的研究者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著作，从方方面面探讨了其原因和影响。[2]新近出版的张木生的著作及刘源的推荐序，不仅高度评价，甚至还主张当今应全面回归新民主主义。[3]

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实践因为什么被中途放弃，后人可以根据所见各种不同历史因素来作各种不同的历史解读，但无论我们对这一历史的发生作出怎样的判断，有一点总是必须要注意到的，那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及毛泽东当年的观点主张是哪里来的和缘何而生的？十分明显，我们只有了解了它的由来及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目的所在，我们才有讨论其何以会被轻易放弃，以及它能否重生或回归等问题的共同基础。正因为如此，笔者相信有必要把这篇十几年前发表的论文在本书中再发表一遍，因为此文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观点及其政策策略的来源，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梳理。

基于上面的原因，本文无意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提出并力倡新民主主义，建国后又迅速中止和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实践的情况和原因。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要强调说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背后有着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重要影响。要想知道毛泽东为何在新中国成立不过三年就轻易中止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恐怕首先应该要知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观和俄国模式有什么联系。本文就是针对这一点而作的历史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1882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4]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20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1905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5]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6]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1905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7]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8]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9]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1905年，而非俄国的1917年。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的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1925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日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1917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1905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10]。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11]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1926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〇”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1917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1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1926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13]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1927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14]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1905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1905年，而只是俄国1917年7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斯大林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像俄国1905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15]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当时就为此欢呼鼓吹，明确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16]

为了一步成就中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思。它之所以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做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双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17]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8]，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作了具体的解释。

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9]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即使俄国1905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20]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当中。议决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21]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22]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23]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十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24]

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1905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1931年11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共产党人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特殊背景

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对领导权的焦虑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1935年12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此前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25]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6]

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27]根据9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10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只有3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180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28]

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29]

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旧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30]，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1939年5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31]鉴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痛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32]。

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1937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1939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1940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1937年8月改编时的三四万人发展到将近50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它对国民党限制其发展的反映和看法自然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33]

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4]

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此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5]

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注重统战政策的过程。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的，是朝着下一步共产革命的大目标前进的。

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6]

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入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37]

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1927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

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愿意与国民党中央缓和关系的表示，包括请国民党代表转话给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什么：共产党愿意“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共产党并不主张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等等。[38]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窘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又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9]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问题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

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仍肯定对自己不利。

第二是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即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因此，在1944年8月见到美国人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这时的确相信列宁的过渡观点，认为美苏合作的情况下，战后中国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而“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40]。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他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覆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1947—1948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1945年3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41]

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五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

五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

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仍然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4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毛泽东都极愿意出面进行解释。[43]在这种情况下，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表现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这时中共基于实力原则而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明显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

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1905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4]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泛地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两点都是列宁书中再三提到的，至于对更为落后同时又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什么也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他并没有说到。[45]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深入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理由，严格说来同列宁的那本《两个策略》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

通观列宁的《两个策略》，其中关于俄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的解释，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说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俄国的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比如说通过群众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结果也“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民主主义、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道路，“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二是说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为俄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工人的解放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残余，对无产阶级绝对有利。

列宁的上述解释中明显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即所谓“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说法，与在中共党内早已深入人心的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列宁关于即使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只能实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自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就反复强调的，民主革命要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的中外企业收归国有，从而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观点。

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关于俄国需要资本主义更甚于需要社会主义，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但是，他却没有特别重视这种阶段发展观的内在逻辑性的申说。因此，列宁的这一说法，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农民和运用政治谋略就轻易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很难形成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等人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明显不如列宁关于共产党完全可以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再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46]的说法，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而身为追求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却从未跨出过国门，见识过仍旧发达着的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除了20年代初很短时间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2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最落后的农民阶层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未来理想社会究应建立在怎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

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著作本来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有一些沿边儿的言论观点，因为俄国革命同样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成功的，列宁的话往往也是两面说，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意义，又强调政策策略的能动作用。再加上中国革命一直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理论学习研究实用性极强，碰到什么问题才去学什么。过去中国革命的程度距离这一类过渡问题还远得很，党内对这方面的马、列言论资料注意收集自然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作为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7]而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都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过渡的必要性讲明白，而且还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1927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1927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8]

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满足下层工农劳动群众的强烈革命愿望，同时又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成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按照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很清楚斗争必须把握住分寸。因此，他不仅一度公开批评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称其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也接二连三地发布指示，纠正基层组织各种打击侵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再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49]但是，当1946年4月毛泽东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开始认真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他在这部系统论述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中几乎所有写有“革命”、“消灭”、“暴力革命”的词组和段落旁边，用粗笔一遍一遍地划杠圈圈的情况，不难看出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对列宁所强调的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充满了怎样一种战斗的焦虑和渴望。其实，无论从《两个策略》一书，还是从长期统战斗争的经验中，毛泽东早就对资产阶级充满了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中间派资产阶级虽多有顾忌，还是非联合不可。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新政权建立在即，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角度，毛泽东都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50]。

虽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决战尚未全面展开，对未来中间派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计划与部署，在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了。

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关于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与会者更多提出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确信不移，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接收了大批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10%以上的国营经济，他们完全有可能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现在就必须设法限制那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比如，有些领导人就明显表示怀疑笼统讲“保护工商业”是否正确。他们提出，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还有些发展生产的作用，纯粹投机倒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同样，私人性质的银号、钱庄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把商业和金融全部由国家接管过来？另外，不少与会者也提出，不要把国家的钱贷给资本主义企业，去帮助它们，而应设法使它们竞争不过公营事业，最终把它们的资产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来。总而言之，不少领导人相信：“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来，而后再去打倒他。”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能立即消灭，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51]

通过大批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使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营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泽东坦率地承认，他开始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设想时还不清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因而缺少了没收官僚资本一条。直到1947年年底才意识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可以很容易地占据经济的统治地位。如果能够较快地推进农民的合作经济，按照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国家经济就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因此，毛泽东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说：现在就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特别是对在多大程度上要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刘少奇在九月会议的发言中即明确认为：既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包含着几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现在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没收现在还不要，但竞争现在就开始了。[52]

当然，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严格说起来还比较谨慎。因为习惯了从实力原则出发的中共领导人估计，共产党进城后虽然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取得经济上的相当地位，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实体中所占比例应该还很低。毛泽东估计，“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能够变成国营的部分自然更少。因此，他们讨论归讨论，决定政策时很清楚，在未来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能一下子搞掉资本主义经济。

同时，他们这时也还是很重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规定，知道“没有机器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考虑到中国工业化水平还太低，毛泽东提出，苏联在工业基础及国有化程度高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革命后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我们中国恐怕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

但是，既然明确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始终在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只是暂时的同盟者，要时刻提防其叛变的可能性；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53]

许多情况是没有想到的。在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以至于不能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样不十分确定的措辞。同样，毛泽东虽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在未来过渡时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领导权之后，他对动摇于国共之间的国际国内中间势力仍有较多担心，更没有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会给自己留下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不为共产党未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安，不能不高度注重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与这种情况自然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尤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举起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却规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质的规定性，使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过渡的性质。换言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着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革命后的社会及国家）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这也是他始终坚持这一政治构想的“过渡”性质，肯定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或“过渡的国家形式”的原因所在。

种种情况显示，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虑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公开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事实上，一旦中共中央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所谓民主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既然规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规定了这个新社会的基本性质无论新旧都不可能是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那种构想中的以统一战线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其实并无存在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一旦握有权力，势必会以资产阶级为敌，也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而已。

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在理论上未必是适当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一个新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候，生产力总是落后于生产关系，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只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冲突，实际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途径。

正是因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因此，新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社会，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都不完全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其主要任务理应首先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即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的问题。即使我们按照毛泽东《矛盾论》提供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也可以把决定这个时期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看成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得到改造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生产力，而非是生产关系。

很显然，正是因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这一问题，因此，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及其过渡时间长短的问题，才会变得极端复杂和难以把握。而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的中国共产党人，很难不把生产关系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同样的情况，依靠革命与战争改变了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很难不相信他们完全可以按照理想模式来解决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一切问题。而这一切，又同样有俄国模式提供着榜样的作用。

毛泽东这时深受俄国革命模式影响的情况，可以从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设计未来中国社会转变过程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会上，他和不少与会者都是在拿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发展的进度作参考。苏俄宣告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在1936年，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足足有19年时间。在这中间，苏俄还经历过两个转变时期。先是从1917年底到1929年，苏俄花了12年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打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物质基础。然后是从1929年开始进行生产关系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花了7年时间，到1936年基本完成这一改造，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对照苏俄革命成功后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很明确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时间表：15年。照毛泽东的说法，俄国十月革命后差不多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中国比苏俄更落后，需要的时间自然应该长一点。[54]也正是由于明确认定新中国建国后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全面进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有了新中国建国后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空间。

然而，任何稍微细心地读过《两个策略》一书的读者都能了解，列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旨意，就是主张尽早尽快地排斥资产阶级，以便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列宁是一面宣称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不可避免，一面却再三强调：“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55]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受到毛泽东格外推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更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了列宁的这一革命转变思想。它指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56]

毛泽东是唯物论者，他理论上“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运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谋略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往往使他更注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一面讲：“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一面却更加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5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的提出，到实际上放弃的整个过程，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这种矛盾看法。他一方面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肯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侧重于依据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这一阶段的存废和过渡时期的长短。

当然，从提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明确否定存在着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经历了一个过程。毕竟建国初期属于民主革命的诸多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权还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相当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要矛盾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所谓“外部斗争”和“外部矛盾”，包括建国伊始就爆发的抗美援朝等外部战争等，都还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国内方针和政策，从力量对比的角度也不适宜“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因此，毛泽东在最初经济恢复的两年里还不同意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他一度明确强调，还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来协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特别重视联合、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49年9月正式建国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而且肯定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和经济上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毛泽东以后也还在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此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从刘少奇1949年7月4日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仍可看出，这种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刘少奇的报告明确提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但考虑到“外部矛盾”和“外部斗争”，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仍然会长期存在，因此，“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可能需要10—15年的时间。等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几年之后不再是新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理论上，因为决定一个新社会性质的，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所以，当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根本改变时，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改变，就是不可避免的。[58]

随着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全中国任务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斗争相继获得胜利，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任务基本结束，按照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自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此同时，大陆领土实现统一，国民经济顺利恢复，不仅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根本解决，经济上的力量对比问题也出乎意料地基本解决了。

还在1951年8月，考虑到北方农村土改早已完成，农民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毛泽东就敏锐地注意到北方农村的变革可以提前一步。他果断地批评了仍旧按照新民主主义观点，反对过快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党内领导人，力主学苏联集体农庄，用合作社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59]

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同样注意到城市私营经济多半已经受制于公营经济和政府帮助的情况。随着准备按照苏联方式，制定五年经济计划，掀起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潮，毛泽东进一步作出决定，借助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使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

这一年的9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访苏回国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情况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特别说明了他作出这样一种决定的主要原因。他说：今天，工业中国营资本已经占到了67.3％，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40％，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的和主导的地位，再发展几年国营的比例会更大，资本家到时候就离不开共产党了。为此，他明白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60]

不难看出，在军事上、政治上解决了问题之后，经济上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虽然刚刚开始露头，也很快就被毛泽东注意到并反映到他的决策变化中来了。还在1952年6月，他其实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的观点了。他宣布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1]

紧接着，毛泽东即开始冥思苦想地寻找顺利实现所有制改造的有效方法。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进而找到了通过公私合营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逐步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途径之后，毛泽东马上就作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要花10—15年的时间，原因也还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关系。毛泽东讲得很清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发野心）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我们还要用公私合营的办法，花一些时间逐步完成这一改造。但是他认为：“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对私人企业国家投资一部分，这很便宜，而国家新建企业多费劲。把公私合营当作我们自己的，这很有味道。”[62]

由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在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他总是会依照理论上的革命进程坚决地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以解决新的矛盾。在意识到1949年建国的革命任务大功告成，他马上就把学习苏联、集中国力大规模发展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来了。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都显示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目标。而一旦这一新的斗争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他马上就注意到，从理论上，两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不足以也不应该算成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独特的过渡阶段。继续泛泛地谈论和肯定新民主主义，不免会造成人们概念上的混乱。真正的过渡阶段，只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因此，毛泽东自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日，就决定废止“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的提法了。他指出：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尽管在建国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列宁说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共产党人决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为了“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他们一定会争取尽快全面实现社会主义。[63]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收入本书时个别处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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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2] 参见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求索》1989年第1期；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13期，1992年10月；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3]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1965年，第563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24页。

[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9—32页。

[7]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13、231、2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9]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中夏：《论劳动运动》，《民国日报》副刊，1924年3月22日。

[10]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37页。

[11] F.M.（恽代英）：《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12]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14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52—154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13]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3—286页。

[14]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9—22页。

[15]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80—283页。

[16] 《湖南致中央函》（毛泽东稿），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4页。

[17] 罗明那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1928年2月29日。

[18]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页。

[19]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年6月14—15日，等。

[20]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莫斯科，1929年，第28—44页。

[21] 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98—301页。

[22] 克鲁：《目前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23期，1928年7月10日。

[23] 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1930年5月15日；《柏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4月7日。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9—102页。

[25]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609—617页；陶尚行（刘少奇）：《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2月8日。

[2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10页；《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95页。

[27]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央关于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57—158、178—179页。

[28] 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第28期，1937年12月21日；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等人的谈话》，1938年7月2日。

[29]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30]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5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32]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东北师大中国革命教研室1953年油印本。

[33]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马丁的谈话》，1940年2月。

[34]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

[3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63—765页。

[36]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1940年7月13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35—738页。

[37]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国问题》，等。

[38]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1942年12月1日。

[39] 《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46—547页。

[40]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12—614页；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60页。

[41] 谢伟思前引书，第327—329页。

[42]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

[4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60—1061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5—127页。

[4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3—56、100—101、126—127页。

[45] 前引书，第55—56、127、190页。

[46]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

[47]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48]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3—1255页。

[49]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新华社社论），1948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第638页；《中央关于讨论划分阶级草案的指示》，1948年2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73页。

[50]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74页。

[51]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48年9月，等。

[52]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53]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1、1432—1435页；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1948年9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87—688页。

[54]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8日、13日。

[55]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651、693—694页。

[56]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694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83页。

[57]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3—314页。

[58]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49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见《当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

[59]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60] 参见《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1953年6月、12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13页。

[61] 《毛泽东致罗迈》，1952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58页。

[62] 前引《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

[63]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